弱者

辛明政论集

[加拿大] 辛明 著

加拿大 蒙特利尔

2004年8月

我为什么写政论文

——《辛明政论集》代序

许多关心我的朋友好奇地问我，“你是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还如此热心于写作政论文呢？”我想，原因很多。例如，我爱读书、爱思考、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我要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逼我写。

一、怪异的家庭、荒唐的社会

我出身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物理学教授。也许是家学渊源，我从小就想当科学家。从懂事起，我的各科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但是，请千万不要以为我生活得很幸福。我有一个十分自私凶悍的后母。她把她的全部爱心都给了她自己的孩子（包括她和前夫所生的孩子），对我却非打即骂、厌恶以极。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我在读初中。正是长身体、要吃饭的当口，但是我却失去了在餐桌上吃饭的资格。为了在粮食定量不足的形势下保障她自己、她的丈夫（即我的父亲）和她的几个孩子吃饱喝足，她把我赶下了餐桌，每顿只给我一小碗饭、一小碟菜，叫我蹲在厨房的水缸盖子上吃。当年，我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在寒冷的初冬，我还光着脚丫子走在冷冰冰的道路上去上学。我的衣服千疮百孔，上面满是我自己粗制滥造的奇形怪状、杂色斑斓的补丁。新补丁盖在旧补丁上，使衣服的厚处比薄处厚好几倍……

邻居们看到这种情况，议论纷纷、愤愤不平。倒是父亲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好象把这一切都当作了正常现象，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当后母对我大发雌威的时候，他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说，有时侯甚至还助纣为虐，在一旁帮着后母教训我。这不是因为他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象迷信（也许应该读作害怕）中国共产党一样，真诚地迷信（请读作害怕）他的老婆。

虽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在我内心深处却仍然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使我自以为高人一等、对前途充满了希望：我为我出身于书香门第而自豪，我为我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而骄傲。1964年夏，高中毕业。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大学拒之于门外，在当年的9月18日（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日子：日本鬼子在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用大炮轰响了全面侵华的序曲）“自愿”去湖南最边远的县——江永县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在八年以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才陆续返回城市。

我很走运，由于父亲一直积极靠拢党组织，是省里有名的统战对象，所以有幸进入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由于父亲属于高薪阶层，我没有资格申请助学金，而家里寄给我的钱在缴完伙食费以后只剩下五毛，所以我还象读中学时一样不名一文。任何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比我宽裕得多。而且，我那纯属子虚乌有的优越感也被共产党彻底“改造”掉了。首先是用“自觉革命”逼我象所有其他同学一样“自宫”；接着在阶级教育中，我又充当了班级的反面教员，因为在全班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的父亲在解放前上过大学。你穷得象丧家之犬吗？那无关紧要，这改变不了你的剥削阶级本质！

二、迷梦的破灭、顽强的拼搏

在大学只读了两年书，“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这条一贫如洗的丧家之犬又被人骂为“资产阶级狗崽子”……在五年制大学里苦熬了六年（毛主席、党中央忙着搞“革命”，顾不上给熬到了年头的“大不学生”搞毕业分配），终于熬到了毕业。由于出身不好，学校根本没有征求我对毕业分配的个人意见，就把我象货物一样分发到一个蒙古族自治县当公社中学教师……

我与生俱有的科学家梦彻底破灭了。你不可能设想，在蒙古族自治县的公社中学还能搞什么科学研究。哪怕是纯数学研究，也需要图书和资料啊！但是，我不甘心，我还是想发挥我的创造力。不能搞科学研究了，我就搞文学创作。这也是创造性劳动，而且要求很低，只要一纸一笔足矣！于是，我开始偷偷摸摸地搞文学创作。之所以要偷偷摸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还在大张旗鼓地搞，出身不好的人在这种关头搞文学创作，那无异于自钻文字狱的陷阱。但是，在蒙古族自治县的公社中学，你就是想“偷偷摸摸”也“偷偷摸摸”不成。还没有通电，入夜以后，办公室里一团漆黑。家里呢？没有家！我、另一个家在外地的老师、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友，睡在同一张土炕上，大家合用一盏煤油灯，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所以说，搞文学创作也成了梦想。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以为自己会这样一事无成地了此一生。好不容易熬到毛泽东见了阎王。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恢复了研究生考试。虽然只在大学念了两年书，勉强把基础课学完，我居然考取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一家大学任教，最后居然又当上了兼职主编和专职教授。然后，又居然成功地移民到加拿大，在一家小科技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工作合同书上给我定的头衔是“研究与开发科学家（R & D scientist）”——天哪，我真的当上科学家了，哪怕是一个极不称职的蹩脚科学家！

三、牢记我祖国、难忘我人民

但是，我忘不了在中国度过的艰难岁月。我忘不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做一点事情。我要告诉中国人民他们为什么生活得那么贫困、那么压抑。我要对他们说，这全是虚伪、卑鄙、残暴的中国共产党造的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邪教、是麻醉他们的精神鸦片。而阶级斗争则是挑拨他们互相仇恨、争斗不息的万恶之源！

人类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从原则上讲都是公平和正义。不同阶级的人在总体上本来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谓的阶级仇恨是共产党大搞阶级教育、大搞忆苦思甜而人为地煽动起来和挑拨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本质则纯粹是无稽之谈。贫下中农中间固然有勤劳节俭、忠厚老实的人；但是也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地主富农中间固然有奸乍残忍、横行霸道的人；但是也有诚恳朴实、助人为乐的人。这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美女、也都有丑鬼是一个道理.

共产党为什么长期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作它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呢？首先，这是他们进行权力斗争的需要。把政敌称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以对付敌人的手段把他们斩尽杀绝，既理直气壮，又方便易行。其次，这是它统治全国人民的需要。它把不到百分之五的老百姓打成“阶级敌人”，使他们变成生活在地狱中的贱民，有利于它对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五的贫民进行绝对统治。它可以使那百分之九十五的贫民产生自己是统治者的幻觉，从而忘却自己正在遭受着最严厉的统治和最残酷的剥削。它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恐吓中国人民：第一，妄称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就会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从而用数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政治经济不平等，来掩盖目前人为造成的政治压迫和经济贫困。第二，使广大劳动人民既庆幸自己属于这百分之九十五，又惟恐自己坠入那百分之五，从而在诚惶诚恐的状态中达到心理平衡，进而缓解他们对极度的物质匮乏和致命的精神窒息所产生的切肤之痛。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根本认识告诉中国人民，以便让中国人民认清他们的共同敌人。于是，在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之后，我就趁着自己还有时间和精力，重新开始了三十年前就想搞的文学创作，以便把我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都告诉我的同胞。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我利用早晨、晚上、周末、假日的每一分钟可以利用的时间伏案笔耕，先后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弱者》的创作。该书已由成家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购买，网址是www.beauthor.com。作者署名是文思。这是我发表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的笔名。

四、长篇是枪炮、政论是匕首

但是，用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体会、感受、思想和观点毕竟不够直接、不够爽快。在含泪写作长篇小说《弱者》的过程中，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话积压在心头，除非一吐为快，我迟早会窒息而死。于是，我开始通过政论文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直接表达我的心声。长篇小说是我的机枪大炮，政论小品则是我的匕首投枪。这些短小精悍的政论和评论的某些核心思想甚至直接取自长篇小说《弱者》中的政论部分。

但是，请不要因此就推测这些政论文是我轻而易举地信手拈来的。我的每一篇政论和评论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在动笔之前，我往往要酝酿好几天。在酝酿成熟之后，哪怕是千字小文，我也要写上三、四个钟头。写完以后，我总要通读三、四遍。如果有所改动，哪怕只改一个字，我也会重新从头读起，惟恐由于这一改动而引起前后矛盾或语意失调。文章写完的当晚，我往往兴奋得夜不能寐。我从头至尾回味着每一字句。若发现什么地方可以改得更好，我不惜从床上爬起来，记在纸头上，以备第二天开机改正。稿子写好以后，我从不伧促地往外发，而是把它留在手头好几天。在这些日子里，我在脑子里反复回味着这篇稿子，连晚上睡觉也不例外。每天开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篇稿子重新调出来，再读一遍，再改一改。直到稿子发出之前，我还在做最后的改动。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发出去的每一篇稿子都是我刚刚完成的作品，哪怕它在几天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稿。

老伴见我写得太辛苦，又怕遭受共产党的打击迫害，唠唠叨叨地不许我写。但是，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这是一项公益事业。尽管它也许会给参与者带来麻烦困扰、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但是它对全国人民都有好处。我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有多少国内的人仅仅为了写几篇文章、甚至说几句话，就被逮捕入狱、科以重刑啊！所以，我继续写着，不停地写着，只要没有写到江郎才尽的地步，我就会继续写下去。由于我在这些小稿上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所以我不愿意任其散失。好在现在自费出书已经不是难事，在经济上也不是负担不起。所以我决定把它们结成集子，自费出版。按照常规，凡出集子，都应该有序。年近花甲始涉足政论，自感作品稚嫩浅薄，无胆无颜请名家赐墨，故写了以上这些话，用以代序。

《民主论坛》2004年2月6日

目录

我为什么写政论文——《辛明政论集》代序 2

第一篇：中国问题

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中国共产党是阉割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组织   10

为知识分子正名——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6

中国共产党的自恋可以休矣 19

极权政权是特大规模杀伤武器 22

行动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全民表态文化”来强奸民意 2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逼迫中国老百姓表态 27

正告中国共产党政府：不要逼人鋌而走险 ——从欧阳懿先生受审谈起 29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全球公审江泽民叫好 31

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的总理秀 33

权贵驱车肇事案的与时俱进 35

同胞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当中国共产党的炮灰！ 37

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微小进步 ——喜闻杜导斌案检方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 43

一罪不二罚——强烈抗议湖北省公安厅继续非法羁押杜导斌 45

“解放思想”与“放寛政策”——由中共的口号剖析中共专制统治的反动性 47

身陷四面楚歌，江泽民难得善终 50

“打江山、坐江山”新解 52

博学多才的普通人和愚蠢暴戾的政治家——浅评江泽民 54

借鉴法轮功，搞好民主运动 57

团结在为“六四”正名的旗帜下 59

愚蠢的中共党国政府、愚蠢的江泽民 61

对蒋彦永医生的拘禁再次体现了江泽民的愚蠢 63

由顾顺章谈到江泽民——江泽民的愚蠢和暴戾将导致中共党国的灭亡 65

漫谈政治异议人士外逃 68

个案分析：从张伯驹的一生看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掠夺 71

中共党国政府在唐山大地震后视灾民如草芥 78

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 80

中国共产党制造敌人，把法轮功逼向对立面 82

第二篇：随笔与诗歌

建立民主社会，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由两份邮件谈起 87

在我当主编的日子里 90

与江主席谈心 92

与江主席再谈心 95

漫谈华国锋 98

强人不在乎名份 101

勇登危船的有志青年赞 103

归来吧，清水君 105

写作，需要勇气 108

为《看中国》网站鼓与呼 110

母亲之歌（两章） 112

对联趣话 114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116

有关人生观和恋爱观的父女对谈录 118

学而不倦，不知老之将至——记中华民国前立法委员王德箴老人 122

江泽民别名考 124

长篇小说《弱者》选载 126

第三篇: 国际问题

杜鲁门修宪    142

施罗德先生差矣 144

附 郭军：施罗德与中山大学学生坦诚对话精彩妙答尖锐题 146

独裁者落难之后的典型表现 148

萨达姆束手就擒、卡扎菲改邪归正 149

张召忠——独裁者的忠诚辩护士 151

萨尔归德和全民公投 153

第四篇：台湾和西藏

“台湾正名大游行”有感 155

“阿扁接状”有感 157

台湾海峡两岸演义——浅析中共党国为什么绝不容忍台湾独立 158

阿扁光明磊落，台湾大有希望 162

又见“汉贼不两立” 164

加拿大政府是如何对待魁北克分离主义的 165

西藏怎比魁北克? 168

第五篇：评论与辩论

东海之滨的一只枭鹰——评东海一枭发表于《议报》的作品    172

附 东海一枭：向江泽民、曾庆红先生道歉 177

科技进步增强了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能力 ——与徐水良先生商榷 179

附 徐水良：六四反思和理论探讨——随着科技力量的扩展，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怎么办？ 183

辛灏年先生为何陷入四面楚歌？——粗评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 188

附 陆耘: 辛灏年先生“必然”四面楚歌… 192

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 195

附 余樟法：关于用真名说真话的倡议书 198

脚踏实地是美德、夸夸其谈是陋习 ——向东海一枭先生进一言 200

附 东海一枭：时间还没有开始——我的自省书 202

中国共产党党国国情研究的重要文献——喜读沙叶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 204

请爱护东海一枭先生，不要鼓励他自我伤害 ——兼驳李扬先生《论中国人自我毁灭的才能》 206

附 李扬: 论中国人自我毁灭的才能 208

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答王希哲先生 210

附 王希哲: 为什么中华民国是新中国——王希哲答辛明先生 212

向辛灏年先生致敬 214

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历史和现状 216

附 杜义龙：“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 ——评辛明先生《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 219

请勿劝止“第六次天安门事件”

——答杜义龙先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 220

请关注自由撰稿人李扬先生的命运 223

第一篇

中国问题

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

——中国共产党是阉割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组织

（一）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两百多个中央委员和一百多个候补委员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在这里举手“一致”通过的。但是中央委员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却没有多少发言权，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来个委员，特别是六、七个常委的事情，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那么，如果在政治局制定方针政策时出现了分歧又怎么办？共产党还有秘而不宣、但又简便易行的第五条规则：“中央服从主席”。这种累进式的尖塔形结构使得中国共产党蜕变成了一个由帮主独断专行、帮主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封建帮会组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任帮主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邓小平美其名为“核心”。）帮主为了建立一言九鼎的权势和威望，总是要动用他掌握的宣传机器（党的喉舌），通过他的忠实奴仆的吹捧，把自己变成党的同义词，然后再逐步凌驾于党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杂志把原来的“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谓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这就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毛泽东是位于党中央（按民主集中制，也即全党）之上的。1992年，退休的前党主席、身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邓小平，通过南行讲话使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急转弯，这在事实上表明了邓小平是位于党中央之上的。江帮主也想学习前两任帮主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聊的帮闲文人帮他想出了文理尚嫌不通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泽于民”，在全国广为传播。只是江帮主的人望太低，加上有以邓力群为首的老左派的钳制，所以无法得逞。

当帮主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后，他就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他就变成了宗教的教宗，高高地坐在神坛之上，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施展神威，发号施令。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进一步由封建帮会组织演变成了教宗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共产党把它的指导思想等同于宗教教义，只许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许人民质疑和批评。所以这一宣告在事实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大陆上的第二党国（蒋介石自称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党国，是为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

在此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怀疑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党，就有囹圄之灾。任何人，如果他想入党、在党（进而升官发财），他就必须对教义和教宗忠贞无二。他就必须阉割掉他的思想功能，无条件地听党（教宗）的话，做党（教宗）的驯服工具，把党性原则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哪怕党已经蜕化变质，与人民为敌；哪怕党的方针政策与理性、人性、正义、良知、人权、道德、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把思想阉割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必须阉割他的道德观念和独立精神。

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原则上的抽象要求。它的具体体现则是听上级的话，做上级的驯服工具，（民主集中制的规则之一：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封建帮会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吹吹拍拍、有求必应、有令必行。对此，一名刻苦钻研的党干甚至还写出了一本“学术专著”《下级学》，恬不知耻地专题讨论下级应该如何揣摩上级的意图，把吹牛拍马的功夫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这样的书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式出版，这说明共产党对该书的观点是赞赏的、鼓励的。与此相反，下级对上级怀疑、批评和违抗是绝对不容许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无异于违法乱纪、忤逆不道，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敢作敢为、坚持真理的人越来越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之徒却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令人憎恶的落后腐败的逆淘汰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它凌驾于人民、国家、法律之上，僭占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把国家当作它挥霍无度的私有财产和镇压异己的暴力机器。作为它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党员享有政治特权，通过权钱交易还可以捞取经济实惠。所以，许多追名逐利之徒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独立思想，抛弃人类的道德观念，心甘情愿地当心灵太监、思想太监、精神太监，想在这个封建帮会和宗教组织中占据一席地位，捞到一些好处。这与明“景泰（明景帝1450年）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役，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1]，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不能否认，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轻信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空洞口号，满怀革命激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之后，他们如果想在党内呆下去，就必须按照党的要求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思想功能和独立精神。如果他们坚持要做一个功能完整、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就或迟或早会被共产党的选劣去优的逆淘汰机制淘汰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共产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由衷信仰马列主义教条的人越来越少。在夜深人静之际，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如果扪心自问，据实以答，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承认，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他们之所以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宗教就失去了教义和经典，他们的政权就会随之轰然倒塌，他们享有的特权将会不翼而飞！

明朝的法律是严禁自宫的。弘治5年12月，礼部曾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1]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却大力提倡、热情鼓励、强烈要求、严格规定全国人民必须阉割掉自己的独立思想。它要求人民向组织靠拢、向党交心、站稳阶级立场、反戈一击、大义灭亲，也就是命令人民自残心灵、自闭思想、自绝精神、自投体制罗网，以大无畏的精神挥刀自宫，争取加入它的帮会和宗教。这些做法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

（二）

共产党掌权伊始，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他们认为共产党把他们由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由衷地拥护新社会，相信共产党，以为共产党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入共产主义，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当时的工农大众在思想上与共产党几乎没有隔阂。但是，知识分子却大为不同。他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欧美教育，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工农好。他们中的姣姣者留下来没有跟国民党走，甚至专程从欧美国家赶回来报效祖国，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憎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期盼新生的共和国能够一改旧中国的陈腐气息，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所以，他们对共产党不像工农那样感恩戴德，对共产党“一边倒”（向苏联）的方针政策也不像工农那样盲目拥护。

以马列主义为宗教的共产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遂于1951年底发动了一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胁迫知识分子抛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转变为马列主义信徒。在这场胁迫自宫的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中的“积极份子”（业已挥刀自宫者），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对必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一一受过欧美教育的大知识分子一一进行围攻，追查他们的历史，逼迫他们主动认罪。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乾净”。知识分子虽没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可是人人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谁也不敢说自己一身清白。为了避免与这个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发生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大多数知识份子只好低头认罪、向共产党表示竭诚效忠。许多享誉中外的大学者争先恐后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罗常培、金岳霖、钱端升、王家楫、周培源、梁思成、陆志韦、潘光旦、冯友兰等），有的人还主动给自己带上了剥削阶级帽子（例如茅以升）。少数不甘自宫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教职（例如刘文典）。有的知识分子不堪侮辱，甚至以自杀来表达最后的抗议（例如高崇熙）[2]。

就这样，共产党邪教以“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胁迫知识分子自宫的预定目标。从此，独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就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他们是民族的良知，应该为民族发出时代的呐喊。在被迫自宫以后，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向共产党政权争宠献媚，以免再受批判和“帮助”，诚惶诚恐的就是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和重用，丢失已有的名誉和地位。

笔者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党的教育（胁迫）下，自觉改造思想（自宫）的“先进”高级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起，他就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总算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重大打击，并且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谆谆告诫笔者，“一定要自觉改造思想，向组织交心，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组织。加入了组织，你就会感到自己无比强大。你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你就成了组织的一员！”笔者进大学以后，统管全家财务的继母给笔者每个月的生活费在缴完伙食费后只剩下五毛钱。笔者觉得无以为生，写信向父亲讨钱，说“我一人在外，举目无亲。你们起码应该寄给我全家人的人均生活费。”父亲的回信叫笔者哭笑不得。他说：“你怎么能说你是`一人在外，举目无亲’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党、有组织、有群众。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人在外，举目无亲’的。”笔者不怀疑父亲的真诚。在他的心目中，党、组织、群众就像如来佛，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解决任何人的任何困难。在党的教育下，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一个个人首先要关心,要忙碌的还是他(她)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可能管到你今天没有钱买墨水,明天没有钱买纸张！而且，象他那样泛泛地谈论党、组织和群众,这本身就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是讲阶级路线的.党、组织和群众首先关心的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后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他们眼里低人一等,他们难得有剩余的关心和怜悯恩赐给这些人！父亲的回信使我认识到，党的教育使中国人变成了傻子。他们自觉或者非自觉地阉割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了党的宣传的应声虫和传声筒。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我说，老马，你说错了。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3]

在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胁迫自宫之后，毛泽东洋洋得意。他认为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威胁他的政权了。他轻蔑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软弱性。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知识分子之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从此，“思想改造”就成了共产党胁迫知识分子自宫的常规武器。敦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的书籍、论文、文件、指示层出不穷。1964年，笔者跨进某重点大学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下马威：停课两周搞“自觉革命”。同学们坐在一起，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好像把自己说得越卑鄙、越下贱就越光荣、越革命。由于笔者出身不好、思想落后，作了多次自觉革命的发言，把鸡巴连根都割给他们了，但是还是不能过关。在无可奈何之际，笔者问团支部书记，你们倒底要我说什么？支部书记大人说：就说你的原始思想、你的思想一闪念。于是，笔者终于明白了，共产党不但要割笔者的鸡巴，而且还要掏笔者的心肝。想当初，笔者连睡觉的时候都胆战心惊，惟恐在梦话里喊出反革命口号，让党抓住思想一闪念！数学系的一个学生，由于无法忍受胁迫自宫的屈辱和痛苦，在一个月黑之夜跳楼自杀了。校党委怕把事情闹大，用“自觉革命”逼人自宫的思想教育才稍稍收敛，笔者终于熬过了那一关。

（三）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士可杀不可侮”，这是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为自己设置的道德风范。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有些人坚持独立思考的优良传统，对党的胁迫自宫坚决不肯就范。于是，共产党邪教又使出了最残忍的招数：宫刑。宫刑的第一批受害者是“胡风份子”。

作为鲁迅的得力干将，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胡风也像鲁迅一样嫉恶如仇、宁折不弯。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文艺“理论权威”批判他“反现实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他不但不服，反而写了一份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逐一反驳对他的批判。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2]。于是，作为第一个公然反叛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权威的独立知识分子，他在1955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遭受宫刑：他的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被剥夺。他再也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思想了。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投入监狱，从此在文艺界和思想界销声匿迹。贾植芳、路翎、绿原、牛汉、阿陇等两千多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人士受到牵连，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投入监狱或劳改营，在全国人民的视野里消失。

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施以宫刑，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之声充斥于耳，使毛泽东踌躇满志。1956年2月，“苏联老大哥”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出现了思想言论“解冻”的大气候。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中国人民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让中国老百姓对党的领导提提意见无关紧要。于是，他佯充开明君主，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5月份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2]。这一告示使许多知识分子误以为共产党改弦易辙了，不会再以马列主义胁迫他们自宫了。他们大为振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在党的各级领导和干部的一再动员下，他们开始全心全意、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于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等意见和建议就纷纷出笼了。

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有这么多意见，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权，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教宗神座。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他在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帮助党整风”不再提了，说的是“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毛泽东将他的策略概括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其“诱”的对象是占知识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6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甚么？》，说“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2] 于是，在毛主席和邓总书记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右派份子的指标数逐级下达各地区，各单位，在全国一举抓获了上百万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五万）。有人指责共产党耍阴谋，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不是阴谋，是阳谋。

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轻则降职降薪，重则关进监狱、发配劳改。虽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毛泽东仍然意犹未尽，他决心扫清所有可能怀有异心的人。于是又展开了“反右补课”。1958年3月，他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于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所辖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了避免“反右不力”，自己遭到清算，便纷纷滥抓无辜凑数，把1957年不敢说话，却流露了不满情绪，因而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网份子补进了右派名单中。“反右补课”再次把十余万名知识分子塞进了右派份子行列。[2]

与此同时，尽管毛泽东以厚颜无耻的“阳谋”论驳斥了右派份子骂他耍阴谋，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担心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会与共产党离心离德。于是他又发起了“向党交心”的思想运动，诱使和胁迫尚未遭受宫刑、或者阉得不彻底的人继续自宫。1958年3月16日，万名在反右斗争中侥幸过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著长安街向西走去。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身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人队伍向东走去，队伍高举着一个红布制作的巨大的红心，上面赫然写著五个醒目大字：“把心交给党”。[2]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邪教就这样完成了对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的胁迫自宫和宫刑。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年代。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患上了严重的政治阳萎症。只剩下教宗毛泽东一人始终处于昂奋勃起状态。他那疯狂的政治情欲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引向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

由于知识分子已经通过“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而去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由于他屡犯错误而对他不再唯命是从的人。现在，轮到当年帮助毛教宗胁迫知识分子自宫和对知识分子施加宫刑的刘少奇、邓小平之流来接受宫刑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毛教宗实现了对这些人的宫刑，他本人也完成了他“1949年以前打敌人、1949年到1966年打朋友、1966年以后打自己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全部历程，到地狱去见他的老祖宗马教宗去了。

但是，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并没有因毛泽东下地狱而有所改变。邓教宗镇压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口咬定“反右”是正确的，只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进行“六四”大屠杀。江教宗封杀《世界经济导报》、镇压民间组党、逮捕民运人士、血腥镇压法轮功、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搞的仍然是反对自由思考、强调思想统一、只讲党性原则、不讲普世价值的那一套。他们还在继续对中国人民搞“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看来，不推翻中国共产党邪教的一党专制，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做完整的、有思想的、独立自主的人的。

[参考文献]

1。 东海一枭：《官场称雄，挥刀自宫》，《议报》第60期，2002年9月

2。 丁抒：《阳谋》，《九十年代》出版社， 1993年

3。 文思：《弱者》，成家出版社， 2003年

《议报》第90期

为知识分子正名

——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高等教育中断，科学研究停顿，许多昔日的著名教授和学术权威,在经历十年的批判斗争和下放喂牛之后,连外国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都再看不懂。以这样的整体学术水平，去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在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后仅一个月，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于8月份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于是，党的喉舌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的貌似有理却又很值得商榷的论断作为他搞四个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在这批论断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不愿意接受党的喉舌的欺骗宣传，所以笔者在国内不太关心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对于大块理论文章更加不屑一顾。党的喉舌从哪一天开始奢谈“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笔者已经记不住了。但是笔者记得，是在课堂上从一名学生口中，笔者第一次听到了这一惊人论断。学生的本意是恭喜笔者成了领导阶级成员，但是笔者却并没有感到荣耀。笔者的第一反应是两个字：荒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是体力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合。它们之间可以有交集（即工人知识分子）。但是，一个不可能成为另一个的子集。也就是说：把脑力劳动者说成体力劳动者的一部分；把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说成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一部分,这是违反逻辑规律和数学规律的。

党的喉舌对它的大胆断言似乎也不是十分理直气壮，所以在此断言前面加上了定语限定词：“中国”。仿佛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那么，在此问题上，中国的特殊国情究竟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在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共产党尽管自称其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一样，一直处在受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当然，其受压迫、被欺凌的程度与其他劳动人民有所不同——有的时候较弱，有的时候更强。

西方有一位哲人说过：Educated people ar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govern。（受过教育的人，易于领导，难于统治。）知识分子读书知理、思想活跃、富有钻研精神、讲究科学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事情，他们都喜欢刨根问底，不愿意轻信盲从。因此，对他们易于以科学民主的方式来领导,却难于以专制独裁的手段来统治。而这正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充分利用在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把在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当成眼中钉、肉中刺。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以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争相效尤。到了元朝，则更为变本加厉。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仇视汉人知识分子，把汉人知识分子视为对他们的统治最大的威胁。他们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三等是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儒生)的地位处于娼妓之下，仅仅高于乞丐.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轻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的状况进一步超过元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只有中等师范学校的文凭.1918年秋，他操着一口湘潭土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许多文章说他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太抬举他了，他没有那个资格）,受过傅斯年、周作人、罗家伦等名教授的冷眼.他的顶头上司、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也严厉批评他抄写图书卡片的字体太潦草,命令他重抄。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毛泽东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知识分子开始了他的怨恨和嫉妒。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权极一时,为所欲为,玩弄中国人民于股掌之间.只有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头脑，不象工农兵那样俯首贴耳地任他玩弄。于是，他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的怂恿和认可下，元蒙统治者的老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再次重弹。元蒙统治者把知识分子列为由上至下的第九等。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也把知识分子列为由下至上的第九等，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种人之外的第九种人,被称为臭老九.为什么臭?因为他们觉得”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法捉摸，难以理解，因而无法深信不疑。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做到坚定不移、坚信不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反动。越是有知识的人就越有头脑。越有头脑,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越有疑虑,所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在三十几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镇压运动、批判运动、改造运动和迫害运动中受尽歧视、批判、斗争和迫害，其苦楚实在是罄竹难书。现在，邓小平要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上不去是不行的。搞科学技术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而掌握知识的正好是知识分子。于是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成了当务之急。如何调动？再让他们挨打受压是肯定不行了，必须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到多高？当然是越高越好！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昔日的“臭老九”，摇身一变就成了领导阶级成员。共产党煞费苦心地人为拔高知识分子地位，充分体现了这个虚伪的政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实用主义作风。

把中国知识分子变成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固然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空前的高度，但同时却又掩盖和降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著名作家哈维尔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写的历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当是民族的良知。中国知识分子则应该为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发出时代的呐喊。把中国知识分子涵盖在中国工人阶级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他们忘却他们的历史使命，满足于“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屈从于胜利者们所写的历史。”

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统称）的一部分。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应该与其他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团结一致，与他们的共同剥削者、压迫者——独裁专制的共产党政权以及它的贪官污吏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知识分子应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应当为斗争发动群众、指明方向、制订策略、争取胜利。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挑拨离间,工农兵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在共产党的虚伪宣传下，工农兵大众误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比知识分子高一等。他们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应该在他们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进行自我改造的对象。他们不仅无视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反而协助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镇压.对敢想敢说敢干，富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精英，在英国，英国女王会代表国家授于他们爵士或骑士等贵族称号。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却以人民的名义给他们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帽子,以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送进劳改营。

中国的工农兵群众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融洽，知识分子也有责任。某些知识分子认为工农兵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看不起工农兵，不屑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更谈不上学习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朴实品德。某些知识分子甚至以自己的知识优势打压人民群众，向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争宠献媚，与中国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而加深了工农兵群众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和误解。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由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党的喉舌,只替共产党一党的私利——实际上是少数党魁的私利——进行宣传和鼓动,所以中国人民就难免被虚伪、卑鄙、残暴的中国共产党肆意愚弄、分化和瓦解。他们像一盘散沙，不但不能形成力量与他们的奴役者进行斗争,反而各怀私心、尔虞我乍、互相欺凌、自相残杀;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个人独裁者和个人野心家所玩弄、所利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悲剧。

作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争取祖国民主自由的征途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任重而道远。作为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啊！

《议报》第93期

中国共产党的自恋可以休矣

从执掌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党的喉舌”）动员和要求中国人民对它感恩载德。在自称“人民勤务员”的同时，它又自诩为人民的救星和母亲。在全国上下，“党的喉舌”无时不刻、无孔不入地对党进行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中国共产党以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自我表彰方式开始了它的自恋的最初阶段。

当时，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感谢共产党把他们由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们拥护共产党，以为共产党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社会，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党的自吹自擂，不仅没有反感，反而由衷地认同。这是共产党和它的基本群众（工人和农民）的蜜月期。

1956年2月，“苏联老大哥”展开了对专制暴君斯大林的批判。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出现了思想言论“解冻”的大气候。毛泽东佯充开明君主，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动员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一边倒”（向苏联）、疯狂镇压反革命、强迫进行思想改造、一党垄断权力等做法本来就不太满意。在党的鼓励下，他们真诚地向党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对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公然提出了置疑。

面对这种置疑，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讲：“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必须肯定”导致了随后的反右运动，上百万优秀知识分子由党的朋友或同路人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这种“必须肯定”把党的自恋带入了第二阶段：由大张旗鼓地自我吹嘘变成了直言不讳的自我肯定。从那以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喊遍了全国城乡，响彻在许多正式和非正式场合。

这种恬不知耻的自我肯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虚弱的表现。就象胆小鬼走夜路的时候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毛泽东提出这个响亮的口号是为了给他自己和他的党打气。他在内心深处已经认识到他领导的党已经做了一些错事，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大跃进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以后，他甚至打算在庐山会议上检讨党和他本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是彭德怀的意见书使他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他不可以退让。退让就可能丧失他个人的权力，甚至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他改变了反左的初衷，把庐山会议开成了一个反右的会议，并且在会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以提高他的个人威望和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掩耳盗铃、蛮不讲理、死不认错的作风从此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打倒了他的政敌刘少奇，夺回了他旁落的大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把中国拖入了长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萧条。解放二十年来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和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搞得民生涂炭、民心思变。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壮胆，为了给全体党员打气，把自我肯定进一步升级，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横额第一次挂在大会会场──人民大会堂。这一假大空的口号也第一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培养出两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林彪军人集团和江青文人集团。但是，只要毛泽东一息尚存，“党的喉舌”就还是奉旨一口咬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哪怕毛泽东已经见了阎王，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领导下的“党的喉舌”还是信口胡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揪出了两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还是只能反右，不许反左。对于左到极点的江青文人集团，也不许批判他们左，而是批判他们“形左实右”。党的御用文人编出这种本末倒置、因果颠倒、自欺欺人的谎言，以为这样可以掩盖事实，保持住它一贯正确的形象。

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灾难的毛泽东在1976年去见阎王以后，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继续一口咬定党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就再也行不通了。不管“党的喉舌”多么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都不能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党领导的。面对这一困境，邓小平一面继续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错误有自我纠正能力”，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中国共产党对于错误有自我纠正能力”当成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种证明，从而把党的自恋带入了第三阶段。

现在共产党不得不承认它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了。但是那都是前任领导人犯的。然后都在现任领导人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改正了”。因此，现任领导和现行政策还是绝对正确的、是不容批评的！所以，邓小平可以毫不留情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从根基上伤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气的反右斗争却昧着良心坚持“是正确的，只有扩大化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反右斗争是由他本人──当时的邓总书记──具体领导和执行的。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错误有自我纠正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编造出来的一个弥天大谎。它是中国共产党顽固拒绝批评、坚持一党专制的借口。由于屡犯错误、丧尽民心，中国共产党早已无比脆弱、不堪一击了。为了保持对权力的垄断，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一神话。它必须把错误都推到前任领导人身上，把它的现任领导人打扮成绝对正确、神圣不可侵犯的英明领袖。它只好强调“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都是由自己改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错误有自我纠正能力”。它只好压制一切批评、迫害所有批评者。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荒诞逻辑和残暴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毛泽东是典型、邓小平是成功的效尤者、江泽民是不成功的效尤者。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吧。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程序化的权力转移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总是要把权力传给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只在三种情况下生效。

第一， 前最高领导人自然死亡。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但是这一显然的错误在毛泽东在世期间却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年接一年地搞下去。对于他在世最后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甚至发出梦呓，说“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毛泽东还有一口气，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终止。如果毛泽东象邓小平那样高寿，亡党亡国也许已经成了事实。“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体现出来。

第二， 宫廷政变。华国锋、汪东兴伙同叶剑英、李先念突然袭击，逮捕江青文人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纠正了他们的极左路线。这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如果江青文人集团有兵权，“哪怕是有一个团的兵力”（王洪文语），“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能否生效就很值得怀疑了。中国也许还要沿着极左的道路继续往下跑。

第三，党内高层斗争。例如邓小平把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挤下台。“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在这一场合生效，必须是一方远远弱于另一方。如果华国锋的能力强一点、资历深一点、人望高一点、手段狠一点，邓小平能不能把他挤下台也许还是问题。中国也许还在“两个凡是”的泥坑里挣扎。

必须指出，宫廷政变和党内斗争是一把两面刀。它可以纠正错误，也可以造成错误。例如，党内高层斗争不只是把华国锋赶下了台。也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了台。还曾把刘少奇、邓小平赶下台。而且，在这样“纠正错误”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混乱，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说，“党对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从根本上说是不可信赖的。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权力斗争来适应环境、跟上形势、维持统治、苟延残喘的结果。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江河日下，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恋情结从来没有减弱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被堂而皇之地列为第三条。如果某个狂人高呼“必须坚持我的领导”，大家一定会嘲笑、轻蔑、厌恶这个自高自大的疯子。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毫不含糊地把它当作基本原则提了出来，并且要求全国人民遵照执行、不许反对。赵紫阳说得更加露骨，“其它几项都可以少提，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他在隐晦地告诉我们，连他本人都不再相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党对权力的垄断，从而保住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江泽民则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一语道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党国的本质。他说：“现在的情况下，爱国就是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真是难以想象，博学多才的江主席的智力居然如此低下，连国家、政党和主义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都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的自恋本色虽然没有变，但是多少还是有了一点廉耻之心，不敢在党章上白纸黑字地进行漫无边际的自吹自擂了。自“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句假大空的口号已经在党章中消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巨幅横额仍然高悬着。“十六大”也不例外。

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中国共产党结束自恋、面对现实的时候到了。笔者奉劝中共领导不要再自吹自己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要再瞎说共产党对错误有自我纠正能力，而要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来自外部（党外、国外）的批评，开放党禁、允许民间自由组党，建立有效的党外监督机制，停止对异议人士的疯狂镇压，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不至于一败涂地。

《议报》第96期

极权政权是特大规模杀伤武器

美国领导联军所进行的倒萨战争顺利结束了。经过全力搜索，美国政府坦承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搜寻和销毁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进行这次战争的原由。原由没有得到验证，伊拉克人民应该有充足的理由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了。但是，大多数伊拉克人却不这么想。相反，他们在欢呼伊拉克的新生。在2003年4月9日联军攻占巴格达、民众推倒萨达姆铜像的日子里，他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全伊拉克的生日”。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又说：“大规模杀伤武器是不是找得到那是你们美国人的事。对于我们伊拉克人来说，萨达姆政权就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萨达姆上台才一个月就血腥镇压了一个政变企图。执政三十五年来，他穷兵赎武——与库尔德人战火连年，与伊朗打了十年，接着又武装入侵和吞并科威特，从而引发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然后又招致联合国的制裁。他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从而也引起了异议人士的不断反对。他的统治就是在屠杀异议人士的反抗的过程中维持的。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伊军的惨败（42个师被歼灭掉40.5个师）结束后，在伊拉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抗萨达姆政权的起义烽火。萨达姆指挥他的残兵败将毫不留情地把这些起义全部、彻底、干净地镇压了。三十五年来，萨达姆政权杀害了两百多万伊拉克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成员被萨达姆政权杀害”，连萨达姆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1995年8月，萨达姆的两个女婿抛弃他们在伊军中的显赫职位，叛逃到约旦。在1996年2月被引诱回伊拉克后，萨达姆毫无人性地杀死了他们。

在伊拉克人民的帮助下，联军发掘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它们掩埋着十二年前的起义者的尸骨。伊拉克人在万人坑中寻找和辨认着十二年前失踪的亲人的遗骸，哭泣着、哀叹着。还有什么情景能比这更加令人心碎呢？难道他们、还有我们，不可以说，由美国领导的联军为他们、也为全世界销毁了一个特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吗！

把历史回翻四分之一个世纪，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都干了些什么吧。他们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金边、建立政权以后，对旧官吏、旧军人和剥削阶级份子格杀勿论。他们把所有城镇居民都赶到农村和丛林去开垦荒地。至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金边、次日建立傀儡政权止，红色高棉执政总共不到四年，可是它们处死、累死和折磨死了一百多万柬埔寨人。西哈努克亲王有六个儿子、十四个孙子死于非命。

尸体飘浮在洞萨里湖上，鲜血把湖水染得发红。数以万计的华侨也在大屠杀中丧生。为什么？因为通过好多代人的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华侨比柬埔寨当地人富裕。况且，他们又是外来人，当然是革命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屠杀之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征求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他们不敢得罪他们的主子。）杀人魔王波尔布特说，我们要搞社会改革，可能会触及一些华侨，不知道中国政府有什么看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满不在乎地答复，这是你们的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开了绿灯，波尔布特才肆无忌惮地展开对华侨的大屠杀。不仅屠杀了大批华侨，连许多沾有华人血统的人都未能幸免……除了极权政权，还能有什么大规模杀人武器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杀死其国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呢？

读者也许觉得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听任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红色高棉政权屠杀华侨同胞呢？他们与国内的中国人一样，也是炎黄子孙、也是龙的传人啊！但是，如果考虑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你就不难理解了。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一项。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国内肆意虐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就是以此来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的（哪怕它自己正在放肆地指责“帝修反”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内部事务）。现在，它卵翼和扶植起来的外国“革命政权”（哪怕是一个残暴疯狂的政权）在其国内杀人（哪怕杀的是华侨），它就不好干涉了。它已经早就把自己的口封住了！不但没有干涉，在越军攻占金边、红色高棉四处逃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1979年2月，它还发动了对越南的边界战争，进攻越南的四个北方省，以分散越南的兵力，援救垂死的红色高棉政权！值得中国人民庆幸的是，中柬没有共同边界。不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说不定会开进柬埔寨搞抗越援柬，就象早几年开进越南搞抗美援越一样。那时，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冤魂将不明不白地死在异国他乡。

其实，如果不是要用华侨的钱，中国共产党才懒得管华侨哩！华侨算什么，都不是中国人了。哪怕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共产党党国的子民），中国共产党杀起来都是从不手软的。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一百万到两百万地主被处死。在1950年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口说过，杀了七十多万反革命份子。1959年到1961年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据1980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29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的统计，饿死了五千万到六千万普通老百姓。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批斗和武斗打死了数百万人……

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本刊编委盛雪女士在论及国家恐怖主义的残忍时指出，据某些学者统计，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五十几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一亿。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无论什么样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也不可能比中国共产党的极权政权屠杀更多的人民！

既然极权政权是特大规模杀伤武器，它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就应该把它们全部推翻。但是，中国、北朝鲜、古巴等极权政权却依然存在着。这是为什么？极权政权自有其统治人民之道。镇压和欺骗就是它的两大法宝。它用谎言欺骗人民，让人民看不清它的实质，甘心接受它的统治。它用镇压恐吓人民，使人民不敢与它抗争，默默地忍受它的统治。对于那些看透了它的谎言，不愿做奴隶而奋起反抗的有勇有识之士，极权政权总是残酷地、野蛮地把他们的反抗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尽管极权政权为大多数人憎恶和反对，要推翻它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一批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进行艰苦卓绝地斗争往往不能奏效。如果有外部力量的帮助，则有可能较快地取得胜利。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极权政权是越共推翻的。南斯拉夫的米诺舍维奇极权政权是北约联军推翻的。伊拉克的萨达姆极权政权是由美国领导多国联军推翻的。它们只是一些小国。为了推翻大国的极权政权，人类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例如，是通过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才击败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极权政权。

与德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极权政权是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庞然大物。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了德国和日本的极权政权，那么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则不可以、也不应当期望和等待发达国家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帮助我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发达国家越来越珍惜生命。（在这次倒萨战争中，美国军方的作战计划曾以零伤亡作为目标。）作为前车之鉴，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为首的由十七个国家的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苦战了三年，美军死伤十四万人（死3.7万，伤10.3万)，也不过才打成平手。他们绝对不愿意、也不敢再与中国兵戌相见了。我们必须以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是一场极为艰巨而漫长的斗争。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之作出贡献。而且，我们还应该坚信，民主自由是人心所向、历史潮流所向。如果中国共产党负隅顽抗，不愿意放弃它的一党专制，哪怕它花招用尽，终究只是螳臂档车，最后胜利终将属于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民。

《议报》第97期

行动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全民表态文化”来强奸民意

作为惯例，每当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发表政策，它都要求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然后在讨论会上“畅谈”学习心得，表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决支持和衷心拥护。笔者称这种文化现象为“全民表态文化”。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国特殊国情下滋生出的一种旷古未有的独特文化现象。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的虚弱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对应关系。

“全民表态文化”始于反右和反右补课之后的“向党交心”运动。当时，毛泽东刚刚把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的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份子。尽管在口头上他气壮如牛地把自己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叫做“阳谋”，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担心如此失信于民恐怕无法得到人民的谅解、支持和信任。于是，像当初动员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那样，他又一次佯充开明君主，号召全国人民“向党交心”。但是，有一百多万右派份子作为前车之鉴，中国老百姓变得聪明起来。大家不再相信这个心狠手辣、诡诈多变的流氓皇帝，谁也不愿意冒着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敌人的危险对他说逆耳的忠言！大家把真心话藏在心里，用毛泽东和共产党喜欢听的假话来敷衍。在一片颂扬声充斥于耳之际，毛泽东虚弱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慰籍。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以为自己真正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毛泽东尝到了“向党交心”的甜头，于是他乐此不疲，逐步发展和健全了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表态文化”。在阶级教育忆苦思甜会上，人人都要诉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会上，学生都必须表示要“听党的话，做革命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家长都必须表示要督促孩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调子表态。只要你流露出丝毫不满，你就会遇到层出不穷的麻烦。搞得不好，你甚至会大难临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里，“全民表态文化”发展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为了彻底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全国人民在各自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不够，还需要全方位、多方式地把“表态文化”贯彻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于是，“语录歌”响彻于大街小巷，“忠字舞”跳遍了街头巷尾。早上上班时要“早请示”，晚上下班时要“晚汇报”。毛泽东象蚊子一样昼伏夜出。他半夜里口齿不清地哼哼出几个字（例如，“要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国人民就要连夜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

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斗争最激烈、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动摇它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时候。当时的党中央是那么虚弱、那么惊惶，仅仅由全国人民全方位、多方式地向毛主席表忠心都已经无法让他们安心了。于是，他们动辄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各军种、各兵种、各总部、各军区通过报纸电台、通过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来表示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和拥护。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军人集团自我爆炸事件之后如此，在1976年10月6日以宫廷政变逮捕江青文人集团之后亦如此。当时的中国，无论城乡，动辄就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拥护党中央的某某“英明决定”的盛大游行，让来华观光的国际友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中国人民如此热烈的拥护赞叹不已。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邓小平决定再也不搞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了。但是“表态文化”仍然是它给自己打气和壮胆的法宝。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遇到老左派的阻挠和反对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通过《解放军报》表态：“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既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老左派又怎么敢再轻举妄动？

在感到它的统治受到威胁，在对全国老百姓感到放心不下的时候，邓小平的党中央还是和毛泽东的党中央一样逼迫全国人民表态支持和拥护它的“英明决策”。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为了显示其政权具有合法性，共产党又一次祭起了毛泽东时代的“全民表态”的大旗，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各军种、各兵种、各总部、各军区、甚至一些大公司（例如康华公司）在报纸电台上表态“支持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在大专院校和许多企、事业单位（所谓的重灾区），则组织强化学习班，停止正常学习和工作，明目张胆地灌输它的洗脑谎言，要求人人表态过关。

在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府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要求人民表态支持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对于法轮功修炼者，则更是强制性地送进劳教所，用轮番的审讯和致命的酷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没有明确表示你不再修炼法轮功之前，你是别想被它释放的。如果你“走火入魔、顽固不化”，它可以毫不客气地把你折磨致死，“死了算自杀”。

“全民表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奴役的重要手段。每当它遇到困难、面临危机、内心虚弱、担心人民对它怀有二心的时候，它就以这种手段强奸民意，从中获得安慰和快感，向世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炫耀其统治的合法性。然后，它就像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样重新振作起来，又获得了进行下一轮犯罪的精力。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奸污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诚信传统被破坏殆尽。许多中国人就像遭到奸污的弱女子，不仅不敢奋起反抗强暴者，反而对恶势力屈意迎逢。许多人为了免于暴露自己失去了贞操，甚至不惜掩盖强暴者的罪行、为强暴者开脱。于是，他们就为下一次再被强暴留下了隐患。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他们自甘堕落，心甘情愿地与强暴者同流合污。他们助纣为孽，变成了强暴者的帮凶，使强暴者更加猖狂。

中国人民被强奸的日子早就应该结束了。为了不再忍受中国共产党的强奸，在它下一次逼迫全国人民表态的时候，中国人民必须坚决地进行抵制。我们不要再违心地按照共产党的要求表态，而要真诚地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如果担心与共产党唱反调会招来麻烦或者受到迫害，那么起码也应该以不合作态度保持沉默、进行消极抵抗，而不要再随声附和共产党的谎言。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可以用事实明确地告诉中国共产党，它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哪怕是口头上的拥护。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可以用行动郑重地向中国共产党宣告，逼迫人民表态拥护它的统治是一种非法行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仅不能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反而会削弱其统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使共产党再也无法像得逞的强奸犯那样获得快感、自鸣得意，才能迫使它认真检讨自己的罪恶和过错，才能防止它重新振作起来，在元气恢复之后又开始下一轮更为恶劣的犯罪。

《议报》第107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逼迫中国老百姓表态

笔者《在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议报》第105期）和《行动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全民表态文化”来强奸民意》（《议报》第107期）等文提出了“全民表态文化”的概念，并指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下滋生出来的一种旷古未有的独特文化现象”。现在，笔者想深入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热衷于“全民表态文化”。

首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虚弱本质决定的。自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镇压运动、批判运动、改造运动和迫害运动，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共产党的领导人发起这些运动的本意是巩固它的权力基础、改善它的权力结构。但是，事与愿违，这些运动在客观上从两个方面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第一，每次运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内耗（特别典型的是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内耗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每次运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冤假错案。错误成了运动的伴生品和寄生物。随着运动越搞越大，错误也越犯越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每次运动中都面临着统治危机和信任危机。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壮胆、为了给党徒打气，只好逼迫全国老百姓表态支持党的方针政策。

其次，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恋的扩充和外延。中国共产党从它执掌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无耻的自吹自擂（《议报》第96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恋可以休矣》）。中国共产党恬不知耻地大搞自恋，目的就是要引诱全国人民迷恋它。如果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中国共产党无论怎么吹嘘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都只具有自我欣赏功能，对于巩固其政权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在自吹自擂的同时，它需要中国老百姓对它表示支持和拥护。对于那些不愿意表示它所期盼的支持和拥护的老百姓，它不惜赤膊上阵，逼迫他们表态支持和拥护它的方针政策。

第三，这是中国共产党表现其假民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真正的民主。但是，在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基本政治权利。中国共产党自称它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但是，“从群众中来”只是一句装璜门面的空话。它的方针政策在实际上是由少数党魁、甚至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和下达的。把这种个人（或几人）意见，交给老百姓讨论，就算作“到群众中去”了。尽管老百姓只有表示支持和拥护的义务，没有反对和抵制的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自夸它走的是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已经充分行使了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四，这是中国共产党欺骗国内外舆论的需要。党的喉舌惯于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但是，全靠无中生有和空穴来风来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它们的谎言必须要有事实做依据，哪怕这些事实是虚假的。只要有虚假的事实存在，党的喉舌就可以毫无愧疚地把它当作千真万确的真理来吹嘘。于是，为了为它的喉舌虚构事实，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逼迫老百姓表态支持和拥护它的方针政策。党的喉舌把那些党所组织召开的表态大会和表态游行当作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来报导，不仅可以以假乱真地欺骗中国人民，而且还可以把国际友人欺骗到走火入魔的程度。韩素音等国际友人当江青在台上时吹捧江青，当华国锋在台上时吹捧华国锋，当邓小平在台上时吹捧邓小平。他们永远在跟着党的指挥棒转。这是为什么？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被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所蒙蔽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五，这是中国共产党炫耀其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手段。中国共产党以武力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夺权了政权。这种以军事胜利而实现的统治从来就没有法理上的合法性。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勇气进行一次真正的全民选举来验证它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选举权仅限于在共产党指定的候选人中选举区县级人民代表（应读作党的代表）。）如果说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美好的许诺骗取了工人和农民的拥护，在局部意义上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那么这五十几年的倒行逆施和残暴统治已经把它那可怜的道义合法性彻底耗尽了。现在，它用来表现其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手段就是逼迫人民表态拥护它的方针政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第六，这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人民斗志的手段。通过逼迫全国人民进行违心的表态，（不然轻则打击报复，重则逮捕判刑，）中国共产党迫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再以说谎为耻，都变成了中共罪恶统治的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和言不由衷的合谋者，都负上了无法洗脱的原罪。很少有人在内心里可以再自诩为光明正大、心无愧疚的好人。很少有人在良心上还可以昂首挺胸、光明磊落地做人。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正气无法充分的伸张，邪气无法有力的压制。这种正不压邪的恶劣社会气氛是卑鄙、虚伪、残暴的中国共产党维持其罪恶统治的最佳环境。

因此，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了恢复中华民族诚恳朴实、光明正大的民族精神，为了中国人民能够重新光明磊落、独立自主的做人，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全民表态文化’来强奸民意”！

《议报》第116期

正告中国共产党政府：不要逼人鋌而走险
——从欧阳懿先生受审谈起

去年12月6日欧阳懿先生被秘密逮捕，直到今年10月12日才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其间，中国共产党政府耍尽了流氓手段。首先，不承认他们抓了人。欧阳懿先生的妻子罗碧珍女士和朋友先后两次去公安局找人，公安局不仅不承认他们抓了人，反而还反咬一口，问罗碧珍女士欧阳懿跑到哪里去了。接着，又开始遥遥无期的长期拘禁，非法关押了欧阳懿先生两百多天。最后，又在不发给罗碧珍女士起诉书副本、甚至不及时通知辩护律师的情况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进行不公开审理。凡此种种，哪里象一个大国政府的作为。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帮团伙所干的勾当。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多么虚弱。它确切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多么下流。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欧阳懿先生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任何不存偏见的人，只要稍微读过几篇欧阳先生的文章，就可以断言，这种罪名是绝对无法栽到欧阳先生的头上的。欧阳先生是一个主张“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政治改良人士。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网络上发表政见，在倡议书和公开信上签名。他有一个朋友曾经秘密散发传单，他获知后都明确地表示反对。说欧阳懿先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信口雌黄！如果说他的文章和签名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由于言论自由所造成的危害和负作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是以“言论对治言论”，而不是以行动（暴力）和司法手段来对治言论。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欧阳先生的文章和签名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满可以大张旗鼓地对他进行批判。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在你手里，你还怕你的声音压不过一个手无寸铁、连谋生手段都被你剥夺了的无业青年[注]吗？

但是，在这一点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倒确实变得聪明起来了。1989年“6·4”屠杀以后，它终于明白了，它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发出的声音再强大，也压不倒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呼声。被它批判的人，总是越批越香、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所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策略，放弃了自它执政以来使用了四十年、却只能帮倒忙的“批判的武器”，而改用赤裸裸的“武器的批判”了。它对政治异议人士不再大揭大批，而是偷偷摸摸地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对于久负盛名、富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异议人士，它以各种借口和手段（包括把他们当作人质与民主国家换取好处）把他们赶出国外，然后不容许他们再回来。韩东方、龚小夏等人都碰过壁。杨建利博士更加倒霉。在多次申请护照不批的情况下，杨博士借朋友的护照返回自己的国家，却犯下了“滔天大罪”。对于一般异议人士，中国共产党则更为肆无忌惮。只要它火气一来，就可以不由分说地把人先抓起来，关上一年半载，再不慌不忙地找个莫须有的罪名，判个八年十年徒刑，让他们在政治上销声匿迹。陈少文、黄琦、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洪海、陶海东、李大海、刘荻、李毅斌、罗永忠、何德普……都是这么处理的，再加上一个欧阳懿又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笔者要正告中国共产党政府：请不要自以为得计。你正在逼人鋌而走险。你连杨建利博士这样主张“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的学者都抓，你连欧阳懿先生这样主张“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政治改良人士都不放过，这无异于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公开宣告，对于你这样的野蛮政府，“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 和“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道路根本走不通。那么，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将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象你当年那样，用密谋、兽性、暴力和殊死搏斗来推翻你的统治。那时，虽然最终结果仍然是你的倒台，但是中华民族却要经历一场劫难：成千上万中华儿女将人头落地，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百年——重新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种军阀混战、武装割据（贵党也割了几块根据地）、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地理名词的时代。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笔者郑重地奉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放弃一党专制、广开言路、认真听取政治异议人士的意见，以“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方式，逐步把中国共产党党国改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这样，贵党才有可能真正“为人民做一点实事”，才不至于落到一败涂地的可耻下场。

注：欧阳懿先生，现年35岁，原为四川省遂宁市的乡村中学教师，由于在1989年5月领导当地的学运，失去了“教书育人”的资格。从此变为无业人员，靠在成都打零工短工为生。

《议报》第117期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为全球公审江泽民叫好

11月22日，全球審江大聯盟在德国伯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同日下午﹐由大華府全球公審江澤民大聯盟发起，在美國馬里兰州蒙郡郡政府議會廳舉行了全球公審江澤民公众研讨会。如果说，在一年前當法輪功修炼者以群體滅絕罪把江澤民告上芝加哥北區法院的時候，许多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一大快人心的行动的象徵性意義。那么在今天，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已经越来越认真地进行其可行性研究了。一年来，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有关人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各自国家的法院对江泽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诉状。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是江泽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1999年4月25日，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中南海，在中南海围墙外以练功和静坐的方式进行和平抗议。当时的江泽民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他惊愕地问手下人，“法轮功是什么东西？” 虽然连法轮功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法轮功显示出来的对人民群众的强大号召力却使他感到他的个人权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受到了威胁。他毫不迟疑地沿用了他从毛泽东、邓小平手中继承过来的法宝：暴力镇压。他把法轮功宣布为邪教。从上到下在各级政府成立“610”办公室，专管对法轮功的打压。他放出狠话，“抓着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

自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轻而易举地镇压过无数的“反动会道门”。身兼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抓住笔杆子，满以为他可以一如既往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法轮功压垮。他万万没有想到，到了他这里，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宝却不灵了。中国共产党党国遭遇到它夺取政权以来最顽强的抵抗。法轮功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由国内走向了国际，越压名声越大、越压力量越强。压了两、三年以后，反而把他自己压上了被告席，反而使许多正直善良的人——哪怕他们与法轮功毫无关系——觉醒过来，认识到他所代表的党——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

江泽民也许感到冤屈：我镇压法轮功才死几百个人，和毛泽东、邓小平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处死了一、两百万地主份子。在1950年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镇压了上百万反革命份子。在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五、六千万普通老百姓。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批斗、武斗、“一打三反”整死了数百万人。在1989年6月4日凌晨，用坦克追压、用机枪扫射学生和市民。他们都没有被告到法庭，为什么偏偏该我倒霉。

是的，我们要说：江泽民，你不要感到冤屈，就是该你倒霉！历史已经发展到了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核心）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世界在进步、人民在觉醒。民主已经成为了世界主流、自由已经变成了普世价值。世界不但不能再容忍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也不能容许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虚予委蛇。中国人民也早已不再是一群没有头脑、不会思考的群氓。江泽民哪怕掌握了他的师祖毛泽东的全套凶残，哪怕学会了他的师父邓小平的通盘狡诈，它们也救不了他。他以为使用野蛮的暴力镇压就可以维持他个人的独裁统治和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吗？其结果除了是被送上被告席，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名言。江泽民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也引用过。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为以此为幌子，就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是代表历史前进的，就可以掩盖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专制独裁、欺压人民的罪行。但是，这是他的自欺欺人、痴心妄想。谎言可以蒙蔽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部分人于永远，但是它绝对不可能蒙蔽所有人于永远。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民最终只会相信事实，不会相信谎言。哪怕是已经蒙混过关、得以善终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们也无法逃避历史的惩罚。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约束和人民思想水平的局限，毛泽东和邓小平们在生前侥幸躲过了正义对他们的审判。但是，他们迟早会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和他们的徒子徒孙江泽民们按顺序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若不信，且拭目以待。

《议报》第122期

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的总理秀

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一个虚伪、卑鄙、残暴的党。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的大管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任总理在本质上都是虚伪的，都有一套表演才能，都善于逢场作秀。

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表演最为完美老道。他到大寨去“参观”，和贫、下中农同桌吃饭，一样啃棒子面窝窝头。一个七旬老人，肠胃早已习惯了佳肴国宴，棒子面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敬爱的周总理”吃了一半就啃不下去了。但是，他没有把它留在桌上、也没有把它剩在碗里。（这可是贫、下中农的主食啊！）他用纸把它包起来，一本正经地说：“好吃，这一半我要带回北京去吃。”只有天晓得事后他在趁人不备之际把它扔到了哪里！但是，周恩来的这类表演却深深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由衷爱戴。在他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里，仍然有人对这段往事津津乐道。

他的继任者华国锋却是一个十分平庸的角色。他对自己扮演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的总理毫无信心。在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见本来应该是两国政府首脑的促膝谈心，没想到他却从身边的茶几上拿起一张稿纸来照本宣科，并且把卡特（ka3te4)念成qia3te4。这样的表演才能和应对能力怎么能当华夏之邦的总理！没干多久，他就被挤下了总理宝座，接着又失去了主席头衔，变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中央委员。

赵紫阳可是一个临危不惧、遇事不惊的名角。1989年4月18日数千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郭海锋等人跪在阶梯平台上递交要求民主自由的请愿书，他只在大会堂的屋顶平台上观察了一阵子示威学生，就照原计划去打高尔夫球去了。尽管如此，他后来居然成了“八九民运”力保的对象。在权力斗争即将失败之际，他于5月19日凌晨4时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一句“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感动了无数天真的中国老百姓。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他寄以厚望。他们似乎忘了，他也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作过最好的注释，“其它的三项都可以少提，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

李鹏是一个智力低下的蹩脚演员。他的台词经常辞不达意、前后矛盾。1989年5月18日与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对话的时候，尽管正在进行现场直播，他居然还说出，“共产党员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但是我现在不说。”在他眼里，“现在不说”似乎不是“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也难怪，共产党就是这样起家的。他们口里高喊“团结抗战”、骨子里搞“扩充实力”。他们口里高喊“反饥饿、反内战”、骨子里拼命抢地盘、准备“打好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仗”。直到胜利在握之后，他们才喊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由衷之言，从而“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了政权。李总理的“现在不说”一语道破了中国共产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的虚伪本质。

朱鎔基总理有魄力、能叫真。他上台伊始就指天誓日，说他要准备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给贪官，一副留给自己。其反贪反腐的坚定决心赢得了全国老百姓一片赞扬。现在他已经退休下台、安养天年了。他咬牙切齿的狠话却没有办法兑现。反贪反腐是越反越贪、越反越腐。党国官场上上下下、官大官小，是一窝黑一锅烂。的确抓了一批、杀了几个，那只怪他们后台不硬、运气不好。制度不行，缺乏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朱总理的几句狠话解决不了问题。

温家宝总理一上台就做尽了亲民秀，一会儿流眼泪、一会儿谈乡愁，在美访问期间还说他“理解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但是他偏偏不“理解”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民已经在他的治下，不需要他再花功夫去理解了。台湾人民与他离心离德，想永远摆脱他（所代表的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他才费心去“理解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但是，温总理，你要知道，中国人民才是你的基本群众，才是你的自家人。不给自家人丝毫民主，你就是流着眼泪、哼着乡愁对外人说你“理解”人家“对民主的要求”，人家也不会相信的。

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的历届总理的表演才能有高有低、扮相似真似假，但是其共同点就是都要维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只要这一点不变，他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好总理”，就不能指望他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也不可能使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重大变化。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不应该对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寄予过大的希望。我们应该少花些精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宫廷政治，多花些精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为它们更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走向）。我们欢迎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但是不可以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此。

《议报》第128期

权贵驱车肇事案的与时俱进

2003年10月16日上午10时许，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发生了“疯狂宝马” 撞死1人、撞伤12人的惨案。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司法系统以拖沓低效著称，对于热爱民主自由的大胆直言的有识之士，动不动就关个一年两年还不审不判，对于这一恶性案件却只用两个多月，于2003年12月20日就宣判了。宝马车驾驶者苏秀文仅判两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关于事件经过和苏秀文的背景，网上已多有披露、争论和讨论，不是本文要谈的问题。本文想谈的是权贵驱车肇事恶性案件是怎么与时俱进的。

权贵驱车引发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并非始于今日。笔者查了查已往的案例，仅1998年审理宣判、并轰动一时的类似案件就有四起。

以五年前的这四宗权贵驱车肇事案与今天的苏秀文案相比，我们不难看出有以下几点不同：

这说明：开私车的无业人员也肆无忌惮地、有持无恐地加入了他们的权贵父兄欺压人民、草菅人命的行列。

3．在发案之后，五年前的肇事人和今天的苏秀文都同样蛮横无理，然而，他们在肇事前的状态却是决然不同的。五年前的肇事人是酒醉之后反应迟钝、在没有精神准备的状态下犯案，而苏秀文却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由于恼羞成怒而蓄意犯案。在钻入宝马、启动引擎之前，她放言威胁农妇刘忠霞：“信不信我敢撞死你。”然后就果真把她撞死，还捎带撞伤了因苏家姐妹打了刘忠霞两个耳光而对她们起哄嘲笑的12个围观者。

这说明：在今天，哪怕开私车的无业人员也可能比他们的权贵父兄在五年前更加飞扬跋扈、视人命如草芥。

4．对于权贵驱车肇事案的量刑出现了越来越轻的趋势。张金柱被判极刑。郑晖被判了15年。笔者没有找到赵湘杰和张敏的刑期。而苏秀文仅判两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说明：中国的司法制度越来越向权贵和他们的亲属倾斜，劳动人民越来越失去了法律的保护。

但是，这样一个极不公平的社会难道能够长久吗？随着权贵越来越横行不法，司法越来越贪赃枉法，人民越来越求助无门，压抑在人民大众心头的火山迟早是要爆发的。我们有把握期盼，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在中国社会造成的这种“与时俱进”最终将把中国共产党的反人民政权埋葬在爆发的火山灰下。

《议报》第129期

同胞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当中国共产党的炮灰！

笔者在《施罗德先生差矣》（《议报》第123期）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作炮灰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十年内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珍宝岛战争、中越边界反击战，这些莫名其妙的战争夺去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回顾这些战争，中国人民除了英勇牺牲，得到过什么！”文章发出后，遭到一些亲密朋友的质问和谴责。因此，笔者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借《议报》的一角，对这些战争进行必要的解说。

一、解放前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1921）到最后夺权政权（1949），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大地上战火连绵。除开中共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却坐收渔人之利）的军阀混战之外，中共在其它国内和国际战争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由于许多专著（例如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对这一时期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笔者在此仅作简要的提示。

1．北伐战争（1926-1927）

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是一场促进中国进步的战争。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事后把自己吹嘘为北伐的中坚力量，仿佛吴佩浮的北洋军队是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独立团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打败的。但是，对信史的深入研究（见《谁是新中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们认为军阀势力过于强大，北伐的胜算不大，因而反对北伐。而叶挺的独立团也只不过是参加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的众多部队之一。

2．十年内战（1927-1937）

在十年内战期间，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死心踏地地甘当苏联的走狗。1929年，苏联为了维护它对中国东北和东北铁路的特权，悍然挑起了中东路事件。7月18日，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8月中旬开始向中国东北边境大举进攻。为了配合苏联的武装入侵，中国共产党加剧了它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公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口号。

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进攻沈阳北大营，用大炮轰响了全面侵华的序曲。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在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于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以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开始其正式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毫不讳言他们的“国家”是苏联的“附庸国”。他们仍在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十年内战在实质上就是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与苏联的附庸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间就武装暴动和镇压武装暴动而展开的反复较量。

3．抗日战争（1937-1945）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对日寇的猖狂进攻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在第五次围剿后溃退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在嘴里把“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叫得山响，在骨子里却在搞“游而不击、扩充实力”。彭德怀搞了个“百团大战”（并不是一个大战役，而是一系列的小战斗），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他暴露了实力。直到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倒斗死之际，百团大战仍然还是他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

4．解放战争（1946-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在全国人民极需休养生息，重建残破的家园的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们却认为他们夺取天下的大好时机来到了。林彪率部队急行军入关，妄图独占东北，逐廘中原。在这一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达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死活，一方面在军事上与中央政府进行殊死搏斗，一方面在口头上把“反内战”的口号喊个不停。和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护身苻，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就打，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就谈。

长篇记实文学《雪白血红》记载，当时入关的战士们都想回家过“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安宁生活，队伍中不断出现逃兵。于是，监视“巩固对象”居然成了“人民子弟兵”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部队经过谁的家乡，谁就是“巩固对象”。战士们不想打仗，共产党就欺骗他们，把每一场战斗都说成“这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仗”。“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仗”就这么一气打了三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没有来得及把这“最后一仗”打完，就枉送掉了宝贵的生命。

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解放前）没有真正尽心尽力地打过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这是很实事求是的。

二、解放后

那么，在夺取政权以后，它是不是打了一些正义战争呢？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和平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它完全没有必要参加任何战争。然而，它却打了一仗又一仗。而且，它打的这些仗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只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无谓的牺牲。

1．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打的第一仗是抗美援朝战争。金日成利令智昏，于1950年6月25日以绝对优势兵力跨过38线，向南朝鲜大举进攻，妄图一举吞并南朝鲜。在南朝鲜即将全国沦陷的紧要关头，联合国决定派出以美军为主的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在9月15日于仁川登陆，止住了北朝鲜的攻势。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联合国军很快就把北朝鲜军队赶回了北朝鲜，然后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了鸭录江边。现在是北朝鲜即将全国沦陷了。快要变成丧家之犬的金日成只好向毛泽东求救。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年，长年的战乱使国家残破，人民疲惫。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不同意赴朝参战，但是毛泽东独断专行，不顾全国人民死活，自动地往斯大林和金日成为他设置的圈套里钻。于是，仓促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以人海战术投入了金日成发动的不义战争。这一仗一打就是三年，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在板门店签定停战协议。南、北朝鲜又恢复到三年前的态势，仍然以38线为界。但是，11万4千多名“中华好儿女”却永远埋葬在朝鲜的土地上。而且，这只是中国共产党党国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的数字。

党国从来没有告诉去朝鲜赴死的“中华好儿女”，他们是去参加一场侵略战争。它教他们唱的是“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好象他们不去“保家卫国”，美国人马上就会打进中国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党国政府肆意编造的骗人的鬼话。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不但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而且还在费尽心机地避免刺激中国，以免中国投入更大的兵力（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名义上的差别，杜鲁门政府还是不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参战）。当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轰炸中朝联军的主要补给线的咽喉鸭绿江大桥时，杜鲁门的指示是：只可以轰炸朝鲜这一半，不可以炸着中国那一半。当时还没有精确制导炸弹，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办法保证只炸半个桥。他认为这种命令无法执行，这种有限战争打不下去。于是，杜鲁门将他撤职，换上了李奇微将军。

2．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2）

1962年，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全国大饥荒还在华夏大地上滞留。为了教训印度尼赫鲁总理的扩张主义政府在中印争议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建哨所、修工事，以事实上的占领来制造既成事实；也为了转移中国老百姓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生活的注意力，党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战争打得非常顺手。我军以四万兵力，四路出击，攻打印军三十二万四千人。短短一个月就基本上收复了失地。各路兵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也就是中国地图上标示的国界线。（见《中共的“仁义之师”》（上、下），《华夏文摘》cm9708c、cm9708d）。接着又打入了印度境内。此时，印度已经无险可守、无兵可用了。如果中国军队趁胜追击，拿下印度首都新德里都是指日可待的。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

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于是，印军不但轻易地返回了原来控制的地区，而且还趁虚而入，继续向北推进，反而还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请不要以为“麦克马洪线”以南也象青藏高原一样荒芜贫瘠！那是一片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富饶的土地。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仅几百米到一、二千米。印度洋暖风的滋润使它属于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等岭南佳果。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的可用落差达2230米，如果截住大拐弯，兴建一条４０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则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为4500万千瓦，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17倍、三峡电站的4倍。投资将比三峡低得多，而且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等问题。然而这个令人神往的超大型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了。

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无视中国军人的生命代价，慷国家之慨、慷人民之慨，来换取大国的尊严，来骗取世界的尊敬，来充当不结盟国家的朋友和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的。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之后陆续往那一地区移民七百多万。十几年来，这批移民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园。你就是再来一次中印边界战争，把这块土地重新夺回来又能怎么样？你不能赶走他们。制造七百万国际难民是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你也不能留下他们。他们已经使那里的人口基本饱和。留下他们，就住不进去多少中国人了。而且，把他们留下，他们肯定会比西藏人更加疯狂地闹独立、搞分裂、和印度狼狈为奸！

呜呼！看来中国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后，如果你再听到别人说“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请不要忘记纠正他，“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而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3．珍宝岛之战（1969）

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十万八万的大块领土，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可以轻易送人。同样，在政治斗争需要时，哪怕是弹丸之地，中国共产党也不惜挑起世界大战。1969年3月爆发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珍宝岛是乌苏里江里的一个小岛，苏联人称其为达曼斯基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岛上长着一些灌木。谁又能想到，为了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0.85平方公里）的无人小岛，党国政府居然胆敢虎口拔牙，和两霸之一的“苏修”大打出手呢！

当时，在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搞得一片混乱，不知道应该如何收场才好。在国际，毛泽东妄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狼子贼心无法实现，而“苏修”正是他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最大障碍。于是，从来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毛泽东不惜发动一场对苏战争来转移人民视线、稳定国内局势、团结全国人民。而且，与苏联开战又同时打击了与他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对手。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于是，1969年１~２月份在珍宝岛、下米哈依洛夫卡等地段，中苏边防部队的冲突逐步升级。先是用棍棒，然后是用枪托，并且在枪膛里装上了子弹。３月２日夜，约300名中国边防战士进人珍宝岛，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天亮以后，苏军企图把他们赶走，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苏军的两个行动小组共25人当场全部阵亡。战斗延续了十多天，双方互有伤亡，苏联最后夺回了珍宝岛。但双方都在乌苏里江沿岸集结了大量军队，形势紧张得好象战争将一触即发。一直到９月份，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以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

现在，中俄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由于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所以划给了中国。中国政府总算挽回了面子。但是，与此同时，江泽民却把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供手送给了俄罗斯。0.85平方公里只是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一百九十万分之一啊！为了0.85平方公里不惜挑起一场战争，而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又可以供手让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莫非都有神经病？不是。他们精明得很。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毛泽东在1969年需要打一仗来巩固政权，所以他为了争夺0.85平方公里而开火。江泽民现在需要稳定，所以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就成了他友好睦邻的礼品。但是，那些在珍宝岛阵亡的军人是不是会死不瞑目呢！

4．抗美援越战争（1954-1975）

抗美援越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党国成立之后为期最长的密而不宣的战争。越南人民在胡伯伯的领导下，于1954年5月8日以奠边府大捷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韦国清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奠边府大捷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广西革命群众要打倒广西土皇帝韦国清。越南方面传过话来，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要。）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党魁毛泽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越南劳动党党魁胡志明的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在接见越共领导人的时候还谦虚地说：“不是我们支援了你们，是你们支援了我们。”让国际舆论惊讶得目瞪口呆。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国从来没有正式参战，一切都是黑箱操作，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究竟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劳动党似乎并不领情。早在战争年代他们就不介入中苏关于国际共运的争论。毛泽东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虚荣心他们也不帮忙满足。在他们的电文中，毛泽东的头衔始终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领西贡（现改名胡志明市）。1976年7月2日南、北越正式统一。在此以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世世代代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居然受到越南人的歧视，先后有十四万越南华侨被迫离开越南。在中越边境还不时出现摩擦。1978年，越共政府居然与中共卵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发生激烈的边界战争。1979年1月8日，越共政府干脆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

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多年来不遗余力地贴人、贴钱、贴物进行无私的援助，结果没有交上朋友，倒是结下了仇人。

5．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1979）

红色高棉政权自1975年4月17日建立，到1979年1月8日被推翻，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对柬埔寨人民进行了最残酷地共产主义统治，在仅六百万人口的柬埔寨造成了一百七十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搞得全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与越共狗咬狗的战争中被推翻，这实在是它气数已尽、活该如此。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不这么认为。它把柬共党魁波尔布特视为毛泽东最忠实的好学生。对于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红色高棉“革命”政权，它岂能坐视不救？为了减轻四处逃窜的红色高棉部队的正面压力，中国政府就中越边境摩擦借题发挥，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9年2月对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北方四省展开全面攻击。昔日的“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变成了兵戎相见的仇敌。这使人不禁觉得中共党国处理国际事务就象小孩子玩家家——一会儿好，一会儿吵。但是，在战场上送命的却是穿着军装的中国老百姓。

而且，中国政府再次故伎重演，在打进越南国土几十公里、狠狠地“教训一下越南”（邓小平语）以后，再次单方面撤兵。这一回可不象印度那一回了。印度人没有见过什么阵势。他们的独立都没有经过战争。英国人是被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请走的。当年，印军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所以中国军队不慌不忙、慢慢悠悠地退了回去。越南人可不象印度人。他们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先后都败在他们手下。中国人对他们教训得再狠，也无法把他们击溃。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单方面撤兵变成了他们围追堵截的大好时机。不知道有多少“中华好儿女”变成了单方面撤兵的冤死鬼！那么，占领的有争议地区总应该保住吧。非也。“听说：80年代无数国军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才夺回来的神圣国土老山、者阴山，早已经秘密交给了贼寇越南共产党！”（清水君：《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黄花岗》第3期）

三、解放台湾？

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又发出了战争叫嚣，声称绝不容许台湾独立。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哪怕把台湾打得寸草不生，也要把台湾夺回来。笔者不禁要问：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谈祖国的领土完整。你们送出去的祖国的领土难道还少吗？且不谈你们送给阿富汗、巴基斯坦、越南和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小块土地，大宗的就有：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缅甸；麦克马洪线以南的９万平方公里送给了印度；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150万平方公里送给了俄罗斯。这些土地哪一块不比台湾大？你与其打生活在台湾的自己的同胞，去夺回那三万多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还不如去打洋人夺回你送出去的大片国土！

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大陆同胞们，请你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千万不要再给中国共产党去当炮灰，去做无谓的冤死鬼啊！

《议报》第130期

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微小进步
——喜闻杜导斌案检方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

2003年12月25日，北京第二检察院以“罪行轻微”为理由对北师大女学生刘荻，原上海交大学生吴一然和电脑工程师李毅斌免于起诉。不锈钢老鼠刘荻在2002年11月被捕后，受到国际人权组织、西方政府和广大网民的极大关注。在非法羁押一年多以后，终于无条件地重新获得自由。这是异议人士在中共专制政权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共政权的一个显著的进步。

前天（2004年2月11日），我们又听到湖北省孝感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杜导斌案退回公安局的好消息。从杜导斌先生于2003年10月28日被应城公安局非法羁押以后，受到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华人的空前关注。到2004年2月11日，被整整羁押了3个半月。按中共党国有关羁押时限的法律规定，公安局的羁押时限为两个月，检察院在接到警方要求起诉的案卷后，要在45天内对是否起诉做出法律决定。湖北孝感地区公安机关在逮捕杜导斌两个月后，按法律规定的时限将案件移交给了检察院，检察院在45天的时限内做出了“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的决定。因而，中共党国的司法机关居然在程序上也遵守起中共自己（操纵它的橡皮图章）制定的法律来。和不锈钢老鼠刘荻被非法羁押13个月才免于起诉而被释放相比，这又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特点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后毛泽东时代，则是“有法不依，形同虚设”。中共政权的法律（包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文字上冠冕堂皇，在实际上却是一纸空文。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装璜门面的旗幡、欺世盗名的谎言、掩盖丑行的遮羞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为所欲为，中国共产党总算明白了，若要保住自己的江山，就必须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为了融入国际社会，变成国际大家庭中受人尊重的成员，现在的中共党国领导人不再象毛泽东那样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了。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领导人在与时俱进，把民主、人权等口号喊得山响。他们不得不虚情假意地、三心二意地、半心半意地在一个又一个国际人权条约上签字，在一次接一次的出访讲话中谈民主，并且一个又一个地制定冠冕堂皇的法律。

中国共产党这么做，在主观上当然是为了挽救它那一党专制的反人民政权，但是在客观上却是一种进步——被历史潮流所迫的进步、为满足民意被逼的进步。我们热爱民主自由、关心祖国前途的各行各业、四海内外的人民大众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迫使中国共产党遵守自己制定法律、信守自己许诺的誓言、履行自己签定的条约。只要中国共产党这么做，它就会被我们推着前进、逼着进步。对它的每一个进步——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无论是多么理所当然，我们都应该热烈欢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微小进步的积累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原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遵纪守法，处于蒙昧状态的广大人民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或者视为理所当然。现在，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异议份子的呐喊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第一次遵守了它自己有关羁押时限的法律规定。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我们要以此为准绳，逐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一种观念、造成一种气氛，逼迫中国共产党在办每一件事情、处理每一个案件的时候都遵纪守法。一旦它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让它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有可能平稳地、有序地进入法制社会。

目前，中国共产党以遵纪守法的态度处理政治案件才刚刚迈出一小步。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刘荻等三人虽然免于起诉、获得了自由，杜导斌案虽然因证据不足退回了公安局，但是杨建利、王秉璋、陈少文、黄琦、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洪海、陶海东、李大海、李毅斌、罗永忠、何德普、欧阳懿、孔佑平、清水君等人还处在非法关押或非法刑狱中。中国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的路还很长很长。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自愿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我们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必须推着它走、逼着它走。对于它走出的每一步，我们都应该欢迎、都应该鼓励。

但是，我们也要借此机会正告中国共产党：你自己也必须具有自知之明，了解你的处境。你要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你已经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你纠错改错、痛改前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人民已经等得太久。如果你不想被人民打倒，就要不断地加快你的前进步伐。

2004年2月13日

《议报》第133期

一罪不二罚

——强烈抗议湖北省公安厅继续非法羁押杜导斌先生

2003年10月28日，湖北省应城公安局非法羁押网络作家杜导斌先生。11月10日，经孝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将杜导斌先生正式逮捕，羁押在孝感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2004年2月11日，孝感市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杜导斌案退回公安局。善良的人们（包括笔者本人）以为杜导斌先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荻而重获自由。但是，没想到在2月17日，新华网却以《我国进一步审理杜导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为题，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就杜导斌案作出的说明。发言人先生并没有提出杜导斌先生的新罪证，却说：“事实表明，杜导斌的行为并非履行公民的正当权力，善意地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而是恶意地采取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国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发言人先生这番讲话严重违背了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罪不二罚，即对同一罪行不可进行重复审理。

犯过罪的人也是人，他们也应该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人权）。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过审理，给予他们与罪行相应的惩罚，并在他们接受过惩罚以后，他们就有权重新享受公民应有的权利，重新过正常的生活。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权力再咬住他们犯过的罪行不放，对他们就同一罪行进行一次又一次地骚扰、打压和惩罚。因此，在现代化民主国家中，都有“一罪不二罚” （no double jeopardy）的司法原则。早在两百多年以前（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The Fifth Amendment）就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就同一罪行受审两次”（No person can be tried for the same crime twice）。既然孝感市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杜导斌案退回公安局，就表明检察院认为杜导斌先生的“罪行”不足以受惩罚。公安局既然不能提出杜导斌先生的新罪证，那么就没有二话好说，应该立即放人。

在毛泽东的红色恐怖年代里，形形色色的帽子就象达摩克利斯剑永远吊在百分之五的“贱民”头顶。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那些带着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罪行”或“错误”，反反复复地挨批挨斗、受审查受打压。被毛泽东的“阳谋”打成“右派份子”的人，哪怕在“改过自新”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以后，也不过只是换了一顶帽子­——叫做“摘帽右派”。只要你有一顶帽子扣在头上，你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你就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享受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当一辈子的“老运动员”。而且，你的贱民身份还不是以你为限，还要殃及你的子孙后代。

邓小平上台以后，为地富反坏右摘帽，连“摘帽右派”这种帽子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永久性的一罪多罚、重复治罪终于结束了。这无异于一次“大赦”（东海一枭语），其进步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现行的”政治异议份子，中国共产党却没有胆量和勇气使用“一罪不二罚”司法原则。它往往多次使用同样罪证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扣在异议人士头上，使许多异议人士进进出出拘留所或监狱成了家常便饭。有重要外宾来访可以把他们抓进去，在敏感的日子里（例如6月4日）也可以把他们抓进去……哪里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可言？

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异议份子的呐喊中，中共党国的司法机关渐渐地有了一点小进步。它已经不敢再肆意玩弄法律，把它当作赤裸裸的镇压工具了。在羁押杜导斌先生的时限上，它居然还照顾到了程序合法性（见柮著《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微小进步——喜闻杜导斌案检方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议报》第133期），而且还通过湖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的讲话来对杜导斌案进行有限公开。（见刘晓波：《杜导斌案——从完全黑箱到有限公开》，《观察》2004年2月18日）但是，程序上的公正是无法掩盖司法上的不公正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以为用（部分）符合程序的手段就可以进行不公正的司法，就可以蒙骗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那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愚弄和嘲讽。这不可能帮助它达到它的罪恶目的，而只能反衬它的荒唐和可笑。

我们强烈抗议湖北省公安厅对杜导斌先生以言制罪、继续非法羁押杜导斌先生！我们郑重呼吁：在没有找到新的“罪证”之前，本着“一罪不二罚”的法制原则立即无条件释放杜导斌先生！

《议报》第135期

“解放思想”与“放寛政策”

——由中共的口号剖析中共专制统治的反动性

编者按：从中共制造的一系列概念出发，辨析它的虚伪性和荒唐性，著名政论家辛明先生开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澄清工作，其意义非同小可。因为，我们许多朋友，至今仍然陷身在共产党概念的怪圈之中，甚至仍然在运用着共产党的概念，“追求着人民的民主和解放” ……

　　中国共产党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在实际上是卑鄙、虚伪、残暴的党。它的一贯作风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为了掩饰其反人民的反动罪恶统治，它提出过许多动听的口号，都是它的智囊们的呕心沥血之作，表面上自然冠冕堂皇，但是只要进行一番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口号，正在不打自招地供认着它的反动性。笔者在此仅以中国共产党在后毛泽东时代喊得最多的两个口号为例，来论证其反动性。

一、“解放思想”

　　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方面喊得最多的口号是“解放思想”。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它的基本属性就是海阔天空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放任的、千姿百态的。正是基于思想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这一属性，人类才有别于动物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才成了世界万物的主宰。在后毛泽东时代，“解放思想”居然成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一个重要任务，这说明中国人民的思想长期处在被束缚、被压迫的非自由、非自然状态。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进行思想束缚和思想压迫的罪魁祸首。

　　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天起，它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全中国人民进行思想上的阉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义，只许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许人民质疑和批评。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梁漱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思想阉割得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干净。中国人除了信奉马列主义邪教之外再没有别的活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一扫而空。毛泽东思想被林彪吹捧成了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任何人，哪怕是由于口误笔误，说出或做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或行动，就会立即被当作现行反革命份子逮捕。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国人民的头脑，十亿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唯一的一个衰老的、狂妄的、自私的头脑控制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在毛泽东死后，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还想用“两个凡是”继续死死地束缚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剥夺中国人民的一切，连中国人民进行思想的权利都彻底剥夺，其统治之严酷是史无前例的。

　　思想的本质属性就是自由，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张旗鼓地“解放思想”，这等于不打自招地向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供认了它多年来阉割中国人民思想的滔天罪行。党国领导人洋洋得意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他们没有考虑过，他们对此没有丝毫值得骄傲之处，反而应该对全国人民真诚地悔罪。

　　何况，实际情况是，哪怕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仍然不容许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展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把“解放思想”当成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重要任务。但是，他还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做幌子，在一党专制下来发展社会主义招牌下的资本主义（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原则就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哪里是“解放思想”？充其量也只是“松宽思想”而已！

　　江泽民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则更为荒唐。在他的授意下，《人民日报》于2001年年底居然发表了题为《从思想解放中统一思想》的社论，把“思想解放”和“统一思想”这样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变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思想解放”指的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中把思想解放出来，而“统一思想”又是要把思想统一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同语反复的诡辩，周而复始的怪圈和原地踏步的骚动，在党的第一号喉舌上以社论形式发表，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已经不信仰马列毛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拿马列毛思想当旗帜来保持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两难困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深重罪孽的党，而且是一个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彻底破产了的党。

二、“放宽政策”

　　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党国的智囊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里告诉了世人，党的政策与国民经济从来就是对立的。只有把政策放宽，才能为经济松绑，才能把经济搞活。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本质上就是束缚经济发展的，毫不含糊地默认了它在经济政策上的一贯失误，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它的这一层含意。

　　在获得解放后，农民分得土地时的笑脸还没有来得及绽开，中国共产党就把分给他们的土地又收走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出工、公共食堂，农民一步一步地、越来越严重地变成了党国的农奴。在“解放”前，农民租种地主老财的土地，起码还可以自己决定种什么、何时种、如何种、何时收？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国的计划经济统管一切，农民连最起码的自主权都丧失了。1958年是一个丰年，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熟的庄稼倒在地里、烂在地里，却要去砍树、找矿、大炼钢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了丰产不丰收的“人间奇迹”。接着，在随后三年里，他们被活活饿死或者饿得半死不活……文化大革命中逼迫老百姓搞“穷过度”，下蛋的鸡、挤奶的羊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零花钱一直是靠在鸡屁眼里抠、在羊奶子里挤的，现在居然也抠不成、挤不成了！但是他们还要跟着中国共产党高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么多年的煎熬中，中国农民居然能够活下来，居然还能传宗接代，延绵至今，这简直是生物学上的奇迹。

　　城市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50年代初就实行了“统购统销”。1956年伧促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开始还叫资方代表，还拿一点定息。后来资方代表取消了，定息也没有了，大家都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比资本家强一点，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是，除了这个空洞的头衔，他们还是一无所有。一切都由党的计划经济统管着。由于党是被至高无上的党魁所领导的，因此党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听命于党魁个人意志的杂乱无章的无计划经济。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工程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过一会儿又再上马……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更加乱了章法。毛泽东一声号令，“各行各业都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什么都可以停下不做，全民大炼钢铁。结果“超英赶美”的目标没有实现，倒是出现了近百种票证，其中最重要的是粮票──因为全国人民一起饿肚子了（毛泽东也有几个月没有吃肉，改成了吃海鲜！）。

　　饿了三年，刚刚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毛泽东又急着要夺回旁落的权力。1962年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6年干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搞乱全国，从下至上地推翻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来重建他个人的封建王朝。“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虽然从第一天起就写在《十六条》里，但是在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几个人认真看待过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熬过了漫无止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地球上，这也可以算作政治学上的奇迹。当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早已被开除球籍了。不过，这是一句假大空的话。谁也不能开除具有13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球籍。

　　西方一位经济学家说：“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那么它就是一种专门破坏经济的经济制度。”中国（和其他所有既往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哪怕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招牌下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还是永久性地处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中。党的“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并不能使中国的经济良性发展。

　　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取消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国，名副其实地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中国共产党仍在顽固地坚持其一党专制的今天，笔者无法断定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多长的时间。但是笔者现在就可以肯定地说：“解放思想”与“放宽政策”这两个口号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人民、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本质，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无意识中对自己所犯罪行和过错的不打自招的供认。它们正在不停地左右开弓地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耳光。而中国共产党似乎还在为这两个动听的口号而得意和自豪，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模样是多么难看和尴尬。

《黄花岗》总9期

身陷四面楚歌，江泽民难得善终

坐在两会主席台前排中央，江泽民却无法压抑他的呵欠。是对两会没有兴趣吗？不是。在投票时抢行在胡锦涛之前，说明他把两会中的每一个小动作都视为事关权力的大事。他在主席台上打呵欠，实在是因为他面临四面楚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体力不支而导致的生理现象。

第一面楚歌：“六·四”问题。去年的抗萨英雄、中华民族的良心蒋彦永医生根据自己在“六·四”期间的切身经历和与杨尚昆、陈云等党国元老的接触，向两会提出了把“六·四”正名为“爱国运动”的呼吁，使海内外为“六·四”平反的呼声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所谓“平反”或多或少还含有请党国“开恩赦罪”的意思。党国已经对以往的各种错误搞过无数“平反”，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被平反者感激涕零，山呼皇恩浩荡。蒋医生要求“正名”却是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乞求共产党开恩平反。在一定意义上，把共产党以平反来表示自己英明伟大的路子都断了。作为“六·四”屠杀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岂能安睡？

第二面楚歌：法轮功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一如既往，力排众议，在人大再次提出正确对待法轮功的问题。近年来，法轮功修炼者在国外成立了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有关人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各自国家的法院对江泽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诉状。江泽民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丁石孙副委员长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出正确对待法轮功，这无异于与“国际反动势力”里应外合。作为直接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岂能安睡？

第三面楚歌：个人历史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退休干部、自由撰稿人吕加平先生上书党中央，要求审查江泽民的历史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搞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有甚者，他还公然向江泽民发出挑战，说他并没有证据，他的材料全是听来的。如果江泽民为了他写的这些东西，透过司法程序来告他毁谤，那就是中国司法的大进步。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的生活淫乱，是在他死后才嚗光的。江青有历史问题，是在她垮台入狱后才公布的。江泽民现在活得好好的，而且仍然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却被搞得如此声名狼藉，江泽民岂能安睡？

第四面楚歌：中共内部的明争暗斗。区区吕加平如此猖獗，难道不是中共高层有人支持？把他抄家、逮捕三个小时后就又放了出来，这岂不是开玩笑？况且，出狱不久的陈希同也趁火打劫，在人大开会期间，第三次向最高法院、中央政法委、中纪委，第二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诉，说自己是受江泽民的政治迫害。他只犯有高干生活腐化的通病，没有贪污、收贿。他还发出誓言：不搞个水落石出，死不瞑目。面对发誓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政敌，江泽民岂能安睡？

在位的党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陷入四面楚歌、无法解脱，对发难者（蒋彦永、丁石孙、吕加平、陈希同等）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这样的情况，在党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中共党魁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削弱了，也说明中共体制内的有良知的人士越来越勇敢了，还说明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中共的第一代核心毛泽东、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晚年都搞得群情激愤、民怨沸腾，但是由于专制力量太强、民主力量太弱，最后都得以善终，至今还受到中共官方的顶礼膜拜。现在，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消长已经发生了极为巨大的变化。第三代核心江泽民是不是还有第一代核心毛泽东、第二代核心邓小平那样的好运气，捞到善终并且受人膜拜，似乎很值得怀疑了。

《议报》第139期

“打江山、坐江山”新解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名著《权力的转移》（Power Shift）一书中把权力定义为“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力量”。他指出，权力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构成的。最简单、最低级的行使权力的方式是使用暴力。这种低质量的权力形式缺少灵活性，只能用于威胁和惩罚，并且风险大、代价高。使用财富行使权力优于暴力，不仅可以威胁和惩罚，而且还可以奖励，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使用知识来行使权力是最灵活、最优质的。它在惩罚和奖励之外，又增加了劝解的功能。它不仅能够扩充自己的武力和财富，而且还可以减少武力和财富的使用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国民党，以暴力夺取了政权，至今已近五十五年。可以说，中共党国的政权经历了幼年、少年、青年，已经完全成熟，进入了中壮年时代。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我们应该指望，它行使权力的方式早就完成了由使用暴力到使用财富到使用知识的转变。但是，稍加研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使用暴力来行使它的权力。它所谓的“打江山、坐江山”，实质上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维持政权”的代称。

中共建政以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土改剿匪、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每一个运动都伴随着令人发指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宣布今后再也不搞政治运动了。天真善良的中国人民满以为共产党终于长大成人，懂得拳头代替不了真理了。没想到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华诞的前夕，邓小平把几十万大军调进北京城，在6月4日凌晨用机枪坦克屠杀了成百上千个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接着，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的前夕，江泽民又发动了对劝人向善、修身养性的法轮功的剿灭。这一残忍而又野蛮的围剿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至于对政治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的暴力镇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五十五年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刻也没有中断过。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使用财富来行使权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党国抛弃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只重精神表彰、不搞物质奖励的做法，在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形形色色的评奖活动。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的确得到过高额奖金。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财富来行使权力的。它的领导人及其家属的短视、自私和贪婪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更为大量的财富逐步地转化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他们利用自己的政策把自己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广大的老百姓——除了少数获得重奖或生财有道的出类拔萃者——无法公平地获得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仍然把富起来视为遥远的未来。他们目前看到的只是社会上的金钱万能和官场上的绝对腐败。

至于以知识行使权力，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来没有尝试过，而且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在托夫勒的权力转换模式中，知识是一个非常广博的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概括，而且还包括信息、数据、图象、态度、价值观以及其它抽象信号。在一定意义上，它相当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总和。以知识行使权力，就是要提高人民的认识能力，帮助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让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自觉地得出与权力行使者相同的结论、由衷地赞成权力行使者的做法。这意味着信息的公开，知情权的保证和参政议政权的行使。尽管目前的西方现代化发达国家大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这种方式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但是中国共产党哪有这种胆量！

列宁曾经把帝国主义比喻成泥足巨人。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比喻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国的专制政权，那么暴力和谎言就是它的两只泥足。党国政权可以支撑到今天还不倒，靠的就是它们，即在暴力镇压异己的同时，以谎言欺骗民众。建国五十五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那么多个惨无人道的运动、进行了那么多次毫无意义的战争、饿死了几千万忠厚老实的农民，如果中国老百姓不是被愚民政策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他们早就揭竿而起，把党国政权推翻了。所以，报禁是绝对不能开的，新闻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对于防不胜防的互联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的封查堵截。杜导斌、罗永忠等“一小撮人”胆敢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起来、打入大牢、严惩不怠。这本来就是一个喜欢阴暗、害怕真理的“见光死”政权，实在是太容易被“煽动颠覆”了！

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和胸怀走中策——以财富行使权力，更没有胆量和实力走上策——以知识行使权力，所以它只好抱残守缺走下策­——继续以暴力行使权力。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他们拒不正名伟大的八九民运，他们继续野蛮镇压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继续关押为国为民的杨建利、王秉璋、清水君、杜导斌、罗永忠……有人对胡温新政报以莫大希望。从以暴力行使权力这一角度来看，笔者看不出胡温新政新在哪里。是的，温总理十分温良恭俭让，上台去作政府工作报告，先向主席台成员鞠躬，又转过身来向与会代表们鞠躬。但是，这种“首创”算得了什么？中国老百姓需要的不是鞠躬，而是政府文明地、民主地行使权力，自己平等地、自由地生活和工作。

笔者奉劝中国共产党，还是改弦易辙，不要再迷信暴力吧。哪怕你口头上说得好听，什么“打江山、坐江山”，你“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维持政权”的日子是长久不了的。你如果不愿意放弃暴力、还政于民，你注定会被人民推翻。这就是使用暴力行使权力之所以高风险、高代价的真諦。你的喉舌粉饰太平，自鸣得意地把当今的乱世称为太平盛世。你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信以为真。你的任何以暴力维持政权的努力都只是垂死挣扎。而且，你还要认识到，你苟延残喘得越久，你欠人民的血债就越多。鲁迅先生说得好，“血债必须用同物赏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贵党是十分崇敬鲁迅先生的，但愿不要让他的预言应验在贵党头上！

《议报》第141期

博学多才的普通人和愚蠢暴戾的政治家

——浅评江泽民

从1989年“六·四”屠杀上台至今，江泽民已经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上表演了整整十五年。综观他在这十五年的所做所为，我们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博学多才的普通人和愚蠢暴戾的政治家。

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江泽民是颇有才干的。他通俄语、英语、能用西班牙语演讲。他会唱歌、会唱戏、会拉二胡、会弹钢琴、会弹吉它、还能指挥合唱。他的一手字写得也不错，而且又略通诗词，可以四处题词赋诗。对于自己的博学多才，他是十分得意的，无论场合是否合适，都喜欢当众卖弄。他把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成了他向国际社会显露才华的机会：在夏威夷弹夏威夷吉它，在意大利唱《我的太阳》，在美国背《独立宣言》，在智利用西班牙语演讲。由于过分卖弄风情，他的轻佻举止有失国格。但是，他有这些才能却是事实。尽管他的众多才艺都不过是业余水平或者业余爱好者水平，但是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可以露一手，并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它起码反映了他有较高的智商、较强的学习能力。如果他集中精力专攻一个领域，没准还真能搞到专业水平呢！

但是，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仅仅博学多才是不够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他的政治表现，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政治家。回观江泽民这十五年在政治上的作为，我们不能不十分遗憾地承认，他是一个极端愚蠢和暴戾的政治家。

江泽民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低能儿。他连政治学的某些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他把国家、政党和主义混为一谈，说“现在的情况下，爱国就是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

不需要专门研究政治，只要有一点基本常识，也应该知道：国家、政党和主义是三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国家是永久的，由它的领土、人民、历史、文化等因素构成。政党则是可以创立、成长、发展、衰败、没落、灭亡的政治团体。共产党只是众多政党之一。而主义在思想上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在社会学上是指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政治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只是众多主义中的一种。江泽民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政治上的痴呆。现在，针对香港同胞要求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直选特首和普选立法会委员，中共党国搞人大释法，把“港人治港”解释成“爱国者治港”。由于中共把共产党等同于国家，因而在实际上就把“港人治港”变成了“爱党者治港”。热爱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民岂能容许中共党徒以及傀儡来统治他们？于是，针对企图以“爱国者治港”来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的做法，香港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江泽民对人权和权力的差别也不甚了了。人权指的是人所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各种民主权利（注意：是权利！）。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拥有多大权力是两回事。但是，1990年7月在拉萨视察的时候，江泽民却以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为例，洋洋得意地说：“什么叫人权？热地同志从过去的农奴成长为堂堂的自治区党委二把手，这就是人权。”照这种说法，只要有一个原来地位低下的人大权在握，中国人民的人权就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怎么能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呢？毛泽东时代好得多！那时候，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当上了全中国的第一把手。明朝比毛泽东时代又好得多！那时候，叫花子朱元璋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秦朝的时候更好！那时候，吕不韦的私生子（在封建社会，没有人的地位比私生子更低吧！）赢政当上了秦始皇（也没有谁比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皇帝更加有权力吧！）。如此推来，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居然没有达到两千多前的秦始皇时代的水平！

够了，不用再举别的例子来说明江泽民的政治概念是多么糊涂和愚蠢了。还是来看看江泽民的政治统治是多么残忍和暴戾吧！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在江泽民上台之初是估计不足的。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只看到他资历不深、后台不硬，又是临危受命，接下一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许多人以为他只是一个过度人物，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称他为“弱主”。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络政论家还写作专文《弱主民之福》，论证中国人民可以在这个弱主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这是中国老百姓的福气。但是，江泽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很快就凶相毕露了。他发出狠话，“叫个体户倾家荡产”。要不是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行讲话”，把差一点儿被他抓死的经济重新“开放搞活”，恐怕不仅仅是“个体户倾家荡产”，连国民经济也要彻底崩溃。

1999年，法轮功迅速发展，修炼者过亿，几乎比当时的中共党员人数多一倍。担心中共的专制政权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威胁，江泽民鲁莽地下令对这个健体强身、劝人向善、原本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进行疯狂地镇压，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江泽民放出话来：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于是，昼夜连续审讯、电棍、老虎凳、捆绑、吊打、强行灌食……无论什么酷刑都用上了，导致近千人死亡、无数人终身残废，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但是，法轮功并没有被压下去，不仅没有在国内平息，反而还走向了国际。江泽民为自己的愚蠢和暴戾付出了代价：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瑞士、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有关人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各自国家的法院对他和他的帮凶提出了接二连三的诉状。在国际社会，江泽民落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一个博学多才的普通人同时又是一个愚蠢暴戾的政治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格分裂怎么会发生在中共党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身上呢？当然，这与江泽民的个人秉性和道德修养关系密切。江泽民的举止言行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个轻浮浅薄、哗众取宠、热衷名利、妄自尊大的人。一旦权力在握，就不免得意忘形，露出小人得志的张狂来。所以，他四处炫耀他的“才华”。所以，他举止轻狂、出言不逊。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他也想与第一代核心毛泽东、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一样垂名青史。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尽管是政治上的低能儿，江泽民也不甘寂寞，提出了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硬把它塞进了党章和宪法。

但是，江泽民人格分裂的更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封建邪教组织。江泽民在政治概念上的糊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破产。中国人民已经不再信仰无法自圆其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偷换概念，欺世盗名。所以，在他口中，爱国就是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某一个原来地位低下的人占据高位、大权在握就表示中国人民享受了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应该说，江泽民政治概念糊涂是假，蓄意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是真。

江泽民统治手段的残暴则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延伸和扩展。作为党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全党全国全军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所以他才敢胆大妄为地肆意镇压法轮功，犯下极其愚蠢的错误。法轮功不但压不下去，反而在国际上发展壮大，给他个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造成空前的麻烦，这是他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他拥有的无限权力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以为自己也拥有肆意剥夺别人信仰的权威。（注意，又是政治概念的混乱：把权力和权威混为一谈。）他原以为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不堪一击。没料到法轮功没有被压倒，反而压碎了原本可以与法轮功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反而使他自己变成了世界主要国家法庭的被告。

江泽民作恶太多，已经不可能功成名就地全身而退了。他继续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上垂帘听政，并不仅仅是因为贪权恋栈，更主要是因为他害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遭到清算。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说：镇压法轮功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许多网友说：耗资三十亿元修建国家大剧院也是他的个人决定。天知道他还有什么别的个人决定！为了尽可能拖延清算的到来，江泽民将在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上尽量赖下去。也许他对自己不能再当国家主席都感到懊丧。如果他还是国家主席，他就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说不定法轮功在外国法院对他的起诉就无法立案哩！

《议报》第149期

借鉴法轮功，搞好民主运动

作为一个原本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流派，法轮功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法办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忠实走卒和帮凶等四十余名中共高官的法律诉讼，对中共专制政权所造成的震撼和威胁不下于国内外的民主运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祖国民主事业的人重视和研究。自1999年遭受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反动势力野蛮镇压以来，法轮功之所以在五年之内就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笔者认为，这是与以下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敢、坚韧和献身精神。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6月中共大肆镇压以来，法轮功修炼者已被虐杀966人，终身伤残者不计其数。但是，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他们斗志不减，不仅在国内抗议之声不绝，而且走向了国际。几年来，无论是风霜雨血，不管是周末假日，在世界各地的重要中国使领馆前面，法轮功修炼者常年累月地轮流值班在那里练功示威，抗议中共党国的国家恐怖主义。他们艰苦卓绝的抗争赢得了广大善良和正义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奉法轮功）的同情和尊敬。

第二，对中共党国的欺骗宣传，法轮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宣传。在中共利用电台、电视台、网站、报纸等宣传媒介对法轮功大肆污蔑之际，法轮功利用新唐人电视台、放光明电视台、大记元网、明慧网、大记元时报等媒体有组织地进行全面辩诬，戳穿中共的弥天大谎（例如天安门自焚案）。在对中共进行反宣传的过程中，法轮功逐步完善和发展了它的宣传媒体。大记元时报由周报变成了全球免费发行的日报。新唐人电视台全球二十四小时播放，节目越办越好，越来越多样化。在新闻和文娱节目之外，“侃侃而谈”、“透视中国”、“奇书共赏”、“焦点访谈”、“热点互动”、“茶余饭后”、“华人新视野”、“弹指一挥间”等专题节目对揭露中共的独裁统治、宣扬民主自由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法轮功具有坚强而又统一的领导，从而使法轮功修炼者在全世界的抗争能够互相支援、协调发展。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领袖。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更把全世界的法轮功修炼者团结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把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忠实走卒绳之以法，让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目前，已经有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瑞士、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对江泽民及其帮凶提出了法律诉讼。有的法院（例如美国联邦法院第七巡回法庭）已经开始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国际社会，江泽民就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第四，法轮功重视和讲究斗争策略。在与中共的血腥镇压进行坚决斗争时，法轮功始终申明自己没有政治诉求。并且，又把江泽民及其死党与中共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例如朱鎔基）区分开来，强调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和私人行为。在温家宝出国访问期间，法轮功修炼者同时打出了“法办江泽民”和“欢迎温家宝”的横幅。为了躲避群情激奋的抗议者，温家宝甚至宁可从次序井然的法轮功修炼者队列旁通过。法轮功的如此做法，在无形中（不管法轮功是否有此意图）分化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利于对他们各个击破。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法轮功和民运都算得上一对难兄难弟。法轮功修炼者所受到的打压绝不亚于民运人士。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声势、形成的影响和对中共的威胁，似乎都比民运更大一些。对此，民运人士不能不多加反省和深思。当然，民运和法轮功不是一回事。在江泽民把法轮功宣布为邪教以后，为了对抗中共的野蛮镇压，法轮功逐步由一个健体强身、修身养性的气功流派转变成了一个以创始人李洪志为精神领袖，以《转法轮》为经典，以练功站为基层组织，以法轮大法为法规，以真善忍为信条的准宗教组织。它是比较容易统一领导、建立组织并获得信徒的资助和献身的。

民运人士与之不同。我们不能象法轮功修炼者那样宣称自己没有政治诉求。我们也无法同时打出“法办江泽民”和“欢迎温家宝”的横幅。我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拥有不同民主理念的个人组成。大家的意见可能千差万别，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针锋相对。因此，我们的队伍派系林立，群龙无首。但是，不管如何，大家的共同敌人都是中共党国的专制政权。面对这一无耻、野蛮、虚伪的庞然大物，我们应该真诚地象法轮功修炼者学习，象他们那样讲究斗争策略、认清主要敌人、勇于自我牺牲，求大同、存小异。我们没有必要争权夺利、互不服气。我们更不应该互相坼台、互相攻击！只有这样，民运和它的难兄难弟法轮功才可能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民运才不会被它的患难兄弟法轮功甩在后头。

《民主论坛》2004年6月11日

团结在为“六四”正名的旗帜下

随着中共党国专制政权的日益没落，它一方面固然变得越来越虚弱，另一方面也变得越来越蛮横。在国内，蒋彦永医生、丁之霖女士、独立知识分子、爱滋病活动人士、保卫钓鱼岛人士、对日争取二战赔偿人士、上访人员、中国民主党党员、法轮功修炼者……不管你是为了拯救人类而仗义执言，还是为了死去亲人而悲伤哭泣；不管你是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还是为了个人鸣冤叫屈；不管你是独立的个体，还是有组织的团体；不管你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政治党派，还是毫无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只要你有可能危及中共专制政权的“稳定”，中共党国政府都一概打压。轻者拘留审讯、重者判刑入狱。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事业在国内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压制。

在国外民主自由的环境里，海外民运人士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条件是国内民主战士们无法比拟的。虽然远离故土，没有国内人民群众的直接支持和呼应，我们还是可以指望海外民运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实际情况却令人颇为失望——海外民运虽然在海外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是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却不尽人意！

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共党国对民主国家的施压和中共特务对民运组织的渗透有关，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怪民运内部的四分五裂。海外民运是由拥有各种不同民主理念的个人组成。大家的意见千差万别，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针锋相对。因此，海外民运队伍派系林立，群龙无首。尽管无耻、野蛮、虚伪的中共党国专制政权是所有民运人士的共同敌人，但是大家在战略上、策略上、近期目标上、主攻方向上、权力分配上……都可能发生无休止的争论。于是，争权夺利、互不服气、互相坼台、互相攻击的现象屡见不鲜。王若望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民运领袖人物。他的追悼会本应该最不至于引起民运各派的争议，但是正义党负责人石磊的名字却无缘出现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在追悼会会场外面甚至还出现了争吵和打斗……

相比之下，处在中共党国高压下的国内民主人士反而团结得比较好。原来的一些个体反抗者逐步走到一起来了。丁之霖女士十五年如一日地查讯“六四”死难者姓名、挖掘他们死难的真相。“六四”难属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虽然这是一批为数不多的弱小者组成的互助团体，但是她们的勇敢、执着、不畏强暴、正义凛然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她们已经连续多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真话英雄蒋彦永先生原来不过是一个个体异议者，现在也变成了与天安门母亲丁之霖女士、独立作家余杰先生、民运活动家江棋生先生、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先生、爱滋病医生高耀洁女士、民权律师俞梅荪先生、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先生等异议人士有广泛接触的公众人物。

在重重压力下，国内民主人士可以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漫长征途上汇集到一起来，处在自由环境的海外民运人士没有理由不能团结一致！如果说民主和自由必然导致争斗和涣散，那么法轮功提供了极好的反例。无论他们处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能以李洪志先生为精神领袖，在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下，以全球公审江泽民为共同目标，自觉地对中共专制政权展开顽强的斗争。

民运人士也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战胜中共党国政权这一庞然大物。它不是别的，就是为“六四”正名！只要你是真正的民主人士，无论你对民主的理解多么不同，你都无法认同中共党国动用野战军、开坦克进城、用机关枪扫杀无辜平民！你都不能允许中共把它叫做“反革命暴乱”、“政治动乱”、“政治事件”、“政治风波”……最后又干脆闭口不提，妄想用时间来耗散人们的记忆。你肯定具有强烈的愿望，要为这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名！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六四”永远是中华民族无法愈合的伤口，是中国人民无法压抑的悲痛，也是中国共产党无法逃避的罪责。只要海内外民主人士团结一致，以为“六四”正名为突破口，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不懈地斗争，就能使中国共产党无法自圆其谎，就能把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昭示于天下，就能引起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就可以动摇和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今年是“六四”屠杀十五周年，全球近二十个国家的六十名代表成立了以丁之霖女士为名誉召集人的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以“纪念六四、呼唤良知”为题，在十七个国家、二十六个城市同时举办由三千多张图片组成的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图片展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六四”十五周年国殇日已经过去，我们不可以就此罢手，而应该把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改名为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变为常设组织，对全世界的中国民运进行组织和协调，从而使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可以团结在为“六四”正名的旗帜下，以德高望重的丁之霖女士和蒋彦永先生为精神领袖，抛弃个人和团体的恩怨，统一和协调我们的力量，把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斗争进行到底。

[附笔1]：蒋彦永医生6月1日乘坐解放军总医院的车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途中被中共拘禁。一个多月过去了，至今仍未获释。对此，笔者怀着极度的愤怒对中共的黑暗统治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无比的蔑视。

[附笔2]：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安娜女士对封从德先生的访谈，封先生告诉广大观众，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确实已改名为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变为常设组织。笔者不禁感到由衷地喜悦——不是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是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

《看中国》2004年7月7日

愚蠢的中共党国政府、愚蠢的江泽民

自从中共在1949年建立党国以来，中共党国政府就一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共产党的历届最高领导人都把自己的意志当法律，而把人民则当作任凭他驱使和宰杀的羔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一党专制所必然引起的蛮横和狂妄，另一方面是由于无限权力所必然导致的愚蠢和无知。

第一代核心毛泽东“超英赶美”的大跃进闹剧导致了在三年大饥荒中两千万到六千万顺良百姓活活饿死。第二代核心邓小平“杀二十万人、维持二十年稳定”的叫嚣使中共政权坐在了火山口上，连一天真正的稳定也没有享受过。他们的愚蠢做法最终都沦为了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笑柄。

但是，他们毕竟有聪明的一面。毛泽东以他的权术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共党国。邓小平以他的精明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使党国政权苟延残喘至今。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不甘落后，总想自我表现一番，让人民不要小看他这个核心。他四处卖弄他的雕虫小技：讲外语、唱歌、唱戏、拉二胡、弹钢琴、弹吉它、指挥合唱、题词、赋诗，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是比毛泽东、邓小平更有才干的多面手。作为第三代核心，他当之无愧。

但是，江泽民风情毕露的表演除了让全国人民恶心之外，根本无法掩盖他作为党国领导人的愚蠢和暴戾。由于法轮功坐大，出于对个人权力和党国政权受到威胁的担心，他鲁莽地下令对这个健体强身、劝人向善、原本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进行疯狂镇压。他放出狠话：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他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是，事与愿违，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国内走向国际，把江泽民和他的四十多名忠实走卒告上了十几个国家的法庭，使党国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党国政府骑虎难下、黔驴技穷，最近居然赤膊上阵，在南非导演了枪击法轮功修炼者的谋杀未遂案。

更有甚者，享有国际声望、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蒋彦永医生在6月1日又遭到了党国政府拘禁。知情人说：享受军级待遇的蒋彦永医生必须由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才可以拘禁。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此事与镇压法轮功一样，也由江泽民负个人责任。善良的人们原以为蒋医生（和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只是遭受临时拘禁，过了“六四”敏感期就会释放，没想到却一直关押至今，并且说他“违反了军纪（一说党纪）”，已经被“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楚问题）。“他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取决于他和他的家人的态度”。在失去自由的四十多天里，中共以“洗脑”学习班对他洗脑，就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一事对他反复盘问，还警告他，如果拒不改变对“六四”的看法、拒不“提高认识水平”，就会继续被扣压。

但是，真话英雄蒋彦永医生在“文革”遭囚禁的时候说真话、在萨斯蔓延的时候说真话、在“六四”发生的当时和随后十五年里说真话，难道现在就能被你压出假话来！虽然受到沉重的压力，蒋彦永医生却泰然处之。他不但拒绝向当局认错，而且还以乐观的态度安慰家人不要担心，说他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当前问题。他甚至叫家人给他留一块他儿子45岁生日的生日蛋糕。晚上他兴趣盈然地熬夜观看“欧洲杯”足球赛。因此，我们有把握，无论江泽民非法拘禁蒋彦永医生多久，我们的人民英雄都不会被压垮。

不要以为这只是蒋彦永医生的个人抗争，他的拘禁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美国有几十位议员联名写信给胡锦涛要求释放蒋彦永。国际上有几十位知名学者也联名写信给要求释放蒋彦永。海内外278人共同发起的全球声援蒋彦永签名的互联网站已经开通，（笔者也自豪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蒋彦永医生崇高的国际声望和傲岸不屈的英雄形象，他给江泽民带来的骑虎难下的尴尬将不下于法轮功的群体抗争。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我们不禁要问愚蠢至极的江泽民：下一步你还有什么招数？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懂：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中国人民早已不再是任中国共产党随意驱使和宰杀的羔羊了！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彦永医生个人正在证明这一点。国内外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证明这一点。

江泽民，不管你多么穷凶极恶，你和你所代表的中共党国的罪恶统治都会在人民的正义反抗中灭亡。这不是笔者的虚张声势，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民主通讯》2004年7月12日

对蒋彦永医生的拘禁再次体现了江泽民的愚蠢

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最热衷于自我表现的领导人。他抓住一切机会表现他的博学多才：唱歌、唱戏、拉二胡、弹钢琴、弹吉它、指挥合唱、题词、赋诗。他不管场合四处卖弄他的雕虫小技：在夏威夷弹夏威夷吉它、在意大利唱《我的太阳》、在美国背《独立宣言》、在智利用西班牙语演讲。他也许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有才华。作为第三代核心，他当之无愧。

这些风情毕露、有损国家尊严的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恶心，给他带来了“戏子”的绰号，却无法掩饰他作为党国领导人的愚蠢和暴戾。他独断专行，做出了数不胜数的劣行，例如：出卖国家领土、建造国家大剧院等等。其中，对法轮功的野蛮镇压最集中体现了他的愚蠢。1999年4月25日，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中南海，在中南海围墙外练功和静坐，抗议党的喉舌对法轮功的歧视宣传。江泽民突然发现发轮功已经壮大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出于对个人权力和党国政权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心，他鲁莽地下令对这个健体强身、劝人向善、原本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进行疯狂镇压。他放出狠话：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并且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与江泽民的愿望相反，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国内走向国际，把他和他的四十多名忠实走卒，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告上了十几个国家的法庭。江泽民的愚蠢暴行使中共党国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搞得党国政府骑虎难下、欲罢不能。最近居然黔驴技穷、赤膊上阵，在南非导演了枪击法轮功修炼者的谋杀未遂事件。

法轮功的顽强反抗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再也不是任凭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最高领导人随意驱使和宰杀的羔羊了。“吃一堑、长一智”，江泽民如果是一个能够从失败中学习的聪明人，他就应该吸取教训，不再蛮干了！但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使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永远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看待人民的反抗。他们不具备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蛮横和狂妄。对蒋彦永医生的拘禁就是继轻率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江泽民又一次极其愚蠢的错误。

2003年春，萨斯肆虐中华大地，中共党国为了开好两会，“稳定压倒一切”，对萨斯疫情隐而不报。卫生部长张文康“负责任地”代表政府对国际社会公然说慌。公安部队大抓民间转播萨斯疫情的“造谣者”。从而，萨斯蔓延到香港、台湾、加拿大、东南亚各国。为了挽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凭着医生的良知，蒋彦永医生在投书中央台和凤凰台藐无音讯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书国外，使中共党国不得不正视萨斯疫情，使萨斯在全国和全球得到即时控制，挽回了中华民族的声誉。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获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今年2月24日，他又给党中央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再度受到国际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对这样一个国际上把他视为公理和正义的化身的人怎么可以随便乱抓呢？

但是，6月1日，蒋彦永医生却在去美国使馆办理签证的途中，遭到党国政府的绑架和拘禁。知情人说：享受军级待遇的蒋彦永医生必须由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才可以拘禁。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此事与镇压法轮功一样，也应该由江泽民负个人责任。善良的人们原以为蒋医生（和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只是遭受临时拘禁，过了“六四”敏感期就会释放，没想到却一直关押至今。当局一会儿说他“违反了军纪”，一会儿说他“违反了党纪”，已经对他“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楚问题）。还扬言“他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取决于他和他的家人的态度”。在蒋医生失去自由的这四十多天里，中共当局以“洗脑”学习班对他洗脑，就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一事对他反复盘问，还警告他，如果拒不改变对“六四”的看法、拒不“提高认识水平”，就会继续被扣压。

但是，真话英雄蒋彦永医生在“文革”红色恐怖期间遭受囚禁的时候都说真话、在萨斯肆虐的2003年都说真话、在“六四”发生的当时和随后十五年里都说真话，难道现在就能被江泽民及其走卒压出假话来！哪怕压力如泰山压顶，蒋彦永医生却泰然处之。他不但拒绝向当局认错，而且还以乐观的态度安慰家人不要担心，说他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当前问题。他甚至幽默地叫家人给他留一块他儿子45岁生日的生日蛋糕。晚上他还兴趣盈然地熬夜观看“欧洲杯”足球赛。看来，无论江泽民非法拘禁蒋彦永医生多么久，都不可能压垮我们的人民英雄。江泽民现在陷入了放又不甘、关又无效的两难困境。

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这只是蒋彦永医生的个人抗争。作为一个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政治风云人物，他的拘禁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2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释放蒋彦永。国际上有20多位知名学者也联名写信给胡锦涛要求释放蒋彦永。海内外278人共同发起的全球声援蒋彦永签名的互联网站已经开通，无数热爱民主自由、向往公平正义的人已经签名，而且签名人数还在不断增长。蒋彦永医生的崇高国际声望和傲岸不屈的英雄气概给江泽民带来的骑虎难下的尴尬将不下于法轮功的群体抗争。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江泽民将在再一次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并且使中共党国独裁政权陷入更加难以自拔的深渊。在此，笔者不禁要质问江泽民：难道你愚蠢的头脑就一点也不懂得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吗？中国人民任人驱使和宰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已经向你证明了这一点。蒋彦永医生个人正在向你证明这一点。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内的国内外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证明这一点。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名言。江泽民，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你自己也引用过。但是，尽管你把它熟记在心、倒背如流，你却完全不懂它的涵义。你必须认识到：不管你多么穷凶极恶，你愚蠢的倒行逆施都只能加速你和你所代表的中共党国的罪恶统治的灭亡。这不是笔者在吓唬你，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看中国论坛》2004年7月27日

由顾顺章谈到江泽民

——江泽民的愚蠢和暴戾将导致中共党国的灭亡

开场白

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活动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1904-1935）极富组织活动能力，同时却又特别好出风头。在1931年那种“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一时起兴，居然在武汉的大厅广众中公然表演魔术，结果被投靠国民党的叛徒认出而遭逮捕。被捕之后，他投敌叛变，出卖党组织，给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最后也给自己招来灭族之祸——周恩来亲自组织暗杀队，把他一家老小连同佣人客人一起斩尽杀绝。但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江泽民相比，顾顺章只能甘拜下风。如果说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最热衷于自我表现的领导人，笔者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江泽民抓住一切机会表现他的博学多才：唱歌、唱戏、拉二胡、弹钢琴、弹吉它、指挥合唱、题词、赋诗。他还不管场合四处卖弄他的雕虫小技：在夏威夷弹夏威夷吉它、在意大利唱《我的太阳》、在美国背《独立宣言》、在智利用西班牙语演讲、接见台湾客人的时候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许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有才华，作为第三代核心，他是当之无愧的。

江泽民这些风情毕露、有损国家尊严的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恶心，给他带来了“戏子”的绰号，却又无法掩饰他作为党国领导人的愚蠢和暴戾。“全球审江大联盟”给江泽民列举了十大罪状：卖国、独裁、谎言、封锁网路、败坏道德、压制信仰、镇压六四、践踏人权、群体灭绝、强立恶法。作为地下工作者，顾顺章愚蠢地乱出风头最终导致了其家族的灭亡。作为中共党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出出风头也许不会有灭族之祸，但是他的愚蠢和暴戾却可能导致中共党国的灭亡。

孔雀在张开美丽的尾屏的同时，也露出了丑陋的屁眼。江泽民在风头出尽的同时，也露出了无尽的蠢态：在西班牙王后面前梳头、在公共场所摳鼻屎、坐在主席台正中打磕睡……我们不妨把这些事情都当作他的个人小节，它们不至于影响党国的存亡和安危。但是，他所做的两件大蠢事却很可能把党国彻底断送。

一、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做的第一件大蠢事是野蛮镇压法轮功。法轮功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气功流派，其创始人李洪志1992年在北京第一次讲座的时候只有两百多人到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把它捧起来的。早期的空气动力学家、晚期的社会活动家、科技“元帅”钱学森是气功的热心推广者。他给气功戴上了人体科学和边缘科学的光环。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直接而明确地大力支持法轮功。李洪志在1993年获得了“边缘科学进步奖”、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气功师”、他的《转法轮》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就这样，到1999年，法轮功的出版物就号称他们有一亿修练者了，这几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一倍！

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才如梦初醒。它是搞农民起义起家的。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总是利用宗教活动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了如指掌。太平道领导了黄巾起义，白莲教掀起了白莲教起义，拜上帝教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些农民起义都动摇了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法轮功比历史上的宗教更有过之，其修炼者不仅广布农村，而且在城市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党的干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中都大有人在。中国共产党岂能听任法轮功坐大，成为动摇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的庞大力量！于是，它开始调动党的喉舌对法轮功进行歧视宣传。对于这种歧视宣传，法轮功组织其修练者进行和平理性的聚众练功表示抗议。1999年4月25日，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中南海，在中南海围墙外练功和静坐，而且党国的公安机关在事先居然毫无觉察。这充分说明法轮功比共产党还耳聪目明，还富有号召力！于是，在极度惊恐之中，江泽民悍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并成立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展开了疯狂地镇压。

法轮功本来只是一个健体强身、劝人向善、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江泽民贸然把它定为邪教，广大法轮功修练者岂能心服！他们由此反而抱成了一团，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当成精神领袖，把《转法轮》当作经典，把练功站当作基层组织，以法轮大法作为法规，以真善忍作为信条，与党国政权展开了自党国成立以来最为英勇顽强的斗争。这样，宗教的三要素（教宗——李洪志、经典——《转法轮》和基层教会——练功站）都齐备了，法轮功真的变成了宗教。法轮功修练者对法轮功的热爱也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信仰。当初，江泽民放出狠话：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但是，对于虔诚地信仰法轮功的法轮功修练者，你就是把他们“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他们也会前仆后继地和你对着干到底。当年，中国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支持下，不也是这样宁死不屈地和国民党政府一直斗争到了最后胜利吗！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曾经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过无数的反动会道门。江泽民以为法轮功与其它会道门没有什么两样，也会一压就垮。他信心十足地发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血腥镇压以来，中共侩子手已经活活打死了上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还把无数法轮功修炼者打成了终身残废。但是，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中国走向了世界。他们成立了“全球审江大联盟”，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台湾等等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把他和中共的四十多名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告上了法庭。江泽民的愚蠢暴行使中共党国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现在，党国政府骑虎难下、欲罢不能。最近居然黔驴技穷、赤膊上阵，在南非导演了枪击法轮功修炼者的谋杀未遂事件。

二、拘禁蒋彦永

法轮功的顽强反抗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再也不是任凭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最高领导人随意驱使和宰杀的羔羊了。“吃一堑、长一智”，如果江泽民具有从失败中学习的起码能力，他就应该吸取教训，不再蛮干。但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使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永远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看待人民的反抗能力。他们不可能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他们会在手忙脚乱中失去冷静分析的能力，仍旧采用他们惯用的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蛮横的镇压。对蒋彦永医生的拘禁就是江泽民在继轻率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所犯的又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2003年初，萨斯肆虐中华大地，中共党国为了开好人大、政协两会，“稳定压倒一切”，对萨斯疫情隐而不报。江泽民的前私人御医、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政府“负责任地”对国际社会说谎。公安部干警在民间大肆抓捕转播萨斯疫情的“造谣者”。萨斯在春运期间迅速蔓延全国，并传播到香港、台湾、加拿大、菲律宾、新加波、东南亚各国等30多个国家。医生的良知使蒋彦永医生坐立不安，他分别投书中央台和凤凰台，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为了挽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蒋彦永医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书国外，使中共党国无法再继续隐瞒萨斯疫情，不得不全面展开对萨斯的全国性防治，使萨斯在全国和全球终于得到了控制，挽回了中华民族的声誉。国际舆论界把他称为“中国的良心”，《时代》周刊把他选为2003年度风云人物。

今年2月24日，蒋彦永医生再接再厉，又根据自己在1989年“六四”期间的亲身经历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要求为“六四”正名，喊出了全中国人民压在心头十五年的心声。《黄花岗》杂志以特稿形式用《浸着血泪的上书》为题首发了蒋彦永医生的上书，使蒋医生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国际舆论界把他视为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对这样一个圣徒似的人物，中国共产党怕得要死、狠得要命，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没有人敢对他下毒手。

但是，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江泽民终于按捺不住了。6月1日，蒋彦永医生去美国使馆办理赴美探亲签证，途中遭到党国政府的绑架和拘禁。知情人说：享受军级待遇的蒋彦永医生必须由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才可以拘禁。所以我们有理由断言，此事与镇压法轮功一样，也应该由江泽民负个人责任。善良的人们原以为蒋医生和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只是遭受临时拘禁，过了“六四”敏感期就会获释，没想到却一直关押至今。中共当局一会儿说他“违反了军纪”，一会儿说他“违反了党纪”，已经对他“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楚问题）。还扬言“他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取决于他和他的家人的态度”。在蒋医生失去自由的这四十多天里，中共当局以办“学习班”为名对他洗脑，讯问他上书是如何传出去的，并且就上书的一字一句对他反复盘问。还警告他，如果拒不改变对“六四”的看法、拒不“提高认识水平”，就会继续被扣压。

但是，真话英雄蒋彦永医生在“文革”红色恐怖期间遭受囚禁的时候都说真话、在萨斯肆虐的2003年都说真话、在“六四”发生的当时和随后十五年里都说真话，难道现在就能被江泽民及其走卒压出假话来！哪怕压力如泰山压顶，蒋彦永医生却泰然处之。他不但拒绝向当局认错，而且还以乐观的态度安慰家人不要担心，说他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当前问题。他甚至幽默地叫家人给他留一块他儿子45岁生日的生日蛋糕。晚上他还若无其事地怀着浓厚地兴趣熬夜观看“欧洲杯”足球赛。看来，无论江泽民非法拘禁蒋彦永医生多么久，都不可能压垮中国人民的老英雄。江泽民现在陷入了放又不甘、关又无效的两难困境。

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只是蒋彦永医生的个人抗争。作为一个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政治风云人物，他的拘禁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2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释放蒋彦永。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20多位国际知名学者也联名写信给胡锦涛要求释放蒋彦永。海内外278人共同发起的全球声援蒋彦永签名的互联网站已经开通，平均每四分钟就有一个热爱民主自由、向往公平正义的人签名，签名人数在迅速增长。蒋彦永医生的崇高国际声望和傲岸不屈的英雄气概给江泽民所带来的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将不下于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抗争。

结束语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江泽民肯定将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并且使中共党国独裁政权陷入更加难以自拔的泥淖。哪怕江泽民比顾顺章博学多才；而且不用担心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更不至于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暗杀队对他灭族，但是他绝不可能给中共党国带来繁荣兴旺。顾顺章的好出风头只不过导致了其家族的灭亡，好出风头的江泽民却可能要拖着整个中共党国作他的陪葬。

2004年7月11日完稿

《黄花岗》总10期

漫谈政治异议人士外逃

自古以来，各国都有政治异议人士外逃，中国也不例外。在本文中，笔者对与政治异议人士外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肤浅看法。首先申明：贪官污吏和刑事犯罪分子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他们的外逃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中共建国初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知识精英不惜抛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决然地回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时，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富资本家外，很少有人仅仅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外逃。随后，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梁漱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逐步暴露了中国共产党虚伪、卑鄙、残暴的丑恶本质，让无数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伤透了心。于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外逃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的“六四”屠杀把中国共产党的反人民、反历史前进的罪恶本质暴露无余，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表达抗议和不满，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先后逃离中共统治的樊笼，使政治异议人士的外逃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高潮。外逃者中不仅仅有大量饱受迫害、无以为生的人，也有一些地位颇高、衣食无忧之士。

后者的出逃具有特殊意义。在国内，他们本是中共的知识分子收买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外逃不是因为在中国活不下去，而是因为忍受不了中共统治的政治束缚和思想钳制。他们外逃的目的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真正的人，要无忧无虑地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出逃表达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收买并不奏效，显示出中共专制政权在有独立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已经丧失人心。他们的出逃减少了中共握在手心、可肆意摧残的人才，增加了民主阵营的知识和智慧。中共专制政权连他给予了高官厚禄的人都无法留住，这说明中共专制统治已经到了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边缘。对此，我们应该鼓掌欢呼。

2．外逃的知识精英应该有自知之明。

（1）正确对待在国内的头衔。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头衔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凭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赢得的，对于这种头衔，不管你是逃到了国外，还是被共产党投入了监狱，你都可以引以为荣。例如，作为民主党员，四川民运人士欧阳懿饱受中共当局的政治歧视。但是由于他从事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群众还是把他评选为了优秀教师。欧阳先生著文提及此事时，自豪之感溢于言表。目前欧阳先生已被中共非法逮捕。虽然身陷囹圄，对于自己曾荣获优秀教师的头衔，欧阳先生不妨仍然感到自豪。这一道理当然也适用于外逃的知识份子精英。第二类是共产党赐于的。它们表明了你是中共的重点收买对象。你既然逃了出来，就表明你宁可不要这些头衔也要自由。你可以提及你有这些头衔，以表示你不再吝惜你在中共党国拥有的地位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你没有理由为这些头衔而骄傲和自豪。

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把封官进爵当作笼络人心的手段。目前，它用高薪收买广大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失去作为民族的良知的社会职能，使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没有良知的社会。对于知名人士，共产党更是“给官很大方，给权却很吝啬”（宋庆龄晚年省悟之后语）。有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高官比比皆是。共产党豢养这些知识分子高官就象阔人豢养宠物，高兴的时候可以把你举到头顶，烦恼的时候可以把你一脚踢开。所以，你本来也没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理由。

（2）正确对待自己的学术成就。

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分工，使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伟大，都只能在某些领域作出成绩。要在“文字、哲学、宗教、历史、人性上向世人展示自由知识份子的博大胸怀”是颇不容易的。没有多年的文学创作积累，要达到“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著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的水平更加不可能。没有基础的、不切实际的自吹自擂只会引人反感，败坏自己的声誉。它在人们对你外逃成功的喜悦中掺进了苦涩。

（3）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遭受的迫害。

和一般民间政治异议人士相比，持异议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处境毕竟好得多，（尽管他们深沉而敏锐的思想也许会使他们感到更加痛苦）。要博得广大异议人士的认同，外逃的知识分子精英在谈到自己遭受的迫害时不可以夸大其词。为了减少异议知识分子精英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曾把一些著名异议分子，赶出北京。例如，把郭罗基先生放逐到南京；把袁红冰先生流放到贵州。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引申出你所遭受的“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酷刑”。虽然流放外地，你还是在当官、做教授，这比那些虽然没判死刑、但是长期监禁的异议份子强过万倍；比那些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求助无门的异议份子也强过百倍。肆意夸大自己遭受的迫害，不能增加别人的同情，反而会引发别人的反感。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4）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出逃的目的。

异议知识分子精英在国内不缺吃喝、颇有地位，缺的是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他们之所以要出逃，就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真正的人，以便畅所欲言地无所顾忌地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们的这一目的与中国的民主事业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将为民主事业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因此，异议知识分子精英完全没有必要再以哗众取宠、漫无边际的词藻来装饰自己。比如，“如果我背叛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这未免自视太高了！为什么你就那么重要，一旦你“背叛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人为地拔高自己出逃的目的，不能使你显得更崇高，却会让人怀疑你是不是自大狂。

异议知识分子精英成功出逃对于国内外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是一件喜事，不应该由于某些夸大其词的言语而败坏了喜庆气氛，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3．大力援助知名度不高的政治异议人士。

有些异议人士历尽艰险逃出中共樊笼，但是由于其知名度不高，得不到所到国或申办国的政治庇护，有的人甚至被遣送回国去遭受变本加厉的迫害。这是极不人道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为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而英勇斗争，他们从事的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公益事业。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权我空拳。而且，由于中共党国政权是世界主要国家一致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正式外交场合），敌我双方还处于敌有助我无援的态势。例如，杨伟先生为逃避中共追捕，自大陆逃到泰国，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由于榜上无名，被“请”出大门。漂泊四年之后，才在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的帮助下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再如，袁红冰先生的主要助手赵晶女士与袁红冰先生一起到达澳大利亚，她的政治庇护却困难重重、一波三折。这是极不公平的。国内外政治异议人士当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敦促世界各国政府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一视同仁地给予一切出逃的政治异议人士以政治庇护。当然，知名度不高的政治异议人士的身份辩识过程可能会长一些，这是必不可免的，也是合理的。

4．向坚持国内斗争的政治异议人士致敬。

争取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国是主战场。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政治异议人士承担着中共专制政权的正面压力。蒋彦永医生、丁之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独立知识分子、爱滋病活动人士、保卫钓鱼岛人士、对日争取二战赔偿人士、上访人员、中国民主党党员、法轮功修炼者……不管是为拯救人类而仗义执言，还是为死去亲人而鸣冤叫屈；不管是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还是为个人争权维权；不管是独立的个体，还是有组织的团体；不管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政治党派，还是毫无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只要在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正义的斗争，就在承受中共党国政府的打压，就值得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们身在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包括逃出中共樊笼的政治异议人士，都应该极尽所能地支援他们的斗争。同时，还应该考虑如何把海内外的民主斗争事业结合起来、联成一体、互相帮助、彼此支援。杨建利博士、王秉璋博士、清水君先生等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国内，遭到了中共政权的拘禁。在此，笔者对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议报》第163期

从张伯驹的一生看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掠夺

一、爱国玩主

张伯驹（1897-1982）是我国现代伟大的词人、收藏家、古董鉴赏家和戏曲家。其父张镇芳[1]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但张伯驹偏偏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只喜欢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被人称为“京城玩主”，为举国闻名的“民国四公子”[2]之一。但是，他的玩与浪荡公子们花天酒地地嫖赌逍遥却决然不同。他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尊严。

1．玩出水平

张伯驹爱好广泛，除了是围棋高手和著名美食家之外，还喜欢戏曲、诗词、书法、字画、古董，而且在这些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1）戏曲：张伯驹是京城著名票友，北京戏剧协会的重要赞助人。他曾拜京剧大师余叔岩为师。整整十年在余叔岩门下潜心研究余派艺术。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客串演出《空城计》，出演主角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程长庚、王凤卿、王福山等大牌名角为他当配角同台演出，北京城为之轰动。抗日战争期间，张伯驹还到西北重镇兰州去搞过义演。

（2）诗词：张伯驹一生填词数千首。出版有《从碧词》、《张伯驹词集》等。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为《从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的词人之词了。周汝昌把张伯驹与李后主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这一观点“死不悔改”。1985年中华书局出《张伯驹词集》，周汝昌在其序中仍然旧话重提。可见他把张伯驹的词摆在何等崇高的地位。

（3）书法：张伯驹临模书圣王羲之的《十七贴》练过草书、临模钟太傅的《贺克捷表》练过楷书、最后从反复摩挲玩味蔡襄的《自书诗册》中获得书法真諦，创造了自己的似蔡非蔡的独特字体。该体不慍不火、不激不励，落笔时露锋、收笔时藏锋，启承转合无一败笔。1980年，北京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轰动海内外。1981年初，继北京之后，香港书画界又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

（4）古董：张伯驹堪称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收藏家和古董鉴赏家之一。对于珍稀字画、书籍、陶瓷、木器，张伯驹都有极高的鉴赏力。他的藏品以古代字画和善本图书为主。他的收藏方针是贵于精而不在多。例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中国画。张伯驹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为慈禧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住宅）卖给辅仁大学得200两黄金，又加上变卖夫人潘素的首饰凑足220两黄金而买回[3][4]。

2．玩出尊严

张伯驹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从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场享有盛誉。他对奸商、权贵、以及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变卖国宝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张伯驹的尊严表现在——

（1）藐视权贵：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与蒋经国同桌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堂而皇之地在首席就坐，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 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凭什么有如此大架子？” 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园场，他自己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此言发出，祝绍周的脸都吓白了。倒是蒋经国颇有肚量，心中暗想，“文人狂生，不与他计较也罢。”[3]

（2）嫉恶如仇：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王羲之、王献之与王殉三人的字帖《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的买下他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画家张大千将此事告诉张伯驹。张伯驹闻讯勃然大怒，不管张大千如何极力劝阻，毅然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寄上海《新民晚报》发表。该文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说明故宫失散书画的去向和《三希堂法帖》的遭遇，在上海文化界引起轰动。蒋介石风闻此事，对宋美龄抱怨，“子文也太不知轻重了，身为国家大员，为了两幅字闹得物议沸腾，坏了政府的威信。”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3）保护国宝：与别的古董收藏家不同，张伯驹收购古字画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将它们藏之于密室，待其升值之后再捞一大把。他担心的主要是这些稀世珍宝落到洋人手里、流入外邦。张伯驹以四万元买回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后不久，就有买办古董商白坚甫找上门来，愿以二十万收购。张伯驹冷笑道：“白大爷出的价是够高了……可惜啊，这幅字落到了我张伯驹的手里。别说我张某人现在还算不上穷，就是哪一天上街讨饭吃，也不会出让国宝的。” 白坚甫发出威胁，“张大爷也应该知道我白某人的底细……是个外国朋友喜爱上了你手中那幅字……价格不满意，也可以再商量。如果张大爷就这样认死理，惹闹了我那位外国朋友，弄出麻烦来，就不是我来府上的本意了。” 张伯驹哈哈大笑，“白大爷何时听说我张某人怕过谁了。今个儿我给你句实话，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甭说二十万，就是二百万，你也拿不走这幅《平复帖》……”张伯驹就这样赶走了假洋鬼子白坚甫。后来，他又同样地赶走了为《平复帖》而来的北平城头号大汉奸——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4）不畏强暴：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南下上海。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害怕少东家查出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劣行，勾结日伪特务在培福里弄堂口将张伯驹绑架，关在一个废弃的农家小院里，号称没有两百根金条就撕票。张伯驹绝食抗议，不进水米。有人给潘素传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把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卖掉救人要紧。潘素断然拒绝，说：“伯驹把《平复帖》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卖掉它，伯驹回来我没法交代。”最后，张伯驹的朋友孙耀东通过周佛海打通关节，终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张伯驹。

这就是“旧社会”的张伯驹——铁骨铮铮、视国宝胜于生命的爱国人士和才华横溢、萧洒自在的京城玩主。那么，读者要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张伯驹又如何呢？

二、倾家献国

1．忘我奉献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名流，张伯驹得到了许多头衔：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等等。张伯驹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做官。当年，西北军将令宋哲元雄居华北，辖区内有好几个市长空缺，请张伯驹挑一个市长当。张伯驹听后，掩耳即走[3]。现在这些头衔都算不上“官”，与“玩主”的身份相得益彰，所以张伯驹自认当之无愧。

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给张家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四色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君赠我以木瓜，我还君以琼瑶。” 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将它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又自掏一万元并让中办写感谢信交张伯驹，使张伯驹对毛的人品感佩得五体投地。1957年初夏，陈毅请张伯驹到家里下棋，张伯驹感激陈毅的知遇之恩，带上清初名家范西屏的对局棋谱，双手奉上作为礼物送给陈毅。陈毅答曰：“无功不受禄，这样的珍宝我受之有愧。这本棋谱可放在我这几天，待抄录完毕，一定完壁归赵。” 张伯驹再次大为感慨：共产党的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啊！

张伯驹从旧社会过来，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他见得多了。是凡与他打交道，谁又不想雁过拔毛？对“旧社会”的贪污腐化的不满，促使他对“新中国”充满了盲目的热爱。他心甘情愿地想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贡献。由于他长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所以家庭经济状况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父亲张镇芳留给他的万贯家财早已变成了古帖古画古董，所谓的京畿巨富早已只是一个空名。于是，他为“新中国”作贡献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卖房子、卖股票、卖首饰换来的稀世珍宝捐献给国家。

早在1952年，共产党为了“抗美援朝”进行全民动员大搞捐献之际，张伯驹就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了国家。1955年底，国家发行公债，开展购买爱国公债的全民动员，张伯驹又把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等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换来的只是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的一张褒奖状。

同时，他还不辞辛苦地为“新中国”做他喜好的工作。作为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根据康生“尊重遗产”的指示，他推出了《宁武关》、《祥梅寺》等传统京剧，并且热心张罗传统京剧《马思远》的演出。他倾家荡产地给中国共产党党国作贡献、鞠躬尽瘁地为中国共产党党国工作。他干得很欢。

2．沦为右派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的共产党，在1957年居然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共产党。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他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中共党国现在的出版物[3]把此事归罪到“反革命野心家”康生。据说，康生有次到张伯驹家探访，看中了蔡襄的《自书诗册》，一心想据为己有。张伯驹慷慨大度，名声在外，康生以为只要稍加启发，张伯驹就会把它送给他。没想到他反复启发，张伯驹都启而不发。张伯驹心里早已形成概念，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象毛泽东、陈毅那样朗如日月、清如明镜，不会象国民党的官僚那样索贿受贿。康生含恨空手而去，从此对张伯驹怀恨在心。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向北京市文化口和北京市民盟打招呼，要注意张伯驹的动向。由于张伯驹自建国以来的表现无可挑剔，康生只好在张伯驹挖掘传统剧目上做文章。哪怕是他本人作出过“尊重遗产”的指示，他仍然指责张伯驹搞传统剧目是想复辟。他气势汹汹地说：“这张伯驹是何许人也？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亲戚，是北洋走狗张镇芳的儿子。他与国民党的许多官僚称兄道弟，是个不稼不樯、不劳而获的吸血鬼……张伯驹为什么不去研究革命戏剧的创作，而要让那些封建糟粕起死回生？他这是想复辟，想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这样的人，不是右派，难道还是左派？”

就这样，张伯驹当上了右派。对于这种传说，我们不妨姑且听之，但不可完全信之。共产党总是把它所犯的错误推给已经打倒的前领导人。至于它极力维护的人物，则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圣人。毛泽东大权独揽、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来祸国殃民，其卑鄙和残忍绝对不亚于康生。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把因丧失家产而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叫“降落伞部队”，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残忍和缺乏同情心。我们应该认为：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富家子弟在本质上的怀疑和猜嫉。无论你如何倾家荡产地帮助它，无论你如何死心踏地地为它工作，它总会认为你是伪装积极，它总是觉得你在梦想复辟。即使没有康生、即使在1957年不被打成右派，张伯驹也逃不过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3．贬职吉林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张伯驹就谨小慎微地度日。他响应共产党关于旧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号召，反复告诫自己，要注意改造思想，莫耍公子脾气。在莫名其妙地当上右派分子以后，他更加谨言慎行，连自己为什么被定为右派都没有打听过。1960年，陈毅通过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把张伯驹调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无馆长）。虽然不知何罪之有，张伯驹仍以“待罪之身”开始在吉林省加倍努力地工作。

吉林省地处关外，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省博物馆的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比拟。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又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等等。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抱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当初，他离开北京时，邓拓请他把《百花图》留给北京人民作礼物，他舍不得。现在，连这件最后的宝物，他也和盘托出了！

张伯驹的勤奋工作和倾囊捐献，只让他过了几年平静日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伯驹夫妇就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对于自己的挨批挨斗，他倒能忍辱负重。但是，当听到陈毅也成了走资派之后，他却忍无可忍了。一怒之下，他填了一首《金缕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吕后。这样的“反动诗词”当然逃不过革命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把它抄了出来。于是，张伯驹就成了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被抓入大牢。由于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在关押八个月后，被发配到舒兰县农村去劳动改造。大卡车把他们夫妻扔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一溜烟地开跑了。他们去找生产队长上户口。没想到队长大人不同意在当地无亲无故的这对老人落户。在数九隆冬、北风呼啸的严寒里，张伯驹夫妇在一间废弃的茅棚中相对无眠地熬了一夜。第二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牙一咬、心一横，自作主张地返回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的张伯驹，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了北京的黑户，在没有粮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证的状况下艰难度日。

4．又为上宾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张伯驹送了一副挽联，被安放在灵堂的角落。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看到张伯驹手书的挽联，突然想起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舍弃了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将稀世珍宝无偿地奉献给国家，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公子哥儿。在愧疚之余，他把周恩来叫到身边，叫周“过问一下、尽快解决”。于是，几天以后，章士钊就派专人把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送上门来，当地派出所所长和户籍警也上门来为张伯驹夫妇办好了户口。

张伯驹夫妇再次被“礼为上宾”。在毛泽东去见马克思、“四人帮”倒台之后，张伯驹更成了大忙人，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对于他在中共党国遭受的劫难，他居然不计前嫌、泰然处之。他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但是，张伯驹对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共产党却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回报。1982年2月，张伯驹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进后库的北大医院，住在八人一间的病房。潘素向院方请求换到单人病房或者双人病房。院方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请求换病房，回答还是张伯驹不够级别。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同室病友。张伯驹的感冒也转成了肺炎，最后于26日去世。

张伯驹死后，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医院门口高声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4]

三、掩卷长思

“旧社会”藐视权贵、游戏人生、不惧豪强、厌恶官场的“京城玩主”怎么会变成“新社会”畏首畏尾、诚惶诚恐、无怨无尤、感恩载德的芸芸众生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的人深思。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缚、思想阉割、思想奴役使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贯有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对此，许多作者（包括笔者本人[5]）都进行过深入地剖析。但是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它还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国人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储安平先生在1947年说得好，“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旧社会”实际上比所谓的“新社会”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与有无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

那么，具体落实到张伯驹本人，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怎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自动放弃自己的终身藏品和人身权利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虚伪和奸诈有关，与张伯驹本人的盲从和轻信也有关。

1．在张伯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个别法令的正确性掩盖了中国共产党整体上的无法无天。1950年4月13日，中国共产党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随后很多年里仅有的唯一法律），规定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由于没有子嗣，张伯驹听从父母之命，娶过三房妻室，最后才与潘素自由恋爱成婚。当时，长房已经过世，他还有二夫人邓氏、三夫人王氏以及四夫人潘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他必须与邓夫人和王夫人离婚。对此，以“只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为信条的张伯驹感到十分愧疚。他对朋友说：“她们自从嫁给我，便把命运赋予我，把心也交给了我。然而，她们没能得到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她们。她们的一生也就给打发了，想起来，真是内心有愧。”在邓夫人和王夫人离家那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无颜面对她们[3]。他一定在想：如果早有“新中国”的婚姻法，明文规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就不会辜负她们终身。他对自己公子哥儿三妻四妾的荒唐生活，一定懊悔不已。他也许就此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听党的话，认真改造自己。至于在随后很多年里，除了形同虚设的宪法之外，中国共产党再没有颁布过任何法律（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张伯驹没有去想，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去想。

2．在张伯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个别领导人在个别事件上的诚信掩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欺诈。张伯驹仅仅根据一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就把毛泽东和陈毅当作圣人，就以为“共产党的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他甚至以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现实来宽慰自己。他由“陈帅……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就推出“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基本人身权利。这是一种消极遁世、自我麻醉的想法。“陈帅……忍辱含垢”是陈帅的事。“我等之人”作为独立自主的人——不管是多么平凡，也应当坚持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以陈帅在非正常情况下不能保护他的个人权利为由，就放弃自己的权利。

对腐朽的“旧社会”的不满使张伯驹对“新社会”盲目的信任和向往。“人以义来、我以身许”，“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等封建伦理道德使张伯驹不惜逐步把自己倾家荡产而积蓄的宝贵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国家（对于中共党国，政府即国家）对他的亏欠。这是张伯驹的悲剧，也是许多尚未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张伯驹的生父为张锦芳，因其伯父张镇芳无后，于六岁时过继给张镇芳。

[2] 张伯驹：《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括号内为笔者注，以下同），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张作霖之子，东北军少帅），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满清皇族、恭亲王之子），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3] 张庆国、潘千叶：《京城玩主张伯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黄花岗》网站网络版，2004年。关于《游春图》的来历，章诒和的说法张庆国、潘千叶的说法大同小异。章说，张伯驹对她说过：“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

[5] 辛明：《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中国共产党是阉割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组织》，《议报》第90期

《黄花岗》总11期

中共党国政府在唐山大地震后视灾民如草芥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外印度洋海域发生9级地震，引发海啸殃及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11个国家，造成16万5千人死亡，500万人受瘟疫威胁。这一严重自然灾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同情，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鼎力相助，对受灾国家捐款高达50多亿美元。许多债权国主动减免受灾债务国的债务。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一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景象，令人感动万分。

在对受灾国家及其人民深表同情之际，笔者不禁联想起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的7.8级大地震。据《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记载，这是死人最多的现代地震，死者多达24万2千人。（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地震也发生在中国，那是1556年2月2日发生于陕西、山西、河南的地震，死者多达83万。中华民族真是多灾多难。）

面对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保住它风雨飘摇的政权，起初居然想对全国人民封锁消息。国际地震情报界——从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到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到日本气象厅到台北气象局——都率先报道中国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共当局终于认识到，新闻封锁除了会暴露它的虚伪性，不会有任何好处，这才跟在外国人后面通过新华通讯社向世界宣布：“我国河北省翼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灾情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次日（7月29日），联合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至电华国蜂总理，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斗争。”同日，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已故二战期间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孙子小温斯顿·丘吉尔还建议立即派工兵部队来中国帮助建设必须马上投入使用的供水设施。再次日（7月30日），日本宫泽外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 并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已准备就绪，一旦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就将发出……

但是，中共当局害怕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何等贫困，害怕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害怕影响到它那虚伪残暴的政权的稳定，居然不顾灾民的死活，断然拒绝一切国际援助，气壮如牛地宣称：“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一个多月后的1976年9月9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的毛泽东终于在孤独和忧郁中去见他的洋祖宗马克思了。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立即决定为毛泽东建造豪华的毛主席纪念堂。寒冬到来，数以百万计的活人还风餐露宿在简易防震棚中，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中国共产党却不惜动用巨资，优先给死鬼毛泽东尽快建好了中国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为了欺骗朴实善良的老百姓，还放出流言，说“在挖掘纪念堂地基时，挖出了满清王朝的地下金库，价值超过了唐山大地震的损失。毛主席生前是人民的大救星，死后还为人民谋福利。”让一国之民把希望寄托在对“神人”子虚乌有的幻想上，这样的政权哪里有丝毫合法性？！

对照印度洋大海啸后受灾各国广泛争取国际援助、帮助人民度灾，唐山大地震充分暴露了中国共产党视人民如草芥的反人民本质，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一党的私利放在第一位、一心维护其统治权力，是一个虚伪的党、残暴的党、卑鄙的党。不推翻这样的党国政权，中国没有希望，中华民族没有希望，中国人民没有希望！

《议报》第180期

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

鲁迅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坟·灯下漫笔》)。中国老百姓祖祖辈辈都希望能出一个好皇帝，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稳稳当当地做奴隶。历史发展到现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这种状况还是没有多大改变。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无尽灾难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去见阎王了，老百姓盼望邓小平把中国带入小康。“六·四”的枪声使人民猛醒，从而认识到在权力受到威胁时，“邓大人”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好不容易熬到“邓大人”上西天，又有人高唱“弱主民之福”，幻想江泽民这个“弱主”可以让人民休养生息，做稳奴隶。没想到“江三代表”叫嚷“叫个体户倾家荡产”在前，残酷镇压法轮功在后，搞得全国贪官横行、民不聊生。“江三代表”随心所欲地折腾十五年终于下台了，胡锦涛、温家宝走上了前台。于是有人又看好“胡温新政”。网上有人甚至对中共党国政权有可能为“六·四”和法轮功平反而欢欣鼓舞。在温家宝出国访问期间，抗议民众居然真诚地同时打出“法办江泽民”和“欢迎温家宝”的横幅。

现在，胡温执掌大权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倒底又搞出了什么新政呢？我们看到的是贪官污吏仍在作威作福，对网络的封锁越演越烈，对舆论的控制越来越紧，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政治体制改革遥遥无期，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渺无希望……底层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无助。广大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地陷入了难以描述的失望之中。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会一次又一次地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却仍然还是继续希望下去呢？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体上、就其领导层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把一党私利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利益集团。（在这里，我们不排除广大党员群众是好人。）为了维护其利益和特权，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违，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它口口声声说它的“红色江山”是两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似乎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给予了它可以随意杀人来维持政权的权力。它绝口不提的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的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的新中国；而且，革命先烈要铲除的正是现在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官僚政权。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不惜使用残暴镇压和无耻谎言来维持其专制统治。因此，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犯罪集团。

在共产党的不同派系之间，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护其一党私利可能有不同看法。他们可能发生争论，有时侯甚至会争论得很激烈。但是，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其一党私利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如果中国共产党里没有出现象苏共的戈尔巴乔夫、匈共的波日高伊、德共的莫德罗、捷共的莫霍里塔那样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的领导人，或者出现了这样的领导人却受制于以一党私利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更大的太上皇而不能真正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好皇帝”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可能终结。哪怕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再动听、反腐的吼声再响、亲民的姿态再靓；哪怕温家宝的笑脸再甜、诗词背得再熟、眼泪流得再多，在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们却没有打算作丝毫退让。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新政。

法轮功把江泽民及其死党与中共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例如朱鎔基）区分开来，强调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从而对江泽民及其死党进行各个击破。从策略上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而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江泽民领导下的犯罪集团在镇压法轮功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镇压法轮功是由江泽民领导的，由共产党执行的。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在此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剖析，比以往同时打出“法办江泽民”和“欢迎温家宝”的横幅前进了一大步，把对江泽民个人的斗争提高到了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统治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在屡犯错误之后的今天，它表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平反，把责任推到前任领导人头上，以此来吹嘘自己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最典型的事例包括：为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留了几个尾巴，以表示反右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平反和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在平反之后，它居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之事，毫无愧疚地要受害者对它感恩载德，以此来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人们对“胡温新政”抱幻想的时候，网上传出中共有意为法轮功和“六·四”平反的消息，似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又要故伎重演。对此，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和法轮功修炼者绝对不可以再上当受骗。中国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使八千多万中国老百姓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蒙受苦难。它早已没有资格再厚颜无耻地进行所谓的平反了。它应当接受的是中国人民对它所做的公正的审判。忠厚宽容的中国老百姓不会要求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但是追求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公理。

为了摆脱被奴役(不管是做稳了的奴隶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奴隶)的地位，就应该拿出主人的豪迈气概。中国人民不应该再祈求中国共产党的平反，而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无情地揭露它的罪恶，大张旗鼓地为一切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如果由于形势所迫，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而平反它的历史错误，中国人民应该把它视为历史的必然而不容许中共再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国人民应该以不服从、不合作的方式进行群体抗争和维权示威，以此来抗拒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使它无法名正言顺地维持它的政权，促使它的领导集团分化瓦解，促成其良心未泯的异化份子由衷认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党的私利，最终结束一党专制的罪恶统治，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这是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将成为中国的成功实践。

初稿刊于《议报》第185期

二稿刊于《看中国》2005年2月1日

中国共产党制造敌人，把法轮功逼向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地寻找斗争的对象——敌人，从而使目前还没有沦为敌人的党徒能够振奋精神、团结对敌、保持足够的活力和斗志。为了夺取政权、维持政权，为了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甚至为了某些领导人个人的卑鄙动机或者阴暗心理，它都可以制造出新的敌人。随着形势的转变，它的敌人也不断的变换。昨天的对敌斗争英雄今天又可能沦为敌人，变成为斗争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就是典型的例证。对于中共的斗争哲学，“文革”期间的中共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林副统帅作过十分形象的注释：“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林彪在一定程度上一语道破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实质。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党史是一部该党在党内外、国内外不断制造敌人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扶植下，作为儿子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唱着“打倒列强（不知为何苏联就不算列强）除军阀（不知为何它自己搞武装割据就不算军阀）”的歌儿，喊着“推翻三座大山”（结果堆积了一座更大的山——共产专制）的口号、最后凭借日寇侵华、中华民国政府全力抗战而逐步坐大的。哪怕在其国内外敌人非常强大、其自身还十分弱小的生死未卜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不断地制造敌人了。为了争权夺利，毛泽东在井岗山大反AB团。为了孝忠其苏联主子，王明在中央苏区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彻底打垮王明、清算张国焘，毛泽东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在与陈独秀、罗章龙、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进行六次“党内路线斗争”、滥杀无数忠诚的革命战士之后，毛泽东才建立起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同时也成立了“新中国”。

有了自己的政权，当上了土皇帝，毛泽东应该安分守己了吧？不，他尝到了斗争的甜头，乐此不疲。他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之后竟然还有“与人斗其乐无穷”。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都是他与人斗的结果。他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享受了无穷的乐趣。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他与高（岗）姚（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刘少奇、林彪又进行了四次“党内路线斗争”、又滥杀了无数忠诚的革命战士。直到1976年9月9日去见洋祖宗马克思，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才终于迫使他结束了他那（大体上说来）“1949年以前打敌人、1949年到1966年打朋友、1966年以后打自己人”的不断制造敌人的历程。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所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其个人权力受到了威胁，那么在 “第二代核心邓小平”、“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和“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誓言继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未尽事业、继续屡犯错误、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思变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其政权受到了威胁。如果说毛泽东为了维护其个人权力，不惜不断制造敌人，给全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那么一贯以“权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会更加无恶不作。对于失去政权的恐惧使中国共产党神经脆弱、疑神疑鬼、恶意看人，从而不断发现（制造）新的敌人(诸如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反党集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份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异议份子……)。随着新的敌人的出现，它对失去政权的恐惧就更为强烈，其神经就更为脆弱，从而会发现（制造）更多的敌人……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中国共产党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只要它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对政权的垄断、坚持一党专制，它就不可能用它吹嘘的“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跳出这一恶性循环。

二、中国共产党把法轮功逼向对立面

法轮功本来是一个健体强身、劝人向善、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1992年问世后发展迅速，到1999年拥有了一亿修炼者，几为当时中共党员人数的一倍。中国共产党把维护其政权放在首要地位，害怕中国人民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岂能听任法轮功坐大，成为动摇其风雨飘摇的统治的庞大力量。于是，御用科学家何作庥打头阵，在1999年4月11日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用已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引发天津法轮功学员的抗议。防暴警察在4月23、24日对天津法轮功学员的毆打、驅散和抓捕又导致4月25日萬餘名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围墙外集体练功和上访。朱鎔基总理接见上访代表，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上访法轮功学员当晚九点散去，连垃圾和纸屑都随身带走。这种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的有组织的和平理性抗议极大地刺激了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脆弱的神经。他认为这是对中共政权的强烈挑战，稱“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当天夜里，他就作出了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将法轮功定为邪教，并说“共產黨如果戰勝不了法輪功，那將是天大的笑話”。

1999年6月10日，專門策劃和领导對法輪功大規模鎮壓的“中央610辦公室” 成立。7月20日，在全國范围内對法輪功輔導員展开了統一的大規模抓捕和抄家，迫使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以色列、新加坡、澳洲、台灣及大陸的法輪功學員于同日和随后的日子里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各國大使館、國際機構以及美國政府和國會議員呼籲給予法輪功學員道義上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逼迫下，在国内无处说理的情况下，法轮功由在国内上访抗议发展到请求国际支援，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较量。

尽管如此，法轮功起初却并没有从总体上把共产党当作敌人（哪怕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法轮功看成大敌）。法轮功称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虽然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党国驻外使、领馆前的街道上进行坚持不懈地接力静坐示威，反对中共党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虽然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党国领导人的出国访问进行跟踪抗议，反对党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囚禁和杀害，但是他们的矛头却集中指向江泽民以及积极协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骨干份子。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温家宝出国访问时，法轮功学员曾同时打出“法办江泽民”和“欢迎温家宝”的横幅。当时，为了躲避群情激奋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者群体，温家宝甚至宁可从次序井然的法轮功学员队列旁通过。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曾经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过无数“反动”会道门。它以为法轮功也不例外，只要一压就会跨。江泽民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在国内外展开顽强的反抗，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建政以来最顽强的抵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事先绝对没有想到的。法轮功压而不跨，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前所未遇的艰难处境。但是，崇尚暴力、坚持斗争哲学的本性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懂得妥协、也不敢于承认错误。它对法轮功的反抗的本能反应就是进行更加野蛮、更加疯狂地镇压。昼夜连续审讯、电棍、老虎凳、捆绑、吊打、强行灌食等酷刑都搬了出来。江泽民叫嚣，对法轮功要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中共的残酷镇压导致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無數法轮功学员被送入”洗腦班”， 無數法轮功学员為躲避迫害而流離失所，上億萬法轮功学员的家屬、親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與洗腦。这种从根本上灭绝法轮功学员群体的暴行是不折不扣的群体灭绝罪。

于是，2002年10月17日 ，來自加拿大、美國、法國、澳洲、愛爾蘭和香港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7名法輪功學員聯名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告江澤民、曾慶紅和羅幹迫害法輪功。2002年10月22日，江澤民在美國芝加哥逗留期間，法輪功學員以酷刑罪和“羣體滅絕罪”等罪行向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法院状告江泽民。2003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於美國成立。随后，该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分部陆续成立。2003年9月30日，“全球審江大聯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聯盟的宗旨是“凝聚一切正義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澤民送上良心、道義和法律的審判台”。

至此，法轮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法轮功学员积极参加所在国的各种集会和游行，在许多国际大都会举办酷刑展，用模拟法庭审判江泽民及其死党，以现身说法形象地表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十几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先后把江泽民和中共四十多名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告上当地法庭，使中共高官变成国际社会的过界老鼠。在出访外国之际，只要他（她）犯有镇压法轮功的罪行，就必然会遭到所到国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江泽民的宠臣、前教育部长、现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不得不到其首都累斯萨拉姆高级法院出庭。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在赞比亚访问期间被法轮功学员控告。法院两次发出传票，他都没有胆量出庭。赞比亚警方对他发出通缉令，他畏罪潜逃，偷偷溜回国内，从此吓破了胆，说他再也不敢轻易出访了。

法轮功的顽强斗争向国际社会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罪恶本质。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现代化执政党，就应该真诚地改正错误，为法轮功平反，把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在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胡温掌握实权之后，善良的人们对“胡温新政”寄以厚望，网上传出中共将为法轮功平反的消息。但是，顽固不化、把一党的私利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再次让善良的中国人民失望了。法轮功不仅没有得到平反，反而还在继续遭受镇压。残酷的现实迫使法轮功学员认识到，镇压法轮功不仅仅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而是江泽民与中共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的结果。或者说，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是由江泽民领导、而由共产党执行的。《大记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向中国共产党这一犯罪集团进行了全面挑战。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把法轮功逐步逼到了与它全面对立的地位。

三、法轮功与中国的民主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逼迫下，法轮功终于由真善忍走向忍无可忍，终于由原本没有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转变成了一支顽强地反对共产党的力量。法轮功终于与民运人士、独立知识分子殊途同归，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目标下走到一起来了，成为了中国民主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轮功拥有组织良好、斗志顽强的广大群众，必然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法轮功没有必要、也不可以再宣称自己没有政治诉求。没有政治诉求是无法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把广大法轮功学员从中共的残酷迫害中解脱出来的。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反对国家恐怖主义、要求全球公审江泽民，这本身就是政治诉求。

法轮功也不应该再祈求中共的平反，而应该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与民运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大张旗鼓地为一切爱国民主运动正名。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仍然恬不知耻宣称自己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它表现伟大、光荣、正确的手段已经不多了。它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平反，把责任推到前任领导人头上，以此来吹嘘它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有鉴于此，如果迫于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而为法轮功平反，广大法轮功学员应该把它视为历史的必然，而不容许中共再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法轮功提出全球公审江泽民，这不仅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必然要求，而且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提高个人的国际声望和维持中共党国的稳定，江泽民出卖国家利益，与俄罗斯和某些前苏联分裂出的亚洲国家签定边界条约，把尼布楚条约确定为中国领土的总数达344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以国际条约形式供手送人，使中国在法律上丧失了索回这些国土的权利。只有通过对江泽民的审判和定罪，中国政府才有可能宣布罪犯江泽民所签定的所有卖国条约为非法，从而为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争得索回这一大片宝贵生存空间的法律权利。因此，公审江泽民是法轮功的目标，也是民运人士和独立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目标。

《看中国》2005年2月9日

第二篇

随笔与诗歌

建立民主社会，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

——由两份邮件谈起

最近收到老同学寄来的”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的来函。原信较长，摘录如下：

“明年是我们……毕业40周年。当年血气方刚、热血奔放的青年学子,转眼已近花甲……经留长沙的学友倡议，拟于明年组织一次`毕业40年纪念活动’……

活动方案

一、时间:拟定2004年10月1日国庆期间，2-3天。

二、地点:……

三、接待安排:……

四、经费:长沙学友做了一部分准备，香港xxx、xxx学友和加拿大xxx、xxx学友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

我惊讶地发现,我已经被定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的加拿大的一个xxx了。早几天，为了一个学友的不幸病逝，我往长沙打了电话、发了传真。“毕业40周年活动筹备组”名列第一的常务成员正是受话人。在几次通话中，他根本就没有提及毕业40周年庆祝活动需要我“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但是，在这个通知中，他们却毫不迟疑地代我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显然，他和筹备组的其他学友认为我反正是会同意的，所以贪图简便，免掉了事先通知我本人的麻烦。（哪怕在我和他们通电话时，他们都懒得或者不屑提一句。）

接着，我又收到了另一份邮件。那是《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的电子邮件。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x先生：

评东海一枭的文章收到，非常谢谢！议报刊发的稿子一般在三千字以内，这类评论本刊作者的稿子以前尚未遇到过，经研究可以刊发，但不付稿费，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本刊的稿费十分有限。在没有稿酬的情况下，是否还愿意在议报发表这篇大作？盼示。再次谢谢你的支持。

张伟国ZhangWeiguo

两份邮件都要求我作出经济“损失”(一个要我多支出，一个要我少收入)，但是我的内心感受却绝然不同。

筹备组的来函谈的是一件开心事。中学同学的情谊我没齿不忘。同学们庆祝“毕业40周年”，聚会两、三天，我理当慷慨解囊。(毕业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虽已在加拿大，但闻讯后仍毫不迟疑地自愿捐出了一笔钱作为庆祝活动经费。)但是,筹备组不征求我的个人意见，就代我表示”愿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却使我颇为不快。我觉得他们以这种方式指令我捐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侵犯我的私有财产权。当然，钱我还是会出的，但是却出得不痛快，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点被人绑票的感觉。

张伟国先生的邮件谈的是一件扫兴事。我老头子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写了一个多星期(老伴嘲笑我，说我每天上两个班，公司一个，家里一个)，期盼在发表以后得到些许报酬，这本是人之常情，没想到会一无所获。因此，在感情上难免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在理智上我却能够接受这一邮件。因为我感到我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张先生的信在告诉我，这份稿子是我的劳动成果，我有全权对它作出决定。如果由于没有稿酬，我不愿意在《议报》发表，那是我的权利。

争取民主自由是一种公益事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应该过分计较个人得失。一个热心为祖国的民主自由而呐喊呼号的人，怎么会仅仅因为没有稿酬就撤稿呢!所以，从收到张先生的邮件的第一刻起，我就没有考虑过撤稿。我们不妨设想，张先生洞察我的想法，认为即使没有稿酬，我反正也会同意《议报》发表我的稿子。他懒得“询问”（这是张先生的邮件的标题）我在没有稿酬的情况下对稿子的处理意见，而是直接给我发来一个发稿通知：“……这类评论本刊作者的稿子以前尚未遇到过，经研究可以刊发，但由于本刊的稿费十分有限，所以不付稿费，望谅。”那么，尽管稿子的最终处理结果相同，我的感受却会大不相同。我会觉得我对稿子的所有权（著作权）受到了侵犯。我是被迫接受《议报》的决定。稿子是在我无法支配的情况下刊出在《议报》上……

在此，我无心贬低曾与我多年朝夕与共的老同学，也无心吹捧与我素昧平生的张先生。我只是就事论事地用这两份邮件来说明：奉行民主原则，尊重别人的权利是多么重要。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就一直在代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形同虚设。中国人民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所有新闻传媒都是党的喉舌，它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无孔不入的舆论导向。(应读作愚民政策。毛泽东曾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就是搞愚民政策”。)毛泽东宣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论它的方针政策与劳动人民目前的切身利益是多么背道而驰（例如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老百姓）,人民都只能接受和拥护,只要稍有抵触，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在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恐怖虽然略有收敛,但是邓小平封杀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把人民合法地发表意见的最后渠道都堵塞了。在江泽民时代，互连网给人民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表达思想的有力手段。但是，江泽民之流却想方设法扼杀中国人民自由获取信息和表达意志的权利。他们封网停站，搞防火墙(注意:共产党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在不择手段地扼杀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迫使人民永远做阿斗，他们永远做人民的主宰。他自封“三个代表”，实际上谁也不代表，什么也不代表，代表的只是他们的反动、没落、腐败的罪恶统治。

中国共产党肆意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专制统治在两个方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一方面，它造就了一批逆来顺受、没有民主诉求、心甘情愿当奴隶的顺民。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该着让共产党领导，共产党说什么你就该着听着。谁打江山谁坐江山，自古如此，没有条件可讲……我们老百姓只能在中共做得好时给鼓个掌，做得差时喝个倒采，再多的事根本做不了”。（陈必红：《中共私有政权是完全应当的》）这些人的最高目标就是能过上“做稳了奴隶”的生活。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反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存在着无数这样的顺民。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又使得许多中国人缺乏民主素养，不懂得民主是何物。尽管共产党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却又无视别人的权利，妄自尊大、自作主张，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错误的。（例如我的老同学们叫我“提供一定的经济后援”的做法。）在八九民运期间，有的学生运动领袖一面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与共产党在进行英勇的斗争，一面在学生组织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忽视别人的民主权利。这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出现在我们争民主的人士身上，这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毒害的结果，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莫大悲哀。

因此，任何有志于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要建立健全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由小事做起、由自己做起。在家庭内，对妻子、对子女；在工作上，对同事、对下级；在生活中，对朋友、对邻里，我们都应该时刻注意尊重对方的权利，听取别人的意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无论他是尊、是卑、是贵、是贱、是男、是女、是老、是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民主风气、养成民主素质、增强民主观念。只有这样，在有朝一日共产党的统治垮台的时候，（不管共产党是不是情愿，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我们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我们殷切期望的民主社会。

《议报》第88期

在我当主编的日子里

上年纪的人喜欢怀旧。给《议报》投了几篇稿，不禁就想起了自己当主编的日子。当年，我在国内一家大学当教授。由于喜欢舞文弄墨，有些杂七杂八的小常识，又粗通几门外语，于是学校叫我当了学校的一种杂志的主编。那是一个在全国高校范围内部交流的刊物。杂志编委会的编委是各系的教授、副教授。大家和我一样，都是兼职的，课还是要照常上，一节都不能少。主编的任务就是在每次出刊以前，主持一个定稿会，与到会的编委们一起，决定下一期发哪些稿子。杂志的日常工作都由该杂志的唯一专职编辑做。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工作很积极，每期杂志上必有一篇他的文章。但是，在做该刊主编以前，他的那些文章我一篇也没有看过。

杂志有审稿制度。稿子经审稿人签发，即算初审通过，可提交定稿会。若在定稿会上没有编委反对刊发，即算终审通过，接着就送厂发排、装订成册、分寄全国。也不知道该专职编辑原来都是请谁审稿，反正在我当上主编以后，他把他的稿子都送给我审。

审他的第一篇稿子我就吓了一跳。稿子是谈马列主义的。从头至尾都在说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如何，好象马列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我觉得这种误解是不容许的。于是把他请到家里，告诉他马列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我向他介绍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及其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福利叶和圣西门。最后我建议他读一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他惊讶地看着我，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东西。

他诚服地说：“x院长请您当主编还真请对了。这样吧，我把这篇文章照您的意见改一改，以我们俩的名义发表。”

“那倒用不着。”我一口回绝了他。

随后我又给他审过很多稿。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主编，被主编审过的稿子，在定稿会上可以顺利通过。我逐步发现了：他什么都敢写，哪怕是自己毫无概念、毫无基础的课题，他都可以写得冠冕堂皇、振振有辞。

他写论学生思想工作的论文，用到“人之初、性本善”，然后在后面“郑重其事”地跟上一个“[注x]”，最后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注x] 孔子：《论语》”。他显然不知道，“性善论”是由孟子（前372-前289）首先提出来的。孟子曰：“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它栽在去世百年以上的孔子（前551-前479）身上，这岂不让人耻笑？而且，“人之初”究竟是不是“性本善”还是有争论的。与孟子同期的荀子（前313-前238）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荀子·性恶》篇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共产党宣扬阶级论，反对人性论。他没有听说过“性善论”、“性恶论”情有可原，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权力把后人编篡的启蒙识字课本《三字经》的前两句，塞进孔子弟子编写的孔子言论集《论语》中，来冒充学识渊博啊！我向他指出“人之初、性本善”不出自《论语》。他矢口否认，把他的“注”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出去，一点也不害怕贻笑于大方。

他批判唯心主义，居然扯上了宇宙学。他放言批判“宇宙有限论”和“宇宙中心说”，气壮如牛地说：“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怎么可能是有限的呢？既然无限，又怎么可能会有中心呢？”在这里，他说“宇宙无边无际”，完全是根据他的主观感觉。由这一主观感觉，他断定宇宙是无限的。由宇宙是无限的，他又推出宇宙没有中心。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推理！我告诉他，不可以这么说。“宇宙有限论”是宇宙学研究中的一个学派，“宇宙中心说”是宇宙学研究中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他对我老在他的“论文”中挑刺十分恼火，居然气急败坏地顶撞起我这个“大主编”来。他气势汹汹地说：“哲学也是科学。”当然，他可以这么说，因为哲学是对科学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关于科学的科学，是最高的科学。但是，他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这个“最高的科学”并不能够代替科学，不但不能代替宇宙学这么高深的科学，而且也不能代替最浅显的科学，哪怕是小学的算术！然而，他还是把他的宇宙学高论发表了。

我必须承认，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在共产党大肆整顿刊物，取消了很多报刊杂志的1991年夏天，他居然在出版局为“我的”刊物搞到一个正式刊号。“我的”刊物转为公开出版、邮局发行了！

在告诉我这个喜讯之后，他颇为为难地说：“正式刊物的主编必须是专职干部。x教授，很对不起，您不好再兼主编了。学校决定由教务处的x处长担任主编。不过，还是把您安排为主任编辑，您看怎么样？”

“没问题。”我回答得那么畅快，他不禁吃了一惊。他一点也没有体会到，再不用当这个主编，我是多么高兴。

我为期四年的兼职主编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回忆这段工作经历，我不禁感慨万千：

一个小小的编辑，居然就如此以权谋私，每出一期刊物都要发表一篇由他拼凑的不伦不类的文章。那些官居高位的党国要员岂不更加为所欲为？

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却对任何问题都大发议论。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学霸学阀岂不更加咄咄逼人？

根本就不懂马列主义，连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都没有，就想用马列主义来代替一切。那些马列主义的理论权威岂不更加横行霸道？

但愿这样不学无术的编辑是个别的。也许是我运气不好，恰巧让我给撞上了。

幸亏我们还有很多富有真才实学的优秀编辑。老一辈的有储安平、钦本立、胡绩伟、王若水……年轻一辈的有胡平、何频、张伟国、苏晓康、辛灏年……等等等等。

《议报》第94期

与江主席谈心

老枭曾在《议报》与江主席谈过一次心（见《议报》64期）。老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决定也借《议报》一角与江主席谈谈心。

在少年气盛之时，老辛曾经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老辛自以为自己学习好，嗓子好，球也打得好，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想露一手。在课堂上，老是抢答问题，奚落同学（甚至老师）的错误。在篮球场上，球一进自己手里，就不愿意再传给别人，恨不得独自包打天下。哪怕是走路，老辛都喜欢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亮出自己的嗓子让路人见识。

进大学以后，在党的教育下，老辛“自觉革命”，努力改造思想，才逐渐改掉了爱出风头的毛病。三十以后，进了而立之年，老辛终于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再也不做哗众取宠的事情。历时三十年，老辛终于明白了自己倒底有多大能耐。老辛告诫自己，长处就是长处，不显示出来也还是你的长处。短处就是短处，你就是机关用尽也掩盖不了你的短处。又何苦去做出风头的事情，招人非议而又于事无补呢？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做人，岂不是更加省力省心？于是，老辛不仅无心再出风头，而且对自己以前好出风头每每羞愧不已、后悔莫及。

老辛的个人经历使老辛一度认为，哗众取宠、爱出风头是年轻人还没有成熟的表现。长大成人之后就会痛改前非。但是主席乘“六·四”妖风上任之后，却使老辛大开眼界、大长见识。虽贵为主席、年逾古稀，主席风头之健却让青年人都望尘莫及。主席聪慧过人、多才多艺，凡有人群之处，都是主席显山露水的场合。主席呤诗题字、指挥合唱、演唱京剧、演奏二胡，与民同乐，令人叹为观止。主席入乡随俗，在夏威夷弹夏威夷吉它、在意大利唱《我的太阳》、在美国背《独立宣言》、在拉美用西班牙语演讲，谁敢不佩服主席博学多才、博闻强记！

不过，主席在用西班牙语演讲过后，大可不必画蛇添足，问手下人“讲稿是不是发下去了。我的西班牙语恐怕没有人能听懂。”以老辛愚见，既然担心“没有人能听懂”，何不就用主席驾轻就熟的中文演讲，既保持了国家尊严，又免除了主席出洋相？

主席对老辛这一建议肯定嗤之以鼻。因为主席对自己的外语能力是引以为荣的。主席遇到王蒙时的问候语是：“英语学得怎么样了？我们是不是来一段英语会话？”听说主席出此戏言，老辛不禁为主席捏了一把汗。要是王蒙回答，“最近忙着写小说，没学多少英语。我们来写一篇小说怎么样？”不知主席将有何妙语应对？

主席如此多才多艺，确实令人敬佩。但是老辛认为，这些才艺用来丰富主席的生活、陶冶主席的性情甚好，却无法以此证明主席有才能和德行来领导国家。主席断无必要念念不忘地随时随地地捧着它们招摇过市。多才多艺的亡国之君在中国历史上大有人在。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如何？李后主精音律、善诗文、工书画、尤以其词著名，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也是词史上超一流的大家。后人将其与父元宗（李憬）作品合刻为《南唐二主词》传世。“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都是他留下来的千古名句。但是，他却是一个极不称职的政治家。他外则对北宋曲意迎逢，纳贡称臣，内则大宠佛教，不问政事。在位十四年（961-975）、年仅三十九岁就做了亡国奴。虽然封了一个左千牛卫上将军的头衔，但是过的却是半奴隶、半寓公的生活。两年多以后，被宋太宗毒死。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如何？徽宗能诗词、善花鸟画。诗词有《宣和宫词》三卷，绘画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等真迹传世。特别是其书法，自成一体，称瘦金体，有《千字文》等墨宝传世。但是他重用奸臣蔡京，排除异己、蠱国害民、崇奉道教、大建宫观，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遍野。最后与其子赵桓（钦宗）在靖康二年（1127）同被金人虏去，做了亡国奴，客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老辛认为，学业水平可分六等，即大家水平、专家水平、专业水平、业余水平、业余爱好者水平和门外汉水平。李煜的词、赵佶的字，皆有垂名青史的大家水平，尚无法证明他们有安邦治国的能力。主席虽多才多艺，但充其量不过皆在业余爱好者水平或业余水平而已，于证明主席之安邦治国能力有何益？以老辛之愚见，主席把这些才能留自己在家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足矣，大可不必拿出来四处卖弄。如果为了卖弄自己的才华而不惜国家脸面，则更是罪过。国家元首外出做国事访问，以本国语言发表演说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主席以恐怕没有人能听懂的西班牙语发表演说，确实有损于国体国格，切不可再为之。

老辛以为，主席应以李煜、赵佶为殷鉴。以李煜、赵佶之才，尚成亡国之君，客死他乡，主席千万不可居才自傲，掉以轻心。主席治下的共产党党国的生存条件优于有史以来的所有封建王朝。党国成立五十多来，外无强敌入侵，内无武装割据，不但李煜、赵佶望尘莫及，连国民党党国也当羡慕不已。但党国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主席您本人倒行逆施、一意孤行、穷奢极侈、欺压人民，搞得民怨沸腾，举国不安。如此治国，哪怕党国的生存条件再好，恐怕也难逃李煜、赵佶的命运。

和您谈心，恕老辛姑且放过毛核心、邓核心不表，只随便谈谈您老人家。主席您不管几千万生活在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仍处在赤贫状态，不惜巨资由美国订购主席专机，这与赵佶为了建造道教宫观，从江南收刮奇花异石，用船北运，大搞“花石纲”有何区别？主席您为了个人声望和党国稳定，与前苏联分裂出的亚洲国家及俄罗斯签定边界条约，把大片国土供手送人，都没有胆量向国人公布条约的内容，这与李煜不顾百姓死活，向北宋纳贡称臣又有何不同？

主席在风头出尽、卖国求荣之后，居然还贪权恋栈，学习邓核心抓住军委主席的宝座不放，妄想与邓核心一样垂帘听政，继续出风头，这是老辛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主席如此聪慧过人，怎么就不懂得，今天的世界、中国和中国人民与邓核心时代的世界、中国和中国人民已经大不一样了！民主自由早已是世界主流，互联网已经使“党的喉舌”无法再一手遮天，连老辛都可以在网上与主席对等谈心了。为了避免李煜、赵佶的下场，老辛斗胆进言，主席您还是激流勇退、告老还乡为好！

老辛效仿老枭与江主席谈心，绝无与老枭一争高低、一决雌雄之意。老辛和老枭与主席谈的本不是同一件事情。老枭和主席谈的是治国的道理，老辛和主席谈的是做人的道理。况且，老枭是站在主席治下的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党国阴冷的大地上与江主席谈心。老辛是坐在万里之遥的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的宁静书斋中与江主席谈心。老辛与老枭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不可比拟于万一的。望主席明鉴、读者明鉴、老枭明鉴。

《议报》第95期

与江主席再谈心

在《议报》与主席谈过一次心（见《议报》第95期），觉得言未尽意，需要与主席再谈一次。上次谈的是主席行为轻佻、哗众取宠，没有国家领导人的风度。这次想谈谈主席心狠手辣、出言不逊，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主席好像没有领会“权威”一词的含意，以为有权就有威，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乱耍威风。岂知“权威”是一个复合词，是由“权”和“威”两个部分组成的。有权并不一定有威，有了权绝对不可以乱耍威风。有权的人应该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尊重别人、体谅别人，这样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威望。

乘“六·四”妖风上台伊始，主席就发出狠话，“叫个体户倾家荡产”。老辛听后惊得目瞪口呆。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岂可如此说话哉！老辛理解主席为什么这么狠个体户。所谓个体户，原本是一些无业游民、失业青年、或在原工作单位不称心、不得志、宁愿丢掉铁饭碗来闯荡江湖的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发了财。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前进入了小康水平，少数人甚至变成了巨商大贾。他们理应对党磕头谢恩才对，没想到在八九民运中，他们居然胆敢出钱送物，大力支持学生闹事。不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怎解主席心头之狠！

主席如此考虑问题，实乃大谬。老辛以为，无论个人还是政府，若遭人反对，首先应该检查自己的问题。个体户本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受益最大的群体，连他们都积极支持民运，这说明共产党遭到了全民的反对。形势严重，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再听听他们的口号：反腐败！反官倒！稍加分析就不难知道，个体户反对的原来是贪官污吏们敲诈勒索、公子哥儿们倒买倒卖。他们是趁民运的东风，表达他们对官倒猖獗，缺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的不满。

平心而论，作为流通领域里的劳动者，个体户起早摸黑、长途贩运，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们对于活跃经济、保障供给，立下了汗马功劳。只要他们奉公守法、如数纳税，何罪之有？他们中有些人钻政策的空子，发不义之财，确实可恨。但是作为国家主席，您老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堵塞政策漏洞，而不是叫人家倾家荡产。况且，和公子哥儿们欺行霸市、横行霸道、大搞官倒、拒不纳税相比，个体户的小打小闹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在主席差点把国民经济抓死之际，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南行讲话。党国经济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国民经济总算又活了过来，个体户也没有倾家荡产。“党的喉舌”喜欢自鸣得意地说：“放宽政策，搞活经济”。老辛建议，主席应该查出是谁首先提出了这种谬论，把这个反党份子和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判以重刑。他公然利用“党的喉舌”，把党的政策和国民经济对立起来，不打自招地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本质上就是束缚经济发展的。西方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那么它就是一种专门破坏经济的经济制度。”这个反党份子和内奸莫不是想和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里应外合、遥相呼应？不过，话又说回来，党国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确实需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但让党国要员伤透了脑筋，也叫包括老辛在内的全国人民伤透了心。

如果把主席对个体户说的狠话与对法轮功说的狠话比较一下，老辛觉得主席对个体户还是相当客气的。坊间传说，主席有令，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听此传言，老辛不信。这哪里是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这分明是黑帮头子在训导他的打手。但是，想到共产党素有封建帮会的名声，看到党国干警们对法轮功修练者出手之狠毒，老辛又有些犯糊涂。

老辛完全理解主席为何如此仇恨和害怕法轮功。法轮功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气功流派，其创始人李洪志1992年在北京第一次讲座的时候只有两百多人到场。到1999年，法轮功的出版物就号称他们有一亿修练者了，这岂不是说法轮功的修练者人数几近当时共产党党员人数的一倍！自从何作庥发表文章，劝青年人少练气功以来，在全国各地多次发生法轮功修练者的聚众练功示威活动。1999年4月25日，居然有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了中南海，在中南海围墙外练功和静坐。这还了得！自从八九民运引发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以来，党国政权已经十分虚弱。党国要员们对人民群众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都感到无比惊恐。况且，法轮功修练者组织如此重大的示威活动，党国的公安机关居然毫无觉察，这岂不说明法轮功比党还耳聪目明，比党还具有号召力！

共产党是搞农民起义起家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总是利用宗教活动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对这种情况，党是了如指掌的。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白莲教掀起的白莲教起义，拜上帝教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动摇了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总结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袁木曾坦白地承认，教会势力太大是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袁木当时还庆幸地说，中国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法轮功日益坐大。它的势力绝对不小于任何教会。说不定它会演变成一支比教会还要强大的反对力量哩！

于是主席勃然大怒，大发神威，把法轮功宣布为邪教，以为法轮功可以就此一举扑灭。老辛认为，主席的如意算盘实在是打错了。法轮功本来只是一个健体强身、修身养性的气功流派，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政治野心。主席金口一开，就把它定为了邪教，如此无限上纲岂能服众？法轮功修练者对主席不服，反而抱成一团，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当成精神领袖，把《转法轮》当作经典，把练功站当作基层组织，以法轮大法作为法规，以真善忍作为信条，和主席展开了自党国成立以来最为英勇顽强的斗争。现在，宗教的三要素（教宗——李洪志、经典——《转法轮》和基层教会——练功站）都齐备了，法轮功真的变成宗教了。主席当然明白，人一旦有了信仰，你就是把他们“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他们也会前仆后继地和你对着干到底。当初的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持下，不就是这样宁死不屈地和国民党政府一直斗争到了最后胜利吗！

法轮功闹到如此地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不然的话，主席和党早就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了。法轮功如此坐大，实在是党把它捧起来的。李洪志在1993年获得了“边缘科学进步奖”、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气功师”、他的《转法轮》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早期的空气动力学家、晚期的社会活动家、科技“元帅”钱学森是气功的热心推广者。他给气功戴上了人体科学和边缘科学的光环。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更直接而明确地支持过法轮功。但是，这都是他们的错。主席对此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直到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中南海之际，主席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听到中南海已经被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主席发出了惊愕地讯问，“法轮功是什么东西？”老辛认为，如果主席连法轮功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多作些调查研究，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把它定为邪教呢？

现在可好，事情闹大了。法轮功不仅没有在国内平息，反而还走向了国际。一年来，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有关人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各自国家的法院对主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诉状。主席权高位重，当然可以对外国法院的传票漠然置之。但是，法院在主席缺席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给主席定罪的。尽管主席根本不会去服刑，但是被国际社会视为罪犯总不是光彩事情。主席把八九民运的骨干成员称为罪犯，但是国际社会把他们当作英雄。主席自以为自己是中国的当代领袖，但是国际社会却把主席当作罪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主席很忙，老辛也很忙。最后再交代一句话：深望主席建立民主意识、发扬民主精神，不要再轻举妄动、乱耍威风，切不要惹老辛与主席三谈心、四谈心啊！

《看中国》2004年1月7日

漫谈华国锋

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华国锋是何许人了。告诉他们华国锋曾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做过共产党党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不禁惊讶得张口结舌。笔者和华国锋有一个共同点——都曾长期在湖南省工作，了解华国锋的一些情况，愿意在此公布于众，给广大读者一些启发。

1971年，毛主席对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已经不再信任。于是跑到南方，名为巡视大江南北，实为四处煽风点火，叫各地领导人紧跟他的战略部署，不要上林彪的贼船。毛主席来到湖南省长沙市，半夜里心血来潮，突然要唱《国际歌》，要学习列宁的《欧仁·鲍狄埃》。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领了圣旨，不敢怠慢，深更半夜亲自出马去敲湖南省新华书店的门，要找列宁的《欧仁·鲍狄埃》。新华书店的值班人员哭笑不得，只好如实秉告：“华主任，您应该去图书馆找啊！”

华主任最后当然找到了《欧仁·鲍狄埃》，满足了毛主席的愿望。一时间，在“党的喉舌”的倡导下，全国兴起了大唱国际歌的热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列宁的短文《欧仁·鲍狄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欧仁·鲍狄埃》的单行本。印量之大，摆满了各级新华书店的书架。

华国锋有一些常人的爱好。他爱抽（每天能抽一包多香烟）、爱饮（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特别是爱打篮球。1975年的一天，株洲市女子篮球队接到指示，在练球结束以后，不许回家，晚上有政治任务。大家等到晚上，原来是华主任一帮人到株洲来视察工作，晚上要利用休息时间和株洲市女子篮球队的姑娘们打一场球。华主任一行爱好体育锻炼是一件好事，但是以政治任务的名义把株洲市女子篮球队的姑娘们留下来，和她们抢作一团，这似乎没有必要。不过，既然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奸淫无数年轻姑娘，华主任上行下效，和姑娘们打打球根本算不了什么。

虽然没有进过图书馆，连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职能分工都不甚了解，但是华国锋却成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湖南老乡们编了一个政治笑话来解释这种安排。“在周总理病逝以后，`四人帮’以为总理的宝座非他们莫属。在讨论谁接任总理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建议张春桥当，张春桥建议江青当。两人目中无人地互相推让着，好象若大一个中国已经成了他们的盘中佳肴。朱德越听越火，突然拍着桌子说：`我提议由康克清当。’结果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不欢而散。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了这种情况。毛主席听完以后问：`那么有没有人建议让你来当？’`没有，没有。’华国锋连连摇头。`那好，’毛主席说：`我建议由你来当。’就这样，华国锋当上了总理。接着又变成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虽然这是笑话，却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政治状况。它充分反映了“四人帮”的政治野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毛泽东在处心积虑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四人帮”之间搞平衡；毛泽东独断专行，一言九鼎，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及毛泽东在他最后的岁月里饥不择食地乱选接班人。它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当年中国那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华国锋当上最高领导人以后，他那有限的文化水平使他继续不断地闹笑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卡特总统的时候，他从茶几上拿起一篇稿子来照本宣科，并且把卡特（ka3te4)念成qia3te4。他的题词没有书法意义上的观赏价值还是小事，他居然都不会使用简洁有力的祈使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要使用累赘疲软的陈述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但是，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确实是忠心耿耿的。他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 他继续把毛泽东的话当圣旨，连一个字都不能改。口齿不清的毛泽东曾在一张条子上给他写过“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文人集团把它改成了比较有文采的“按既定方针办”。两种说法“其实并无什么不同”[2]，但是华国锋却不依不饶，说“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六个字改掉了三个。这种无谓的争论最后居然导致火并，华国锋和汪东兴伙同叶剑英、李先念,突然袭击，一举逮捕了“四人帮”，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华国锋把他对篮球的爱好也带到了中央。在毛泽东的虎威附体、他的权力如日中天之际，他率领全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过一场篮球比赛。中央电视台对比赛作了现场直播。赛前，电视镜头扫过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解说员自然也向全国电视观众进行着同步介绍。不知道吴桂贤为什么迟到了。她到场的时候球赛已经开始。她还没有坐稳，摄像机的镜头就对准了她。解说员在解说球赛的百忙之中还夹上了一句，“吴桂贤副总理也来观看今天的比赛。”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集体观看篮球赛。别的中央领导人对篮球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毛泽东的虎威渐渐消散以后，华国锋就是想看篮球赛也只能自己去看了。到1980年，华国锋的儿子居然因为成绩不合格而在高考中落榜。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因为成绩不合格不能进大学，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可是一件大事。这说明连主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人都不再买他的账了。果然不出所料，华国锋的权势一落再落，最后变成了一个普通中央委员。

就这样，华国锋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销声匿迹多年之后，华国锋突然又在共产党的高层引起了震动。2001年9月中旬，他率领他的办公室主任、警卫员、机要秘书、专职司机等（实际上是整个党支部）正式提出集体退党。党中央派胡锦涛做他的思想工作也不见成效。于是，中央书记处在10月中旬召开特别会议，听取华国锋陈述他的退党理由，讨论华国锋的退党问题。华国锋在会上痛斥中共贪污腐化、弄虚作假、践踏民主。他厉声质问：“今天的共产党和昔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党，有什么区别？”[3]

笔者欣赏华国锋的仗义执言。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华国锋还在搞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还在把资产阶级政党当作的腐朽没落的代名词。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件更为荒唐的事情。他当场拿出了他“平时积蓄的五万元，作为退党前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3]既然你已经如此鄙视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向它表示最后的忠诚呢？华国锋说：“这五万元作为我最后的一次党费，希望能用在贫困、缺医治病的党员身上。”[3]笔者认为，既然你不再信任这个贪污腐败的党，你就不应当委托这个党把这五万元送给“贫困、缺医治病的党员”。你应该亲自或者委托可以信赖的人或机构把它送给贫困、缺医少药的人民群众。

接着，香港《开放》杂志在今年5月号披露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的长子。据称，去年中共“十六大”前夕，华国锋曾“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改姓毛。”[4]直到“今年3月初，中组部才对华国锋的要求作出答复：中央经慎重考虑，从维护毛泽东声誉、从党和社会上的影响，也对你本人的影响，没有必要更改、恢复自己的父亲或母亲的姓氏。”[4]

那么，华国锋是怎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的呢？原来，“1966年春，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康生和汪东兴在北京和华国锋做了一次有关他身世的交底谈话。直到这时，华国锋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的长子。”[4] 看来，毛泽东早就知道了华国锋是他的儿子。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早就知道了。倒是华国锋被蒙在鼓里，直到1966年才知道。中国人民则更是蒙在鼓里——能够自由获取信息的人，直到2003年才知道；“党的喉舌”是唯一信息来源的人，直到今天还不知道。

如果这一信息属实，那倒再好不过地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会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那倒再好不过地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会选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

如果这一信息属实，笔者真想惨叫一声：“政治真肮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国的政治！”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庞松、陈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大动乱的十年》， 王年一，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 《华国锋含怒退党》，岳山， 《争鸣》2001年11月号

[4] 《<开放>杂志：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万维读者网 2003年5月8日

《议报》第101期

强人不在乎名份

“八九民运”被镇压几个月后的一次出差途中，车厢的广播器在播放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同志本人的要求，免去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欣喜地说：“太好了。他早就该下台了！”看到他那高兴的神态，我不忍心让他再次受骗，顾不上对面座位上的两个人穿着警服，冷静地对他说：“这不算什么。哪怕是辞职了，他还是要起作用的。”在心里，我说得更加具体，“小伙子，不要太天真。要知道，名份对于强人并不重要。哪怕在名义上是一介平民，独裁者还是独裁者。”

远的不说，就说袁世凯吧。他在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开始了他积累个人势力的第一步。由于出卖戊戌维新和镇压义和团有功，他在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又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正式变成北洋军阀首领。权力之大，无人可以望其项背。1909年（宣统元年）初，摄政王戴沣嫉他大权在握、狠他为人奸乍，担心他篡权夺位，把他削职为民。虽然失去了所有职务，在河南老家当寓公，北洋军六镇之兵仍然唯他的马首是瞻。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北洋大将只对他服服贴贴。1911年武昌起义后，革命烽火四起。为了有效地调动北洋军镇压各地起义，满清政府派出徐世昌等大员到袁世凯家去低声下气地请他出山。出山以后，袁世凯以其手中的军权为后盾，左右开弓，以挟制清帝退位为条件胁迫孙中山让位，又以保证清皇室不受革命军侵扰（按外国使节礼遇）为条件引诱清帝退位，从而一箭双雕，篡夺了权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由一介平民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的经历说明：对于他这样的强人，名份无关紧要。但是，恶性膨胀的野心却使他失去了固有的深谋远虑，他居然做起皇帝梦来。他一心想当洪宪皇帝，决定恢复帝制，称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是，在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以后，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逼他不得不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不久以后即重病忧郁而死，成了遗臭万年的窃国大盗。

再近一点，说说蒋介石。蒋介石投身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资历并不算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才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连孙中山的面都没有见过。而在那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早已追随孙中山鞍前马后多年，成了孙中山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孙中山革命二十多年，屡战屡败。惨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于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并且任命刚刚由苏联考察回来的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作为其校长。黄埔军校名为军校，实际上是一个学制仅半年的军官速成短训班。在短短几年内，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官。这些军官形成了蒋介石的权力基础。蒋介石把他们视为亲信，对他们率领的部队倍加关照，当成他的嫡系。凡是黄埔出身的军官，无论后来的地位多么高，他们始终自认是蒋介石的学生。无论蒋介石有多少个更为显赫的头衔，他们还是把蒋介石称为校长。除了校长的命令，这些骄蛮狂妄的（学生）军官谁也不听、谁也不服，无人能够指挥他们。终其一生，蒋介石曾经离职或下野过三次，但每次的结果都是由国民党党国的高官请他重新出山，并且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使他逐步变成了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独裁者。

由此可见，在法制徒有虚名的专制社会里，权力和职位从来就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对这一点，周恩来洞若观火。虽然他的资历不亚于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党国元老，但是他却不在乎名份。尽管在中共历史上，他当遍了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却从来不去争当遭人猜忌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林彪等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傻气十足地、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前面作他的挡箭牌。他们哪里知道，虽然连第二把手都不是，但是周恩来的权力却可以与第一把手匹敌。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任何人难逃革命群众的冲击。为此，共产党党国在1967年1月13日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惩办。”周恩来不在不可攻击污蔑的范围内。那么，周恩来就可以攻击污蔑吗？非也！“五·一六兵团”给他贴了一些大字报，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抓“五·一六”份子的运动。周恩来不在乎名份，只在乎实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尽管林彪有副统帅的名份，而且海陆空三军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但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周恩来却对林彪一伙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那些司令和政委们还不如周恩来手下那些没有显赫名份的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林彪的飞机还在天上，周恩来就把杨德中派到空军司令部去协助吴法宪指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与空军毫无关系，也没有指挥空军部队的专业知识，他有什么资格协助空军司令员、政治局委员、空军中将吴法宪指挥空军？名为协助，实为监视也。果然，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吴法宪在几天以后就束手就擒了。

回顾民初、国民党党国和共产党党国的历史，难道我们可以对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抱多少希望吗？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邓小平所剩下的唯一职务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然而，他还是继续垂帘听政。他在1992年到南方游玩期间说了一些话，要求党中央把它传达到全党全国。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不同意。政治局常委宋平说：“一个普通党员在汉阳车站站台上散步的时候说的话，怎么可以作为中央文件传达呢？”邓大人火了，气愤地说：“现在有些人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他觉得垂帘听政不够劲，想卷帘执政了。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一句话把江核心吓破了胆，赶紧按照邓大人的旨意，在经济政策上作急转弯。老左派邓力群大为不满，写信给江泽民指责他见风使舵。在信中，他讥讽而苦涩地说：“江总书记未免转得太快了。”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要问，既然强人不在乎名份，为什么江泽民要赖在军委主席的宝座上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江泽民还不是强人。强人不在乎名份是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营造了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础。他自信谁也推不倒他、动不了他。江泽民没有这种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人望不高、名声不好。他害怕自己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人民（或政敌）打倒。更何况，国际社会还在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对他进行起诉呢！

《议报》第102期

勇登危船的有志青年赞

外电评论：“中国就象一艏即将沉没的巨轮。乘客都在争先恐后地逃离。”闻此有感而作。

在月黑风高的深夜,

一艏超载的巨轮,

航行在没有航标的海洋。

每一阵狂风都使它倾斜，

每一个恶浪都叫它摇晃。

一等舱的大厅里，

随船乐队在吹拉弹唱，

俊男靓女在翩翩起舞，

好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阴冷的海水透过船体的裂缝，

渗入了吃水线以下的统舱。

统舱乘客一片惶恐惊慌。

有人抛弃了简单的行囊，

逃离巨轮、偷渡到异国他乡。

勇敢英武的有志青年啊，

舍弃了彼岸的舒适和详，

沿着偷渡者相反的方向，

悄悄登上巨轮的甲板，

为援救无助的统舱乘客，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闯进豪华的餐厅，

掀翻三脚桌[1]上的佳肴。

他爬上高耸的塔楼，

挂上报警的铃鐺[2]。

一旦他把警铃敲响，

俊男靓女将中断享乐、露出惊慌，

统舱乘客将奋起自救、揭竿反抗。

船长大人岂能容忍这种状况！

“一等舱的贵宾早已备好救生艇，

哪怕船沉的一刻也可以逃亡。

统舱的蚁民淹死一批又有何妨？

正好可以减轻超载现象！”

船警奉命把青年逮捕，

“没有船票，你怎敢跑到船上？”

船长大人气急败坏、大吵大嚷：

“私挂警铃，这是间谍的勾当。”

他们对青年进行审判，

恬不知耻地对他陷害栽赃：

“大胆狂徒理应斩尽杀绝。

统舱蚁民只能老老实实、听天由命，

岂容他们犯上作乱、存非份之想！”

“且慢，船长大人，”

全世界人民发出了厉声责问：

“救危船于海难何罪之有？

救人民于水火何罪之有？

立即释放无私无畏的无罪青年！

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注解：

[1] 杨建利博士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象三只脚支撑的桌子。这三只脚是：谎言、暴力和官僚队伍。

[2] 韩少寒：《杨建利——挂铃的人》，《议报》第60期

《民主论坛》2003年11月16日

归来吧，清水君

惊闻中共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27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清水君十二年徒刑，悲愤之余，三改旧作，引颈哀歌。

象一池晶莹透明的清水，

是一面辉煌耀眼的明镜，

你映照着悠久的历史，

你反射着严酷的现实。

你让妖魔鬼怪现出原型，

你催人民大众翻然猛醒。

你向历史发出质问：

“鲁迅：族魂还是汉奸？”[1]

你提醒人民深思：

“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2]

你发表“谏江泽民书”[3]，

太岁头上的封尘你也掘地三分！

啊，黄金秋，清水君[4]！

为了争取爱国的自由，

为了享受民主的权利，

你筹建中华爱国民主党。

通过网络组建民主政党，

这是你开天辟地的首创！

你变卖电脑、自筹路费，

返回念兹在兹的祖国[5]，

孝敬生你养你的双亲。

迎接你的却是“被跟踪型自由”[6]。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连云港[7]，

等待你的是那邪恶政权的魔掌。

你本可以顶戴作家的桂冠[8]，

坐在幽雅的象牙塔中享受安康。

为了祖国的民主、人民的自由，

你毅然决然、冲向专制的罗网。

你的年龄刚刚达到而立[9]，

你的业绩却已顶天立地。

“万岁爷”算得了什么？

对你的成就，他们只能妒嫉！

他们凶狠地把你投入监狱，

想把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子、

和璀灿耀眼的政治新星，

残酷无情地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热爱祖国的人民，

怎能容许这种法西斯行径！

我们——向往民主的老百姓，

岂能答应如此野蛮的暴行！

愚蠢而又凶残的专制者啊，

请听听来自全世界的声音：

马上释放热爱祖国的黄金秋！

立即释放争取民主的清水君！

归来吧，黄金秋——清水君！

把你那池清澈透明的清水，

重新注入汹涌澎湃的海洋。

让大海掀起滔天的民主巨浪！

归来吧，黄金秋——清水君！

迈开你那英武豪迈的步伐，

加入为民主而战的斗士的行列，

同心协力把中共专制政权埋葬！

初稿于2004年5月

二稿于2004年7月

三稿于2004年10月

注释：

[1] 清水君：《鲁迅：族魂还是汉奸？》，《清水君文集·真相与谎言》及《黄花岗》第5期。

[2] 清水君：《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清水君文集·流泪的中国》及《黄花岗》第3期。

[3] 清水君：《谏江泽民书》，《清水君文集·沉痛的呐喊》。

[4] 清水君原名黄金秋。

[5] 2003年6年19日，清水君变卖个人电脑，自筹路费，从东南亚秘密回国考察社会，立志改变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只能在海外呐喊、无法和国内有效协商配合的局面。

[6] 2003年8月25日，清水君向网上发出消息：“我目前安全，享有被跟踪型自由”。

[7] 2003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在连云港市非法逮捕了清水君。

[8] 黄金秋二十岁出版散文集《整理心绪》。二十二岁时山东省举办了黄金秋作品讨论会。二十三岁出版报告文学集《跨越时空》（与喻季欣合著）。二十七岁撰写“回儒文明之研究丛书”。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全国大学（大专）文学奖散文冠军。

[9] 黄金秋1974年9月3日出生于山东郯城，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初稿刊于《看中国》2004年6月11日

三稿刊于《黄花岗》总11期

写作，需要勇气

1957年，青年文学评论家王昌定在天津《新港》文学月刊发表文学短评《创作，需要才能》，反对把某些28个字、分4行写、每行7个字的东西叫做诗。该文被打成大毒草，王昌定也被打成大右派。次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各行各业展开。文艺战线也掀起了全民大放“文艺卫星”的高潮：出现了“一夜写60个剧本”的奇迹、发出了“两年超过鲁迅”的誓言、喊出了`“每个县都出一个郭沫若”的口号。那时，风华正茂的王昌定先生不但已经失去了进行文学批评的权利，而且也失去了普通公民的发言权。我们再听不到他作何感想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加不知道王老先生倒底是死是活、身在何方。

在王昌定写文学评论的年代，如果没有特殊背景，要把很不像样的东西发表出去是颇不容易的。那时候还只有传统纸媒。报刊杂志的容量有限，毫无才气的粗制滥造之作基本上得不到发表机会。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出现了。它为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只要你认真负责地写，不要写得太不象样，发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实在发不出去，还有自由发贴的去处，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自己就可以往上贴。）如果你只是要用文章直书己见，而不是搞文学创作,那么对文学才能的要求就更低。环境的刻划、景物的描写、气氛的烘托、悬念的预设、对话的剪裁、心里活动的分析等等都与你无关。你需要的只是对事件及其规律的观察、认识、研究、归纳、概括、总结、分析、推理、论证……当然，这也需要才能。但是，相比之下，更需要的却是勇气。

在当前中共党国一党专制政权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在几十万网特日夜监控网络的状况下，若想不对日下的世风献媚、不向专制的政府低头、不给邪恶的共产党当辩护人、不为紊乱的社会粉饰太平，决心凭着良心、实话实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写作，若没有勇气、不敢作出牺牲，那么你最好还是不要去碰键盘。

君不见孙文广老教授三十年前身陷囹圄、戴着僚铐上书党中央要求党内民主。今天仍老当益壮、斗志更坚，奋力批判毛泽东、鞭墶“三个代表”、鼓吹私有制？君不见刘晓波博士在八九民运已近尾声之际赶回北京绝食抗议，为大批和平请愿学生平安撤离天安门广场作出贡献。十几年来在监狱和拘留所几进几出，仍坚守国内阵地，著书作文，反抗专制？君不见杜导斌在接到“人民内部矛盾会转为敌我矛盾”的警告以后，只沉默了几周，就又重返网坛，并发出《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呼吁，最后果然被党国政府抓去坐牢？君不见东海一枭、杨银波、张耀杰等人在写文章发表政见的同时，也发表了遗书，作好了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君不见吕加平、郑眙春等人指名道姓地向党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发出义正词严地挑战，坦然地面对危险？君不见陈少文、黄琦、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洪海、陶海东、李大海、李毅斌、罗永忠、何德普、欧阳懿、孔佑平、颜钧等人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而失去自由，身系狱中……

这是一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真正的勇士。我们敬佩他们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但是更敬佩他们疾恶如仇的正气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他们揭示的党国官员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的问题，许多中国人也看到了；他们发出的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呐喊，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他们所写的指点江山、批评时弊的文章，某些人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但是，别人没有揭、没有喊、没有写，他们却在揭、在喊、在写。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超过一般人的勇气。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和家庭的舒适和安宁，要为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他们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

写作，需要才能，但是更需要勇气！

《民主论坛》2004年3月14日

为《看中国》网站鼓与呼

我注意《看中国》，得感谢我的女儿。女儿18岁时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对中文网知之不多，对版权问题却懂得重视。她发电子邮件给我，说有朋友告诉她，《看中国》有时候转发我的稿子，是不是应该与它交涉版权问题。女儿显然不知道，网络是一种公共媒介。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不受版权保护。只要保持原文完整、并注明出处，一般网刊都欢迎其它刊物转发它的文章。例如，遐尔闻名的《议报》就在每篇文章末尾都明确地写着“……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但是，女儿的话毕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看看《看中国》是如何转发我的文章的。上中文网还不到一年（以前只上英文网），但是我已经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立场，以高涨的“反革命”热情写作和发表了40多篇文章。比较重要的文章甚至有许多网刊转发。有的网刊在转发时，不注明原文出处，把提到原刊的地方全部删去，以至搞得文字都不太通顺。更有甚者，还在文末煞有介事地加上一笔“X月X日收稿”，好象蓄意要制造我一稿两投的冤案似的，搞得我颇为恼火。

一进入《看中国》，立即被它五彩缤纷、图文并茂的版面吸引了。粗略看了看各个栏目：“看时事”、“看官场”、“看社会”、“看论坛”、“看史海”、“看热闹”，千姿百态、各有情趣。原来这是一个涉及政治、时事、历史、文化的综合性网站。找到自己的文章——原文照发，没有删改，而且文末规规矩矩指出了原文出处。我认识到这是一个编辑作风严谨的网站。我在其中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的飞逝，居然一气看了好几十分钟。

从那一天起，每天开机上网，我都会绕到《看中国》去转一圈，从中看到了许多旗帜鲜明的好文章，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作为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我不能只享受他人的成果、不作出自己的贡献。于是，我给《看中国》发出了第一篇稿子。当天我就收到了《看中国》主编热情洋溢的回函（电子邮件）：“欢迎你加入《看中国》大家庭……希望你和你的朋友踊跃供稿”（原文为英文，笔者译。以下同。）第二天又收到主编来函：“来稿已刊出。”进入网站一看，岂止刊出，还配上了十分切合文章主题的题图。

公平地说，很多网刊的主编都很尊重作者。例如《议报》、《民主论坛》、《黄花岗》、《中华评述》等等，笔者初次投稿就收到主编的欢迎函、甚至欢迎电话。但是，也有少数刊物，把稿子投过去就如泥牛入海、邈无音讯。象《看中国》这样收稿后回一个收讫函，发稿后又来一个发稿函的，实在少见。短短几个字的来函，使你感到你和你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尊重，你被当作了“《看中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心灵上的快慰是嶲永的。于是，我接连给《看中国》投了几篇稿子。

由于《看中国》是一个每天更新的网站，不象周刊、月刊、季刊要受出版周期的限制，所以发稿特别快，凡是决定采用的稿件，当天或第二天即会刊出，所以其收讫函和发稿函往往又会合二而一。说到对稿件反应迅速，笔者想顺便提一下《民主论坛》。无论是周末还是假日，《民主论坛》的主编好象终年全天候地坐在计算机前处理来稿和信件。发给该刊的稿件，在几小时之内就会收到该刊主编的回函，毫不含糊地告诉你稿子是否采用。其反应之迅速，让笔者赞叹不已。（但是，由于《民主论坛》刊发的稿件同时刊于报纸，所以决定采用的稿子需要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刊出。）

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看中国》网站是没有稿酬的，因为在网页的任何角落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我还是愿意不时给它投稿。我心里想的是，争取民主自由是一项公益事业，成功了对全国人民都有好处。如果大家都不做这一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就会永远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一公益事业中，办好网站网刊又是最为立竿见影的。网上的好稿使登陆网站的广大网民读后立即获得思想上的进步、认识上的提高、知识上的扩充、性情上的陶冶……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喜欢的网站贡献一份力量，争取把网站办得好上加好。中共的御用文人说：美、日用重金雇用写手在网上专写攻击中共政权的文章，仿佛中共党国专制政权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批评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金钱在作怪。我们把没有稿费的网站办得虎虎有生，无异于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使他们的无耻滥言不攻自破。

《看中国》主编在一封邮件中对笔者说：“由于没有经费，我们无法支付稿酬。但是你的宝贵稿件把你和亿万人民的心连接起来了……”诚哉斯言！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报赏？虽然在经济上不够实惠，但是在精神上却令人鼓舞。我已经把主编希望我的朋友踊跃供稿的期盼告诉了每一个熟识的朋友，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还有更广大的朋友——全体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我愿意借此机会告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朋友，常到《看中国》网站来看精彩文章吧！多给《看中国》网站踊跃供稿啊！

《看中国》2004年3月28日

母亲之歌（两章）

引子：谨以此文献给全世界的母亲，特别是子女惨遭中共军队杀害的天安门母亲和身陷中共党国囹圄的民主战士们的母亲。

（一）

年轻的妈妈就要踏上生命之旅。“妈，” 她问妈妈，“路程很长吗？”

“是的，很长很长，而且充满艰险。当你到达终点的时候，你会象妈妈一样衰老。”妈妈回答：“但是，值得走到底，因为终点比起点漂亮。”

告别妈妈、带着孩子，年轻的妈妈勇敢地出发了。一路上，她逗孩子们玩。她给他们喂饭。她为他们洗澡。她教他们系鞋带。她带他们骑自行车。她提醒他们洗脸、刷牙、做功课。

当太阳照耀的时候，孩子们欢快地笑着、唱着、跳着、跑着，行进在阳光明媚的大道上。年轻的妈妈向着太阳高兴地欢呼，“什么也不可能比这更美好！”

夜晚到来，刮起了风暴，周遭漆黑一团。孩子们又冷又怕、颤抖萎缩。她把他们拉到身边，用手臂和身心呵护他们。孩子们抬头看着妈妈，“妈，我们不怕。有您在身边，什么都不能伤害我们。”

曙光降临，母子们重新上路。前面是一座高山。孩子们爬着，累了。妈妈爬着，也累了。但是，她却不断地鼓励孩子们，“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在前方。”

孩子们继续攀援。他们学会了在险路上跋涉。他们学会了与风雨搏斗。她给予他们力量去面对世界。她给予他们智慧去战胜困难。一年又一年，她向他们示范了什么叫同情、理解、希望……特别是忘我的爱。

他们终于到达了顶峰。他们对她说：“妈，没有您，我们登不上这样的高峰。”

时光流逝，日复一日、年又一年。妈妈老了，变得瘦小佝偻。但是她的孩子们却长得又高又大、又强又壮。夜里，仰望漫天的星斗，她说：“今天比昨天强，孩子们又学会了新的本领。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把他们的才智再传给他们的孩子。”

旅途对她变得越来越艰难。她已经没有力量独立前行。孩子们搀扶她前进，用他们的力量来支持她，就象当初她用她的力量支持他们。

那天，他们翻过一座山。在山的那一边，是一条璀灿的金光大道。道路的尽头，一扇金光闪耀的门敞开着。

妈妈说：“孩子们，我已经走完了我的路。正如奶奶说的，终点比起点漂亮。看吧，我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昂首挺胸、带着尊严和自豪行进在人生的旅途上。而且，我的孩子的孩子也跟上了他们的步伐。”

孩子们说：“妈妈，您将永远率领我们前进，哪怕您走进了那扇金光灿烂的门。”他们目送妈妈独自一人走进那扇金光闪闪的门。门在她身后关上，孩子们又继续前进。“我们再看不见妈妈了！”他们一面伤感地说，一面互相鼓励，“但是，她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妈妈不只是甜蜜的回忆，更加是永恒的存在。”

（二）

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她是在旅途上陪伴你的沙沙落叶对你的耳语。她是你一日三餐食品的芳香。她是美化你四周的花朵。她是叫你浑身散发芬芳的香水。

在你发烧的时候，她是放在你额头上的清凉的手。在你寒冷的时候，她是盖在你身上的温暖的被。在你疲劳的时候，她是催你入眠的细雨。在你喜悦的时候，她是挂在你头顶的彩虹。在孤独的岁月里，她是永远陪伴你的影子。在艰难的时刻，她是给你报喜的喜鹊。在得意的日子里，她是提醒你谦虚谨慎的警钟。

妈妈绽开在你的每一串笑语中。妈妈闪烁在你的每一滴泪珠里。

妈妈尝遍了人间的情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爱、恨、愁、惧……但是，她却在永恒地希望和祈祷：但愿你只享受人间最美好的一切。

她给了你生命，给予你第一个家，给予你在旅途上每前进一步的详细路线图。她是你的第一个爱人、第一个铮友、第一个老师……当你孤傲固执的时候，她甚至是你的第一个敌人。但是，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把你和她分离，哪怕是强敌、哪怕是专制、哪怕是时间、哪怕是空间……甚至，哪怕是死亡！

珍惜母爱吧！不要因为它得来容易就不懂它的价值。不要因为它不要回报就不懂得报答。

热爱母亲吧！不要因为她衰老嬴弱就看她不起。不要因为她生活不便就对她嫌弃。

要知道，没有母亲和无私的母爱，就没有今天的你！

（2004年5月9日母亲节初稿，

2004年6月4日“六四”十五周年二稿）

初稿刊于《看中国》2004年5月12日

对联趣话

对联是中文文学独有的文学体裁。它具有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易学难精、雅俗共赏等特点。历史上，“俗人”对对联胜过“雅人”的趣话很有一些。

话说两个士大夫外出郊游，见一伙役夫同心协力把一个石头雕像树立起来。士大夫甲灵机一动，出了一个上联：“十人立石人，十人力石人立。” 士大夫乙想了一路，对不出下联。回到家里还垂头丧气、冥思苦想。夫人问明原委，也为官人着急。突见一个小丫头在啃鸭头。鸭头味道不好，丫头面露苦涩状。夫人虽一字不识，却得了下联：“丫头啣鸭头，丫头嫌鸭头咸。”虽然不算十全十美，也算给丈夫挣回了面子。

一个“雅人”甚至可以败在多个“俗人”手下。一阔人在庭院请客人赏树。客人口出上联：“庭种松柏，松百棵、柏千棵。”阔人无法作答，倒是挑着担子到他家来送菜的佃户救了他。佃户答曰：“肩挑葱韭，葱九把、韭十把。”正好有船家给他家送油漆，船家又给了他另一解：“船装油漆，油七桶、漆八桶。”

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击败大人物的轶事就更多了。明代大名士解缙（1369-1451，后为洪武进士）青年时代穷困撩倒。有次去做客，席间两个当地名流高谈阔论。才高气盛的解缙不免也要搭腔。名流之一火了，开口说出上联：“两猿伐木深山中，小猴子岂敢对锯（句）”。解缙针锋相对，对答如流：“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牲怎能出蹄（题）”。对仗工整，才思敏捷，并且痛骂了不可一世的当地名流，使他们既感到自讨没趣，又只能甘拜下风。

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对联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只有娱乐作用，干不了正事。实际上，表达政治意念是对联更为重要的功能。明代东林党人有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该联所表达的读书求知、关心国是的豪情壮志世世代代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邓拓的《燕山夜话》中有一篇杂文就专谈这一对联。

另有一副名联全由数字组成（据说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所作，存疑。请博闻强记者指正）。上联曰：“二三四五”，下联曰：“六七八九”，横批为：“南北”。其意为“缺衣少食无东西”，即贫困之极也。在三年大饥荒中，一个地主份子把它当春联贴在门上，被人识破，由于他“污蔑了中国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幸福生活”，按现行反革命罪被抓入了大牢。

八九民运时，学生要求与政府进行民主对话。共产党政府没有勇气与学生进行实质性对话，派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高教部副部长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与学生纠缠。广大学生对袁木等人的胡搅蛮缠极为不满，在校园内贴出对联:“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这副嘴脸政府无缘立本”,横批是,“缘木求鱼”。这幅妙联既批判了共产党政府的无赖嘴脸，又把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三人的名字嵌入其中，充分显示了民运学生的智慧。

中共不谈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只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终于引起大自然的报复，使中华大地水患连年。为此，国内流传一副对联：“长江嫩江松花江江江泽民；太湖巢湖洪泽湖湖湖惊涛。”把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和第四代党魁胡锦涛的名字嵌入联内，令人拍案叫绝。

有的对联挂在那里，字字认识，但不知所云。据说山海关一庙有一副楹联，曰：“朝朝朝朝朝朝朝；长长长长长长长。”几百年来无人能够读通。最后是大才子（也是大奴才）郭沫若才把它读通。郭才子的读法是：“朝潮朝潮朝朝潮；常涨常涨常常涨。”也就是说：早潮早上来潮天天早上来潮；常涨经常涨潮经常经常地涨潮。

有的对联是很难对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曾经搞过一个征联比赛。上联是：“四川成都重庆新中国”。得到的应征下联成千上万，最后却只评出了一个三等奖：“江苏无锡宜兴旧茶壶”。此联虽然对得工整，但是与上联所表达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节庆气氛实在太不相称。但是，它毕竟得到了三等奖。也就是说，《大公报》的评委们在成千上万的应征下联中居然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有的上联是无法对下联的。据说在北京大学的课桌上，有人写出了一个上联:“近世进士尽是近视”，意思是说现代的大学生全是一些近视眼。八个字两个音，至今还没有人对出令人满意的下联。这种上联堪称千古绝对。

《看中国》2004年6月23日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在这最后的不眠之夜里，

我要说，对不起——

勤劳贤淑的妻子，

聪明能干的女儿。

我常年伏案工作，

对妻子缺少照顾，

对女儿不太关心。

对这样的丈夫和父亲，

你们一定觉得差劲。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在这最后的不眠之夜里，

我要说，对不起——

灾难深重的祖国，

历尽艰辛的人民。

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做了几十年顺民。

六四罪恶的枪声，

又使我远遁他乡，

再没有与人民亲近。

对这样的同胞和臣民，

你们一定在内心里鄙夷。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将有三人与我同行——

纸上谈兵的科学家葛陵元，

著作颇丰的翻译家文思，

初出茅庐的政论家辛明。

嘿，吹牛！别拿高帽子唬人！

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哟，

充其量也才三流水平！

如此终身辛劳的平庸之人，

很快就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假如我明天就会死去，

我将热切地盼望再生。

我想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上，

重新再做一次普通中国人。

再娶同一个女子做妻，

再生同样两位千金。

再用同样的姓名和笔名，

重操旧业、精益求精。

但是，我绝不会再当顺民。

我要做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要以圣雄甘地为榜样，

勇敢地进行和平抗争。

如果军人再次举枪瞄准

和平示威的人民，

我要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向士兵们发出正义的呼声：

“如果杀人的命令你必须执行，

请不要再屠杀无辜的学生和市民！

还是对准我的胸膛开枪吧——

我已经苟活了第一生，

我不再吝惜第二条生命！”

《民主通讯》2004年6月18日

有关人生观和恋爱观的父女对谈录

【作者自我介绍：

辛明：三流科学家（出版有《计算机密码学》等科学专著）、二流翻译家（出版有《利己主义者》等多种长篇翻译小说）、三流文学家（出版有长篇创作小说《弱者》和少量短篇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三流政论家（发表各类政论文六十余篇）、三流教育家（发表各类教育研究论文二十余篇），曾任大学教授、杂志主编，现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某科技公司研究与开发科学家（R&D scientist）。

辛仪：辛明之女，未婚。学生时代曾荣获加拿大总督奖等多种褒奖及多门课程的奖状和奖金，曾任加拿大全国精算学生联合会主席。出版有英文诗集《My Early Secret Deep Feelings》和少量英文文章和诗歌。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市某银行职员。

女儿辛仪近日由多伦多回蒙特利尔看望父亲辛明。父女双方就人生观和恋爱观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四个小时长谈。考虑到此谈话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由女儿辛仪整理成文，父亲辛明修改定稿，寄出公开发表，望能给予进行类似思考的当代青年些许启迪。】

女：地球上为什么会有人存在呢？人倒底是不是上帝创造的？

父：我不相信鬼神，只相信科学。我不相信上帝造人的神话。生命的起源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地球上，最初只有无机物，然后出现了有机物，之后形成了高分子化合物、出现了蛋白质，然后才有了生命的最低等形式——细胞。由细胞构成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发展变化，进化衍生出低等的水生植物和动物。动物逐步进化，由水生到陆生，经两栖类、爬虫类、哺乳类，最后才由最高等的哺乳动物——类人猿进化成类猿人，最后产生了人类。

女： 人生在世的意义何在？人应该怎么度过一生？怎么样才算没有虚度一生？

父：人和动物一样也会生老病死。但是人有思想，有创造力，这是动物所没有。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促进世界的进步，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任何人都不应该一事无成地活一辈子。每个人都要创造自己的事业，对人类做出贡献。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所作的贡献也有大有小。无论贡献大小，只要尽力而为了，就没有虚度一生。比如说妈妈，由于出身不好，中国共产党剥夺了她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下乡八年之后只能在街道工厂工作。她没有足够的学识和能力从事任何高精尖的创造性劳动，但是她支持着爸爸，让爸爸事业有成。她还培养了两个出类拔萃的女儿。她为家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她的成就。她以她的辛勤劳动赢得了丈夫和女儿的爱戴和尊敬。她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女： 什么叫真爱？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找到了真爱？

父：两个人心心相印，以尽量让对方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叫做真爱。

真爱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施爱对象。对丈夫、妻子、子女、朋友、甚至弱者和亟待帮助者都应该有真爱。但是，当你选择了一个人做为丈夫，和他结合成为一个家庭，成为一对夫妻，那么你们之间的真爱就变成了夫妻之间的真爱。它既享受着法律的保护，又承担着法律上的义务。

女：我常常听到前世姻缘、天生一对这种说法。你认为有道理吗？

父：毫无道理。生活中的无数因素促成了一对恩爱夫妻的结合。如果由于某种偶然因素使他们失之交臂，或者相遇太晚，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可能分别与别人建立起幸福的家庭。任何人都是可以代替的，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感情上。一个人不一定非要从某一个特定的人那里才可以获得他（她）的真爱。

女：我应该怎样选出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作我的丈夫呢？

父：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要看对方是不是也像你真爱他一样地真爱着你。如果同时存在多个你所中意的人，你确信他们都真诚地爱你，你当然不能够同时嫁给他们。你应该根据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慎重地选择其中一个人做你的丈夫。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生活条件、健康情况、学业情况、事业前景等等。任何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不可以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全面地综合地评价自己和别人，这是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女：我怎样才能判断我拥有了真爱呢？

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判定规则。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人判断错误，在结婚以后又要离婚。首先，我觉得真爱不是刻意“找到”的，而是在人生历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要判断对方是否真诚地爱你，需要十分冷静的判断力和相当成熟的思想。热恋中的年轻人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热恋的疯狂过去之后，他们有时候会后悔，有时侯甚至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忠实可靠、他对你的爱是不是真诚，我想提出两个简单而又朴素方法供你参考。

女：但是，也有这样的人，大家都说他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真正好。

父：不能否认，有这种善于伪装的人。但是能伪装得谁也无法识破，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说：大家都说他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真正好的人很少很少。

女：你认为有百分之几的人获得了真爱？

父：我想50%以上的人获得了真爱，因为大多数婚姻还是美满的。我认为只要是恩爱夫妻就算得上彼此真诚地相爱。夫妻在一起过日子，只要双方都是诚恳而且又富于理性的人，时间久了就会逐渐互相调节、互相适应，爱情会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浓郁、更加成熟。当然，他们的爱情不会再象以前那么热烈，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爱情就变得肤浅、平淡、庸俗了。

女：获得真爱是否对人的一生很重要，它是人生的全部，还是只是人生的一个部份？

父：获得真爱当然很重要，它使你的生活丰富而且美好。但是它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女：你是说，没有获得真爱并不意味着虚度了一生。就算没有真爱，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使人生也是值得的？

父：正是。不可以把真爱看成一切。事业也同样重要。就算没得到真爱，就算婚姻失败，也应该顽强的奋斗，去争取壮丽的人生，去创造宏伟的业绩。

女：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我今生要嫁的人呢？

父：这是很难判断的。作为原则，你应该嫁给一个稳重、可靠 、负责、值得信赖的人，不可以嫁给一个浅薄、轻浮、花俏、见异思迁的人。

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一定要进行慎重考虑。因为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彼此之间就有了道义上的义务。不可以再说变就变、见异思迁。谁也无法保证目前选定的恋爱对象就是她一生中将会遇到的最好的人。但是，一旦开始与他恋爱，就要遵守道义上的义务，就不可以遇到更好的人就抛弃眼前的人。当然，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会变化的。如果你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你不可以只顺从自己的感情变化，还必须考虑对方的感受。你没有权利进行轻率的改变。哪怕你觉得已经到了非分手不可的程度，也要分得慎重，要有一个过程，让对方的感情慢慢冷却，让对方可以接受。如果突然地草率地斩钉截铁地提出要与对方一刀两断，对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甚至出现自杀或杀人。

在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就不仅存在着道义上的义务，而且存在着法律上的义务。只要对方没有你不可容忍、无法接受的错误，你就应该合理批评、尽量宽容，不可以随便动不动就以离婚相要挟。更不可以遇到了条件更好的人就产生非分之想、就要与丈夫离婚。

在有了孩子之后，离婚所影响的人就不再仅限于夫妻双方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在身心各方面的健康成长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因此就更加需要慎之又慎。

当然，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你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在结婚生育之后。但是，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必须首先解脱所有（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义务，然后才可以开始新的感情。脚踏两只船和婚外情是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相违背的，是人所不齿的。

女：无论多么热烈的爱情最终也会逐渐冷却，变得平淡，对吗？如果是，怎样维持爱情呢？

父：是的，初恋时的热烈爱情是会逐渐冷却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爱情的终止。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日子久了，夫妻的爱情将不再那么热烈，但是将更加成熟和深沉。这种成熟而又深沉的爱情保证他们成为相依为命的人生伴侣。

爱情的甜蜜在夫妻之间是可以永远保持下去的。在丈夫面前，妻子可以永远娇嗔可爱，在妻子面前，丈夫可以永远幽默诙谐。哪怕经历了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只要夫妻双方相处和谐，他们的爱情就可以象初恋情人一样新鲜和活泼。

女：作为一个女人，我一方面想有自己的事业，一方面想多花一些时间去培养孩子。应该如何在这两方面进行平衡呢？ 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培养孩子是不是值得？

父：不应该放弃事业而全心全意培养孩子！这是对你的才能的浪费。要知道，对才能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不管是多么崇高、多么艰难的事业都只会占用你一部分时间。无论工作多忙，你也会有比较轻松的时候。在工作之余，你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事业和家庭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事业当然会占用你一部分时间，但是建立完美的家庭与所需花费的时间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忙碌的家庭同时可以是幸福的家庭。

女：在我认识的女人中，要么就没有事业只有家庭，要么就没有家庭只有事业。又有自己的事业，又有完美的家庭的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认为事业和家庭是有冲突的。

父：当然是有冲突的。但是这种冲突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两者兼顾的。任何人在尽力搞好事业的同时，都应该尽力搞好家庭关系，爱护丈夫、关心孩子、教育孩子。教育孩子是人生的莫大的乐趣！

你现在的工资已经比爸爸高多了。你的钱已经完全够用。只要钱够用，就不要去从事第二职业。钱是身外之物，不应该对它表现出不必要的贪婪。与其搞第二职业挣更多的钱，不如把搞第二职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建立幸福和睦的家庭。

女：怎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善良、正直、品德高尚、心胸宽广、尊敬长辈的好孩子呢？ 怎样才能让孩子跟自己保持密切的关系呢？

父：平等，民主，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和孩子一起玩， 和孩子谈心，为孩子解难，教育孩子完整地认识问题，要求他们正确地冷静地对待批评。

爸爸对你们的教育也不一定永远正确。但是，只要爸爸发现自己错了，爸爸就立刻改正。爸爸允许你们批评爸爸做得不对的地方。爸爸要求你们能够正确地冷静地对待批评，作为你们的父亲，爸爸自己就要以身作则。

当然，在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在实践上做起来却不简单。首先，父母的家长架子就不容易放下来。

女：我对人生、对爱情有这么多疑问，这是因为我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是因为我个性如此？

父：两者都是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是你的个性使然。一般的女孩子的思想不会比你更成熟，但是她们没有你这么多疑问。你的思想太复杂，考虑问题太多。

女：我怎样才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会不会永远也找不到？如果找不到，应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

父：你会在生活中慢慢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你不用刻意去找，你会慢慢领悟出来。等你再长大一些，生活阅历增多了，思想更加成熟了，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可能这些想法并不叫做“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起码不会再让你不安了。

女：我会不会并没有找到答案，而是因为总也找不到它，就逐渐对这些问题麻木了，就不再为这些问题烦恼了呢？

父：不会的。爸爸相信，以你固执的个性和顽强的思考力，你的智慧会随着你的人生阅历而增长，从而最终得到答案。你的答案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就像爸爸现在给你的答案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一样。但只要你不自暴自弃，你就不会变得麻木不仁。

女：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忧郁，不去思考又让我害怕自己糊里糊涂地虚度一生。我应该怎么办呢？

父：思考这些问题让你忧郁，是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你一时想不出答案。那么你就不要去想好了。你可以暂时使用爸爸的答案。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将逐渐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女：如果我暂时用你的答案，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想法和你的不一样，那我会不会后悔呢？

父：不会的。你要相信，爸爸是过来人。任何人，只要认真学习，他的智慧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爸爸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人。请信赖老年人的智慧吧。爸爸有把握，爸爸的答案基本上是正确的。

《民主通讯》2004年7月3日

学而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记中华民国前立法委员王德箴老人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颇有声望的外交家、德高望重的九旬老人、著作等身的学者，真诚地向一个普通大学生、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初出茅庐的习作者虚心求教，你一定觉得难以置信，会一笑置之。但是，且莫发笑。这是真的，我说的就是中华民国前立法委员王德箴老人。

德箴老人现年九十有三。自1945年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工作四十余年，为中华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学者型外交家，德箴老人著有《先秦思想史》、《德箴诗賸》、《德箴文存》、《回首来时路》等多种中文著作。同时，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德箴老人还把古典文学作品《唐人小说》、传统京剧《韩玉娘》等译为英文出版发行。这些中国名著借德箴老人英译本之东风，又转译成法文、西班牙文等文种以享世界各国读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德箴老人功莫大焉！德箴老人英文功力之深厚，吾人难望其项背也！

但是，说来难以想象，德箴老人居然不耻下问，想请小女康阔为她老人家修改英文诗歌。要知其中原委，还需从头道来。

一日，德箴老人请笔者全家吃饭。小女康阔把新出的英文诗集呈上以表敬意。德箴老人喜出望外，举着诗集对笔者说：“子侠（王子侠博士——德箴老人之子、加拿大Wilfrid Laurier大学资深教授）告诉我，你出了很多书。我眼力不好，看不得长篇巨著了。但是阔阔的诗集，我一定要看看。”

几天以后，我们回请德箴老人全家。不待就坐，德箴老人就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学会放大复印了。”口气中充满了学童学会新本领的自豪。“我把阔阔的诗集放大复印，变成大字本，反复读过。”她转向小女康阔，“好诗、好诗。请再给我两本，我要寄给我的孙女学习。”

从那天起，德箴老人就把小女康阔当成了英文诗人，总想与小女谈诗论文。她写出英文诗歌，也想请小女指正。小女刚二十出头，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英文，难免害羞腼腆，怎敢班门弄斧。德箴老人九十大寿，邀她参加寿宴，她不敢赴宴祝寿。德箴老人说在她大学毕业之际要为她设宴饯行，她不敢声张就溜之大吉。

小女年幼无知，如此辜负九旬老人的盛意，作为家长，笔者深感不安。笔者家住满地可，德箴老人住在滑铁庐，相去700公里。笔者再去看望德箴老人时，特地带小女同往。寒喧之后，德箴老人深表遗憾地说：“一家杂志要出我诗歌的英译。我译好以后想请阔阔帮忙改改。想到阔阔很忙，不好麻烦她，我就那么寄出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错误。”

老人发自内心的诚恳言词，使小女羞得满面通红，也使我这个父亲深感内疚。我对老人真诚地说：“王妈妈，阔阔就象您的小孙女。您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好了。”

德箴老人头脑清晰、对答如流：“我是把她当作我的小孙女。但是她不把我当作她的奶奶，我又有什么办法！”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事业有成、著作等身，却如此诚恳地请一个比她小整整七十岁的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改诗，这种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怎能不叫人感慨万分！

德箴老人，您是小女的王奶奶！您也是我的王妈妈！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继续作出贡献。最近，您的英文回忆录又正式出版了！以您的谦虚诚恳、勤学好问，这绝对不会是您的最后一本书！

《民主通讯》2004年8月16日

江泽民别名考

江泽民终于在16届4中全会辞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终于完成了全面接班。虽然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切断言这对中共的政策走向倒底有何影响，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喜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本来就是一个非法职务。养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是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国军），而不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党军）。中国共产党无权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更无权设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更有甚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它所宣称的“党指挥枪”是假，“枪指挥党”是真。江泽民赖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不下来，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做太上皇。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党专制的独裁党，所以他要做的也是全中国的太上皇。现在，他失去了这个非法职务，太上皇做不成了，他对中国人民长达十五年的残酷而愚蠢的统治终于正式结束！对此，我们当然要拍手称快。

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江泽民早在大权在握的时候就致力于确立他的历史地位。他想与第一代核心毛泽东、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一样垂名青史。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不甘居人之下，于是提出了“三个代表”。为了树立个人威望、把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塞进党章和宪法，江泽民及其走卒可谓煞费苦心。他的无聊帮闲文人帮他想出嵌有其姓名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泽于民”，在大街小巷两侧的墙上乱刷。笔者早就指出，这一嵌字句的文理尚嫌不通。（见拙著《自宫、胁迫自宫和宫刑 ——中国共产党是阉割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组织》，《议报》第90期）“泽”是多义字，与不同的字搭配可构成含义决然不同的词。它固然可以构成恩泽这一褒义词，但也可以构成沼泽、泽国等贬义词。帮闲文人想的是恩泽，老百姓想的却是泽国。中华大地水患连年，一副对联在全国城乡广为流传：“长江嫩江松花江江江泽民；太湖巢湖洪泽湖湖湖惊涛。”暗指江泽民、胡锦涛把华夏之邦变成了一片泽国。也许是这个对联使帮闲文人们发觉不对头了，“江淮之水泽于民”变成了“江淮之水，恩泽于民”，继续在墙上乱刷。

想用这种小花招来改变中国老百姓对江泽民的仇恨和蔑视，江泽民和他的无聊帮闲文人未免过于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力。中国老百姓比他们想象的聪明得多。老百姓干脆抛掉“泽”字，给江泽民取了各种各样的别名。在江泽民已经下台、不会再有大作为的盖棺论定之际，我们来考证一下中国老百姓给江泽民取的别名倒别有一番风味。

1．江贼民：在某些方言（例如湖南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贼（zei2）念泽（ze2）。故而，在那些地区，此别名与江的原名同音。至于其含意则更是深刻和贴切。江泽民是乘“六·四”妖风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宝座的窃国大盗。在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期间，他签定边界条约，把3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供手赠与了由前苏联分裂出来的与我国毗邻的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江贼民不仅本人窃国，还帮助邻国窃取了那些满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里割让的中国领土。在此之前，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一直没有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江贼民公然卖国，超过毛、邓。

2．江罪民：罪民者，罪人也。江泽民卖国求荣、欺压百姓、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给江泽民总结出十大罪状：卖国、独裁、谎言、封锁网路、败坏道德、压制信仰、镇压六四、践踏人权、群体灭绝、强立恶法。法轮功修炼者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台湾等等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把他和中共的四十多名高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告上了法庭。9月20日，“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就江泽民下台发表声明：“一个江泽民掌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审判江泽民的时代早已开始。”并说∶“对江的审判不会因爲江的下台而结束 。”江罪民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3．江宰民：宰民者，屠杀人民也。江泽民在“六·四”屠杀中上台。上台后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屠刀。上台伊始，江泽民就发出狠话，“叫个体户倾家荡产”。1999年7月20日开始武力镇压法轮功后，江泽民及其帮凶曾扬言，对法轮功要在思想上搞臭、在经济上搞垮、在肉体上消灭。还说，抓到法轮功就照死里打，打死了算自杀。于是，昼夜连续审讯、电棍、老虎凳、捆绑、吊打、强行灌食……无论什么酷刑都用到了法轮功修炼者身上。五年来，导致一千多人死亡、无数人终身残废，直接受害者上千万，间接受害者过亿。江宰民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宰杀人民的屠夫。

4．江灾民：灾民者，祸害人民也。江泽民的统治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江泽民哗众取宠、好大喜功，心目中完全没有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他统治的这十五年里，刚开完亚运会又争办奥运会；农民的孩子连书都读不上他却自作主张修建国家大剧院；国内外专家学者无论如何强烈反对，三峡水库工程还是照样强行上马……在他统治的这十五年里，贪官污吏越来越贪、农民工越来越难、拆迁户越来越惨、上访者越来越多、库区移民规模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烈、外债内债越来越高、银行死账坏账越来越多、环境污染越来越糟……社会底层的人们不仅更为相对贫困化，而且更为绝对贫困化。江灾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数不胜数。

以上是笔者上网阅读所收集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江泽民的别名。如此简略的考证只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身处国外、孤陋寡闻，必有视听不到之处。深望有心人在江泽民下台之际，把笔者遗漏的江泽民的别名尽量补齐并加以考证。充实完善本文事小，对江泽民盖棺论定事大。

《议报》第166期

长篇小说

《弱者》选载

长篇小说《弱者》是作者呕心沥血，伏案四载写出的精心之作。本书描写的是一场情节曲折、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场景宽阔的政治生活剧。其时间延绵半个世纪，其空间跨越亚欧美三洲。 全书刻画了牛继宗、伍干臣、王志康、高优明四条主线和若干条副线，通过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学由小到老的成长过程，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细腻地描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本质的缓慢过程，认真地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还可能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基本原因。

书名《弱者》含有两层意思。高层说的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暴力统治,中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将是弱者。低层说的是，奸诈利己的人可能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会落到损人害己的下场，他们是事实上的弱者。印在该书扉页的作者题记高度概况了全书的主题思想：“生活就像一场讽刺剧：自称为强者的奸诈利己之徒往往会沦为弱者、甘居为弱者的脚踏实地的人最终反而是强者。”

本文选载伍干臣主线中自成系统的第二十五章全部和第三十五章部分以飨读者。为了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在原文照登的基础上，加上少许以斜体排出的串场语。

伍干臣的父亲伍国骅早年留学美国,获医学博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抛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参加抗战，在政府军中担当随军征战的上校军医。这段令人自豪的战斗经历在解放后使他变成了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在湖南大学卫生科任校医。良好的家教使伍干臣从小就勤奋好学、为人正直。他虔信共产党的教育，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积极投身于大炼钢铁，在随后的大饥荒中把父亲的老友林新丰从美国寄来的汇款原封不动的退回。1964年中学毕业,尽管品学兼优,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却未被大学录取。他毫无怨尤地主动地报名下乡去江永县农村改天换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困落后、遭遇到赤脚医生乱打强心针而使一心革命的知青同学当场死去。他开始了痛苦的思考，“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宝贵的。‘他是在说真心话，还是在骗人?”

1967年，毗邻的道县发生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大屠杀，伍干臣和他的知青朋友历尽艰辛，逃回长沙。在“知识青年回城造反大军”缴获的学生档案中，他发现他和朋友们的档案上都盖着朱红色的长方形印章:“该生不宜录取”。他终于认识到：“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唯成份论。它公开宣扬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1968年，解放军第47军终于安定了湘南农村的局势。他重返农村，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种子培养和种子学研究。1973年，他顶职回城，在湖南大学卫生科任清洁工。然而，他在种子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却使他闻名于世。在大学实行聘任制后，湖南农学院破格聘请他为种子学教授。1986底-1897初，他到联邦德国农业部西柏林种子研究所当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看到了西方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抵御了西方美女的挑逗、拒绝了在匈牙利任职的诱惑，同时也在电视里看到了胡耀邦在1987年1月16日“一·一六”事变中被老人帮赶下台。他如期返回了祖国，“但是他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是半年前的那个伍干臣了。那时的他只要有一块赖以生存的立锥之地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的他还想为自己，为全体中国人民，争取更多的东西。具体地说，他开始向往西方国家人民所享受的民主自由。这是一种无形有质的东西。虽然它本来就是天赋人权，但是在中国却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医治无效，突然逝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抗议。伍干臣正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他认为学生们“在帮我们做我们在20年前就应该做，但是却没有做，也不敢做的事情。”他自始至终地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中。虽然他不是运动的领导人，但是他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一直坚持到6月4日凌晨血腥清场才最后离开。由于他不是学生，而是在支持学生的“长胡子的人”，因此变成了警方的重点捉拿对象。但是，他认为他行使的是宪法授于公民的权利，不认为自己犯了罪。妻子钱雅青硬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车。他在广州请老同学武建湘掩护，被婉言谢绝。他又返回家里，被警察捉拿归案，判处了十年重刑。

第二十五章 同室难友

(1)

伍干臣是在中午午休时分由拘留所转到监狱的。一进监狱大门，他就被领到一个房间脱光衣服作彻底搜身。衣服和衣服中的手表、小刀等一切金属物品都被搜走。狱警塞给他一套囚服，囚服上放着他的皮带。囚裤上的裤带是松紧带的，洗几次就会松松跨跨。所以说，犯人的皮带还是要还给他们。总不能让犯人成天提着裤子干活吧！

熊看守长领头，几个看守跟着，把伍干臣带到了牢房。一个看守打开了牢房的铁门。在伍干臣的近视眼里，里面黑骨隆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正要摸索着往里走，站在他身后的熊看守长不耐烦了，用力在他背上推了一巴掌。他站立不住，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牢房，不知被谁的脚绊了一下，他踉跄几步，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候，一只强劲的手抓住他的肩头，没让他倒下。但是，他的眼镜却飞出去了。与此同时，砰地一声，牢门在他后面关上了。

“妈的，你瞎眼了。有路不走，专往老子脚上踩。”一个声音在身后怒吼。说着，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扳转过来，轮起拳头要打。

“对不起，”伍干臣真诚地道歉，“我没有看见。”

“对不起就行了！”拳头还在下落。

“二癩，不许撒野。”一个声音厉声喝令。

拳头在伍干臣的脑门附近缩了回去。“臭老九，”二癩不甘认输，骂骂咧咧地松开伍干臣，“看老子以后收拾你。”

抓住伍干臣没让他摔倒的那只强劲的手又给他送来了眼镜。还好，镜片没有破，但是眼镜腿断了一只。伍干臣把残留的镜腿挂在一只耳朵上，手扶着另一端。他的眼睛终于习惯了室内微弱的光线。这是一间长约四米，宽约三米半的房间，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水池，另一个角落是一个便坑。两张高低床靠墙放着，占去了房间的大部分面积，两床之间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他跌跌撞撞地进来，不踩着别人的脚那就怪了。

房间里已经住了三个人。干臣身边站着一个壮实的青年人，从他憨厚的举止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农民。他忠厚地安慰伍干臣，”要紧的是你没有摔着。回头我给你搓一根细绳，把它给你接上。”

伍干臣这才看到他手里拿着另一只眼镜腿。“谢谢，”干臣说:“要不是你拉我一把，我早就摔倒了。请问贵姓。”

“我叫洪达丹。乡亲们都叫我大胆。”

“大胆，好名字。”伍干臣称赞，“谢谢你，大胆。”

“谢什么。来，把眼镜给我，我去给你接上。”

离了眼镜，伍干臣眼前又是一团模糊了。一个年轻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伍干臣问候他，“你好，我叫伍干臣。请问贵姓？”

没有回答。

二癩一面往上铺爬，一面不怀好气地代他回答，“都进了这里，还有什么你好我好！人家心里烦着呢！你别添乱就行了，臭老九！”

“二癩，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那人发话了，刚才不许二癩撒野的也是他。

“二癩，对不起。”伍干臣再次道歉，“不小心踩着你了。”

“二癩也是你叫的吗?”二癩气得直跳，脑袋撞到了天花板上。他摸着头说：“老子是你的室长，你得叫老子二大爷。”

“对不起，我不应该叫你二癩。”伍干臣不卑不亢地说：“但是我也肯定不会叫你二大爷。你还是告诉我你的姓名好了。”

二癩没有回答，面对墙睡下了。

大胆从囚衣上拆下几圈纱线，搓成一条细线，替干臣接好了眼镜腿，”大家心里烦，伍先生你别上火，”他把眼镜递给干臣，“那位解放军同志叫刘忠。二癩的大号叫赖传杰，他是我们的室长。累了一上午了，他们在歇晌。你也歇歇吧。再过十几分钟又要上工了。”说着，他自己也在床上躺下。突然，他又猛地坐起，“你睡上面行吗？我们要不要换一换？”

“行，”伍干臣带上眼镜爬上上铺，在床上躺下。他心里想，他们就是我今后十年的同室难友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进来多久了？看来他们不是因为“六·四”进来的。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把刑事犯和政治犯混在一起关，用刑事犯管制政治犯。他们以在狱中表现好即可以减刑作为诱饵，怂恿刑事犯欺压和虐待政治犯，从而消磨政治犯的斗志和锐气。二癩，不，赖传杰，说不定就是这样一个室长。但是有大胆和刘忠在，量他也不敢胡作非为。

(2)

别看是一个文弱书生，又是高度近视，可伍干臣并不害怕体力劳动。在江永当了九年知识青年，什么重活苦活他没有干过？当天下午他就和大家出工了。卡车把他们拉到一个枯水的水库。看守们把他们赶下堤坝，叫他们把库底的淤泥挖出来，装入箩筐，再把满筐的淤泥从库底抬上堤坝，装上卡车。卡车把淤泥运到劳改农场，洒在地里做肥料。既疏通了淤塞的水库，又解决劳改农场的肥料问题，一举两得。

堤坝上，狱警在荷枪实弹地巡逻，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堤坝的边坡上，看守们手拿电棒，凶神恶煞地监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偷懒也是不可能的。满满一箩筐泥，哪怕是乾的，少说也有一百多斤。湿漉漉的淤泥，起码有一百五十斤。赖传杰是室长，他安排刘忠挖泥，自己装泥，伍干臣和洪达丹抬筐。为了报复伍干臣中午踩了他一脚，他把箩筐装得冒尖，足有两百多斤重。

“二癩，你这是干什么？”洪达丹看不下去，气忿地责问。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干臣。他从小干农活长大，干这点活他不当一回事儿。

“让臭老九好好接受劳动锻炼。”赖传杰嘻皮笑脸地说。

“伍先生，你行吗？”洪达丹关心地问，“再不和刘忠换一换？”

“不行，”不等干臣回答，赖传杰发话了，“我不同意。大胆，你是室长还是我是室长。”

“你……”洪达丹要发火。

“大胆，我干得了。”伍干臣拉住洪达丹，“来，起肩咯!”

伍干臣和洪达丹同时挺直腰杆，两百多斤重的一筐淤泥离开了齐脚脖子的水面。干臣在前，洪达丹在后，两人攀登陡峭的护坡，向坝顶走去。淤泥湿、实、重、可以堆尖，这是抬淤泥的艰难之处。但是抬淤泥也有容易之处，那就是越抬越轻。起肩的时候，箩筐刚从水里抬出来，水哗哗往下淌，那是最重的时候。伍干臣差点没被它压趴下。他咬紧牙关，憋足气，一步一步朝前迈。走着走着，水越漏越少，筐越变越轻。伍干臣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水漏掉就轻多了，”伍干臣回头对洪达丹说。但是，他看到的情形却让他吃了一惊：不知在什么时候，洪达丹把箩筐拉到了自己面前，迈步都磕腿。伍干臣放下扁旦，箩筐斜在陡坡上，要不是洪达丹眼急手快把它扶住，准会滚下去。“大胆，你这是干什么？”伍干臣觉得受了侮辱。正要数落洪达丹，却看到了洪达丹的两只小腿被箩筐擦破，正在流血。他二话没说，脱下背心，把它撕成布片，包在洪达丹的小腿上，“大胆，你这是在作贱自己啊！”

“伍先生，你四十好几的人了，又是一个读书人，”洪达丹说，“我怕你受不了！”

“谁说的？”伍干臣反驳，“我在农村干过九年！走，你走前面，免得你又捣鬼。”

“我走前面？”洪达丹笑了，“这样的大陡坡，我比你高一个脑袋。两个人都会从坡上滚下去！”

“喂，你们俩在干什么？”熊看守长发现他们停在半坡上，挥舞着电棒高喊，“磨洋工吗？”一面说，一面朝他们走来。

“快起肩，”洪达丹催促，“不然电棒就打到头上来了。”

他俩连忙抬起了箩筐，伍干臣不放心地回过头说：“大胆，你可别耍花招。箩筐就放在正中，公平合理。”

十分钟休息，伍干臣和洪达丹就近坐在护坡的大石头上。赖传杰爬上堤坝，和熊看守长嘟嘟哝哝地说小话，不知道是在汇报自己的思想，还是在检举别人的言行。

“二癩可真靠拢组织啊！”伍干臣不无讽刺地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强奸。”大胆轻蔑地说:“他给人家姑娘介绍对象，在去相亲的路上把人家强奸了。”

果然是个刑事犯，伍干臣在心里想：欺软怕硬的，没有个正经人样子。

“人家姑娘脸皮薄，吃了亏也不敢告他。”大胆接着说：“他要是多少还有一点人味，也就混过去了。他偏偏还要胡闹，三天两头去找人家姑娘要赔偿费，说是人家姑娘吃了他的`肉肠’，该他五十块钱。”

“这不是耍无赖吗！”伍干臣气愤地说。

“就是嘛!人家姑娘没法忍了，硬着头皮去派出所告了他一状。”大胆平淡地说：“就这样，他就进了局子。”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伍干臣深有感慨。他放眼向干枯的水库望去，只见刘忠独自一人在库底的水洼边就地坐下，旁若无人地从裤腰里抽出了系裤子的皮带，拿在手中摆弄着。

“小刘可真会休息，宽腰解带的。”伍干臣对洪达丹说：“他不是解放军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是解放军，还是一个警卫连长哩！”洪达丹说：“他犯了蓄意杀人罪！好好一个小伙子，恐怕性命难保了。”

蓄意杀人罪？伍干臣难以置信地又看了一眼坐在库底的刘忠。刘忠还在若无其事地摆弄着他的皮带。他手握皮带的金属搭扣，漫不经心地在铁锹的刃口上往复磨擦着。

“你问他怎么到了这里，”洪达丹打断了他的观察，“我还想问你怎么到了这里呢？你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

“我？就因为我热爱民主自由。”伍干臣说：“我希望事事都公平合理。所以刚才你把箩筐拉到你跟前，我差一点儿生气。”

伍干臣一五一十地给洪达丹介绍了慷慨悲壮的八九民运。洪达丹在狱中有所风闻，但是不知详情。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眼里闪耀着向往的光芒。伍干臣说完之后，他简单明了地说:”我算看透了。在中国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公理呀，正义呀！共产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它说什么，什么就是法律。共产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是它做的就永远有道理。”

伍干臣睁大双眼，惊讶地看着洪达丹。他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民居然具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你怎么到了这里？”他问。

“我也希望事事都公平合理。”洪达丹说：“但是他们说我是抢劫犯，把我抓起来关在这里。”

“怎么回事儿？”伍干臣不懂。

“你听说过农民真理服务队吗？”洪达丹反问。

“当然，”伍干臣回答：“我当然听说过。”尽管党的喉舌严密封锁消息，报纸电视对这一事件只字不提，消息还是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自然也传到了伍干臣耳中：上万名农民卧轨堵住一辆运化肥的列车，制服了押车的乘警，一拥而上把车卸光。押车的乘警警告说：“拦截货运列车，抢劫货运物资，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领头的人却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不抢劫。”他把钱款如数交给押车人员，郑重宣布：“这车化肥我们农民真理服务队替农民按公价买了。少一分钱都由我们负责。我们农民卖粮食给国家都是按公价，为什么国家卖化肥给我们要用议价？”

“那是我领头干的！”洪达丹平静地说。

“你？”伍干臣瞪圆了眼睛，眼球几乎碰到了镜片。那件事干得多么英勇、机智、果敢，多么有理、有利、有节啊！“大胆，你真行！”

“我的爸爸妈妈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我是乡亲们用米汤养大的，从小就爱打抱不平。我上无老、下无小，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不知道什么叫作害怕。乡亲们有事，都喜欢来找我。大家说买不到公价化肥，叫我想办法。我就出头把周围的农民串通起来了。”洪达丹平平淡淡地说。

“那可是上万人啊！”伍干臣敬佩地说。

“我只挑了一个头，”洪达丹谦逊地说：“出主意的是一个大学生。他查清开车的时间，化肥的袋数，算出用公价买下这车化肥要多少钱，又给我们选好一个车走得慢的长坡做截车的地点。结果没伤一个人我们就把事情办了，那真叫乾脆利落！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为人一世，读书最要紧。我对那个大学生服气。我对你们读书人服气。”

“好汉，”伍干臣还在继续赞叹，“为农民办事的好汉！”

“好汉不敢当，我倒真是为农民做了好事。”洪达丹无法隐藏他的自豪，“在我们买下那车化肥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周围几个县的化肥突然就不紧缺了。化肥开始敞开供应，在供销社就能买到，而且还是公价。”

是的，伍干臣知道。出了那件事以后，政府立即给那一带紧急调拨了几万袋化肥，用公价卖给农民。共产党政府就像一支消防队，发现哪里有火山要爆发，就想方设法地扑灭那里的火苗。万里说过，“现在，中国农民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洪达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陈胜、吴广。他比陈胜、吴广还可怕。因为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他昨天率领上万农民拦截了一列火车，明天就可能率领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农民占领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政府岂能容许他“逍遥法外”?

“这牢我坐得值。”洪达丹说：“你说呢？”

“值！”伍干臣坚定地回答。

“开工了！”熊看守长大声吼叫。

伍干臣和洪达丹同时站起来，抬起箩筐，迈着坚定的步伐向高处走去。

(3)

伍干臣从小就书不离手，每夜必须读书才能睡着。在乡下九年，条件那么艰苦，他凑着煤油灯，每夜还是要看一、两个钟头书。现在，在监狱里，他当然还是不愿意虚度光阴。牢房里吊在天花板上的那盏唯一的六十支光灯泡的亮度不够，他勉强看一阵书、写一点东西，就会两眼流泪。于是，他叫雅青在探监的时候给他带来一个带开关的三通插头和一盏带夹钳的机动台灯。他满以为把三通接上，把台灯夹在床头，他就可以从事正常的读书和写作了，没想到插头和台灯还没有到他的手就被检查探监物品的狱警扣下了。为了要回这些物品，他与熊看守长交涉了好几次。对他的请求，熊看守长根本不予理睬。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作出决定，立即进行绝食抗议。

伍干臣在微弱的灯光下，摸摸索索、双眼流泪地写好了绝食请愿书，在监狱熄灯前熊看守长最后一次巡监的时候把它从铁门上的监视孔递给了他。伍干臣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保障雅青带给他的物品、书信和稿件都完整无缺地交给他。第二，归还他的灯头和台灯，以保证他在工余时间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熊看守长瞄了一眼请愿书，哈哈大笑着把它撕成碎片，从监视孔把碎片又扔回了牢房。“臭老九，你吃撑着了？想饿一饿？”他满不在乎地说：“你绝食好了。天安门广场三千人绝食都没有动我们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根毫毛。你一个人绝食顶个屁！”

于是，伍干臣开始了单枪匹马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二天，伍干臣就被抬进了小号，即狭小阴暗的单人禁闭室。但是，伍干臣不屈不挠，继续坚持绝食。狱警打他、骂他、威胁他、翘开他的嘴巴给他灌食，都无济于事。他继续拼死坚持着。

伍干臣进小号的第三天，不忍眼睁睁地看着伍干臣活活饿死，洪达丹开始绝食营救伍干臣。他的要求更简单，第一，立即满足伍干臣的要求;第二，把伍干臣押回原牢房。

接着，刘忠也开始绝食。别的牢房也有人参加绝食。他们的要求就是洪达丹的要求。

眼看绝食就要蔓延到整个监狱，熊看守长沉不住气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书呆子的个人行动会发展成全监狱的集体抗争。他只好诚惶诚恐地请示监狱领导，指望领导能拿出高招。监狱的党委书记把他大骂了一顿。“就这么一点要求，你早答应他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吗！”党委书记说：“在非政治、非原则性问题上，要学会妥协，懂吗？一肚子直肠子不会转弯，那是傻瓜！”

熊看守长被训得面红耳赤。他叫人从监狱的犯人物品库房中取出伍干臣的三通插头和夹钳小台灯，扔到伍干臣的床上，又叫人把伍干臣从小号抬回了他原来的牢房。他宣布，上级有指示，鉴于伍干臣是一个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让他发挥业务专长，并且考虑到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特许他使用台灯。其它人不可以以此为例。

伍干臣受到了凯旋归来的英雄般的欢迎。洪达丹把自己睡的下铺腾了出来。伍先生五、六天水米没有沾牙，身体太虚，不能再让他爬上爬下。一贯沉默寡言的刘忠给伍干臣接好了三通，把台灯夹在伍干臣的床头。他久久地坐在伍干臣的床边，默默无言地陪伴着他。连赖传杰都不得不对伍干臣另眼相看了。好家伙，一个瞎子一样的臭老九，硬是斗赢了监狱。真有种！为的啥？台灯和书信！那玩意儿有什么用！送给我，我都不要！可是，赖传杰又回过头想，他毕竟赢了。比我低三下四，奴颜婢膝强多了。

(4)

夜深人静，牢房像死一般黑暗和寂静。

在睡梦中，伍干臣好像听到有人趴在他耳边小声说话：“伍先生，我可以和你聊聊吗？”

伍干臣睡意朦胧地睁开双眼。是刘忠。洪达丹和赖传杰睡得很香，伍干臣能听到他们均匀的鼾声。进监狱的第一天手表就被收走了，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但是，既然他要聊聊，那就聊吧。伍干臣从床上坐起来，往墙角挪了挪。“来，坐下。并排坐着聊起来方便。”

刘忠在伍干臣身边坐下。两人肩并肩，贴得很近。刘忠很久没有开口，伍干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倒底是来找我聊聊，还是叫我与你并肩闷坐？伍干臣差点要开口问了。

正在这个时候，刘忠开口了。“你听说了吧？我的上诉被驳回了。明天就要把我转到死刑犯的号子里去。”

是的，伍干臣听说了。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所以只好沉默。

“你怕不怕我这个杀人犯？”

“你？我？不，我不怕你。”伍干臣真诚地说：“我总觉得你不是坏人。从我进来的第一天起，你就保护我，不让小赖欺负我。为了救我，你又和我一起绝食……”

“你想不想听听我为什么杀人？”

“如果你愿意……”伍干臣犹豫不决地说。

我是贫农的孩子，苗正根红，苦大仇深。上过几年小学。十八岁就参了军，分在师警卫连服役。一入伍我就是连队的重点培养对象。我听党的话，勤勤恳恳地工作，照顾首长比照顾我的亲爹还周到，所以提升得很快。第二年就入了党，三年头上当了班长。三年义务兵期满，我提了干，当了副排长。接着又是排长，副连长，入伍六年就升了连长。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谢党，感谢我们师长。师长夸我上进，有前途，把他的姨妹介绍给我做老婆。我一个乡下孩子，突然做了师长的连襟，你想我是多么光彩吧。师长说，为了工作方便，警卫连长应该随叫随到，所以他叫人在他家的大院里为我和翠花，就是我老婆，盖了一栋小房子，叫我们住在里面。师长对我们照顾得这么周到，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他。

一次值勤回来，翠花眼圈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老婆是我的心上人。她哭，我伤心啊！我问她有什么事情为难，她不肯说。我们乡下人，学问不多，犟脾气可不小。她越是不说，我越是劝她说。最后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哭哭啼啼地告诉我。去年，她姐姐生病，她来照顾姐姐，姐夫把她强奸了。人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师长，她只能忍气吞声地吃哑巴亏。从那以后，她就成了师长的玩物。师长想什么时候玩她，就什么时候往她床上钻。连她姐姐都不避。她们姐妹俩经常抱头痛哭。师长对她赌咒发誓，保证对她的前途负责，把她介绍给了一个他最信任的连长，那个连长就是我。

我和翠花结婚以后相亲相爱。翠花铁了心要和我好好过一辈子。没想到师长人面兽心，贼心不死。他把翠花介绍给我，给我们在他家院里盖房子，就是要我做他的挡箭牌，好更加方便地长期霸占翠花。只要我不在家，师长就来我家找翠花动手动脚。翠花心里委曲，整天躲着我哭。

听了翠花的话，我的肺都气炸了。当天晚上我就给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控告信，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人找我谈话，我满以为这一下子可以报仇雪耻了。没想到听到的却是，黄师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坚定，是一个好同志。关于他和楚翠花的关系问题，那只是小节。为了照顾领导干部的威信，你一定要为他保密。组织上会去做他的工作，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

按照上级的要求，我没有声张这件事。家丑不可外扬，我也没有什么好声张的。我指望组织对师长的批评教育能让他改邪归正。没想到组织的批评教育反而给他壮了胆。听说我到军区告了他，他着实慌了几天，看见我都绕着走。倒是在组织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以后，他心里又有底了。反正他是好同志！反正霸占翠花是小节问题！他的尾巴又翘起来了。他来到我家，当着我的面调戏翠花，还不知羞耻地教训我：小刘，平时你不总是说愿意为革命献身吗？现在还没有叫你献身，只叫你老婆献身，你怎么就闹情绪了？

我一时气不过，掏出手枪就把他给崩了。

刘忠终于说完了他的长篇独白。他的平铺直叙使人觉得好像他不是在介绍自己的痛苦经历，而是在讲述别人的离奇故事。伍干臣不动声色地细心聆听着，内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中国共产党把政治可靠当作衡量干部的首要标准。无论他们多么欺压百姓、鱼肉人民，都只算做小节，以“小节无害”的观点漠然置之。这种漠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的荒谬逻辑使多少天真纯朴的心变得悲观绝望，把多少善良正直的人逼上了绝路啊！

“伍先生，我没有多久好活了。”刘忠沉重地说：“我走了不要紧，我就是放心不下苦命的翠花。她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姑娘。我犯事以后，她姐姐又急又气，旧病复发，没过多久就死了。我怕影响她，逼着她离了婚，不许她来牢里看我。现在我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可是，老天爷作证，我天天都在想念她啊！”

“我懂。”伍干臣终于答腔了。

“我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看透了。他们官官相护，从来没有把我们老百姓当人看。”刘忠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伍先生，你是一个有学问、有胆量的人，在我走了以后，你能替我照顾翠花吗？”

“我……”伍干臣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明白他怎么能够照顾翠花。

“找到她。给她一口吃的！”

“行，”伍干臣满口答应。如果这就是刘忠说的照顾，他做得到。“我一定找到她。只要我有吃的，她就饿不着。”

“那我就放心了。”刘忠站起来，抬脚往自己的床位走去。刚迈出两步，又转回来，弯腰低头对重新躺下的伍干臣说：“伍先生，你是一个好人。”

“谢谢。”这是伍干臣唯一能说的话。

刘忠的话在伍干臣脑海里翻腾。他久久不能入睡，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目无法纪，霸占良家妇女，早有所闻。毛泽东霸占张玉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玉凤的丈夫鸣冤告状，得到的答复是，你如果再胡闹，你就会犯大错误！当然，黄师长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伟大领袖，黄师长只是一个师长。楚翠花和张玉凤也不同。张玉凤心甘情愿地让毛泽东玩弄了一辈子，楚翠花却一直幻想着纯洁美好的爱情……啊，上行下效，共产党真是从上到下烂透了！想着想着，伍干臣终于睡着了。但是，他睡得很不安稳，一直在做恶梦。凌晨，他被赖传杰的惊叫声吵醒。

“不好了，刘忠自杀了。”

难道是在恶梦中？伍干臣一跃而起，头撞在上床的铺板上，痛得他两眼直冒金星。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洪达丹从上铺直接往地上跳，差点骑在伍干臣的脖子上。

刘忠已经断气了。他用他在两个多月里磨利的皮带搭扣割断了自己的左手腕动脉。他的左手耷拉在床外，血顺着五指往下流，滴到地上，地上淌出几条殷红的小溪……

一本心理学的权威著作写过，想自杀的人，只要有四个钟头的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问题，他就会自动打消自杀的念头。但是，刘忠却花了两个多月为自己准备自杀工具！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什么没有想过？但是，还是没有动摇他自杀的意志。他对人生该是多么绝望啊！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一个死囚，反正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关键正在这里，他宁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忍受让共产党杀死的羞辱。

洪达丹和伍干臣都低下了头，眼泪默默地在他们脸上流淌着。

只有赖传杰在嚎哭，“刘忠，你怎么这么狠啊！临死还要拖我垫背！”他指的是，囚室中有人自杀，室长是要负责任的。狱方会指责他没有充分掌握囚犯的思想动态，没有及时准确地进行思想汇报，他减刑的可能性会要大打折扣。想到这里，他突然清醒过来。他冲向铁门，一面拼命锤门，一面声嘶力竭地大喊，“不得了啦，熊看守长。刘忠自杀了。”

（第二十五章完）

强盗不愿意听人说他杀人越货,婊子不愿意听人说她出卖皮肉,中国共产党也不愿意听人谈”六·四”屠城。于是，淡化“六·四”，减少民间积怨，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的首要任务之一。为了笼络人心，对因“六·四”入狱的纯政治犯适当从宽处理,是淡化“六·四”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熊看守长又一次败在了伍干臣的手下。在蹲了五年大狱之后，伍干臣终于要提前释放了。出狱之后的伍干臣决定再也不去国营单位工作，因为他受不了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坐在一起,说一些自欺欺人,心照不宣的谎话。”他自己开了一家种子公司，为农民大力培育杂交水稻种子。由于考古队四处跑、联络广，他请担任长沙市考古队队长的老同学王志康帮他寻找楚翠花。王志康满口答应。

第三十五章 紧急救援

(1)

正像当初王志康所预料的，他在楚翠花的老家邵阳成功地找到了那个饱受欺凌的女人，伍干臣也成功地办起了他的雅臣种子公司。

伍干臣亲自出马，赶到邵阳把楚翠花从老家接到了长沙，让她当了雅臣种子公司的第一个雇员。公司初办，集资、买地、租房、添家具、买设备，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伍干臣忙得不可开交。楚翠花吃苦耐劳，是他的好帮手。伍先生是刘忠的难友，楚翠花想，我楚翠花对他信得过。她把伍干臣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热爱和敬重。伍干臣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爱护和关心。

不管多忙，伍干臣每个月至少去监狱看一次洪达丹。他给达丹带去换洗衣服、食品、医药、还有课本。达丹用他留下的台灯，利用早上和晚间的时间学习，居然学完了初中的所有课程。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达丹出狱的那一天，伍干臣亲自开着雅臣种子公司的小车到监狱门口把他接回家，请他在雅臣种子公司当帮手。达丹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庄稼活是一把好手，灌水、放水、除草、施肥，他样样在行。有他在种子田里照应，伍干臣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雅臣种子公司发展很快。它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不仅在湖南省享有盛誉，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和四川等临近省份。业务单位太多，出入款项烦杂，需要一个专职会计。于是，钱雅青放弃了她在长沙绸布店的店员工作，改行当了雅臣种子公司的会计。种子田的面积逐步扩大，雅臣种子公司只好不断增加雇员，现在已经雇了十几个农业工人。伍干臣和洪达丹分工负责。伍干臣负责办公室和实验室的领导和管理，翠花是他的办事员。洪达丹负责领导和管理种子田里的农作物培育。

雅臣种子公司盖了一幢三层楼房雅臣楼做公司的办公楼和实验室。楼内设备齐全，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科研仪器应有尽有。伍干臣珍惜时间，善于钻研，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学术研究。和江永县桃川种子站相比，他可真是鸟枪换炮了。他的私人实验室设在雅臣楼二楼端头的一个套间里。外面是工作间，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先进仪器和设备：计算机、显微镜、广口瓶、量杯、滤器、漏斗，应有尽有。里间是他的书房和休息室。他终于实现了他家两代人的愿望，按房间的大小订做了一套与一面墙壁等高等宽的组合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成套的中、英、德文工具书和种子学专著。房间正中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前是一个可以转动三百六十度、下面装有轮子的皮面单人沙发。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房间的一角有一面四折大屏风。屏风后面是一张单人床。在熬夜赶写文章之际，他有时候就在这里过夜。饿了就从摆在床头的冰箱里掏出点心、罐头和冷饮来对付。哪怕是白天，他在体力不支之际也会在床上躺下稍事休息，同时脑子里仍然紧张地思考他的科研课题。他觉得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比较有利于集中精力。法国伟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就是躺在床上，望着墙角，看着地上的鞋，突然灵感大发，提出了直角坐标系，奠定了解析几何学的基础。

伍干臣从来不在他的书房兼休息室里接待来客。为了防止闲人在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他连备用钥匙都没有配。钱雅青也只能在他在场的时候进入这套房间为他换洗被褥和填充冰箱。他不愿意别人搞乱他的书籍和资料。他的时间宝贵，不能浪费在恢复和整理书架上。洪达丹突然闯进实验室，要求和他到里间谈谈，伍干臣觉得非同小可。达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凡是自己办得了的事儿，他从来不求人。当初干臣把他从狱中接到家里。只住了几天，他就非要搬出去，怎么留也留不住。

“请坐，”伍干臣在旋转沙发上坐下，把一张靠椅拉到身旁，请达丹在他旁边就坐。他低声问：“大胆，你是无事不登门的稀客。出什么事儿了？”

“我想请你帮我保护一个人。”达丹单刀直入地说。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和干臣的难友关系为自己捞过任何好处，但是事关援救别人，他当仁不让，“他在我家住了几天。我发现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家附近转。今天来上班，后面好像有人偷偷跟着。他们好像闻到了什么……”

伍干臣懂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被追捕的人如果不是刑事犯，就一定是敢作敢为的好人。既然洪达丹要保护这个人，那他就绝对不会是刑事犯。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伍干臣说，“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吗？”

“还记得农民真理服务队吗？”洪达丹问。伍干臣点了点头，“他就是替我出主意的人，名叫万宏伟。他在宁乡组织抗税救国会，已经有一万多农民加入。共产党把他当作眼中钉，钻山打洞也要抓住他。”

果然不出所料。伍干臣想。可是，我由于“六·四”坐了五年牢，现在出面掩护一个政治犯，对他对我是不是都不太安全？搞不好两个人一起被抓走，我苦心经营的雅臣种子公司可就跨了。二十来个职工的饭碗保不住还是小事，成千上万的农民的杂交水稻种子也成了问题。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不能轻举妄动、引火烧身。他想说，我给他一笔钱，你叫他远走高飞好吗？但是，正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逃到广州去找武建湘的光景。武建湘说的也是给我一笔钱，他想，但是我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他的好意。听同学们说，只要有人提到这件事，武建湘就满脸抱愧。我怎么能效仿他的做法，让自己遗憾终生呢？我在狱中曾经千番百次地后悔自己在伟大的八九民运中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现在，积极参与的机会找上门来了，为什么我又想消极回避呢？舍不得身家性命、丢不开坛坛罐罐吗？可是，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是一种公益事业，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中国的民主自由将永远只能埋葬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这一点，连雅青都认识到了，我怎么反而在紧要关头犯糊涂呢！

想到这里，他果敢地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在洪达丹的手心。“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就可以把他带来。这里谁也进不来，什么东西都有，他可以好好休养歇息。”

“伍先生，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洪达丹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你一定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就没有办法退回来了。你想清楚了吗？”

“我想清楚了。”伍干臣坚定地回答。

他想清楚了，最多是事情败露，他再去坐牢。已经坐过五年牢了，再坐几年有什么稀罕！而且，雅臣种子公司不会倒。我去坐牢，还有雅青、达丹、翠花在这里顶着。另外，还有燕子！燕子已经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无论共产党多么凶狠，它总不能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抓进监狱！任何统治阶级都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被统治阶级为它从事物资财富的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祖师爷——马克思他老先生的观点。

(2)

伍干臣的办公室位于雅臣楼一楼的一个大套间的里间。这里是雅臣种子公司的大本营，伍干臣在里面从事雅臣种子公司的行政管理、阅读来信、接待来访。外间是办事员楚翠花的办公室，顺墙摆满了文件柜，只要伍干臣开口，楚翠花在几分钟内就会把他需要的文件和资料送到他手里。

国家安全局的董科长带着他的副手老朱来找伍干臣。楚翠花觉得事情不妙。他们一进入里间，她就找来钱雅青和洪达丹给她出主意。钱雅青心里发慌。她想，这个惹祸精一定又瞒着我做什么替天行道的事情了。倒是洪达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他劝钱雅青暂时回避，自己也离开了现场，却把他手下的人都从种子田里调了回来，在外间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替翠花打扫房间，整理文件。

“伍先生，你是国际知名的种子学家。时间宝贵得很，”董科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打扰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洪达丹最近的活动？”

“洪达丹最近的活动？”伍干臣惊愕地反问。“一个种田人，他的活动就是施肥、浇水、除草……”

“我们指的是异常活动，比如说，”老朱启发伍干臣，“他有没有把来历不明的人带到公司来？”

“我们公司有严格的会客制度，所有非本公司人员进入公司必须填写来客登记簿。你们也填了，对吗？”伍干臣平淡地说：“我建议你们去查一查登记簿，它比我清楚。”

“那么你谈谈你对洪达丹的印象好吗？”董科长说。

“洪达丹？那可是一个好职工。”伍干臣眉飞色舞地说：“他为中国农民生产了很多第一流的杂交水稻种子。”

“好职工？”老朱说：“在历史上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抢劫犯！”

“但是，那是历史。”伍干臣平静地说：“而且，那是你的看法。但是董科长问的是我现在对他的印象。我不懂历史，我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我们公司最好的职工。”

“你知道抱庇窝藏犯罪分子有什么后果吗？”董科长故作关心地问。

“我不太清楚。”伍干臣回答，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你给我讲讲好吗？”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发觉伍干臣在耍弄他们，老朱恼羞成怒。他声色俱厉地大声吼叫，“你别忘了，你本人也是一个有前科的政治犯！”

“不对吧？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过，中国没有政治犯。”伍干臣不以为然地说。

“你放老实一些！”老朱的巨掌锤在伍干臣的办公桌上，“你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也放老实一些！”伍干臣的巴掌锤在办公桌的另一侧，声音甚至超过了对方，“你正坐在我——雅臣种子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

“总裁办公室？”老朱冷笑，“它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把你的雅臣种子公司搜个底朝天，你也不敢放一个屁！”

“那么请首先出示搜查证。”伍干臣寸步不让。

“出示你个鸡巴！”老朱出言不逊，站起身就往外走，好像立即就要开始搜查。拉开门，外间十几个身穿雅臣种子公司工作服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转脸看着他，有的人拿着扫帚，有的人拿着拖把。他连忙把门关上，乖乖地回到椅子边重新坐下来。

这时，伍干臣的大哥大响了。“如果你们没有别的事情，那就恕我不陪了。”伍干臣说：“我要打电话。翠花，送客！”

楚翠花推门进来，跨出一步，把门口让开，然后伸出右臂，摊开手掌，指着门外。

“喂，是我，伍干臣。”伍干臣旁若无人地开始打电话。他用眼角目送董科长和老朱离去。在外间打扫卫生和整理文件的雅臣种子公司的职工又一次停下工作，与客人们亲切告别。达丹这家伙真行，伍干臣心想，粗中有细，事情总是办得这么恰到好处。

“好走，”翠花热情地送客，“有空再来玩。”

（下略）

(5)

夜深人静，伍干臣还在一楼办公室里忙碌。最近事情太多太乱，植物学会年会的截稿日期快到了，他有一篇论文已经酝酿成熟，就是挤不出时间落笔。《植物学》杂志叫他审阅的两份稿子也到了交稿日期。这都是非做不可的事情。把楚翠花派去专职照顾柳絮白使他失去了召之即来的帮手。让万宏伟住在他的私人实验室又使他失去了得心应手的工作场所。这些因素更为加重了他的忙乱。但是，这都是他自己的安排，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在钱雅青的再三逼问下，他只好如实告诉了她实验室里藏的是什么人。钱雅青着实吓了一跳。在闯过了最初的惊吓之后，她居然没有责怪她的丈夫。搞民主运动是一种公益事业，大家都应该出力。这是她由衷的认识。她只是反复叮嘱，千万要小心。还说，无论如何不能向家里的三个老人走漏风声。他们已经太衰老、太虚弱，再也不能承受任何惊恐和打击……

伍干臣想集中精力首先把植物学会年会的论文写完。但是他无法静下心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国安局的人又来过几次。雅臣楼周围经常出现形迹可疑的人。搞一份搜查证对于国安局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如果他们真的来搜查，万宏伟是躲不过去的。自从答应万宏伟在这里避难的那一刻起，伍干臣就作好了陪他去坐牢的准备。但是，无谓的牺牲还是应该避免的。既然这里已经不再安全，就应该动员他赶快转移。中国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看来只有逃到国外去才最安全。伍干臣想起了爸爸的老朋友林新丰。一个退休老医生，有的是钱，又一心想帮爸爸做事，拜托他照顾一下小万应该没有问题。伍干臣决定今晚回家就向爸爸问林新丰的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明天一早就与洪达丹商讨具体做法。为了尽量缩小目标，小万住进雅臣楼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伍干臣的实验室套间。洪达丹是他与外界——包括伍干臣在内——进行联系的唯一中介。

“咚，咚咚，咚！”有人在轻轻敲门。声音很有节奏，一二一，是洪达丹和他约定的暗号。

“来，大胆，”伍干臣开门让洪达丹进来，叫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我也正想找你。”

“他走了。”洪达丹开门见山地说，同时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伍干臣，“他给你写了一封感谢信，说他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你。”

“走了？”伍干臣惊愕地说，一面接过洪达丹递给他的信。

伍先生，您好!

为了减少对您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与您直接接触。伍先生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慷慨帮助一个素未平生的人，这种气魄和胆量，不能不让我感激和敬佩。大胆说：您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大公无私、见义勇为。这样的赞颂，您的确当之无愧。您舍身救我的行为使我认识到，您是一位顶天立地、有胆有识的伟男子。中国需要的就是您这样的有骨气的男子汉。

大胆告诉我，风声已经越来越紧。考虑到继续留在这里，不但我自己处境危险，而且会影响到您的安全，所以我决定立即转移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共产党是靠农村起家的。它靠农民的帮助夺取了政权，但是它翻脸不认人，忘记了它的老根据地和它的救命恩人。它利用农民思想保守，组织涣散的状况，把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中国农民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成立抗税救国会，就是要把农民兄弟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对抗不合理的剥削，建立公平合理的新中国。

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主自由是我的理想。我不会再走几千年来农民起义、武装斗争的老路。因为我懂得，打来杀去，中国的历史老是在原地转圈子——赶走老皇帝，又打出新皇帝。新皇帝不但不一定比老皇帝好，而且可能比老皇帝更坏。我们抗税救国会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正义斗争，成为对共产党的制衡力量。共产党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把人民生来俱有的民主自由归还给人民，我们表示欢迎。如果它抗拒历史潮流，顽固不化，倒行逆施，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继续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我们就坚决反对它。

这些大道理伍先生您比我清楚。时间紧迫，我不应该在这里夸夸其谈、班门弄斧。我要说的是，请伍先生保重。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万宏伟

“走得这么急？”伍干臣把信折好，珍藏在内衣口袋里。他要把它给雅青看看。如果中国有一批这样头脑清醒，联系群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就大有希望。“我正在想办法安排他去国外，没想到他走了！”

“不，他早就说过，他不去外国。”洪达丹说：“他说，再壮的苗儿，一从庄稼地里拔出来，就结不出谷子了。他要留在中国老百姓中间。”

有道理。伍干臣想，“六·四”以后跑出去那么多学生运动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在国外闹得轰轰烈烈，但是对国内基本上没有影响。“可是，”伍干臣担忧地说：“万一他被逮住，不就什么也干不了啦！”

“不，共产党逮不住他。”洪达丹信心十足地说：“想想吧，解放前国民党追捕共产党追捕得凶不凶？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但是它欺压老百姓，共产党领导老百姓闹革命。老百姓就保护共产党。共产党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最后还推翻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共产党又走国民党的老路，它欺压老百姓，万宏伟领着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我们老百姓就要保护他。和国民党抓不到共产党一个理儿，共产党也抓不到万宏伟！”

“大胆，真有你的。”伍干臣不得不表示敬佩，“道理到了你嘴里就变得简单明白了。你把它说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

“庄稼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洪达丹一板一眼地说。

“大胆，道理虽然是这样，”伍干臣忧心忡忡地说：“但是，万一有点小差错，小万就会遇到麻烦的。”

“伍先生，你放心好了，我把他交给了老家来的人。”洪达丹说：“我们周围好几个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他舍了他的前程帮助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也要舍了我们的性命保护他。”

“大胆，”伍干臣紧紧握住洪达丹的手，“交了你这样的朋友，我那几年牢算没有白坐！”

“伍先生，这话该我说啊！”

一对患难之交相对大笑起来。只有无私无畏、心胸开阔的人才能发出如此爽朗的欢笑。

止住笑声，洪达丹小心翼翼地说：“伍先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大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吞吞吐吐了？”伍干臣说：“这可不像你啊！”

“我可不是忘恩负义……”突然，五大三粗的洪达丹变成了一个羞羞嗒嗒的小姑娘。

“你看你……”对大胆的一反常态，伍干臣觉得奇怪。他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

“伍先生，我……”洪达丹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他憋在心里的话，“我也要走。”

“你？”伍干臣张大了嘴，但是却吐不出第二个字来。

“我要回乡下去，帮着万宏伟搞抗税救国会，为父老乡亲们做一些实事。”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在这里正在为父老乡亲们做实事吗？”伍干臣舍不得他走。他要尽量挽留他。大胆一走，他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既懂农业业务又和他贴心贴意的助手和朋友啊!

“是的，我知道伍先生你为我们农民培养种子，为我们农民做了大好事。”洪达丹真诚地说：“我在伍先生这里也过得很开心。”

“哪你还要走？”伍干臣责问他。

“可是，这倒底还隔了一层啊！”洪达丹感慨地说：“我在这里好吃好喝，活计又不重。一想到乡亲们的生活多苦多累，我就觉得心里不安，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说到这里，洪达丹抱愧地低下了头。

伍干臣明白了。大胆向往的是和广大农民同甘共苦的轰轰烈烈的斗争生活，就像当年在农民真理服务队那样。他宁可牺牲这里的舒适安定，也要为他的父老乡亲们做一些更加实在的事情。“那么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照你的意思做吧。”伍干臣知道再留不住他了，“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都欢迎。遇到难处，只要我帮得上忙，只管来找我。”

“伍先生，你真是我的恩人啊！”洪达丹的眼圈红了。他觉得下面的话更加无法启齿，“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挖伍先生你的墙脚……可是，我还要带走一个人。”

“当然。”不等他开口说要带走什么人，伍干臣就先答应了，“有你这样忠厚老实、大胆心细的人做倚靠，这是翠花的福气。”

“怎么，你早知道？”洪达丹惊讶地说。

“你把我老头子当傻瓜？”伍干臣动情地说：“大胆，我为你们高兴啊！我和雅青早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你们瞒着我们相好也就算了。要是办喜事再瞒着我们，我可饶不了你们！”

“伍先生，”洪达丹失声痛哭起来，“你的大恩大德我洪大胆就是来世做牛做马也报不完啊！”

“大胆，这叫什么话。”伍干臣不许大胆乱说，“你去准备行装吧。我先写一点东西，待会儿来你家送你们。”他必须赶快把洪达丹支走。他怕自己会当着达丹的面哭起来。大胆和翠花，他最好的帮手和朋友，说走就走了。想想吧，如果一个人突然失去了左膀右臂，他有多么痛心啊!

（下略）

注：长篇小说《弱者》已由美国《成家出版社》于2003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购买。网址：www.beauthor.com

《黄花岗》总12期

第三篇

国际问题

杜鲁门修宪

中国人大都不喜欢杜鲁门，因为他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作为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在当时，他是中国头号敌人。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杜鲁门的功过和是非，只想谈谈杜鲁门对于美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作出的贡献。

杜鲁门总统的前任罗斯福总统赶上了“好时候”。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引起经济大萧条，胡佛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在1932年竞选连任时败在他手下。他以他的“新政”把美国带出了经济萧条，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从而毫不费力地赢得了1936年的大选。在他的第二任任期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他领导战争有方，所以在1940年和1944年又连选连任。但是他的身体却很不争气，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使他只能以轮椅代步。第四任只搞了一年多，就在1945年4月12日病逝了。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副总统接任，于是杜鲁门就登上了总统宝座。在1948年的大选中，杜鲁门竞选获胜，得以连任，于是就成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头号敌人。

杜鲁门的上任经历使他认真地考虑了美国的最高权力应该如何转移。他觉得，美国宪法在两个方面需要改进。第一个方面是总统继位制的问题。在总统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副总统继位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总统和副总统是一起被选民选出的。但是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谁继位就有问题了。根据1886年国会通过的总统继位条例（The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将由内阁部长们继任总统，顺序是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杜鲁门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内阁部长们是总统任命的，他们没有经过民选，因此没有民意基础。他们没有权利接替总统的职位，代表人民管理国家。那么谁比较合适呢？杜鲁门认为，议员们是民选的，他们有民意基础。作为议员的领袖，议长具有最大的民意基础。鉴于参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那么众议院议长将是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时接替总统职位的最佳人选。于是，经他提议，国会在1947年通过了新的总统继位条例：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众议院议长接替总统职位。尽管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新条例确实派上了用场。1974年，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先后被国会弹劾下台以后，众议院议长福特根据此条例登上了总统宝座。

杜鲁门认为，美国宪法有待改进的第二个方面是总统任期问题。在罗斯福之前，美国总统们都遵循由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留传下来的最多只任两届(no third term)的惯例。罗斯福打破了这个惯例，那是因为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在非常时期里，这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后人竞相效犹，长期的权力垄断就可能滋生出独裁者来，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杜鲁门认为必须以法律形式把这一优良传统惯例固定下来。经他提议，美国国会在1951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Twenty-second Amendment)：总统任期最多为两届（No person shall be elected to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more than twice). 由于修正案是在杜鲁门的第二任任期即将到期时才通过，再加上他的第一任是继任病故的罗斯福总统，所以杜鲁门并不受这一修正案的约束。但是考虑到自己已经几乎当了整整两届总统，杜鲁门决定遵守这一修正案的规定，主动放弃了1952年的总统竞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看看人家杜鲁门，中国共产党党国领导人真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党国的最高权力转移何尝考虑过民意基础？党国最高领导人把国家当成了他可以私相授收的个人财物。前最高领导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变成了继位者的不可争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但是，林彪偏偏要“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从而闹出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亲自选定的法定接班人谋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空前绝后的最大政治笑话。在林彪“猖狂出逃、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又在生命危浅之际，仓促地选中了既无能力又无资历的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登上中共党国的权力顶峰的唯一依据。当年，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华主席年富力强，可以把中国稳定地带入下一个世纪。”但是，没过几年，邓小平就把华国锋挤下了台。如果说他当时上台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在国庆游行队伍中有大幅“小平你好”的标语牌）、有民意基础，那么他随后的所做所为却把民心丧尽了。而且，象毛泽东一样，他也亲自选定了接班人——第三代核心江泽民。而且，更为甚之，他还隔代选出了党国的第四代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封建帝王谁都没有这么做过。然而，它却成了胡锦涛当第四代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当江泽民有意让曾庆红接班的时候，他遇到了诸多元老们的强烈反对，最大的理由就是“这是小平同志定下来的。”笔者在这里丝毫没有褒曾贬胡的意思。笔者对他们俩都缺乏了解，谈不上褒贬。笔者说的是，这种完全无视民意的最高权力转移是多么荒唐和可笑。

再说杜鲁门对宪法的第二项修正：任期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党国最高领导人都是终身制，根本没有任期限制。主席和总理都变成了专有名词。在那个年代，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是小学生都懂得，“主席”指的就是毛泽东。“总理”指的就是周恩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有了一些进步，党章、宪法都开始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了。但是还留下一个尾巴：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这是为邓小平垂帘听政预备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当了几年军委主席，搞了几年垂帘听政，懒得再当了。但是，还是继续搞他的垂帘听政。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央有过决定，重大问题还是要请教小平同志。”这叫做泄露了国家机密！邓小平机关算尽，没有想到的却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倒叫江泽民捡了一个便宜。江泽民现在又抱着军委主席的宝座不放，搞起垂帘听政来。叫党国领导人学学杜鲁门，自动放弃总统的竞选吗？休想！

《议报》第99期

施罗德先生差矣

德国总理施罗德先生于十二月三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了中山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获得了在场师生的掌声和好评。但是，作为一个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人，施罗德先生的许多话却使我感到恶心。

有学生问：“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作出台独的决定，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德国政府是否能理解中国的立场？”

该学生的提问充分表明了他对台湾现状的无知。台湾已在本世纪之交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政治经济实体。（我姑且不称它为国家，以免引起许多与本文主题无关的争论。）台湾是不是独立，根本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决定”的。目前台湾朝野的也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表示过他将对台湾是否独立作出决定。台湾是不是独立只能由全体台湾人民通过全民公决来最后决定。这一提问表明，提问人在以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党国臣民的心态来考虑问题。他以为台湾也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代表一切（岂只是“三个代表”），为人民当家作主，对一切重大事务擅自作出随心所欲的决定。

对于如此荒唐的提问，施罗德先生没有指出其谬误，对此我可以理解。施罗德先生时间有限，他的演讲连同回答问题一共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不可能对中国大学生进行民主政治的启蒙教育。但是，他的回答却是我无法容忍的。他说：“我不是理解，而是持同样的立场。中国是不能分割的，相信两岸的政治理性能避免你说的情况发生。我也非常理解中国人民与此相连的感情。”

解读施罗德先生的回答，他说的是“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作出台独的决定，我不单只理解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我本人也持同样的立场。”这句话有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默认“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作出台独的决定”。这是与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政治领袖的身份和地位不符的。他的政治实践不容许他如此无知，居然不懂得民主国家的民选政治领袖没有权利代表人民决定全体国民的政治归属！第二，如果他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可以作出台独的决定，承认台湾的独立必须由全体台湾人民通过全民公决来最后决定，而仍然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不是理解，而是持同样的立场”，那么我们要问：施罗德先生，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政治领袖，你就是这样尊重民意的吗！

施罗德先生在谈话中提到德国曾经也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他说：“中国始终如一地支持德国的统一，同样，德国也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统一不会改变。”但是，他好象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期盼的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也就是民主德国（东德）对联邦德国（西德）的统一。他好象也忘记了，尽管西德在面积和人口方面都约为东德的三倍，而且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比东德强大得多，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从来也没有支持过西德使用武力解决东德问题。相反，在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追随“苏联老大哥”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叫嚷“反对西德复活军国主义”，甚至还升级到“反对西德复活了的军国主义”。他好象更忘记了，在两德分裂的年代里，他的西德前辈政治领袖们，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明确地表示，“我们渴望祖国的统一，但是我们绝不会以武力来实现它。”

施罗德先生，你们德国人知道生命宝贵、不可以同室操戈，难道我们中国人的人命就这么下贱，说打就打？中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作炮灰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十年内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珍宝岛战争、中越边界反击战，这些莫名其妙的战争夺去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抗日战争是涉及民族存亡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却为了保存实力、准备武装夺取政权，反而不让边区军民真正投身其中。）中国共产党用战争来造反夺取、来输出革命、来提高国际威望、来收复失地，结果革命没有输出去，失地得而复送、越失越狠，国际威望没有提高、反而招来仇怨，最后连自己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回顾这些战争，中国人民除了英勇牺牲，得到过什么！

如果台湾领导人决定进行全民公决（这倒是他们可以决定的，但是也要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台湾人民以多数票同意台湾独立，那么这就是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根本谈不上“迫使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台湾人民，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胆敢武力侵犯台湾，大陆的中国人民不但不要再为中国共产党当炮灰去杀戮自己的同胞，而且要借此机会揭杆而起，英勇果断、一劳永逸地推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五十余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政治领导人应该对中国人民说的话。

当然，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施罗德先生的政治地位和外交身份不容许他这样毫无忌讳地大胆直言。但是，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忠顺臣民讨好献媚，说什么“德国与中国是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以后每年至少要来一次中国，当然这与贵国的重要性和传统也是分不开的……”，如此等等。

《议报》第123期

附录:

郭军：施罗德与中山大学学生坦诚对话精彩妙答尖锐题

中新社广州十二月三日电题：同中国学子的交流非常有意义！──德国总理施罗德与中山大学学生坦诚对话

“同具有这么广泛知识的学生交流非常有意义！”德国总理施罗德今天上午在广州中山大学就中德关系发表演讲后表示，中大学生对德国的广泛了解，以及学生们提问时的坦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山大学怀士堂，施罗德的演讲及同中大学生的交流时间共持续了一个小时。在与施罗德总理就十三个问题的对答中，中大学子幽默、尖锐的提问，博得了不少掌声与喝彩。而施罗德总理的机智与坦诚也令同学们感到满意。

来自生命科学院的吴姓女生问：“一个国家对她过去所犯的错误而道歉并承担责任，是否有损国家尊严？而某些国家对此不道歉不负责是否是对国家形象的维护？”

施罗德答道：“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国家前进和发展的前提。德国曾经造成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不单是对犹太人，而且对其他国家和全人类造成恶果。我们要正确面对和分析自己的错误。仅仅道歉是不够的，有些错误不是道歉可以修补的。德国现在已经深深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中，德国政府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长远来看，我们也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吸取了历史教训，并使其持久下去。”有学生问，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作出台独的决定，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德国政府是否能理解中国的立场？

施罗德说：“我不是理解，而是持同样的立场。中国是不能分割的，相信两岸的政治理性能避免你说的情况发生。我也非常理解中国人民与此相连的感情。”

在回答另一个提问时，施罗德表示，德国统一已有十三年了，中国始终如一地支持德国的统一，同样，德国也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统一不会改变。

中大学子的幽默也逗乐了与会者：“中国有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听说您自己也曾公开表示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想知道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施罗德表示，自己年轻时研究过马克思。虽然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不能解决德国现在的社会问题，但他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施罗德认为马克思的主要价值在学术方面，现在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己活动的指导思想。

有学生问：“您曾经说过德国与中国是心心相印的关系，两国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施罗德表示，两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良好的关系基于人际交流。所以我以后每年至少要来一次中国，当然这与贵国的重要性和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两国存在意见和分歧是难免的，但我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有牢固的友好的关系基础来应付这些分歧。

施罗德还谈到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家庭，妻子和儿女。周末希望可以和他们去郊游。他喜欢打网球，喜欢看书，对绘画和现代艺术情有独锺，他认为这对人格的发展很重要。他鼓励中大学子刻苦学习，但不要忘记生活是美好的，而且要努力去实现。

□　中新社

独裁者落难之后的典型表现

12月14日美国驻伊拉克的特派行政长官布莱梅尔在巴格达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们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逮到他了！”短短的一句话，引起在场记者的同声欢呼，使得伊拉克人民欣喜若狂，也让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兴高采烈。

12月14日伊拉克当地时间晚上8点半钟，美军第4步兵师在伊拉克北部萨达姆．侯赛因的老家提克里特以南15公里处一家农舍的1个2米深的地洞里，活捉了统治伊拉克35年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早在倒萨战争以前，萨达姆．侯赛因就发出豪言壮语：“宁死也不当美国人的俘虏。”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军刚刚把洞口打开，萨达姆就立即用英语高喊投降。当时，洞里有两只AK-47冲锋枪、一支手枪。萨达姆如果有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气慨，他完全可以拼死抵抗一阵，在弹尽粮绝之后再举起手枪自杀。然而，事实却是，萨达姆在美军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就束手就擒了。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尽管独裁者大权在握的时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似乎他们是全世界最英勇无畏的人，但是一旦他们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地位，就会变成货真价实的懦夫。他们会比平民百姓更加胆小怕死、更加不堪一击。

但是，请不要以为他们毫不反抗就束手就擒是认罪服罪、翻然悔悟的表现。不是的，他们不敢反抗只是为了保住他们那卑贱的生命，不愿意被当场击毙。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高傲的、顽固的。一个穆斯林政党的高级官员艾迪尔-阿德尔马哈迪在探监以后告诉媒体：“萨达姆看起来不后悔，而且目中无人。当我们告诉他，如果你现在

走到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正在庆祝，萨达姆回答说，`那些人是暴徒。’当我们告诉他在伊拉克发现了一些万人坑，他回答说，`那些人是盗贼。’……他看起来并没有感到后悔，他看起来富有挑衅性，力图为他过去的罪行寻找解释。”

懦弱、怕死，但是却又高傲、蛮横，这正是独裁者落难之后的典型表现。

（12月14日初稿，17日二稿）

《民主论坛》2003年12月20日

萨达姆束手就擒、卡扎菲改邪归正

萨达姆在12月14日束手就擒，给全世界独裁者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他们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所谓人民对他们的绝对拥护很可能是假象。他们不得不认真考量自己继续蛮横无理地与文明世界为敌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邪恶政府于五天之后的昨日（19日）宣布将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许就是这种认识和考量的直接结果。

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素有“利比亚狂人”之称。自1969年通过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以来，卡扎菲穷兵赎武，与邻国埃及（1977）和乍得（1987）屡开战事，与美国也在苏尔特湾大打出手（1986）。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他还大力支持埃及和苏丹的暴力革命武装，并以恐怖活动攻击西方世界。在罗马和维也纳进行恐怖攻击之后，在1986年4月5日又制造了西柏林夜总会爆炸事件。1988年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炸毁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造成270人死亡。随后，又在非洲国家尼日尔上空炸毁了另一架客机。

为了扩充其与文明世界为敌的实力，卡扎菲政府不遗余力地从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究。在核武器方面，他们进行了发展核武器燃料的研究，拥有了用来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器和组件；在化学武器方面，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芥子毒气和用来发射芥子毒气的炸弹，还拥有能够用来制造神经毒气的化学物质；在长程导弹方面，他们从北朝鲜取得了组件和工艺，准备合作发展射程较长的飞毛腿导弹。他们还试图网罗中欧和东欧前共产国家的人才组成核子专家小组，并且制定了与发展核武器有关的“采购计划”。

对于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联合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制裁。美国政府在1986年开始对利比亚实施制裁，以报复其在罗马和维也纳进行的恐怖攻击。1992年4月15日，联合国也作出决议：对利比亚进行有限制裁。卡扎菲不知天高地厚，仍然拒不交出洛克比空难和尼日尔空难的嫌疑犯。于是，有限制裁在1993年12月1日变成了全面制裁。严格的政治经济制裁对利比亚的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利比亚狂人”卡扎菲终于慢慢变得清醒了。他开始逐步放弃对恐怖组织的支持。1999年，他驱逐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阿布尼达尔的首脑阿布尼达尔。911事件发生以后，他对恐怖份子滥杀无辜的罪行发表声明进行严厉谴责，并逮捕了多名恐怖份子。今年3月，利比亚政府开始和英美接触，协商洛克比空难的赔偿事宜。9月份达成协议，同意为洛克比空难事件支付27亿美元的赔偿金。

与此同时，利比亚政府还以非常合作的态度探问是否可以解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经过长达9个月的协商，利比亚外交部长夏尔昆终于在昨日（19日）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武器的决定，夏尔昆说，卡扎菲决定放弃发展大规模武器的计划。卡扎菲在声明中说，利比亚的这项决定是“明智和勇敢之举，赢得了利比亚人民的支持”。他呼吁中东和非州所有国家也应该起而效尤，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新世界。利比亚政府表示，将公开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相关计划，让国际武器检查员进入利比亚，监督他们销毁这类武器。夏尔昆说，“利比亚希望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要专注在发展提升我们的国家，这个（武器）计划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没有好处。”他说：他们这麽做是希望与英美等国创建关系，“因为这有利於我们的人民。”

促使卡扎菲改邪归正的原因来自许多方面：洛克比空难後联合国实施的全面制裁；苏联瓦解以後利比亚遭受的国际孤立；经济问题导致的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穆斯林和军方内部的反对势力暗流汹涌，等等等等。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恐怖主义政权战斗到底的意志；美国致力于消除北韩和伊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心；以及萨达姆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与世界为敌所导致的可耻下场，都不会不是极为有效的催化剂。卡扎菲政府在萨达姆束手就擒（14日）之后五天（19日）突然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武器，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

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们对卡扎菲的改邪归正表示肯定。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利比亚政府采取了必需的步骤，显示了他们认真看待这件事。利比亚可以成为安全和受尊敬之地，和美国创建更好的关系。布什还旁敲侧击地警告其他国家，应该体认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会带来影响力和尊敬，反而只会带来孤立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後果。”他“希望其他领袖能以此为借镜。”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看其他领袖能不能以卡扎菲为借镜了。江泽民、金正日、卡斯特罗等独裁者，你们和卡扎菲一样，也看到了萨达姆与人民为敌、与世界为敌的可耻下场。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卡扎菲为借镜，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2003年12月20日

《议报》第125期

张召忠——独裁者的忠诚辩护士

张召忠20岁参军，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通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并在伊拉克工作过。虽年仅51岁，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的他，已经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特邀军事评论员抛头露面足足12年，为自己赢得了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的称号。以他的学历和经历，人们本应该期盼他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优秀知识分子。然而，12年来，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到今年的倒萨战争，其解说的一贯思想就是自觉地为独裁者辩护。他为米洛舍维奇鸣冤叫屈、对911事件幸灾乐祸、为萨达姆出谋划策，成为了人所不耻的偏执狂和低能儿。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和思想奴役中诞生的一个畸形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政权服务的强烈意愿，使他情不自禁地、自觉自愿地为一切独裁者辩护。远的不说，只拿今年的倒萨战争为例，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召忠为伊拉克的大独裁者萨达姆所做的辩护已经达到了无耻之尤、登峰造极的程度。

战端初起之际，他就把萨达姆美化成伊拉克人民的伟大领袖。他认为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残酷统治是无可指责的。他说：“我没有看出他有多残暴。他在多次选举当中都是以高票当选。现在有些舆论都是美国宣传的，就像当年宣传米洛舍维奇是刽子手一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国家。对此，我想别人没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评论，也没有必要用一个模式来衡量。”

接着，在战争过程中，他又把萨达姆神化为伟大的战略家。美军的任何胜利、伊军的所有败退，都被他解释成为萨达姆的特殊战略。他说萨达姆是在诱敌深入，然后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当美军打下巴格达机场时，他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码，然后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巴格达时，他又说这是萨达姆设置的“空城计”。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在巴格达与提克里特之间有一条长达一百七十公里的地下隧道，伊军已经全部从地下隧道安全转移。待十万美军进城以后，再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

在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相情愿的幻觉落空之际，他甚至对他钟爱的独裁者有些恨铁不成钢。他抱怨说：“谁会想到他们不抵抗，也不埋地雷，不炸桥梁，不烧油田，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让我们如何准确预测？”在他的心目中，萨达姆的疯狂与狠毒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但是，他对萨达姆并不绝望。他认为萨达姆的力量还在。他设身处地地为萨达姆着想，“美国撤离之後，我再翻天，反正共和国卫队的基础还在，军队的基础还在，忍让一段再复辟也不晚，这是欲擒故纵。”他说，在伊拉克只有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党有力量，“其他党是小党没有这个号召力。”

在萨达姆为了保住其卑贱的生命而屈膝投降之后，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看穿了萨达姆卑鄙懦弱的本质。但是，张召忠教授却仍然不愿意放弃为萨达姆的辩护。他继续把萨达姆神化为一个伟大的战士，他说：从萨达姆被俘获时的镇定表情看，萨达姆为什么有充裕时间而不自杀呢？那是因为萨达姆还想活下来继续与美国人斗争。在法庭上斗争，他要反控美国人对伊拉克的武装入侵。

现在，张教授为独裁者萨达姆的辩护几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倒想看看，在公开审讯萨达姆的时候，张教授还有什么辩护词。也许，在法庭审讯的时候，萨达姆不用再请别的辩护律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一人即足已！

《看中国》2004年1月10日

萨尔归德和全民公投

萨尔州位于德国西部，北邻莱法州，西邻卢森堡大公国，西南与法国接壤，面积2568.51平方公里，人口106.5万，是德国最小的州。它地处欧洲核心，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工业上盛产煤炭和钢铁，农业上盛产葡萄。所以，从17世纪起，萨尔地区就一直是德意志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德法之间的争夺之地。在过去两百多年间，萨尔地区曾经八易其属。在二十世纪，曾两次归属法国，又两次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回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把萨尔地区从战败国德意志帝国中分离出去，国际联盟委托法国代管十五年。对萨尔窥探以久的法国在该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控制了该地区的经济，致力于对该地区的兼并。代管期限期满后，萨尔地区于1935年1月举行全民公投，90%的公民赞成归属德意志帝国，法国别无他法，只好把萨尔完壁归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苏四国分占德国。萨尔划在法国占领区。法国再次兼并了萨尔，对该地区实施自治管辖。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成立，德、法两国就萨尔地区的归属纷争不已。经过多次磋商，终于达成赋予萨尔地区欧洲国家地位的动议。1955年10月，萨尔地区对此进行全民公投，动议被否决。1956年10月，德、法两国签署《卢森堡条约》，又称《萨尔条约》，确定萨尔在政治上（1957年1月1日起）、经济上（1959年底起）作为联邦州重新归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补偿，法国在随后25年内从萨尔获得9000万吨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替法国修建摩泽尔运河。从1959年7月6日起，萨尔地区脱离法国经济体系，正式纳入德国经济体系，货币由法郎改为马克。

萨尔归德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1.西方民主国家早已放弃了使用战争来解决领土争端的野蛮方法。2.对地区的归属，该地区居民具有最后决定权。3.全民公投是表达这种最后决定权的最佳方式。4.为了达成双赢局面，获得土地的一方可以以其它手段补偿失去土地的一方。

萨尔归德的历史尤其值得中共党国领导人深思和研究：1.德国为什么对萨尔人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德国和法国达成动议，同意赋予萨尔地区欧洲国家地位的时候，萨尔人宁愿不独立也要回归德国？2.相反，为什么中共党国领导人千方百计要与台湾统一，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但是台湾人却与中共党国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台独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所接受？3.更有甚者，为什么回归祖国才几年，香港人就与党国政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隔阂，示威游行不断，反对抗议不绝。再如此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制，会不会逼得香港人也闹独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党国的领导人们，请虚心向西方民主国家学习吧！台湾总统大选和全民公投已近在咫尺，无论结果如何，党国的领导人总不至于愚蠢到兵戍相见吧！

《民主论坛》2004年4月11日

第四篇

台湾和西藏

“台湾正名大游行”有感

9月6日，台北市15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台湾正名大游行。他们高呼为台湾正名的口号，高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标语，誓言“会师总统府、前进联合国”。前总统李登辉是这次游行的总召集人。现副总统吕秀莲原定为这次游行的神秘嘉宾，后临时改变主意，没有出席，但她对此游行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规模空前巨大、众多政治领袖参加的大游行向我们发出警报：台独已经形成气候、台湾独立已经成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愿望。（游行组织者原计划号召十万人上街，参加人数是他们的期望值的1.5倍。）它还表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专制独裁和祸国殃民使它已经丧尽了台湾人民的民心，如果再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对台政策，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永远失去台湾。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这里，天下的含义即是国家。违背民意、倒行逆施，连自己的国家都无法统治，又如何能把自己管辖范围之外的民众统一过来呢？所以说，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若想保住台湾，实现两岸统一的夙愿，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台湾的民心，减少台湾人民的离心倾向。为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第一，承认台湾的现政府中华民国政府。

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的经济腾飞举世瞩目。在世纪之交，台湾在政治上又实行了现代化的多党民主政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比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进步得多。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早就是国际社会里的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国共产党政府象驼鸟一样把头插在沙子里无视这一现实，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一贯地在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华民国，不给中华民国以任何生存空间。中华民国只能以“中华台北”、“关税领域”、“捕鱼实体”、“公共卫生实体”、“经济文化代表处”、“贸易中心”、“中华旅行社”等千奇百怪的名目来命名其驻外机构或参加国际组织，这种霸道的做法不能加强共产党政权的国际地位，只能使台湾人民憎恶和蔑视大陆政权。

去冬今春，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萨斯疫情，导致萨斯祸害港台、流毒全球。在此天怨人怒之际，共产党政府仍然恬不知耻地阻挠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蛮不讲理地说，接纳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于情不合、于理不符、于法不容”。以这种彻头彻尾的空话和套话来拒绝台湾加入一个治病救人的国际组织，除了能够表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蛮横和霸道之外，只能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和怨恨。

第二，停止武力解放台湾的叫嚣。

中国共产党是崇尚武力的。它以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就以为还可以用枪杆子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叫了四十几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胆量兑现这一口号。但是，它还是不愿意放弃这种叫嚣。中国共产党似乎不知道，它的武力威胁虽然能够让台湾人民惊恐和担忧，却不能叫台湾人民屈服和投降。它所产生的结果与共产党的愿望正好相反，台湾人民因此而更加痛恨共产党政权，更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1996年台湾大选前夕，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阻止有台独倾向的李登辉上台，十分愚蠢地以导弹演习相威胁，其结果不但没有阻止李登辉的上台，反而促成了他的当选。这个教训中国共产党政府必须认真吸取。

在现代国际社会的约束下，以武力解放台湾几乎根本就没有可行性。为了减少台湾民众的敌意和离心倾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必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叫嚣，并且诚恳而郑重地作出保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会使用武力来实现两岸的统一，两岸统一的问题将由两岸人民和平协商解决。

第三，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民主改革。

受过国民党一党专制之害的台湾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从来就没有好感。1989年的“六·四”屠杀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统治更加深恶痛绝。1997年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本来可以为共产党挽回一点影响。但是，时不过六年，香港特区董建华政府就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想强行通过23条。所谓的“50年不变”变成了5年不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于民早已为世人司空见惯，现在又失信到香港特区，这无异于给台湾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台湾人民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必须放弃一党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民主改革，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诚意。对于一时不能做到的某些重大改革，也应该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时间表，严格遵守执行。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争取台湾人民的信任，减小台湾人民的离心力。如果中国共产党积习不改，继续言不由衷、口是心非，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那么只会使台湾人民越走越远。

有的读者也许要指责笔者，你这不是在鼓吹两个中国吗？笔者答曰：不是笔者鼓吹两个中国，而是在事实上早就存在着两个中国。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们都是客观存在。与其采取鸵鸟政策拒不承认，不如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妨向当年的德国政府学习。当年的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不仅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同为联合国会员国，而且两国之间鉴定了许多条约、两国领导人还经常互作友好访问。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一致公认，“我们期盼祖国的统一，但是绝不会以武力来实现。”（笔者在德国住过两年，对此颇有发言权。）德国人这么做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德国的永久分裂，反而导致了德国的最后统一——统一到了政治经济都处于领先地位的联邦德国。

有的读者也许要说，你这不是要共产党亡党亡国吗？笔者答曰：正是。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国不亡，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就改变不了贫穷落后、受人剥削的面貌。那时，不仅没有希望实现祖国的统一，而且还会使中国和中国人民陷于难以预料的更为悲惨的境地。

《议报》第111期

阿扁“接状”有感

东森新闻台电视画面：陈水扁总统一行10来人在街上行走。两旁观看的人群中突然有人举起一张诉状喊冤。阿扁从随员中走出，到街边接过了诉状。

新闻主播解说：“拦轿”告状者告的是学校没有公平对待他的儿子。

这条电视新闻已经播过几天了。但是它仍然不断在我心中引起波澜。我对台湾老百姓如此勇敢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感到敬佩。我对陈水扁总统的民主作风无比欣悦。

中国共产党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真正的民主。那么请问，中国老百姓有机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接近吗？中国老百姓有权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拦轿”告状吗？党和国家领导人敢离开把他团团围住的保安人员、走到路边去接过状纸吗？答案全部是否定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别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哪怕是省市区的领导人，老百姓也难得见到。领导们所会见的群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先进”份子。老百姓为了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访，不仅见不到主要负责人，连信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他们爱理不理。法轮功修炼者为了信仰受尽折磨。他们若敢上访、上告，则无异于自投罗网。重要领导人的豪华进口轿车飞驰而过之处，事先都要清理现场，挡住过往的行人车辆。如果有人胆敢拦车告状，他得到的绝不会是领导人的停车接状，而是当场拘捕、送进大牢。

这就是“最民主的国家”的公民“享有的真正的民主”。

《民主论坛》2003年10月10日

台湾海峡两岸演义

——浅析中共党国为什么绝不容忍台湾独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战胜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把它赶到了台湾和附近几个小岛，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一天起，台湾海峡两岸就出现了两个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个政权各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都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把对方称为匪。台湾政权称大陆政权为“共匪”；大陆政权称台湾政权为“蒋匪”。双方都毫不讳言自己要把对方吃掉的决心。大陆政权的口号是“解放台湾”；台湾政权的口号是“反攻大陆”。每一方都对对方采取过几次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在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他们各自放弃了无谓的冒险，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从而演义出情节曲折、令人感叹的历史活剧。

一、 台湾经济起飞、大陆濒临破产

在这段海峡两岸军事上相安无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果发扬民主、尊重科学，努力建设，凭着大陆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有可能把台湾甩在身后的。但是，毛泽东独断专行、异想天开，在政治上要当国际共运领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拖进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一系列战乱；在经济上要“超英赶美”，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制造了空前绝后的灾难，饿死了几千万大陆老百姓。在同一时期，台湾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且利用韩战和越战的契机，就近充当美国的生产基地和补给基地，在六十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

对于台湾的经济奇迹，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服气。御用经济学家用鄙薄的口气作出了种种解释：蒋匪帮把中国人民的所有黄金储备都运到了台湾；台湾的泡沫经济是靠外资注入支撑的；台湾出卖主权，出卖领土，甘当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原材料加工场；色情业是台湾的无烟工业；台湾贫富悬殊，广大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等等……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无视台湾当局没有经过重大社会动荡就实现了全民的共同富裕这一令人注目的宏伟业绩，继续欺骗大陆人民，继续叫嚣“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陆的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事实真相，长期歧视和藐视台湾的经济发展成果，夜郎自大地把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当作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

“三面红旗”的彻底失败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不再干预经济工作。1962年，中国人民刚刚走出饿死的边沿,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失去的权力，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6年，利用多年来在老百姓中培植起来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利用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愚昧思想，毛泽东采用了任何封建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发动群众、搞乱全国，从下至上地推翻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重新建立他个人的封建王朝。把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再次拖到了崩溃的边沿。与此同时，台湾的经济仍在持续稳定地增长。这样，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二、大陆外交全胜、台湾惨遭遗弃

然而，在经济上大溃败的同时，中共党国在外交上却获得了重大胜利。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建政伊始就贸然出兵支持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与全世界为敌念念不忘，在外交上拒不承认中共党国。中华民国被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长期担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七十年代初，以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务实外交为先导，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不能够再继续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庞然大物了。美、日等重要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接触、关系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导致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又驱除了长期担当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

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不识时务地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对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一概断绝外交关系。一时间，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变成了事实上的“绝交部”。中华民国由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突然沦落成了一个被世界各国遗弃的国际孤儿。

外交上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得意忘形，以为“解放台湾”已经指日可待。为了早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他们加强了在国际上对台湾当局的打压和孤立。在邓小平结束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坚持下，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可能性。台湾当局只好以“中华台北”、“关税领域”、“捕鱼实体”、“公共卫生实体”、“经济文化代表处”、“贸易中心”、“中华旅行社”等千奇百怪的名目来命名其驻外机构或参加国际组织。

三、台湾政改成功、大陆顽固不化

面对日益紧缩的外交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痛定思痛，开始实行政治改革。1987年终止了实施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法。1991年终止了实施四十三年的紧急状态法。1996年3月23日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直选。在2000年3月18日的第二次总统直选中，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为总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地以民主选举方式实现了执政党的政党轮替。就象当初没有经过重大社会动荡就实现了全民的共同富裕一样，台湾又没有经过重大社会动荡就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放弃了“汉贼不两立”的顽固立场，开始实行弹性外交，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开拓外交空间，哪怕对那些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小国也不放弃，从而恢复了与一些小国的外交关系。而且，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台湾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在联合国大会上，每年都有国家想提出恢复台湾席位的议案。现在，轮到仍然坚持“汉贼不两立”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这些小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且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来阻止台湾加入联合国了。历史的轮廻真叫人哭笑不得！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逐步转型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同时，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则企图在不改变其一党专制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挽救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五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光打雷、不下雨；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死胡同，金融、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贪污腐化越演越烈，国有企业奄奄一息……

当初御用经济学家用鄙薄的口气指责的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除了没有办法从别处运来大量黄金储备）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有大量外资注入，而且还有大量台资注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卖的国家领土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多（见拙著《同胞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当中国共产党的炮灰！》，《议报》130期）。在尚没有出卖的领土上，它也通过土地租借、搞经济开发特区等手段大量地出卖了主权。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加工场，生产出的廉价商品充斥于国际市场。色情业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甚至出现了中国人民的宿敌日本人到珠海市集体嫖妓的丑闻。贫富悬殊极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危险状态。广大劳动人民货真价实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所有这些使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并没有使大陆的经济良性发展。历史的轮廻再次叫人哭笑不得！

四、台独渐成气候、中共叫嚣战争

曾经饱受国民党专制统治之苦的台湾人民绝不愿意再忍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党国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和军事威胁更使他们义愤填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觉得与其统一到共产党的统治下，不如台湾独立，继续过他们目前享受的民主自由的生活。于是，台湾独立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所认同。面对国家分裂的可怕前景，中共党国领导人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以武力进犯台湾相威胁。他们的口号气势汹汹：为了保障祖国的领土完整，哪怕把台湾打得寸草不生，也要把台湾夺回来。

考虑到中共党魁们已经把那么多领土供手让人，这显然是一种托辞。中共党魁们不能容忍台湾独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与台湾的和平竞赛中惨败。目前的台湾当局所继承的是一个在当年被他们在军事上打得溃不成军的政权。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手下败将在和平时期居然有条不紊地先在经济、后在政治上超过了他们。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也不能容忍的。慈禧太后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共产党党魁目前也持有同样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台湾连当家奴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前台湾当局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只要对巩固政权有利，中共党魁们可以把大片国土供手送给外国人，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任何一块土地留给他们的手下败将去生存和发展，因为这对他们巩固政权不可能有任何好处。想想看吧，现在的台湾受到如此强烈的打压，还事事处处跑在了他们前面，如果容许台湾独立，让台湾在所有国际事务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平起平坐，那么台湾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昌盛将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相形见绌。那时，台湾将以远远胜于雄辩的事实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证明：台湾的社会制度比大陆的社会制度优越得多。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出现，中国人民已经在大踏步地觉醒，如果再把台湾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失败同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其强烈的反差将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五、中共以权为贵、人民以民为贵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朱子注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朱熹：《四书集注》）中国共产党完全无视儒家的“民贵君轻”的正确伦理思想，一贯奉行“权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的原则。为了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可以漫不经心地牺牲国家利益。至于人民利益，他们则从来没有在脱离他们的政权利益的基础上单独进行过考量。因而，为了保住他们的专制政权，在台湾真正要独立的时候，他们完全可能孤注一掷、不顾两岸中国人民的死活，不顾中华民族的存亡，挑起一次两岸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我们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没有义务为中国共产党保卫它那出卖祖国领土、无视人民利益、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政权。我们不应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叫嚣，而应该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了保住它的专制政权而以战争方式毁灭整个中华民族和两岸中国人民。笔者认为，我们对待台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支持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但是，如果在哪一天，台湾人民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独立，我们应该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民本主义思想为考量问题的基准：一方面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把战争强加在两岸人民的头上。

《议报》第131期

阿扁光明磊落，台湾大有希望

举世瞩目的台湾总统大选终于在3月20日拉下帷幕。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获得50.12%得票率。国亲联盟总统候选人连战获得49.88%得票率。差额仅为0.24个百分点。选前民意调查领先的连、宋无法接受微弱失败的事实，认为这次选举“疑云重重”，提出了“选举无效之诉”。激愤的台北支持者在连、宋的率领下到总统府彻夜静坐示威。外地支持者不辞劳苦，赶来声援。台湾脆弱的民主面临着严重考验。阿扁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郑重质疑。大陆有朋友来电话询问：台湾会不会打起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为了台湾的安定和民主，陈水扁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作出了最快的果断反应。

关于枪击事件：

（1）外界指称二十万台湾军警人员由于枪击事件未能参加总统大选投票。台湾行政院和国防部于22日发表声明：全台湾仅有一万三千名军人按照大选前的既定部署处于戒备状态，台湾政府在枪击事件后宣布启动国安机制并没有影响其他军警人员参加投票。

（2）为反驳陈文茜关于19日遭枪击是苦肉计的指责，陈水扁总统、副总统吕秀莲于23日邀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司法）院长茶叙，陈水扁亲自掀开腹部伤口，让五院院长亲眼目睹。

（3）陈水扁积极支持立即展开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他强调，“没有人比我和吕秀莲更急著想知道凶手是谁。”

对于国亲联盟要求重新点票的要求：

（1）陈水扁于23日表示，他不反对立即重新清点３月２０日总统选举的所有选票，并且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政治解决，朝野协商，让具有公信力的法官进行验票；第二是修法，让法官之外的其他人也有权验票。

（2）同日，作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又在立法院提案修正正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提议在总统选举得票差距小于百分之一的时候，可以申请重新验票。民进党要求立法院马上讨论通过这项提案，并且回溯适用于这次总统大选，以便立即开展重新验票，以化解３月２０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的有争议的获胜。

（3）这一立法的通过将使今后出现类似状况时有法可依，从而避免这次的混乱重演，无疑是对台湾民主法制进程的一个贡献。

阿扁以如此坦然自若的态度对待320选举的选前枪击事件和选后选票争议，使笔者感到台湾打不起来（无论中共多么希望台湾出现内乱），台湾大有希望，台湾的民主在稳步前进。

事已至此，国亲联盟已经没有理由再集众抗议。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劝说支持自己的民众返回住地和工作场所，恢复选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他们应该积极配合政府，以司法途径进行枪击事件的调查和选票的重新清点。如果一切如愿，连、宋得票领先，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上台，并且得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祝贺。如果不如愿，扁、莲得票仍然领先，他们就应该心悦诚服地承认失败。民主政治，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而且输得起更困难，更高雅。

阿扁光明磊落的做法已经表明，他是赢得起的。如果重新点票以后，国亲联盟确实输了，相信连战也会输得起。这才叫尊重民主的真正政治家！这才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大陆树立榜样。

2004年3月23日

《民主论坛》内定刊发、作者决定撤回

加拿大政府是如何对待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增补稿）

某些大省沙文主义者说：“加拿大就是安大略和魁北克。”这种说法确实有些过分，但是却或多或少也有一点点道理。加拿大是个人口稀薄的国家。在比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还要辽阔的国土（997万平方公里）上只居住着大约三千万人口。其中一千一百万人住在安大略省，八百万人住在魁北克省，而剩下的八省三地区的居民加起来也才有一千万出头。因此，魁北克一旦独立，不说加拿大丢掉了一半，起码也丢掉了三分之一弱。

魁北克操法语的居民约占59%，说英语的居民约占6%，另外35%的人能说英、法两种语言。在英、法两国争夺殖民地的对抗阶段，法语居民和英语居民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英、法两国争夺殖民地的对抗已经尘埃落定，所以各种语言背景的人认识到，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才是大家的最佳选择。1867年7月1日成立加拿大联邦的时候，加拿大仅有四个省，即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那么，作为加拿大联邦的发起省份之一的魁北克，怎么又改变初衷，闹起独立来了呢？

这全怪前法国总统戴高乐。1967年7月1日是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周年国庆，加拿大政府邀请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加拿大来庆祝她的百年华诞。法国总统戴高乐当然也在贵宾行列中。戴高乐在首都渥太华参加完庆典以后没有急着马上回国，却到加拿大的法语居民聚居区魁北克省作友好访问。在受到热烈欢迎之际，他于7月24日在魁北克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当时也是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Vive Quebec Libre (魁北克自由万岁)。戴高乐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激起了法语居民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自豪感。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保护处在英语包围中的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随着这种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魁北克独立的呼声逐渐形成。第二年（1968），分离主义者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魁北克人党。魁北克人党于1970年开始参加省议会的竞选，1976年就获得了省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110席中的71席），变成了魁北克省的执政党。

于是，魁北克独立突然变成了近在咫尺的事情。许多说英语的人匆匆离开魁北克，搬到安大略。蒙特利尔市的人口迅速跌落到多伦多市之后，变成了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1980年，魁北克人党政府在魁北克省主持了关于魁北克独立的全民公决，获得了40%的支持率。面对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即将分离出去的险境，加拿大联邦政府并没有对魁北克省政府的分离主义领导人进行暴力镇压，而是力图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1985年，魁北克人党在省选中败北，自由党重新成为魁北克省的执政党。1987年，联邦政府领导人招集各省（当然也包括魁北克省）领导人在首都渥太华近郊的休养地米奇湖开会协商，于6月3日签订了米奇湖协议，协议决定为魁北克省保护其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提供宪法保障。

米奇湖协议满足了魁北克省保护其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的要求，但是却给予了魁北克省过大的权力(使她甚至有可能改写加拿大国会于1982年通过的宪法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宪章》)。并且，它还忽略了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因此没有得到各省议会的批准，在1990年6月22日寿终正寝。

米奇湖协议的失败使得魁北克分离主义重新复活。面对国家再次面临分裂，加拿大联邦政府又进行新一轮的努力，于1992年8月在爱德华王子岛省的省会夏洛特城与各省领导人达成了夏洛特城协议。该协议呼吁对加拿大宪法进行修改，承认魁北克为加拿大联邦中的“特殊社会”。该协议又被1992年10月26日在加拿大全国举行的全民公决所否定。

魁北克分离主义者为魁北克在加拿大联邦寻求特殊地位的努力一再被各省挫败之后，分离主义重新抬头，魁北克人党在1994年省选中获胜，再度成为魁北克省的执政党。这一次，说英语的人已经不象1976年那样惊慌了。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要看看魁北克人党倒底想搞什么名堂。魁北克人党在他们执政的第二年（1995）就不管全国其它省份的意愿，于10月30日在魁北克省再次进行魁北克省独立的全民公决，以49.44%的支持率差一点美梦成真。

魁北克人党一意孤行地搞分裂，对魁北克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魁北克人已经厌倦了独立的喧嚣，宁愿在加拿大联邦过幸福安宁的生活。在1995年10月30日的魁北克省全民公决中，联邦主义能够获得险胜，表明许多说法语的人也不愿意从民主自由的加拿大分离出去。1997年6月2日魁北克省举行省选，自由党以微弱多数战胜魁北克人党，再度执掌魁北克省政权。这说明魁北克人党已经失去了多数魁北克人的支持。1998年8月20日，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即使魁北克省多数人同意，魁北克省也无权在没有获得联邦和其它省份认可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脱离加拿大独立。1999年12月，联邦政府又提出“清晰法案”，授权下议院审核所有省级公决的议题，以决定它是否明确。法案还特别指出，如果公决的议题只要求选民授权省政府谈判主权独立而不让选民对他们是否愿意脱离加拿大直接表态，那么就是“不明确议题”。依此法案，1980年和1995年的全民公决的议题都是不明确的，因而其投票结果无效。2000年3月，“清晰法案”在国会通过。至此，魁北克独立的危机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对于自己在民意上、在法理上的失落，魁北克人党似乎也颇有自知之明，魁北克人党的领导人声称，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经济，在具备必胜条件之后才进行下一次魁北克省的全民公决。但是，为了做到这一步，他们还必须首先获得全省多数人的拥护，变成魁北克省的执政党。他们还必须要加拿大最高法院改变其裁决，容许他们单方面宣布脱离加拿大独立。因此，魁北克人党离他们搞独立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台湾独立的问题。笔者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台独问题比加拿大的魁独问题要小得多。其理由如下：第一、台湾本来就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个政治经济实体；而魁北克省是加拿大联邦的一个发起省。第二、台湾的人口和面积分别只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十分之一和几百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离开台湾；但魁北克省的人口和面积都占加拿大的极大分量（面积最大、人口第二），加拿大离不开魁北克省。如果加拿大能够容忍魁北克省闹独立，那么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容忍台湾闹独立。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魁独份子的处理方式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党国领导人借鉴的。第一、尊重魁北克人希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的意愿，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来消解魁北克人的离心倾向。第二、在给予魁北克人过高的优厚待遇无法获得全国人民首肯之际，也绝不以行政手段威胁魁北克人放弃独立的要求。第三、当魁北克人党一意孤行，反复在省内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时，联邦政府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是让魁北克人（包括说法语的魁北克人）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愿。

中国共产党党国领导人们，好好向加拿大的政治家学学吧。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如果象你们威胁的那样，一旦台湾搞有关独立的全民公决，你们就大打出手，那么，第一、你们能不能征服台湾还是一个问题；第二、你的独裁统治是不是能够维持也颇值得怀疑；第三、你们将会逼得台湾人民一致拥护独立，使台湾独立变成事实。想想好了，像你们这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难道还能指望从来没有受过你们统治的台湾人民热爱你们、拥护你们？

这是傻瓜都不会相信的。中国共产党党国的领导人们，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你们总不会是傻瓜吧！

《新世纪》2004年1月12日

又见“汉贼不两立”

为了给亲共保皇党在9月12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助阵，奥运会32块金牌的50位得主在袁伟民等体育总局领导人率领下到香港访问和表演。在9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梁珍起立提问：“我是美国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梁珍……”话还没有说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何慧娴就打断她，“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知道你们的背景……”梁珍正在问：“为什么不许我提问？”工作人员就把话筒从她手中拿走。接着，另一名香港记者问为什么不许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提问，是不是与法轮功有关。何慧娴也不予正面回答。

就这样，何慧娴在国际媒体面前表演了一场“汉贼不两立”的野蛮闹剧，使这一事件成为该记者招待会引人瞩目的热门话题。事后，梁珍对把她团团围住的其他记者坦率地说：“中国队获得金牌，我也非常高兴。我不过想问问金牌与高额奖金有什么关系。”原来梁珍的问题与镇压法轮功全无关系。何慧娴女士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在高度紧张之中所进行的践踏新闻自由、践踏香港法治的野蛮表演并无必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汉贼不两立”，我们早有领教。但那是针对台湾的。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实体（我姑且不称它为国家，以免引起许多与本文主题无关的争论），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独立存在于国际社会55年。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处处受到排挤，只能以“中华台北”、“关税领域”、“捕鱼实体”、“公共卫生实体”、“经济文化代表处”、“贸易中心”、“中华旅行社”等千奇百怪的名目来命名其驻外机构或参加国际组织。但是，这种小家子气针对的毕竟还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也许还“情有可原”。

现在，小家子气居然又针对法轮功这样一个气功团体和精神运动发作了。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更有甚者，如果说法轮功修炼者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团体，那么这一泱泱大国的政府对涣散的无组织的上访民众所进行的堵截、驱逐和逮捕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如果这一政府把走投无路的上访民众都逼到与它势不两立的地步，那么它也就应该寿终正寝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汉贼不两立”政策——从对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台湾），到对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团体（法轮功），又逐步发展到对松散的无组织的群众（上访者）。这一发展过程固然表明中共党国政权越来越霸道，同时也表明中共党国政权越来越虚弱。“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觉得你拥有真理，何惧别人说话、提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味打压，不许人民说话，党国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2004年9月7日）

《民主通讯》2004年9月8日

西藏怎比魁北克?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4月19日至5月5日对加拿大进行宗教访问。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决定在达赖喇嘛访加期间与他会晤。中共党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奉劝马丁“不要拿加中两国每年两百亿加元的贸易关系作赌注”、 “希望有着魁北克独立问题的加拿大能够理解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且不说这“两百亿加元的贸易关系”对中国比对加拿大更为重要[1]，只谈谈把中国的西藏问题与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相提并论是多么的不伦不类。

1967年7月24日，前法国总统戴高乐在魁北克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当时也是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发表著名演讲Vive Quebec Libre (魁北克自由万岁)，激发了法语居民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自豪感。为了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保护处在英语包围中的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魁北克法裔居民中迅速形成魁北克独立运动。但是，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加拿大全国人民将近四十年的共同努力和民主协商下，法裔居民的文化诉求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满足，魁北克独立运动已基本上得到控制。

参考文献[2]对魁北克独立运动是如何得到控制的作了系统地阐述。下面简单介绍加拿大政府是如何满足魁北克法裔居民的文化诉求的。作为后起的移民国家，加拿大本来就奉行“多元文化”政策。鉴于魁北克法裔居民要求独立的主要原因是要保护他们的法语语言文化和社会特征，（而不是对加拿大的民主制度有所不满，）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宪法上容许魁北克省在加拿大享有独特地位，并以法律形式保护它的法语语言文化和社会特征。在魁北克实行的有关语言的法律包括：所有政府文件都以双语（英、法）印刷；服务行业必须以双语服务，否则有可能遭到服务对象的投诉和语言警察的干涉；所有商业广告要么以双语印刷、把法语放在显要位置，要么仅以法语印刷，但不得仅以英语印刷；所有从非英语国家来的新移民子弟必须进法语中小学学习(自费进私立英语学校者除外)……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保障了法语不仅不会逐渐泯灭，而且还会后继有人，因而对于魁北克独立运动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使得魁北克独立运动逐渐失去了它的原动力。

加拿大政府以和平公正的方法正确对待魁北克独立运动，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建立了良好的典范。中国政府理应以此为借鉴，解决好民族矛盾，真正满足西藏、新疆、内蒙等地少数民族实现其民族区域自治的正当要求。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其佛教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藏医在国际医学界独树一帜，藏剧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盲目要求藏民破除迷信、独尊马列；仓促打倒三大领主、实行民主改革，终于在1959年导致蔓延西藏全境的“叛乱”。在“西藏平叛”之后，十万藏人与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在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从此种下了“藏独”的祸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寺庙洗劫一空、焚烧殆尽，进一步彻底破坏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藏独”也象“台独”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逼出来的。

作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并不是“藏独”主义者。他说：“我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决定选择中间道路。这意味着不寻求独立，不寻求脱离中国。这是因为西藏在物质方面比较落后。”他强调，他所要求的只是西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他欢迎中国派人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去实地考察，看看西藏流亡政府在干什么，说什么[3]。达赖喇嘛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一名普通的僧侣。作为一名高僧，西方学术界甚至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哲学家[4]。

达赖喇嘛说：“我的主要兴趣是推广人类的价值观念”。以此为出发点，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和藏族文化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当年，刚刚逃到印度的藏民都在公路建设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艰苦、收入很低。再加上藏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高寒地带，那里细菌难以生存（粮食可以保存百年而不变质），他们很少得病，对于其他地区的许多常见疾病都缺乏基本的抵抗力。印度的常见病、多发病对于藏民都可能是致命疾病，死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病例都屡见不鲜。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整个藏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5]。在此艰难时刻，流亡政府作出正确决策：不再留恋与西藏比邻的中印边界地区，向全印度和全世界可以生存的地方移民（例如，远在天涯的欧洲腹地国家瑞士接纳了上千名西藏移民）。同时，大力发扬藏民喜欢做小生意的民族传统，逐步由公路建设转向小商业。几年以后，藏民基本上都离开了公路建设工地，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超过了印度当地人。

在关注藏民生活的同时，流亡政府还致力于让受到中共极大摧残的西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达赖喇嘛亲自传宏佛法，建立藏医院，成立藏剧团，将藏族的三大文化瑰宝——佛教、藏医，藏剧保存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达赖喇嘛坚持和平抗争，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对于极端“藏独”份子的暴力活动严加指责，甚至发表声明，如果极端“藏独”份子再进行暴力活动，他将不再充当藏民的领袖。他还考虑对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进行改革，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开明思想、和平主义以及他对西藏人民和藏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先后获得许多国家的众多大学的荣誉学位，并荣获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和平主义者、佛教学者、政治改革家，中国共产党却狠得要死、怕得要命，居然把自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互不干涉内政”弃置不顾，粗暴地干涉加拿大内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加拿大总理不要与他会晤。马丁总理强调这是私人会晤，把会晤时间安排在星期五下午下班之后的五点钟，把地点选择在渥太华的一位罗马天主教大主教家里，以突出会晤的私人性质，却仍然无法见容于中共党国政府。但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加拿大连美国出兵伊拉克都敢反对，难道还怕中共党国独裁政权的威胁！对于中共的威胁，马丁总理义正词严地表示，作为加拿大总理，他有权决定与什么人会晤。他还说：“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的宗教人物。我期待着与他会晤。”

至于把西藏问题与魁北克问题进行类比，那就更加令人喷饭。笔者的许多魁北克同事都对笔者指责中国政府的无知无耻、荒唐可笑。在加拿大政界，一直坚持魁北克独立立场的加拿大政党——魁北克政团（Quebec Bloc）的负责人也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将西藏问题和魁北克问题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中共的荒谬类比，被魁北克全省上下、由民到官一致反对，连笔者都为中共蒙羞。看来，中共真应该加强政治、历史的学习，不要再自作多情，与人乱套近乎、惹人耻笑了。

2004年4月19日

参考文献：

[1] 刘邵夫、盛雪：《中国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蛮横干涉》《观察》2004年4月18日

[2] 辛明：《加拿大政府是如何对待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增补稿）》，《新世纪》2004年1月12日）

[3] 叶兵：《达赖喇嘛洛杉矶宏法 信众踊跃》，《大参考》2004年4月18日

[4] George Ghanotakis: 《The One Minute Philosopher》， Learn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1993

[5] John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 Since the Chinese Conquest》，Harper Collins Press, 1998

《议报》第143期

第五篇

评论与辩论

东海之滨的一只枭鹰

——评东海一枭发表于《议报》的作品

作为《议报》的忠实读者，东海一枭的作品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老枭是《议报》的重要纂稿人之一。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每读完他的一篇文章，我都感到余音绕梁，经久不息。

憎恶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矢志追求民主和自由，由衷热爱祖国和人民，这是老枭的基本特征。怀有这种崇高情操的民主人士大有人在，奋笔挥毫、诉诸文字的文人墨客也为数不少，但是象老枭这样仗义执言、义无反顾、立论深刻、讽刺辛辣、旁征博引、通今博古、学贯中西、文笔优美、行文流畅、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大家却颇为罕见。

（一）

读老枭的作品，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龙头老大主宰一切的封建帮会组织，这是对中共党史略有研究的人们所一致公认的不争事实。老枭在他的杂文《官场称雄，挥刀自宫》（60——数字为《议报》的期号，以下同）中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人在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上的宦官集团。因为共产党“反对自由思考，强调思想统一，而且要高度统一在一个核心身上。凡入党入仕，必须将思想的功能阉掉，此其一也；官方敌视独立精神，强调党性原则，党是恩公，党是母亲，党性高于理性、高于人性、高于正义和良知，党权高于人权、高于道德、高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党性高于一切。当党的方针政策与这一切产生矛盾冲突时，官人们必须一切听从党的支挥和摆布。而党权成了不受有效制约的特权时，党性就成了非理性非人性，必定与这一切产生矛盾和冲突。凡入党入仕，必须将人类的良知和独立的精神阉掉。此其二也。”所以共产党必不可免地要“大力倡导、热情鼓动人们当心灵太监、思想太监、精神太监”。其论述之深刻精辟，令人拍案叫绝！

基于对共产党的这一深刻认识，老枭对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从来不抱幻想。他不屑于象有些民运理论家那样进行宫廷政治学的研究。在他眼里，无论江泽民是上是下，无论是胡锦涛接班，还是曾庆红接班，只要共产党不放弃它的一党专制，中国人民就不能得到民主自由，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就仍会处在落后挨打的地位（《专制就要挨打(59)》）。政治体制不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品德和个人作风的差异是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的。在《女人与政治》(78)一文中，老枭一针见血的指出：“唯独一党独大的专制政治，纯属赤裸裸的篡夺，是以暴力为后盾、以欺骗为先锋的霸王硬上弓，是非正常的、强奸式的政治！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不让干我也要干。干了你，你还得为我叫好为我唱颂歌。更为无耻的是，明明是强奸，偏偏还要披上一件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他对从事这一肮脏政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评论，不管他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是清官、还是贪官。他说朱镕基，“朱总理对贪官污吏之痛恨、凶狠，是有目共睹、令人肃然的，他上任之初，就指天誓日：准备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留给贪官，一副留给自己。表达了反贪反腐的坚定决心。几年过去了，一届任期将满，他咬牙切齿的狠话，又吓唬住了几颗贪心、几只黑手？九十九副棺材，销量又如何？老百姓都知道，现在官场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窝黑一锅烂，抓的杀的那几个，只不过是后台不硬、运气不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曝光出来的腐败现象，不过是九牛一毛或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罢了”。（《朱镕基吓唬得了谁！》37) 他说曾庆红，“您就是用尽所有美好的词藻，唱遍天下最动听的歌，也掩盖不了现实的丑恶；您就是苦口婆心、警钟长鸣，也无法让他们稳住心神、管住身手、抗住诱惑，无法赋予他们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力量，无法保证他们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寄语曾庆红》 49) 所以，老枭得出了结论：《党是靠不住的》(57)。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凌驾于人民之上，国家之上，凌驾于法律乃至宪法之上，僭占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把国家当作了予取予术的私有财产和镇压异己的暴力机器，将赖以取得人民支持、从而获得成功的庄严承诺`民主和自由’弃如弊屣。”这是老枭对自称为“母亲”、自夸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纪响亮的耳光。

不容忽视地是老枭身居国内浙江省杭州市。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的肮脏政治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需要多大豪迈的凛然正气和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啊！老枭坦言：“如非忍无可忍，我真懒得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来`骂世骂人’呢！逼的，都是这可恶可悲的时代逼的，逼老枭拿起笔来，作匕首、作投枪！我的一个诗友曾出联曰：除了亲妈皆有假，我对以下联：磨来铁笔略传真。愈不让说我偏要说，愈不让动我偏要动，愈不让批评、抗议，偏要激烈批评、强烈抗议！想掩耳盗铃吗，偏要把你的手拿下来，让震耳欲聋的醒世钟声吓醒你；想关起门来做大王吗，偏要把封条撕掉，把门踢破，让阳光照亮阴暗的角落！`纵牢骚无用，我还是要发，要把内心的真实想法、把不满、不平表达出来，至少让那些无辜冤情者知道，人心还有良知、人间还有正义在；至少让`有关部门’知道，思想尚未统一、舆论尚未一律，并非大伙儿只会发出一种声音：皇上圣明，奴才该死！’（枭眼看世之十六：欲向人间问不平）。封锁、监控、威胁、杀鸡警猴等下流手段，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激起了我的忧伤更激起了我的义愤和斗志！斗志小友在采访中说我`前途无量，后果不堪设想’！答曰：我为我的一切言行负责，真有啥后果，一定含笑咽之！”（《“枪毙就枪毙，芭蕉叶最大！”》 62) 这种豪迈情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老枭对共产党的罪恶统治狠之入骨，对人民大众、对弱势群体却满腔热情、关怀备至。看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一文以后，老枭义愤填膺，“独自喝干了一瓶高度酒，嘴出迸出的是`败家子’三字加一大串脏话！”他想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拉拢几个流氓政权，置几千万下岗工人的生活不顾，置成千上万失学孩子的前途不顾，大搞金钱外交。”“每一笔外援的钱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用１／１０００外援的钱就可以让中国所有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而不用搞什么希望工程”。（《书生无奈是多情》69) 对于“青基会挪用希望工程捐款”，“《南方周末》被勒令换稿”，老枭“悲到极至，往往无泪；愤到极至，往往无语。”他“不敢太匆忙下笔，怕一开口，会地出一大口气，或迸出一大串脏话！”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中国”，以“平和地”口气向《南方周末》致意：“失语是暂时的，表层无声的中国，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愤怒之声和巨大力量！”（《沉默的中国——有感于《南方周末》再遭强奸》35）

老枭具有由小及大，由浅及深的洞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他在新闻通讯中看到一位杨姓老太太有4个儿子，却被赶出家门，流浪街头，生活在垃圾堆里。肮脏的生活环境导致蛆虫的繁殖，其会阴部被蛆虫腐蚀出了一个拳头大的洞，里面的“蛆至少上千条，足有两三两重。”老枭对杨老太太深为同情，在感叹欷嘘之际，老枭又发出了如下的震耳发聩的议论。“不管这条新闻的真实性如何，都可以作为中国现状的写真。我们的国家早已伤痕累累、气息奄奄、蛆虫满身！如果说国家是母亲，那么，党和政府，都是他的儿子，强势集团，堪称长子。希望你们在对底层民众进行爱国主义、公民道德教育的同时，不要挟持、利用、出卖、抛弃她了。救救祖国、救救母亲！”（《被劫持的母亲！》43)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民主对自由的追求，使老枭成为一名天然的民主斗士。虽然“老枭早已声明，我是无门无派的独脚盗，不屑加盟任何党派，共产党民主党都不屑加盟！”但是支持民主运动和民运人士他却当仁不让。对于闯关回国被共产党政府逮捕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议报》社长杨建利博士他“愿引为同道，并致此崇高的敬意！”（《”奇士不可辱”——向杨建利同道致敬》40）他对砥柱中流的民运骨干份子刘晓波高唱赞歌，山呼“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刘晓波精神》66) 他“上书全国人大，希望邀请逃亡海外的有识之士和政治、文化精英归国，共商国是”。他说：”他们都是国家培养的杰出人才、是`国之重宝’呵。不论他们是学者、作家、艺术家，还是政治家、异议分子，都可以在国内自由地生活、工作、发表他们的见解。不同的思想、意见，可以通过公开争论，协商、谈判来协调，也可以交人大表决，谁的意见对，谁的意见于国于民有利，就听谁的”。（《世纪大逃亡？》36) 他劝江泽民“别再为难异议分子，民主人士。无论如何，他们总是为祖国好、为人民好，既使言有过激处，行有蛮撞时，你大人大量，请多海涵。其次，那些老头老太、愚夫愚妇，练练啥子功，讲讲真善忍，既没抱什么野心，又没犯什么罪恶，就别再为难他们了。”《与江主席谈心》64) 就是这样，老枭以他的如橼大笔为祖国、为人民发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号。

（二）

东海一枭的作品知识丰富、博大精深。老枭在诗、词、文章、书法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对文、史、哲、时事、政治都有一己之见。老枭行文快捷、文笔流畅、文风尖刻、用词辛辣，读来大快人心。老枭行文，喜用反语，善用讽刺。他一口一个“我党”，俨然他在代表共产党，替共产党说话。《为网吧大火上党中央书》（47）从头至尾都由反话构成，自始至终都是对“我党中央”的刻骨讽刺。在行文急迫处，老枭还略去顿号、逗号，采用罕见的急促句法，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使人情绪激愤。例如，“就说您殷殷寄语、寄以厚望的广大干部的所作所为吧：不是慎权，而是贪权弄权争权买权卖权；不是慎欲，而是大纵兽欲大恣贪欲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是慎情，而是对上骗情对下无情对权痴情对钱钟情内有奸情外多矫情；不是慎独，而是独自一人时无恶不作无私不营无所不为。”（《寄语曾庆红》 49) 看到这里，对“我党”干部的胡作非为，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你能不感到愤狠吗！

（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笔者认为老枭的文章也有可以改进之处。老枭喜欢以自嘲的口吻自命不凡。例如，“俺老枭乃网络名家、江湖大豪，素有一代国士之称”（《为网吧大火上党中央书》47）；“梁启超，大则政治、学术，小到诗词对联，无不业绩超卓，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诗词家、学者于一身……这种淹博古今、贯通中西的硕儒通才，当代除老枭之外，只怕无人可及”（《今上”武大郎开店”容不下潘岳》71)；“你是世俗领袖，我是诗家天子，他日有缘见面，当叫曾大总管为我洗脚，宋小妹妹向我献歌，如果你身子骨还硬朗，欢迎也露一手，吹拉弹唱，任君自择。那将是一代传奇、千秋佳话呀。”（《与江主席谈心》64) 当然，这都是老枭的玩笑。老枭心中并不是这样目中无人的。在老枭认真地真诚地谈问题的时候，也坦白承认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赞扬刘晓波精神时，老枭就诚恳地说：“先生文章，理智、冷静、优美、深刻，与我的张扬恣肆、狂狷尖刻、嘻皮笑脸、指桑骂槐的风格截然不同。见事畅达，说理透彻，但极少涉及生活、经历、事迹、性情、爱好等个人方面的问题，不象我，三句话不到，便老枭如何如何，急着把自己隆重抬将出来。”（《刘晓波精神》66)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才是老枭的真情实感。老枭在别的文章中的自吹自擂，实在只是一种自我嘲解，也许是在表现《文人自古好吹牛》的风度。但是，不了解老枭文风的人，则很可能误认为老枭妄自尊大，唯我独尊，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其文章的战斗力和可信度。

老枭文章的另一瑕疵是有个别地方行文仓促，分寸掌握不当。例如，与江主席谈心的时候，还拎出曾大总管来为你洗脚，宋小妹妹来向你献歌，这未免有些过分。要记住，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肆意羞辱江主席，把江主席逼得恼羞成怒。老枭也没有必要孤注一掷，作拼死的一搏。中国人民还需要你持久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天长月久地用你的万钧铁笔为他们呐喊呼号。再如，余杰说：“书法不仅是一种腐败的手段，而且还是文化衰败的表象之一”。他的确犯了以点带面，以偏慨全的逻辑错误。但老枭你不可以把它推演成“个别流氓恶棍床上功夫一流，难道凡有一流床上功夫者，都成了流氓恶棍吗？十足的强盗逻辑！”（《贪腐可恶，书法何辜？——驳余杰《〈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58）任何人都知道，一般的逻辑错误与强盗逻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把余杰的一般的逻辑错误提高为强盗逻辑来指责，这是对余杰的极大不公。《今上”武大郎开店”容不下潘岳》（71)一文对潘岳的处理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先说潘岳的“政见诗才皆平庸之至，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集子信封早扔垃圾桶啦。潘岳什么东西，值得我收藏！”到结尾处突然又称兄道弟起来，“标题无礼，潘兄如见到，还望海涵，他年相见，由我作东敬三杯以陪不是。呵呵。”这么写作，未免失之于油滑，有损于作者意欲讨论的重大而又严肃的主题。

最后，对老枭的《”报复主义”杀出一条血路！》(39) 一文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以自身的毁灭来对“社会的不公、法治的昏昧和制度的极端不合理”来表示最终的抗议是得不偿失的。弱势群体中的人也是人，他们的生命与贪官污吏同样宝贵，甚至更加高贵。穷人和弱者不应当、也没有权力毁灭自己的生命来进行这种无奈的自毁性的“报复”，他们应该顽强地活下去，组织起来，与“社会的不公、法治的昏昧和制度的极端不合理”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只要人在，只要敢于斗争，哪怕讨回正义好象遥遥无期，哪怕获得胜利好象渺无希望，但是起码能搅得贪官污吏们活得不舒坦，睡得不安宁，起码能唤醒人民对贪官污吏们的不满。如果你自杀抗议，尽管可以轰动一时，但是你也失去了进行斗争的最后机会。贪官污吏们在受到一些处分和警告以后，很快又会恢复平静的生活。你和你的绝望壮举很快就会被他们，也会被同情你的人们遗忘。而留给你的亲人和朋友的却是永恒的悲哀。自杀是不能动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根基的。因此，用自杀来报复的”报复主义”是杀不出一条血路的。

（四）

我并不认识老枭。是他散见于《华夏文摘》、《民主论坛》、《议报》等网络杂志上的作品使我越来越注意和重视他。长风的《天南地北说”东海”，古往今来道”一枭”——读《枭鸣天下》》(74) 使我第一次了解了老枭的个人情况。“东海一枭，原名余樟法，笔名萧瑶、若愚、碧侠等，1964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遂昌县龙洋乡，当过农民、流浪汉、打工仔、记者、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现为无业游民。八十年代以来，创作了大量的新诗、旧体诗词、散文、杂文、随笔等，先后在海内外四百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二千余首（篇），陆续结集出版了新诗集《浪子吟》（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未必逍遥》（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剑魂琴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命运之上──中国诗人自选诗丛·萧瑶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散文集《呼唤英雄》（新华出版社）、旧体诗词集《逍遥山庄诗稿》及续集、三集、四集（均由银河出版社出版）。”由此介绍，我得知老枭比我足足小二十岁。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共产党半个世纪的思想奴役和愚民政策，阉割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许多中国人都成了思想上的太监。少数人尚能独立思考，但是摄于虚伪、卑鄙、残暴的中国共产党的淫威，却不敢开口直抒己见。空话、大话、假话充斥全国。像老枭这样敢于直言、浑身正气的奇男子、伟丈夫在中国大陆已经十分罕见。今借《议报》一角，对老枭在《议报》发表的作品作简略评说，谨表对老枭的敬仰和支持。最后，我要借花献佛，把老枭赠刘晓波的赞词再还给老枭：东海一枭精神万岁、万万岁！

《议报》第84期

附录:

东海一枭：向江泽民、曾庆红先生道歉

　　李白曾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诗人。他一生傲岸不驯，昂芷自负，以吕尚、诸葛亮、张良、谢安石等前辈英雄自许，以当世之雄自居，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傲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任华《杂言寄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这些大句雄语中充满了吞吐洪荒、役使万物的人格魅力和英雄主义精神，令人读之心怀大畅、豪气顿生。

　　在《枭眼看世之一六七：与江主席谈心》中，谈到古代君主的雅量高致，便举了唐玄宗为例：唐玄宗召见布衣诗人李太白，对小李就百般纵容忍让，任凭他呼高力士脱鞋、杨贵妃磨墨，任凭他”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后来见这小子闹得实在不象话了，只好”赐金还山”，礼送出京…

　　我是个冲动蛮撞的人，虽佛道双修，养气功深，可秉性难移，有时气冲上来血涌上来，就豁出去了。所以接着又写道：”顺便说一句，你是世俗领袖，我是诗家天子，他日有缘见面，当叫曾大总管为我洗脚，宋小妹妹向我献歌，如果你身子骨还硬朗，欢迎也露一手，吹拉弹唱，任君自择。那将是一代传奇、千秋佳话呀”。

　　出语轻浮，也知不妥。但当时心血来潮，就想舍命赌一把：看江曾二位与唐玄宗相比度量如何。共产党一向鼠肚鸡肠、睚眦必报，老江当时贵为党政军一把手，老曾也是位高权重的党国要人，如要报复我这个草民，直如捏死一只蚂蚁一般。时至今日，老枭尚未失去自由，不论是老江老曾不予计较，还是”有关部门”没有汇报上去，都说明了一件事：中共确实有所进步了。

　　感谢辛明君在（加拿大）《东海之滨的一只枭鹰–评东海一枭发表于《议报》的作品》一文中提醒：”老枭文章的另一暇疵是有个别地方行文仓促，分寸掌握不当。例如，与江主席谈心的时候，还拎出曾大总管来为你洗脚，宋小妹妹来向你献歌，这未免有些过分。要记住，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肆意羞辱江主席，把江主席逼得恼羞成怒”。

　　江主席曾副主席没有恼羞成怒，没有找我的麻烦，我却应该为自己的轻浮无礼深深地道一个歉。我反对专制主义，丑诋一党独大，但辱骂轻薄不是战斗。大丈夫为人，应堂堂正正，事归事，礼归礼，不应自降身份，效那古今无行文人，一味口齿轻薄、羞辱别人。也罢，这就算老枭欠两位一个人情了。且铭记在心，设若他年大局有变，民主有望，希望有机会报答两位的宽容。

　　江曾两位的宽宏大量、有关部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都说明了中共的进步。它不再关起门来大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不再没皮没脸大吹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级更先进了，并开始羞羞答答闪闪烁烁地承认不足了，这对于中共这个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牛皮造假专家而言，确是了不起的进步。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有关政治改革问题时强调道：”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从侧面否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论调，撕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做面具。这都是难得的求实务实的态度。

　　同为专制，也有开明与顽固之别。现今的我党与老萨、老金等邪恶政权有同病相怜的一面，也有比较开明进步的一面，并且我党正主动与他们拉开距离呢，中央不愿公布老萨对我军国领导人的贺电就是明证。尽管我不赞成以这种极端”小家子气”的举措来划清立场。但知耻近乎勇，能够认识到与老萨之流人渣搞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就已值得肯定和赞赏。

　　让我们为党、为党国领导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与时俱进而鼓掌吧，那怕是小小小小的进步，也好。这不仅是老枭的幸运，更是祖国之福、人民之福！2003、3、22 首发新世纪

《大参考》2003年3月22日

科技进步增强了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能力

——与徐水良先生商榷

首先，请允许笔者对徐水良先生表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一个民运老战士的由衷敬意。认真拜读了徐先生的大作《六四反思和理论探讨——随着科技力量的扩展，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怎么办？》（见《议报》95期），笔者有不同看法。鉴于徐先生“希望听到”对他的“观点有内容有深度的批评”，所以笔者愿意把自己的看法公布于众，与徐先生和广大读者一起讨论。但是，本文的宗旨是各抒己见，不是对徐先生的批评，也不敢说有内容有深度。

笔者认为，科技进步增强了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能力。诚然，如徐先生所述，科技进步使专制暴君在镇压被统治者的时候几乎不再受空间的限制，使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了被统治者。“交通、通讯、统计、计算、无线电、电视、电讯、电脑、互联网等等”，“提供了实现现代民主的某些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它以远远高于纸媒和电波的跨国度穿透能力，把文字、声音、图象直接而迅速地传送到被统治者的家里，使统治者对它防不胜防，使“党的喉舌”一手遮天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其意义之重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一部计算机，无论它的功能多么强大，如果不能获得正确的输入数据，如果输出渠道被堵塞，它就不可能计算出正确的结果。我们不妨把广大被统治者比拟为一部功能无比强大的计算机。专制暴君一直用“党的喉舌”给它灌输虚假的输入数据，同时堵住了一切输出渠道不容许它作正常的输出。所以这部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现在，互联网使被统治者能够获得真实信息（正确的输入）。被统治者还能够通过在网上发表言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正确的输出）。尽管仍受到统治者的阻挠和威胁，但是统治者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垄断毕竟被打破了。因此，这部功能无比强大的计算机迟早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推翻专制暴君，建立民主社会。

我们不妨借用列宁的比喻，把专制政权比做“泥足巨人”，（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和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一个意思。）那么谎言和镇压就是它的两只泥足。互联网敲碎了它的谎言泥足，仅仅靠镇压这只泥足，我们可以预言，它蹦鞑不了多远（哪怕能拖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注定会轰然倒塌。

当然，如徐先生所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为专制暴君提供了手段和力量”。由于统治者占有一切资源，他们会优先占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被统治者只能获得公用部分、甚至剩余部分。但是，正因为统治者几乎应有尽有，而被统治者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被统治者的相对增益会比统治者大得多。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来加以说明。在一上面加一，就增加了一倍。在一万上加十也只增加千分之一。两者的绝对增长数的比是一比十，而相对增长率的比却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说，尽管基数高者的绝对增益可能比基数低者大很多倍，但是，基数低者却获得高很多倍的相对增益。这一点，可以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在党一手遮天的年代里，（由于通讯联络方式落后，）异议份子的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难以逃过党国公安部门的眼睛。而在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组织了一万至一万五千名法轮功修练者包围中南海，在中南海围墙外练功和静坐。党国公安部门在事前居然毫无觉察。这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深思吗！

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镇压和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在时续性上的差别。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是持续的、常规的、在随时随地展开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虽然无时不刻地实施着高压政策，但是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却只能是断续的、异常的。因此，被统治者可以时时刻刻使用先进科学技术提供给他们的手段与统治者进行斗争，而统治者只能在非常条件下才可以有限度地运用先进科技提供给他们的先进武器来进行镇压。我们不可以想象，统治者时时刻刻“用机枪、大炮、坦克、飞机、火箭、导弹、甚至原子武器”来对付他的人民。无论是多么凶狠残暴的统治者，他都需要被统治者为他进行物质生产。他都不愿意、也不会把被统治者消灭干净。在常规情况下，他在残酷剥削和压迫被统治者的同时，还需要被统治者生存下去并且繁衍后代以保障物质生产的连续性。只有在他以非暴力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他的统治的时候，他才会有限地动用枪炮子弹。用“机枪、坦克”来对付他的人民（例如“六·四”）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了。用“大炮、飞机、火箭、导弹”则几乎不可能（除非被统治者象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那样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至于原子武器，那是绝对不会在本国使用的。对于本国人民，它连“威慑力量”够不上。没有一个统治者会那么愚蠢，用原子弹把自己赖以生存的人民都杀死，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一片不毛之地。这有些像两个生活在同一房间里的人在房间里决斗，再凶悍愚蠢的人也不会使用手榴弹攻击对方，把对方、自己和房间都炸得粉碎。

在常规情况下，统治者必须给予被统治者最低生活条件。这不是由于他的善良，而是由于他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统治者的最低生活条件会逐步改善，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压制一切反对意见、把所有反对者都置于死地已经不可能了。尽管从对法轮功的镇压上看，江泽民的凶残并不亚于毛泽东，但是他却无法再阻挡民间反对力量扩大她的活动空间了。许良英在慷慨激昂地说、刘晓波在义正词严地写、东海一枭在怒发冲冠地骂……尽管有高压政策，尽管有舆论导向，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民还是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和其他无数爱好民主自由的勇敢的人们一道，虽然生活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却在为民主运动进行着宝贵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他们为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揭开黑幕、启迪民智的工作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极权制度迟早会被推翻，民主社会终归会要到来。

如何推翻极权制度，建立民主社会呢？徐先生说：“改变极权制度，实现民主的道路，基本上只有两条：这就是突发事件和外力入侵。”对此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外力入侵确实很有效。笔者在《极权政权是特大规模杀伤武器》（见《议报》97期）一文中写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极权政权是越共推翻的。南斯拉夫的米诺舍维奇极权政权是北约联军推翻的。伊拉克的萨达姆极权政权是美国领导多国联军推翻的。”甚至连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极权政权那样的庞然大物，同盟国都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它们推翻了。然而，在当代、对于中国，这一招缺乏可行性。我们且不说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能够接受（许多中国人骂民运人士为汉奸），民主国家也不会冒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去为中国人推翻中共党国的极权政权。当代的民主国家十分珍惜老百姓的生命。它们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已经与中国较量过，它们了解中国的综合国力，领教了中国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拼命精神。如果不是与它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它们绝对不会再干那种损兵折将的傻事。

所以，笔者在该文中说：“我们必须以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是一场极为艰巨而漫长的斗争。”笔者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突发事件”，但是不可以对“突发事件”寄予过高的期望。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八九民运”都起源于“突发事件”——以悼念一个共产党可以接受的人（周恩来、胡耀邦）为导火线，很快就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争取民主自由、反抗中共党国的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共一旦动用武力，就很快地把它们镇压了。“四五运动”在4月5日夜里遭到镇压后都没有维持到4月6日的日出。“八九民运”的声势十分浩大，在外地又维持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也在中共党国的高压政策下瓦解了。共产党在事后还要诬蔑它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其实，共产党和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这些民主运动失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就是因为“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预谋”。

在运动中，确实有一批见义勇为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临时成立起组织，对运动进行领导。但是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其领导人争权夺利。它们不能团结一致，有效地对运动进行领导。在“八九民运”的后期，由各界人士仓促组成的组织虽然很多，但是都不能发挥作用。领导运动的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这么说都有些言过其实。真正领导运动的就是广场上广播站的那个话筒。谁掌握了话筒，谁就拥有对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在广场上甚至发生过绑架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柴玲、封从德的未遂事件。而且，那不是共产党干的，而是学生自己干的。

要推翻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民运人士在下次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绝对不能容许这种状况重演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健全组织、提出纲领、确立目标、积累力量，从而在下次“突发事件”降临之际，我们可以真正象党一贯诬蔑的那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与党国的极权政府作机智勇敢的斗争。健全组织的工作在国内和海外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国内，民间组党人士受到了党国极权政权的残酷镇压和迫害。在海外则派别林立、互不服气，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拆台。内耗之大，也许远远大于徐先生所痛斥的中共地下势力的破坏。

关于“八九民运”，徐先生说，“它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却在全世界胜利了。它改变了世界，它导致了苏联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苏联和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他们有组织的群众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史比中国要长整整二十年。他们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主力也不仅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比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强烈得多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以波共倒台前的波兰为例，波兰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格但斯克船厂时年37岁的青年电工瓦文萨（而不是某个知识分子精英）领导的团结工会（而不是某个知识分子团体）。波兰民主运动的中流抵柱是旷日持久的格但斯克船厂大罢工（而不是某个突发事件）。

早在1956年，发生于6月28日至29日的波兹南事件，导致了同年10月的波共新政治局的诞生和哥穆尔卡的上台。农业集体化终止了。教会摆脱了政治的奴役。人民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教会获得了出版自由。也就是说，早在1956年，波兰人民就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就享有了我们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的某些自由。同年，在匈牙利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大规模反共产主义统治的示威，在10月23日成立了以纳吉为首的民主政府。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匈牙利人民早在1956年就已经取得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苏联纠集华沙条约缔约国，以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名义，在11月4日出动二十万大军、两千五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冲进布达佩斯，把成立才十天的民主政权颠覆了。

可是，我们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一直到1976年“四五运动”之前，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没有出现过广大民众对中共党国统治的反抗。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还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徐先生说，“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不知道是从哪种意义上说。如果从历史悠久的意义上说，肯定不是空前的。如果从发动群众的广度上说，肯定不是空前的。如果从领导力量的坚强程度上说，肯定也不是空前的。（在参与人数上也许是空前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我们可以说，“八九民运”对于苏联和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起了推动作用。它提醒了这些极权政权的头目们不可以象邓小平那样肆意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供给他们的武器，大量屠杀和平情愿的老百姓，变成文明社会所不齿的罪人。但是，把苏联和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简单地说成是“八九民运”导致的，或者说成是“八九民运”在全世界的胜利，那是不科学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中国的一个突发事件的作用，贬低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长期斗争。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比邓小平更加无耻和残暴。毛泽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就是搞愚民政策”、反右斗争是“阳谋”、“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我们杀的比他多一百倍。”邓小平起码还懂得这是丑事，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在头脑清醒的时候，邓小平还懂得要集体领导，要反对个人崇拜、要法治。毛泽东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完全不管客观规律，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把全国搞得百业凋零、民生涂炭。邓小平起码还懂得要尊重客观规律（“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独裁者，笔者不为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辩护。他们俩谁更无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议报》第100期

附录:

徐水良: 六四反思和理论探讨
——随着科技力量的扩展，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怎么办？

对《六四真相》的一点批评

对于六四研究，我想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和真相的研究，一个是理论和策略的研究。事实和真相研究，有不少朋友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在这里，我只对《六四真相》讲一点批评性的看法。对这本书及编辑，我一直抱有某种疑问。我赞成许良英先生的说法，即《六四真相》掩盖核心真相。这个倔老头，脾气倔，许多意见，很尖锐，别具眼光。这个核心真相，也正是中共要掩盖的核心目标。这本书有一些浅层次的意义，但其意义显然被夸大了。黎安友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前言，及後来写的对十六大交接的评价等东西，有失水准，让人惊讶。

理论研究：定性和定量

不过，我在这个发言中，主要想讲的，是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先顺便讲一点基本理论。

一门科学，要成为真正的成熟的科学，不仅必须有成熟的定性理论，而且必须有成熟的量化的数学模型。但社会科学方面，迄今还没有基本理论方面的系统的数学模型。马克思有其社会科学的定性理论，并且有经济学方面的数学模型，虽然这个模型不实用，但毕竟是重要的数学模型。可惜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模型，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的人本主义或新人文主义也从理论上证明了它的错误，并提出人本主义理论的粗线条的定性体系。但限于客观条件，我一直无法详细解释我的定性理论，并作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讨。就目前理论界、学界整个情况看来，要建立真正的量化的社会科学，路途还非常遥远。我这里也不准备谈量化问题，但从我下面的叙述中，人们或许能够看出量化问题的某些方向。

传统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

这里必须颠覆和清除一个流行很久的，几乎成为人们”常识”的基本观点。

在全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受经济唯物主义即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决定民主的发展，它们是民主的基础。即使受经济决定论影响不深的人，也习惯地认为，生产力和科技，直接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民主力量向专制暴君争取民主，从而对民主有促进作用。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象我过去批判的，把私有制看成民主基础的观点相类似。

我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没有对民主的自觉认识，生产力和科技越发展，人们就越可能成为专制暴政的奴隶。

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对现代民主有某些重大意义，提供了实现现代民主的某些技术手段，例如交通、通讯、统计、计算、无线电、电视、电讯、电脑、互联网等等对民主的重大作用。但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同样地，或者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为专制暴君提供了手段和力量。一个古代的专制暴君，要对边远地区的反叛采取镇压措施，需要化很长时间；而现代的专制暴君，却几乎没有空间限制。原始社会的原始群，以力相搏，胜者为王，这时的王，依靠的只是自己的体力和石器；古代的专制暴君，能够利用的，只是弓箭和刀剑；而现代的专制暴君，却可以利用机枪、大炮、坦克、飞机、火箭、导弹、甚至原子武器，后者即使不用，至少也是威慑力量。他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电讯和媒体，制造舆论。而对于专制制度的反叛者说来，尤其是对于极端专制的国家，即法西斯国家或极权国家，如希特勒德国，萨达姆的伊拉克，现在的北朝鲜，古巴，中国的反抗者说来，几乎象原始人一样，只能依靠自己拳头和牙齿来反抗，用自己的口来宣传。并且，古代的暴君，由于所依靠的技术力量和其他力量不足，往往使反抗者有可能形成组织，以反叛组织的组织力量，去对抗国家这种组织力量。中国历史上，秦末农民起义，以及不断以宗教和半宗教形式掩护形成的农民起义，就是例子。但现代的专制暴君，却不让反对者有形成组织力量的可能。即使象法轮功那样，不自觉地沿用中国农民起义的半宗教形式，形成组织，但还没有开始反抗政府，马上就被取缔了。组织力量，尤其拥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力量，是有机集成的强大力量，一般情况下，分散力量是无法与组织力量，尤其是国家力量抗衡的。

因此，仅仅从技术和生产力的角度看，当代专制国家的人民争取民主，决不会比古代的希腊人民，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更容易一些。相反，也许要困难一百倍。因为独立时期美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包括军事技术，也许比现在落后一百倍，当时美国没有任何现代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其技术和生产力，大约同鸦片战争时的中国差不多。而当代的民主潮流，恰恰是人们主观认识提高的结果。这种提高，一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正面榜样让人向往，二是专制暴君力量的加强，专制制度的反面榜样让人害怕，使人们尽力试图加以制约和改变。

事实上，民主恰恰不是由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直接推动的，生产力和科技恰恰不是直接成为民主力量。恰恰相反，因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大大加强专制政府和专制暴君的力量，使生产力和科技表现为异化的，与人民及民主对立的力量，使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必须对这种异化加以制约和限制，这样才产生民主制度。因此，民主制度完全是人类自觉认识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自觉认识，那么，结论就是上面说的，生产力和科技越发展，人们就越成为专制暴政的奴隶。伊拉克，北朝鲜，古巴，中国这些专制国家，都是不遗余力地进口特殊的先进技术，去统治和控制人民。这些专制国家，比古代专制暴君更专制，而人民却更无能为力，原因就在这里。以後有机会，我们还将说明，世界政府应该是人类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梦想，但如果世界政府没有高度的自由民主来制约，那么，它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扩展，人们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产生科幻小说描写的情况，某个狂人有可能凭科技控制人类命运，那就太可怕了。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必须自觉地大力发展自由民主事业，以便对科技可能的专制异化，加以必要的防范，制约和控制。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中国的民主事业，却不断失败，中国的民主力量，比历史上的民主力量付出更多，失败却更厉害，其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当代的专制统治者，比过去的更强大，更专制。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据地的狭义民运圈，被中共地下势力玩弄于股掌之上，被他们控制、领导、瓦解、搞臭，搞得一团糟。狭义民运圈这个根据地，基本沦陷，为其地下势力所控制和左右。中共不仅在国内力量强大，在海外也很强大，它的地下势力控制了海外绝大多数中文媒体和海外侨界的黑白两道。以致反对力量中，那些竹筒倒豆子的人物，到了海外，仍然受中共不同程度的控制，很难反叛。忠于中共的势力受到捧抬，真正的反对力量，则被严厉打压。与中共相比，狭义民运的力量，是太过弱小了！

自由和规范

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因为人类天生有意识能力。人的这种能力是自然长期作用的结果。人可以依靠这种能力产生和接受意识，并依靠意识来控制和改造世界，摆脱奴隶状态，取得某种程度的随意行动的能力。这就是自由的能力。但人天生又是不自由的，他一生下来，不能走，不能爬，吃饭还要母亲喂，自由能力还不如其他动物。人的自由是学习，继承，和社会作用的结果。

一个成年的单个原始人，虽然他的自由能力来自天然和社会的结合，但也许可以假设他离开社会，不受社会制约，自由自在。但这时，他受自然力控制的程度是很大的，也许连生存也很难，更不可能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结成社会，而要结成社会，就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也称为规范。人们必须受这些规则、规范的制约。在这些规范面前，人们必须放弃违反规范的自由。自由和规范，也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偶然和必然关系的反映。自由，让人类能够行动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规范，让这种行动和创造性不致因为互相对立而互相抵销。因此，规范，最终是为了保证人类总体上更大的自由及这种自由的成果。

然而，专制制度，尤其是极端专制的极权制度，却要取消人类必须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反动的专制规范。这必将大大限制和损害人的行动能力和创造性，这是专制制度对社会最大最根本的伤害之一。同时，由于专制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或者胡作非为，任意胡闹，如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对社会造成伤害。第三，这些情况又大大伤害人们的感情、积极性和凝聚能力。所有这些，往往造成专制国家总体社会力量的弱小。

极权政府和反抗者之间，力量的巨大差距，以及专制制度对国力的伤害，正是伊拉克，北朝鲜，古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表面上稳定一致，实际上贫穷落后，国力衰弱的原因。

六四教训，突变和渐变，革命和改良

一、突变道路

由于人们反抗这种极权专制的极端困难，不可能逐步形成和发展反对派组织，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如果极权政权坚决不愿意进行改革，特别是不愿意让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形成和发展，不愿意开放党禁和报禁，实行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有序的、渐进的变革和改良，都是不可能的。这时，改变极权制度，实现民主的道路，基本上只有两条：这就是突发事件和外力入侵。

在古代中国，夏桀和商纣暴虐的专制统治，采取了商和周两个属国起兵入侵的形式来消灭，这可以说是外力，也可以说是内力。秦和隋，采取了农民起义的突发形式。汉以後的专制社会，残留少量宗教结社的自由，因此，反叛力量往往采取宗教半宗教的形式，形成组织力量。在现代和当代，希特勒和萨达姆，由外力消灭，而其他极权国家，如共产党极权国家，往往采取了突发事件的形式。当然，夏桀和商纣，及到国民党政权为止的中国专制政府，除了秦皇朝等个别以外，还算不上标准意义的极权政权。中共政府才是典型的标准意义的极权政府。极权专制制度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它不仅实行政治上的专制，而且剥夺社会公共生活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例如竞选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共产党极权国家，比一般极权国家还要更进一步，这些国家不仅剥夺公共自由，而且尽可能多地剥夺私人自由，例如个人生活的自由，家庭生活的自由，私人经济活动的自由等等，以致在这些共产党专制国家，离开政府控制，人们就无法生存。这些极权国家，往往还是法西斯国家，屠杀人民的国家。而象满清末年和国民党时期的专制国家，则是一般的专制国家，它们没有民主，但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一定的基本自由。不仅保留私人自由，而且保留一定的公共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例如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它们甚至实行低度的竞选自由和低度的民主，例如省以下议会的民主选举等等。

由于不可能依靠组织逐渐积累力量，逐渐发展，逐步前进，在极权国家，老百姓只有依靠突发事件，迅速集结，在极权政府还来不及镇压，尤其是来不及采取武力镇压前，短时间内，就迅速形成与统治者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强大力量，并且尽可能组织化，争取分化或瓦解政府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至少使其中很大部分保持中立，才可能取得胜利。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突发事件，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强大压力，使社会的反抗力量逐步进入”超临界”状态，就象自然界物质在特殊的压力等条件下产生超临界状况，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相位的突然变化一样，产生突变。这就是突发事件的形式。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对反抗极权争取自由的人们，及至对全人类说来，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这样的一次突发事件。它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却在全世界胜利了。它改变了世界，它导致了苏联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它给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教训。

这种突发事件的结果，取决于反抗的人民与极权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和策略对比。就人民这一方面说来，决定其力量大小的因素，一是数量和组织程度，二是主观行动及其目标的的明确程度，三是策略的正确、坚定和灵活程度。就统治者这方面说来，一是统治者力量，尤其是他们还能够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强弱程度，二是极权统治者的无耻和坚决程度，三是专制政权各级人员，尤其是武装力量的服从程度和反叛程度。

就力量和声势说来，苏联的八一九，远远没有中国的八九民运声势浩大，但为什么结果却相反，苏联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却失败了呢？这里，有两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1、 就反抗力量说来，中国完全合法的全国领导人赵紫阳等，不敢对邓小平有任何积极主动的反抗行动；而对全苏联并不具有完全合法性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勇敢地走上街头，号召抵抗。如果叶利钦象赵紫阳一样不敢抵抗，那么，苏联人民也是必败无疑。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有了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2、 就专制暴君那一方面说来，苏联的那些将领，既没有邓小平的权威，又没有邓小平这样无耻，还有一点人性，因此他们在需要镇压，尤其需要杀人时，不免显得有些犹豫。而邓小平却是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开杀戒。人，一到不要脸皮，就失去任何道德底线，就没有救了。所谓好的怕孬的，孬的怕赖的，赖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就是这个道理。对这些不要脸的人，无论在中共内的，还是钻到民运中的，都还是离远一点好。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最大的坏蛋一直是秦始皇，中国农民恨了他两千多年。但毛泽东一出，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万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坏蛋。但是，毛泽东的特点是死要脸皮，还有一点羞耻之心；而邓小平的特点却是不要脸皮。因此，邓小平做起任何坏事来，都是毫不犹豫，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人之一。我在大陆曾经口头上和写文章，责问官方：邓小平说他爱中国，爱中国什么呢？不过因为中国是块大肥肉，恨不得把这块肥肉一口吞进他邓家的肚子！杭州一个朋友对我说，毛泽东是把天下看成家，天下就是自己的；邓小平则要把天下搬到自己家，变成自己的。六四那些天真幼稚得令人震惊的知识精英，碰上这样一个无耻，冷酷，坚决而凶残的恶魔，也算是他们倒霉。当时我在监狱，对精英和邓两方面的对比鲜明的相反情况，深感震惊。

二、渐变道路

极权专制制度要走向民主，也可以走另外的道路。这就是渐进变革的改良道路。类似台湾，匈牙利和戈尔巴乔夫曾经企图走的道路。

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最必要条件，就是极权专制的统治者愿意并且决心走这条道路。愿意开放党禁，报禁，及到愿意实行民主选举并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从上而下的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没有统治者的同意，就不可能。六四以後，中国特有的”告别革命”派，公然歪曲，篡改和捏造历史，公然捏造”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之类的”规律”，自大狂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统治者，决定走改良道路。他们千方百计否定作为民主精神、民主道路的精髓和圭臬的《独立宣言》。在策略上，他们无视客观条件，把极权政权和英国的议会民主等同起来，从而把甘地和平主义的作用任意夸大。这种情况，乃是一种精神或理智的错乱。

台湾道路和匈牙利道路是由于特殊条件而产生的，而且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般专制与大陆极权专制有重大质的差别。所以台湾和匈牙利成功了。这条道路有它的优点，又有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是和平平稳，破坏小；缺点是不易解决官僚腐败等弊病，和重振民族精神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放党禁报禁，企图走渐进改良道路。但他运气不好，遭到苏联保守派反对，迫使吸取六四教训的苏联人民，不得不走东欧许多国家的突变革命道路。

我的哲学理念和人本主义社会科学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死板的决定论，死板的”必然规律”和单向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主张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统一，必然和或然的统一，主张多线多向发展的历史观。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共当局和中国人民有选择余地。我不否定任何一条可能的道路。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强势一方，中共选择的余地更大。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当局顽固态度，我对中国走渐变改良道路的前途，并不乐观。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民主力量，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该作好各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最後，希望听到对上述观点有内容有深度的批评，包括中共及其地下势力方面的认真批评。希望中共势力能真正拿出一点象样的东西，过去他们只能在内容之外，作抹黑性抨击，只能表示他们没有能力讨论真正严肃的理论问题。不过，对他们这方面能力，实在是无法恭维。

2003年5月21日

【注】本文原是为一个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後因故未能赴会。现整理发表。

《议报》第95期

辛灏年先生为何陷入四面楚歌？

——粗评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

辛灏年（高尔品）先生是一位有良心、有胆识的作家和学者。他是中国的一级作家，出版有十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历史著作，拥有许多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为了追求真理，他毅然抛弃了荣誉和地位，放弃了自己驾轻就熟的文学创作，转而从事现代史的研究。积十数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谁是新中国》一书。此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现代史辨》。顾名思义，此书的宗旨是要对中国共产党编造的颠倒黑白的伪历史进行拨乱反正。辛先生的书既不乏详尽的史实，又具有理论的阐述，有理有据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苏联的附庸，之后又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搞武装割据。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消极抗战，积极扩充实力，从而抢夺了抗战的胜利果实，以武力打败了国民党合法政府，实现了专制政权的复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中国人民长期受中国共产党伪造的为该党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历史所蒙蔽，此书宛如一声炸雷，可惊醒沉睡的国人，故笔者称之为醒世之作。

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后记》和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披露了该书的成书过程。辛先生在国内就基本完成了本书的初稿。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觉察和加害，他每写好一页就连忙锁进抽屉，连老婆都不让看。每写好一节或一章，即烧毁或撕毁，有时一连烧、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几乎达到了可以全文背诵的程度。为了把书稿带出国外，辛先生把它写在几本厚书的天头、地脚、中缝和页边当作眉批脚注、甚至当作礼品的包装纸，以防被海关查获。辛先生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辛先生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辛也是一般人无法支付的。

来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后，辛先生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伏案笔耕，终于完成了这一巨著。那么，辛先生的目前境况如何？他总应该苦尽甘来、春风得意了吧？非也！辛先生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说：他受到的压力比在国内还大。他说：共产党狠我，国民党嫌我，民进党厌我，民运人士看不惯我。我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

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笔者不属于这四面中的任何一面。笔者想抛开外部因素，仅仅从辛先生的大作本身来分析一下辛先生何以会陷入四面楚歌。笔者对辛先生是十分崇敬的、对辛先生的大作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请辛先生千万不要误会，笔者绝对没有从第五面对辛先生唱楚歌的意思。

如果对辛先生的大作进行破题解题，那么辛先生全书论证的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即是新中国。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而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1911年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军阀混战。中国从此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国家。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当时，把这个国家叫做新中国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这个“新中国”创建伊始，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就对它实行了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及其各级党政军官员在各种媒体上都毫不讳言地自称其国家为党国。在此党国中，蒋介石大搞个人崇拜、特务统治、重用私人、排除异己，干尽了独裁者的勾当。因此，它很快就不“新”了。今天再说它是新中国，不仅共产党、民进党、民运人士不能接受，连国民党自己都无法接受。因为现在的国民党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们接受了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进步观念。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从过去的国民党中脱胎换骨了。把当年的国民党党国当作新中国来推崇，这是与他们目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的，它将影响他们在下次总统大选中与民进党抗衡。

正如辛先生在书中所述，在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确实进行了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逐步转化的努力。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会转化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因为它还在继续它的特务统治，还在镇压异议人士，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它致力于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转化的诚意还需要考验，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考验了。

辛先生说，共产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对这种努力的反动和倒退，是一种专制复辟。共产党在大陆五十多年的统治证明了辛先生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这五十多年里，共产党几乎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力，几乎限制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储安平先生在1947年所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虽然都是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是国民党党国比共产党党国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国民党党国表彰为“新中国”。特别是在今天，国民党党国在大陆和台湾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就像共产党党国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历史一样。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在，放眼于未来。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个新中国的话，笔者认为目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可以算得上。因为在那里没有经过动乱就实现了全民的共同富裕，那里已经实现了多党政治和总统直选，那里的人民已经在享受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辛先生的大作把蒋介石捧为民族英雄，这可能是使辛先生陷入四面楚歌另一个原因。总结辛先生在“民族英雄——蒋介石”一节中把蒋介石封为民族英雄的四大理由，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取得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由此推而广之，只要领导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的人就可以称为民族英雄，那么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辛先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依此类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只要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就都可以算做民族英雄。那么，民族英雄未免太多了，也未免太容易当了（只要具有领导人的地位，并且在对外战争中获胜）。

蒋介石是受到各个方面的很多人所共同憎恶的独裁者（尽管辛先生叫他“新权威）。他把总统职位传给儿子蒋经国（尽管辛先生说，“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体现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外）同仇敌忾，坚持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里有他个人的功劳，但不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我们不可以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

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独裁者和民族英雄一样，也可能很坚决、很顽强，因为在独裁者的心目中，国家就是他个人的私产，他当然不容许他人染指。独裁者和民族英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独裁者以保卫国家政权为目的，理直气壮地要求人民为他作出牺牲，不考虑人民的愿望和死活，而民族英雄在保卫祖国的领土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的同时，还要尽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笔者认为，恰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视人民为草芥，使中国人民付出了许多重大的并不必要的牺牲。

首先让我们以辛先生提到的花园口决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38年,为了延缓日军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听信两个小参谋的馊主意,决定“以洪水掩挡敌军”，命令商震的部队在6月9日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开黄河大堤。滔滔不绝的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四十四县的大片土地,使百余万人身葬鱼腹,千余万人流离失所。给华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日军只损失了一些来不及转移的辎重，只淹死了几千个日本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部早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们估算，如果要淹死日军三个师，至少会淹死三百万中国老百姓。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政府对自己的老百姓都不会这么残忍，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使用这一下策。但是，蒋介石让他们失算了。因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对于他来说，保卫他的国家是第一位的。他的子民反正是可以子子孙孙、繁衍不绝的。

辛先生说，“`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举动的历史功过吧。在花园口决堤以后，黄河改道流行，富饶的华北平原之一部从此变成十年九涝、人烟稀少的黄泛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华北粮仓的面积从此大为减小。更为甚者，1943年，改道的黄河再次泛滥成灾，造成河南省的特大饥荒，饿死了将近一千万人。这真是“历史功过自明”啊！

花园口决堤仅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草菅人命的一个典型范例。别的例子还可以具出一些，例如发生在笔者故乡长沙的“长沙大火”。（也许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够，好象辛先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进入湘北。蒋介石慌了手脚，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搞焦土抗战，在日军到来之前把长沙烧为灰烬。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熄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古城长沙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两万多名老百姓被活活烧死。而且，问题还在于，古城长沙被烧为灰烬之后，日本鬼子并没有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将近一年之后的1939年9月到10月才打起来的。因此，焦土的结果并没有抗上战，而是让几十万长沙老百姓在数九隆冬里露宿风餐。这怎能不让老百姓义愤填膺呢？面临无可压制的民愤，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下令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就算把事情了结了。但是，葬身于火海的两万多冤魂却并不能因此而复生！

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授于这样一个随意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不是形容，是实指：水深：花园口；火热：长沙市）之中的人，恐怕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和民运人士四面的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作为第五面，笔者也无法接受。

历史研究是很严肃的科学活动，来不得一点感情用事。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党国邪恶，就肆意拔高国民党党国，就神化国民党党国的领袖——独裁者蒋介石。从事历史研究，应该把客观、公允、事实求是和恰如其分当作座右铭。笔者以此与辛先生共勉。

《黄花岗》总7期

附录：

陆耘：辛灏年先生“必然”四面楚歌…

　　辛明先生的文章“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被“民主论坛”发表并立即张贴于许多网站，重又引起了笔者持续多年的思考，这就是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处境以及如何保持中国民主人士的本色。

　　中国民主人士，虽然各人信仰的意识形态也有不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对派（笔者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会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尊严，为了使国家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我们怀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许多人为此不断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然而，中共专制独裁者们，却视中国民主人士为其最大敌人，给予残酷打击和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也受到中共及其党羽的攻击。因为中共历来视政权为其生命，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当中共认为其独裁统治收到威胁时，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中共残酷镇压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后，在其内部文件中阐述镇压的合理性时，就提到，如不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国家就要亡了”。我们都知道，一九八九年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只是要求惩治腐败，和提出了有限度的新闻自由及民主要求，不会造成任何“国家就要亡了”的局面。但中共却认为，当他们严厉“排斥任何社会力量”的独裁控制受到挑战时，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他们不认为，除了共产党的利益外，还有国家利益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存在普遍的、超阶级的国家，因而，也不认为存在着普遍的，超阶级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不愿意在共产党的利益之外，考虑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因此，当符合“党的利益”时，他们可以和侵略者合作，可以任命汉奸为副总理，也可以支持分裂国家的组织和个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共有时可以容忍各种反中国的，分裂国家的言行。但是，对中国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却一定是严厉地加以镇压。

　　中国民主人士来到海外，本应得到理念基本相同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事实上，在蒋经国总统主政时代，中国民主人士曾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和帮助。只是在李登辉主政以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膨胀，李登辉政府及其后的民进党政府，自外于大陆人民，将大陆民主人士视为搜集情报和推行台独政策的工具。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海外的中国民运不仅在组织上不断分裂，而且在理念上发生巨大分歧。一部分人由于思想的糊涂，更多的是由于利益的关系，他们或对“独”派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或逐渐成为“独”派的马前卒。更多的民主人士则同“独”派划清界限，保持中国民主人士的本色。而“独”派对中国民运的利用，深深打击了中国民主运动，他们从另一侧面，与中共遥相呼应，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组织，打击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败坏中国民主人士的声誉。需要指出的是，成为“独”派工具的人，他们已经拋弃了中国民主运动，他们已经不是“中国的民主人士”了。但他们打着使他们自己具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民运的旗号，才得到“独”派政府的支持，才获取了中国民主人士所没有的资源。因而，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颇具声势。这些“独”派人士，为了独占“中国民运”的海外舞台，处处打击中国民主人士，直至和中共从不同的方向，围剿着真正的中国民主人士。

　　这就是为什么坚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王炳章先生，为何在海外处处受到打击和排斥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原因。因为他坚持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愿做敌视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工具，当然会受到来自中共专制独裁统治者和各种“独”派势力近乎围剿的攻击。笔者曾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不同的人谈到王炳章先生的种种缺点和“错事”，但那一件都没有那些受“独”派势力雇佣的“民运人士”做的坏事那么坏，但为什么他们倒没有受到围攻呢？答案是明显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辛灏年先生和他的《谁是新中国》会受到某些“民运人士”排斥和攻击的原因。辛先生怀着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拋弃了中共的专制统治。辛先生怀着对历史的虔敬，要恢复中华民国历史的真相。辛先生怀着对故国人民的关爱，不赞成台独，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健康发展的道路。正象辛先生所说：如果你今天在海外只想为我们自己祖国的人民,我们自己这个可爱的祖国,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尽一份心,你只想为中国大陆十几亿没有讲话权力的人民讲几句话,那就会“四面楚歌”。在海外由某些所谓“民运人士”举行的“研讨会”上，某些些打着“民运”旗号的网站杂志上，充斥着批判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论和文章。他们歪曲历史，为旨在分裂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地方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制造舆论。在有些“民运”“研讨会”上，大部分时间用来论证“分裂中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要讲中国统一，就是大逆不道，就受攻击。这些“民运人士”正在做着近百年来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削弱和分裂进而打垮中国。只是要说明的是，辛先生这里所指的“民运人士”，是那些打着民运旗号的，已成为“独”派工具的人，而真正的中国民主人士，却会同辛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学者一起，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还有些朋友，认为只能对共产党“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讲人民对共产党的反抗。对这些朋友，我们只能说，并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和平地解决。人民的民主利益，有时比表面的和平更为重要。

　　那么，辛灏年先生是否由于肯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华民国，肯定了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并在同共产党的“新中国”比较后，得出由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就在海外面临着“四面楚歌”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中共对一九四九之前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先生，进行了长期妖魔化的攻击，而这些宣传许多都是颠倒黑白的。我们不能奢望那些已经接受中共宣传的人，很快能赞同辛先生的说法。我们相信，历史终归会恢复其本来面目。近二十年来，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同辛先生相同的认识。极端台独势力为了“走出中国”，处处敌视和丑化中国，当然要丑化中华民国历史和蒋介石先生，因此，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倒是一些十分正派的人士，对中华民国历史和蒋介石先生的认识，是否仍然在受着共产党和极端台独势力的影响呢？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华民国，连年战乱，国家怎能进行正常的民主发展，作为合法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到处组织农民和士兵暴动，那个政府能够容忍？中日战争十几年，半个中国沦陷，国家只能全力抗战，无暇它顾，但就是在抗战刚刚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政府即根据自己在战时的承诺，制定了民主的宪法。只是后来由于内战，宪法无法实行。一九四九后，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面对窃据大陆的中共“时刻都要解放台湾”等到威胁和岛内社会主义台独势力的里应外合，自然没有可能立即回归宪政。

　　当我们讨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以如今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在国家安定时期实行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标准去衡量中华民国的历史。因此，有些朋友对中华民国这段历史的责难，是否是太严苛了些？联系到美国在二次大战时期也有新闻管制；九一一后，在纽约街头发表同情恐怖分子言论者，也被判坐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过度责难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先生。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专制国家，要看其立国基础和其领导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推进和实行民主宪政。有些朋友也承认，在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确实进行了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之逐步转化的努力。但正是由于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使这种努力无法进行下去。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会转化为一个有健全民主自由制度的中国。应当承认，即使在美国，国家利益，民间秩序和民权自由之间，有时也存在着矛盾。九一一后，即有一种理论在美国大行其道，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证民间秩序，一个公民无法行使其自由的权利。美国司法部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甚至包括对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布什等保守派人士显然认为为了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牺牲部分民权。当然，美国有些自由派人士反对这样做。但是，这正说明，在美国这样既有民主传统，又繁荣安定的国家，也有限制民权的时候。有些朋友也许象自由派人士那样，认为这不符合自由的原则，但，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借鉴欧美的主流思想。人权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利益，是欧美各国的立国基础和政府行事准则，不可偏废。

　　蒋介石先生是民族英雄，这一点毫无疑义。一些朋友所说的，“民族英雄在保卫祖国的领土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的同时，还要尽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从而赋予民族英雄以太多的民主主义的理想色彩。只要在对外战争中，特别是对外反侵略战争中，领导国家和人民，同外敌战斗（即使没有获得胜利），就都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们虽是失败者，虽然更谈不上是深富民主主义的精神，但我们中国人，却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民族英雄。

　　比较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状况，中共的“新中国”就是在马列旗号下所实行的专制复辟。所以，它是旧中国。中华民国，从她立国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数千年家天下的皇权后，就把她立国的根本理论和基础建立在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的），主权在民（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形态之下，相对于几千年专制的旧中国，中华民国就是新中国。也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相比，那时的中华民国，还远不完美，还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才希望，朋友们能同我们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使中国能在未来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民主。

　　                  2003年9月8日

《黄花岗》总7期

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

鉴于网上对“三真”（用真名、说真话、做真人）争论热烈，在认真关注之余，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所以任何人都应该“说真话、做真人”，但是这与作者发表作品是否使用真名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艺人有艺名，作者有笔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古今中外，由来已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领军地位的文坛巨人“郭鲁茅、巴老曹”六人之中，无一人使用的是其原名。人们只知道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若不专门从事文学研究，难得有几个人关心他们原来的姓名。作家的笔名还好说，起码读来朗朗上口。艺人的艺名可就千奇百怪了。什么七龄童、六龄童、小六龄童、六小龄童，根本就不象名字，不下一点功夫都读不流畅。可是戏迷们偏偏记得住，至于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倒没有多少人关心。

艺人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说真话、做真人”。如果他们中的什么人（例如郭沫若）说假话、做假人，那也不是因为他用了假名，而是要从他的人品、人格上找原因。如果更深入一步，则还要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原因。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十分注重诚信的民族。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人逐步学会了“黑厚学”，以心黑手辣、毛深皮厚的虚伪言行来谋取个人利益。在共产党党国统治的这五十几年里，说假话简直变成了求生存的必要手段。1955年，借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共产党党国对说真话的人进行了第一次镇压，把两千五百多名知识分子精英投入了监狱。由于事不关己，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更没有预感到自己也迟早会大难临头。1956年，毛泽东亲自号召人民帮助党整风。广大知识分子掏出自己满腹的心里话，真诚地帮助党整风。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变脸了。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以他的“阳谋”把敢于说真话的优秀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学乖了。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想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敌人，最好还是把真话藏在肚子里，只说共产党愿意听的话，哪怕那是假话。所以，在反右（定了一百万右派份子）和反右补课（又增补了十万）之后，尽管共产党开展了“向党交心”的运动，它却未必收到了几颗真心。

但是，“向党交心”运动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开启了旷古未有的“全民表态文化”的先河。从此以后，凡是在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不放心之际，它就要求全国人民向它表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五、六千万老百姓，但是1962年以后开始大搞阶级教育，在忆苦思甜会上，人人都必须诉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哪怕早几年家里饿死过亲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声讨林彪的会议上，人人都必须泼口大骂“林贼死有余辜”，哪怕在几天之前还在同声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在强化学习班里，人人都必须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哪怕在几天之前还是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

除了少数特别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谁有胆量在“表态运动”中不按党的要求表态？哪怕你闷头不语，消极抵制，都会影响你的提职、加薪、分房，甚至孩子的入托、入学、升学。如果你“狗胆包天”，胆敢唱反调，那么轻则批判斗争，重则身陷囹圄。

表态的人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听表态的人也知道他听到的不是真话。但是人人都这么说，大家心照不宣、自欺欺人。尽管连共产党都知道老百姓说的未必是真话，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它还是逼迫老百姓表态。在听到这些高压下的表态之后，党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全国人民的口头拥护使它感到舒适和宽慰。经过党的喉舌的反复宣传和渲染之后，党甚至会产生错觉，以为它真正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这种“全民表态文化”对于共产党有自慰作用事小，把中华民族的诚信传统破坏殆尽事大。它使得中国老百姓不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把说假话视为理所当然。政府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欺骗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看最后谁骗过谁。如果你指责他欺骗可耻，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为什么不首先指责政府。政府比我更可耻。我的欺骗不过是自卫性的被动性欺骗，而政府的欺骗是攻击性的主动性欺骗。为了对我的身家性命负责，我不得不说假话！”仔细想想吧，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通过共产党无法严密控制的互联网，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了。但是，敢于以真名说真话的毕竟是少数。他们要么在海外，共产党够不着他们；要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共产党动不了他们；要么是一些情况特殊的人，共产党在有意无意地容忍他们。绝大多数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中国人还是只敢用假名说真话。为什么？他们完全暴露在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之下，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处境十分危险。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名，无非是想多一层保护。哪怕这层保护十分脆弱，随时可能被党国公安部门、国安部门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击破（例如不锈刚老鼠刘荻），但是多一层保护总比赤膊上阵好！我们没有必要发起一个运动提倡他们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用假名说真话，进行认真严肃的写作，比共产党党国领导人和贪官污吏们用真名说假话，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要高尚得多。

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有胆量以假名说真话就已经要担风险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现在当务之急不在于倡议他们用真名说真话，而在于鼓励那些根本就不敢说话的人说话。要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连用假名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啊！他们在家里，在朋友圈子中大骂共产党，在会议上却服从“表态文化”的需要。要他们在大庭广众中说真心话吗？他们不敢，怕被人揪住辩子；请他们写文章贴到网上吗，他们更加不干，（哪怕他们的写作能力很强，）他们绝对不愿意让共产党抓住白纸黑字的铁证。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争取让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以真名讲真话的人为这些不敢讲话的人树立了榜样，以假名说真话的人也让这些不敢讲话的人受到了鼓舞。他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那些以假名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大胆敢言，他们是不是用真名来发表他们的见解并不很重要。共产党专制政权给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他们不应该再承受自己人给他们的压力。我们不是都在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权利吗？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使用笔名发表他的作品也应该算一种自由权利。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如果一个人坚持使用他惯用的已经形成了影响力的名字发表文章，不管它是不是真名都无关紧要。广大读者可以不知道他的真名，但是他们知道那个笔名对应的就是他。就以老枭为例吧，笔者认为，对于广大网民来说，东海一枭的名气和影响力比余樟法大多了。尽管前者是笔名，后者是真名。如果东海一枭从今以后用余樟法的名字在网上出没，他还需要花一定时间重新建立影响，或者在每篇文章上署上“余樟法（东海一枭）”（这岂不太麻烦），就象他现在在需要用到真名时做的那样。

由于惯用的笔名与作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其对应的密切程度甚至高于真名（例如东海一枭），所以不存在由于用笔名而不负文责或信口开河的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他们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写作，绝对不会为了嘴巴快活就乱说一通。应该反对的是那些不断变化笔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才可能逃避文责、胡说八道。如果提倡用真名是在这个意义反对使用假名，而不是反对使用广为人知的惯用笔名（它与真名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则笔者深表赞同。

最后，笔者愿借此机会声明，辛明并不是笔者的真名。虽然身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加拿大，笔者还是以三个名字发表作品。笔者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因为笔者有三块阵地。笔者用真名葛陵元发表科学著作和教研论文，以笔名文思发表翻译作品和文学创作，以笔名辛明发表政论作品和评论文章。每一个名字都和笔者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有人身对应，而且有专业对应），不存在任何逃避文责的可能性。要说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鼻祖，也许当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鲁迅（1881-1936）先生。他老先生（其实并不老，只活到五十六岁就病逝了）先后使用过百来个笔名（一位篆刻家曾把他的所有笔名刻出图章，出了一本书《鲁迅笔名印谱》），有的笔名用过就丢，事后连他自己都忘了。近年来，对于如何评价他老先生，在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由于离题太远，恕笔者不在此赘言。

《议报》第105期

附录:

余樟法：关于用真名说真话的倡议书

真话的涵意颇广，概乎言之，有这么几种：符合客观事实、传播真实信息的话也，符合个人情感、思想的真实、与行为行动比较一致的话也，顺应世界大势历史潮流、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常识和真理的话也。真善美，以真为首，往往只有真的事物，才谈得上是善和美的。

说真话，本应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最底线的品质，在当今中国，却成了一种不易企及的道德高标。由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政治的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政治的高压和摧残，国人普通缺乏说真话的愿望和能力，真诚真话已成稀缺品质和稀罕珍品，真人（说真话的人）则成了傻冒痴愚的同义词。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所说的状况至今不但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愈演愈烈，无数专家学者知识份子陷身于造假传假圆假的“事业”中不克自拔。我们仿佛置身于童话《皇帝的新衣》之中：从老大臣、一般官员到皇帝再到普通老百姓，大伙儿异口同声地称赞那不存在的衣服是如何漂亮。

在官场在媒体在全社会无界泛滥的假话，已经给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带来无数的痛苦巨大的灾难，同时严重摧践了我们的诚信传统和美德，极大地损害了政治品质、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5千年文明古国的美好形象。

互联网出现之后，与网络的自由品质相对应，真话相对多了起来。但大多数网民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心理，纵然说的是有根据负责任的话，却不敢留下真名，以致出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真名说假话；在虚拟世界里，人们用假名说真话”的国内中文互联网的独特奇观。

我们为诚信的持久缺席、道德的全面崩溃深感忧虑，为泱泱中华成为假话互国深感羞耻，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真名说假话；在虚拟世界里，人们用假名说真话”这一奇特现象深感悲哀，为因假话泛滥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损失深感痛心！一个缺乏说真话的环境和人的国家是可悲无望的。为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重建诚信原则，为了做一个真诚、正直、坦荡的华人，为了良知的安宁，我们谨在此表明态度：

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发表思想、观点和有关公共事务的言论时，只要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不论是批评还是赞美，是指斥弊谬、抨击错误、反对邪恶还是宣传弘扬一切真善美的事物，我们将尽力做到用真名说真话，赞不谗谀，骂求合理，只说掏心窝子的话，绝不说没有根据、言不由衷的话，绝不曲学阿世。一切以事实和真理为标准，以本性和良知为出发点。我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并接受公众和广大网民的监督。面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假，我们的人生原则是：说真话、署真名、做真人。由于个人视界的局限思想的不同，更由于当今国内信息人为的闭塞和有意的误导，”真”是相对的，不成熟、不符事实乃至错误之处都是难免的。我们会力求真实丝毫不苟，欢迎批评指正、指错批谬。有则改之，无则勉之。

这是一份严肃的承诺、公开的誓言，一份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决心书，一篇向假话谎言和一切假冒伪劣的东西宣战的檄文，一个求真打假的说真话运动，一种”勇敢者游戏”（这是一部电影名），我们欢迎同道们、欢迎广大网民和知识份子加盟。

当然，这个倡议没有具体的数字化的目标，其执行和监督机构是大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只希望今后大家多一份说真话的习惯和自律。由于从网上发起，我们倡议先从网上言论开始，倡导各位网民署真名说真话，在发帖、议论、特别是针对社会现实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署上真名（或除网名外附署真名。当然不必每次如此。如黄鹤楼主，不少人知道是杜导斌，没必要每篇文章双署名）。凡签名者自愿接受这一“游戏规则”的制约。

鉴于目前政治的非正常状况，用真名说真话的风险虽在减低，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的安稳，还不能排除被监控被找去谈话乃至被抓被关被判刑的可能，谨提醒有意参加这一“游戏”的网民谨重考虑。对于因各种綠由不便以真面目示人者，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如达功兄所说，人们从不敢怒不敢言到敢怒不敢言，再到敢怒敢言，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少用真名说真话、用假名说真话的人身陷牢狱、身受迫害。目前许多人想说又不敢用真名说真话，尤其是体制内的一些知识份子、共产党干部，但我们要理解他们，并鼓励他们尽量走出恐惧的阴影。同时还涉及到个人爱好问题（我当初用假名，就有一种充“蒙面侠”的快感，后来虽暴真身，却并不舍弃东海一枭这个假名）。故一切根据自愿原则，切勿勉强。

在说假话已成为生活中惯例和常态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是童话中叫破“他什么衣服也没穿”的真相的天真的孩子、是“用真名说真话”的倡导者和先行者而自豪。从说谎到不说谎是一个进步，从不说谎到用假名说真话又是一个进步，从用假名说真话到用真名说真话，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随着用真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在真实中生活”或者“在真理中生活”（语出哈维尔，洋文是 Living In Truth!）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自己、我们的同胞和国家获得自由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纵然没有地方发表、纵然网上饱受删帖之苦，我们要说真话；纵然受到监控惹来麻烦处境困难，我们仍要说真话。这是我们的神圣权力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我们相信，时代在进步，共产党也在与时俱进，说真话的风险将愈来愈低，张志新、遇罗克那样因说真话而被迫害至死的悲剧应该不会发生了，羊子、不锈纲老鼠那样因说真话而失去自由的现象也应该会越来越少。

说真话、署真名、做真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注〗名单不分先后，以收到签名时间为顺序，凡认同本倡议的海内、外华人皆可签名。在电邮或跟贴中写上“同意签名”字样即可。对于能坚持说真话而不便以真名示人者，欢迎签署常用网名支持；联系电邮：donhailiao@yahoo.com.cn或在此跟帖：大地-枭鸣天下http://www.dadiwang.net/phpbb/

2003.7.16

倡议联署人：

余樟法（笔名：东海一枭）、赵世英、杜导斌（笔名：黄喝楼主）、朱学渊、郭罗基、洪哲胜（台湾人）、伍凡、孙秀萍、王元泰（笔名：薛伟）、郑义、蔡卫和、时寒冰、周明安、王宁、唐荆陵、师涛、张耀杰、杨春光、唐元隽

签署网名支持者：皮介行（台湾人）、长风

脚踏实地是美德、夸夸其谈是陋习
——向东海一枭先生进一言

笔者给《议报》投稿始于评东海一枭先生（《议报》84期《东海之滨的一只枭鹰 ——评东海一枭发表于《议报》的作品》）。此前，笔者只在网上看洋文。初涉中文网坛，读到《议报》上东海一枭的文章，他的直言快语使笔者大开眼界，他的仗义执言使笔者敬佩万分。于是，（尽管比老枭年长整整20岁，）笔者还是连熬几夜，写出了以上对老枭表示由衷敬佩和倍加赞扬的文章。在敬佩和赞扬之余，笔者也没有忘记指出几条老枭行文的不足。首当其冲的第一条就是“老枭喜欢以自嘲的口吻自命不凡。”我当时以为，“老枭……的自吹自擂，实在只是一种自我嘲解，也许是在表现《文人自古好吹牛》风度。”

转眼半年过去了。在读了老枭散见在众多网站的更多作品之后，我认识到，我错了。我误读了老枭的大作。老枭的自吹自擂不是一种自我嘲解。他真的是那么认识自己的。他说的正是他心里想的。言为心声，他在说实话。他不认为自己是在自吹自擂，更谈不上什么自我嘲解。我误解了老枭，在此向他表示歉意。我误导了广大读者，也向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老枭确实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一个农家孩子，又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靠自己的天份和勤奋，出息成为一个“新旧双栖的诗人”（《新世纪》2003年9月28日，东海一枭：《给中国一个机会！–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出了那么多书，挣了那么多钱，衣食无忧，浪迹江湖，变成了《中华第一自由人》（《新世纪》2003年6月28日）。这种成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也许是除老枭之外再也没有谁能够获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天份和勤奋，还需要机遇。也许还有别的人也象老枭一样有天份和勤奋，但是他没有老枭的机遇，他就不可能取得老枭的成就。这和远古的猴子可以变成人，今天的猴子却绝对不可能再变成人是一个道理。

特别是近两年老枭触网以来，每天都以一篇到多篇文章或诗作上网，骂遍了党国要人、揭尽了丑陋邪恶，其作品的质量之高、数量之众，令人啧舌、叫人钦佩。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此恶毒的“反动分子”，（《议报》111期，东海一枭：《我自豪，我是反动分子》）党国政府居然不抓不关。这实在可以算作党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笔者与一些朋友们讨论过何以会出现这一奇迹。结论是：老枭是以“新旧双栖的诗人”起家的，在诗词唱和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忘年交（例如胡绳、程思远、某上将）。在他觉得《时间开始了》（《新世纪》2003年6月5日），在网上发表“谩骂”党国政府和领导人、“攻击”社会主义祖国的“反动文章”之初，这些忘年交（也许在连他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保护过他的安全。结果养虎为患，老枭很快就名声大振，享誉网坛，以至党国领导人现在想抓他关他都不得不考虑影响了。

吃一堑长一智，党国领导人绝对不会再容许这种情况出现了。哪怕另有一个“新旧双栖的诗人” 结识了更多更老的忘年交，他也不可能再变成第二个老枭。远古的猴子可以变成人，今天的猴子却绝对不可能再变成人是也。所以，老枭在网上发起“用真名、说真话、做真人” 的“三真运动”（《民主论坛》2003年7月19日：《关于用真名说真话的倡议书》）时，笔者急得连呼不可。笔者《在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议报》105期）一文中，尽管公布了自己发表作品的三个名字（包括真名），但在同时又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有胆量以假名说真话就已经要担风险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现在当务之急不在于倡议他们用真名说真话，而在于鼓励那些根本就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以真名讲真话的人为这些不敢讲话的人树立了榜样，以假名说真话的人也让这些不敢讲话的人受到了鼓舞。他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该文中，笔者还说：“敢于以真名说真话的毕竟是少数。他们要么在海外，共产党够不着他们；要么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共产党动不了他们；要么是一些情况特殊的人，共产党在有意无意地容忍他们。”笔者认为，“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东海一枭：《给中国一个机会！–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的老枭就是一个“共产党在有意无意地容忍”的绿林好汉。老枭可以为自己有这种特殊地位而自豪，但是却不可以因此而沾沾自喜，更不可以因此而得意忘形。要知道，你这种特殊地位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党国领导人随时都可以翻脸。

以这种特殊地位来要求一般老百姓是不负责任的，那只会给他们造成伤害。趾高气扬地站在这种特殊地位夸夸其谈也是不可取的，那只会让人反感。笔者在《与江主席谈心》（《议报》95期）中说：“长处就是长处，不显示出来也还是你的长处。短处就是短处，你就是机关用尽也掩盖不了你的短处。又何苦去做出风头的事情，招人非议而又于事无补呢？”这不是教训江主席的话，而是笔者枉活到花甲之年的一项切身体会。

老枭正值英年，前程无量。以你的学问功底和洞察能力，在此法纪不存、腐朽靡烂的乱世，用你的特殊地位，写作题材俯拾即是，大可不必分心写一些以自鸣得意为主题的文章。当然，老枭直言快语，说的都是真话（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哗众取宠的真话只会招人非议，无异于自找麻烦。不说这种话，不会影响你做真人，也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别人对你的尊敬。正如你在《刘晓波精神》（《议报》66期)一文中所说：刘晓波的文章“极少涉及生活、经历、事迹、性情、爱好等个人方面的问题……”刘晓波如此写作，一点都没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反而增加了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有的人表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刘晓波一边” （杜导斌语）。有的人赞扬“读刘晓波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樊百华语）。这是为什么？因为脚踏实地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夸夸其谈是令人鄙视的陋习。

《议报》第114期

附录：

东海一枭：时间还没有开始——我的自省书

有老前辈曾对我说，三十岁之前不狂没出息，三十岁之后还狂也没出息。我深以为然。老枭少年能狂老更狂，所以既有出息又没出息。

用世俗的眼光看，我从小就颇有一股子狂气，自信不会碌碌平庸默默无闻地蹉跎一生，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大半生来，为学生、为落第秀才、为农民、为流浪汉、为高中聘用教师、为团县委干部、为小报记者、为新旧两栖之诗人、为二十余日之小局长、为持筹握算之小老板，这股子狂气一直贯穿始终。

不过，青少年时代的自信是羞羞搭搭相当脆弱的，狂气是局部的小范围的和内敛的，混杂了许多自卑”因子”。虽天生异禀，屡结异缘，又勤奋过人，刻苦用功，却是一向自娱自乐，不自知早已贯通任督，力能拔山。”及入世稍深，见人人均不过尔尔，渐自信其可敢于试事，每有所成即傲睨自高矣”（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入世愈深，阅历愈广，见识名家大师愈多，愈发现别人的平庸狭窄愚蠢伪劣松包”草包”，发现偌大中原乃无一人，自信愈坚，欲谦虚卑下或假装谦虚卑下，不可得矣。

论情怀，”剖却心肝今置地，倚天照海一何红”，论骨头，”世尽诺诺我谔谔，世尽唯唯我否否”，论胆识，”匹马纵横独荷戈，严封高压又如何？”，论见识，”也慧眼，也法眼，观风观史观天下”，论诗词，新旧双修技进乎道，论思想，思通古今贯通中西，论智慧，纵横天下倜傥如意，论品格，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大节铮铮…。于是，左诗右文，突入江湖横空出世，《时间开始了》，东海一枭诞生了。

中国人向来自大。但不是党同伐异虚张声势的”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就是为了掩饰自卑的假冒伪劣的自大。唯有我才是”个人的自大”，是对自己的才学见识思想行为品质智慧的高度自信，是对种种苦难桎梏压迫的高度轻蔑，是独立自由、独出心裁、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独往独来、独擅胜场的独异，是向官方、向特权、向制度、向陈旧的观念价值信仰标准、向一切腐败腐朽落后反动的事物挑战！

犯忌是必然的。我的狂言狂行，必然犯官忌党忌、犯特权分子腐败集团之忌！然而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朝廷尚未动手，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志士侠客反而妒火熊熊怒气勃勃冷笑连连乱砖齐下了，或背后恶狠狠斥我”野心家”、”狂妄之徒”、”自恋妄疾”、”妄图抢占舆论制高地”，或私下笑咪咪地劝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别半瓶子蜡响叮当……。有的语重心长地善意告诫”脚踏实地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夸夸其谈是令人鄙视的陋习”，有的则神经兮兮恶意地断言”那些自我牛逼哄哄的人,与老共老毛是一丘之貉。看看电视剧，那些武打片中，所有图谋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无敌，为了当第一不惜拿别人垫底的人们，最终都给派定了一个被人当垃圾给锄除的结局”（枭鸣天下之三一二《送帽启事》）。

这充分说明，我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优异杰出，我狂的本钱还不够、基础还不牢，我的知识水平、艺术造诣、思想境界、智慧层次、人格魅力还远远没到达到让人不敢忌妒不配忌妒的地步。”及其久也，人不过尔尔，已亦不过尔尔，五十步笑人，己亦自觉可笑，此傲睨自高之念亦截然中冷矣”（何海鸣）。我深悔自已的蛮撞，深悔”出山”得太早太匆忙了。

而且以我阅历智慧，原该明白，中国素有”枪打出头鸟”、”向真话宣战”、”向天才宣战”的悠久传统，一向容不得”个人的自大”。即使自己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应假装出一副谦虚谨慎、谦恭卑下、弱不经风的样子来，那样才能显得更深不可测，更让人敬重畏惧。多说”我不行”，别人反而会认为”你真行”，直言快语直吐真话，那怕是关于自个的真话，反而会被人目为狂生，”只会招人非议，无异于自我孤独、自找麻烦”（辛明语）。在中国，狂生是成不了事的。

连日来闭门思过，深切反省。怪只怪自己太自信太高杆太书生气大丈夫气。愈是直言”我行”，别人愈会认为”你不行”，把厚黑智谋传统智慧视为小聪明下三烂扔在一边，就必被世界视为狂生扔在一边。这就是狂生的宿命。

不过好在我的成功标准与俗迥异。成功的类型很多，可分为金钱型、功业型、感情型、技术型、艺术型、思想型、宗教型、道德型、大智慧型等（除了极少数大智者大英雄属综合型成功人士外，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一两个方面取得一定程度微不足道的成功）。世人所谓的成功大多指金钱型和低级功业型（权力），而这两种类型的成功在我心目中层次都不高。我追求的是艺术、思想、道德和智慧等方面的成就。这些方面非俗人庸众所能了解，也非乡曲之士、朝廷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庄子语）所能理解，这些方面的成功要在于自己的精进，所达到的高度也往往需要时间的承认，阮籍、陶潜、李白、李贽、金圣叹、布鲁诺…，中外多少奇才异士，在他们的时代不都曾被当作狂徒和失败者吗。一时的胜负成败、世俗的荣辱褒贬，何足道哉。

老枭啊，切记切记，傲气不是拿来凌人的，狂不是拿来卖的，傲应在骨，狂宜无态，勿骄勿躁勿高估自己；别忘了身前身后还晃动着不少人影，浑沌还未开辟，时间还未开始，需要加倍的努力再努力，才能不辜负自己的厚望，”出息”成万山丛中的一峰独秀，”不是为了让世人忌妒，而是让世人够不着嫉妒自己” （友人蔓儿语）。

2003、10、18

中国共产党党国国情研究的重要文献
——喜读沙叶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

新世纪网站10月24日特稿《“宣传”文化》（原发于香港《开放》杂志）是沙叶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的第三篇，前两篇《“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于香港《明报》月刊和广州《随笔》杂志（新世纪皆转发）。沙先生今后还计划写作《“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从而形成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有“文化”的一个系列。

沙先生的文章有理论、有事实，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条理分明、引人入胜，实乃名作家的大手笔。沙先生在文中纵谈古今、横述中外，但是最后的落脚点却都在于阐述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国情，从而替中国老百姓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或者即使能说出来却又不敢说的话。

《中国的“表态文化”》由电视剧《雍正皇帝》谈起，谈及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钱名世“名教罪人”案，从而转入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大批判、大表态的讨论。沙先生最后入木三分地说：“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此话可谓一语道破了“表态文化”的玄机。

至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逼人检讨，沙先生在《中共的检讨文化》中有更深刻的论述：“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陈，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在《“宣传”文化》一文中，沙先生放言批判党国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广为宣传的“三个代表”：“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此言淋漓尽致，读来大快人心。

就已发表的三篇而言，笔者觉得篇篇都是绝妙好文，而且一篇比一篇好。《中国的“表态文化”》由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从钱名世“名教罪人”案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判、大表态，基本上是单线条写法，略显单薄。相比之下，《中共的检讨文化》则丰满和厚实得多。《“宣传”文化》一文则从概念、历史、现状诸方面对“宣传”文化进行了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是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四维空间里的一幢坚不可摧的大厦。

我们可以期盼，在沙先生完成《“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之后，他的“文化”系列散文将构成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的一幅丰富多彩的巨型画卷。它将栩栩如生地告诉世人：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何等虚伪、残暴、冷酷、专制的社会里，变成了一群徒有人形的奴隶，在忍受着人类无法忍受的苦难。它将给中国人民以启迪：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有可能避免再受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封建文化的蹂躏，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虽然全家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年，但笔者仍然矢志不渝地关心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由于在一家洋人开的小型科技公司作工，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人。读写也以洋文为主，能读到的中文书刊比较有限。在半年前开始涉足中文网坛以后，笔者虽然急起直追、拼命补课，却仍然孤陋寡闻得令人汗颜，以至直至10月24日才由新世纪网站的特稿《“宣传”文化》中第一次知道沙叶新先生写有这么一组“文化”系列散文。笔者当即在新世纪网站把它们找齐，如饥似渴地一连读了好几遍，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以上感慨。笔者在《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议报》第105期）中初次提出“全民表态文化”的概念，随后又写了几篇文章进行深入阐述。笔者曾经暗自得意，以为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国情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从政治文化领域来进行研究。现在看到沙先生的文章，再回过头一想，不禁对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哑然失笑。

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研究都是现有科技水平基础上的必然活动。因此，同一项研究工作往往有许多人在不约而同地独立进行。中国人说勾股定理是商高发现的，称之为商高定理；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俄国人宣称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把它说成是俄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马可尼发明的，把功劳归到了意大利人的名下。其实，这种争论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面世使它们终于能够为人类服务了。商高和毕达哥拉斯、波波夫和马可尼，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能是首创者。但是，只要他们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他们就同样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此为类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海内外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早已达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的阶段。许多不同方面、不同背景的人正在同一时间里各自独立地从事这种研究。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彼此独立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提高，以大家的共同智慧把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搞深搞透，昭示于天下。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对人民进行愚昧和欺骗，特别是不能容许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借口，坚持一党专制、拒绝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

《议报》第118期

请爱护东海一枭先生，不要鼓励他自我伤害
——兼驳李扬先生《论中国人自我毁灭的才能》

虽然从来不曾明说，但在内心深处我是把东海一枭先生当成天才的。在《脚踏实地是美德、夸夸其谈是陋习 ——向东海一枭先生进一言》（《议报》114期）一文中，我实际上已经间接地把他捧为了天才。我说：“一个农家孩子，又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靠自己的天份和勤奋，出息成为一个`新旧双栖的诗人’，出了那么多书，挣了那么多钱，衣食无忧，浪迹江湖，变成了《中华第一自由人》。这种成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也许是除老枭之外再也没有谁能够获得了。”

但是，承认他是天才，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批评他。天才也需要完善和提高。这一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应该延绵其终生。这就是俗话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之所以要完善和提高，就是因为有缺点和不足。既然有缺点和不足，就应当给他指出来，以便加速他的完善和提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第一天起，在大力赞扬东海一枭先生的同时，我就不愿意不指出他的不足。我指出老枭文章的第一个缺陷是“喜欢以自嘲的口吻自命不凡。”“另一瑕疵是有个别地方行文仓促，分寸掌握不当。”为此我特别提醒老枭，“要记住，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老枭也没有必要孤注一掷，作拼死的一搏。中国人民还需要你持久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天长月久地用你的万钧铁笔为他们呐喊呼号。”（拙著《东海之滨的一只枭鹰——评东海一枭发表于<议报>的作品》，《议报》第84期）

在人民只有权利选举区县级人民代表（请读为“党的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东海一枭：《给中国一个机会！——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新世纪》2003年9月28日），有这个必要吗？如此这般地刺激中国共产党政府，除了可以炫耀自己的匹夫之勇，难道还有别的实际意义吗？在为东海一枭先生的勇敢喝彩叫好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我们是不是也有义务提醒他“哗众取宠的真话只会招人非议，无异于自找麻烦”？

如果说是为了借题发挥来发表政见，那么东海一枭先生满可以使用更为策略的题目说出完全相同的话，毫无必要发表什么“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应该等到“未来”真的搞“中国大总统竞选”的时候再发表。因为形势瞬息万变，今天无法预料到未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在未来才能写出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有针对性的“竞选演讲稿”；而且，未来的东海一枭先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会更加成熟。如果他回过头来看看他今天写的“竞选演讲稿”，也许他会为自己的幼稚和轻浮而脸红！从这两个方面（和更多方面）而言，我们都有理由断言，东海一枭先生在“未来”再发表他的“竞选演讲稿”一定具有更好的效果，而且也会更加安全。我愿意借此机会说一句为时过早的题外话：如果我能够活到搞“中国大总统竞选”的那一天，我愿意把我的那一票（假设我还有选举权）投给东海一枭先生。因为他在网上发表的众多文章使我深信他在今天就能比中国共产党干得好。只要他努力学习、不断前进，到那一天他一定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强。

以我愚见，许多网友不喜欢东海一枭先生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因为“心理不平衡”和“嫉妒”，也更不是为了发挥“中国人自我毁灭的才能”。大多数网友并没有认真看待东海一枭先生的“未来中国大总统竞选演讲稿”（起码我本人是没有认真看待的）。东海一枭先生触犯许多网友的是那份《关于用真名说真话的倡议书》（《民主论坛》2003年7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有胆量以假名说真话就已经要担风险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拙著《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议报》第105期）东海一枭先生却还要“倡议”他们亮出真名来，赤手空拳地暴露在共产党的野蛮镇压下，这不能不引起网友们的一致（或几乎一致）反对。网友们无法接受的是，在忍受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给予他们的压力之余，还要承受自己人施加的压力。于是，有的人说东海一枭先生受了招安，有的人评说提倡用真名说真话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当然，我们不能排斥，也有人对于东海一枭先生“可以天天指着中共鼻子破口大骂、向海外民运刊物公开投稿自己毫发无损”有“心理不平衡”和“嫉妒”。但是，未必有人要“毁灭”东海一枭先生。事实上，除中国共产党党国的一党专制政权以外，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毁灭”称雄于网坛的东海一枭先生。

而且，东海一枭先生在事实上也接受了网友们的意见。以我愚见，（如果错了，请东海一枭先生指正，）东海一枭先生写“用真名说真话的倡议书”的本意是倡议大家都用真名发表作品。他不使用已经名扬四海的笔名东海一枭、而使用其真名余樟法发表这份倡议书就是一个确证。在遭到激烈反对之后，东海一枭先生改变了初衷，声称大家都知道的笔名也是真名。在反对之声仍然不绝于耳之际，东海一枭先生再次改言，“在中国大陆，只要敢说真话就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是否署真名，是每一个网民的自由。” （《惊闻文字又成狱》，《议报》116期）。如果这就是“`东海一枭’网友的文章中显露出的沮丧和低落”，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东海一枭先生更加接近现实、更加接近群众了；它表明东海一枭先生更加成熟、更加完美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脱离实际、远离群众，只图一时痛快、不顾严重后果的楞小伙子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骂杀与捧杀》（见杂文集《花边文学》），说的是骂和捧都可以杀人。对于东海一枭先生而言，与他一起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网友们的善意批评（甚至恶意批评）是不能把他“骂杀”的。我们可以期盼东海一枭先生能够正确地对待批评，在经过短暂的“沮丧和低落”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保卫中国人民的人格和尊严，推波助澜、摇旗呐喊。需要担心的倒是他有可能被某些好心人和崇拜者所捧杀。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荆棘丛和地雷阵中象有勇无谋的黑旋风李逵一样鲁莽地横冲直撞，不提醒他危险就在眼前、就在脚下，却一味地为他叫好、一味地表示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毁灭”！但是，这种“自我毁灭的才能”只是某些（甚至是少数）中国人所具有的，请不要把它笼统地扣在所有的“中国人”头上。

[注1] 见《议报》116期。

[注2] 在写作此文期间，惊闻杜导斌先生被中国共产党党国政府非法拘禁。在愤怒和悲伤之余，深望目前仍然有幸享受自由的国内网友们更加讲究策略，坚持不懈地与蛮横无理的党国政府做长期的斗争。

《议报》第119期

附录:

李扬: 论中国人自我毁灭的才能

“东海一枭”的网名是早已看到，却没有翻阅过他的文章，后来他的一些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使我开始留心他的“反动”文章。做为一个喜欢心理学的人，我在阅读“东海一枭”文章的同时，也自觉地感知他的心理活动。应该承认，“东海一枭”网友才华横溢，而且有敢向邪恶、残暴的中共政府挑战的勇气，这是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欣赏的，也让我很是敬重。

大概是前些日子吧，“东海一枭”网友提出“想做中国的总统”，很好啊，开始我是有点好笑，但后来我便肃然起敬了，因为能这样向世界宣布“我要做中国总统”的中国人，现在好象已经没有了！不是中国人都不想做总统，而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奴化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压迫，已经没有人敢这样说了–尽管许多中国人敢这样想！因为在中国的封建思想中，想做总统的中国人就是准备向现行体制挑战，说白了就是想造反，这样的人必然要被杀掉以绝后患；毕竟人的动物自我保护本能告诉自己–不要自寻死路！所以敢突破对死亡的恐惧，而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表达自己愿望的中国人，在现在的社会中好象只有“东海一枭”一人吧？恕我耳目闭塞，我没见谁还说过这样明确的心里话！

意气风发的“东海一枭”网友，在刚刚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愿望后，便遭到国内外朋友和敌人的嘲笑漫骂，甚至是人格侮辱；“东海一枭”网友开始是拼全力反抗和斗争的，这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活动，然而到了后来，其实也没用多少天的时间，在扑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东海一枭”网友的文章中便显露出沮丧和低落，；虽然“东海一枭”网友没有明说，但我已经看出他其实萌生退意。心中很是不以为然，想做中国总统不丢人啊，为什么就不敢坚持下去了呢？！

几千年前的祖先就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然陈胜、吴广失败了，但是这句话却激励无数的有政治报负的中国人，在不断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远的不说了，近的就有国民党建立中华民国，接着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民进党在台湾省主政；这些党派的领导们，不都是在希望成为执政党后发展中国的愿望下，取得的政权么？！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人就不可以呢？！现在的我肯定不希望中国再产生内战，因为这会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灭顶的灾难，可是发表自己的执政观点，表达自己当总统的愿望，没招谁惹谁吧？没有因为想当中国的总统就抱着别人家的孩子跳阱吧？为什么这么多所谓有文化的开明的中国人，却突然接受不了别人当总统呢？

要知道美国历届总统中，有许多是在青少年时就公开告诉大家：“我要当总统”！那些所谓有文化的开明的中国人会说：“这只能说明这些美国总统从小就有当总统的料，你也不看看自己那模样，是当总统的料么？”这就是中国人的奴性思想，是唯心的血统论，这种可怜的思维在十年文革中表达的淋漓尽致！事实是，任何美国人都有表达想当总统的权利，无数的美国青少年在不断表达自己想当总统的愿望，所以这些美国总统在青少年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他们只是无数想当美国总统的美国青少年中的个别成功者，更多想当美国总统的青少年最后并没有当成总统，但最起码这些美国青少年有想当总统的愿望，而且美国宪法保护其表达的权利。虽然中国宪法没有限制中国人表达想当总统的权利，但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却扼杀了全体中国人表达的权利！

这种中国人特有的丑陋心态，不仅表现在“东海一枭”网友被伤害上，要知道此事大家都看清楚了，也都看到了中国人那丑陋的一面。更可怕的是，这种丑陋的思维已经漫延至整个中国社会。根据我掌握的情报，就连胡锦涛当国家主席，温家宝当国务院总理，在中共政府高层，甚至在省部级领导中，就有许多人出现污言秽语，公开或背后造谣生事，利用一切阴毒的手段中伤两位中共政府的领导，甚至暗中使用卑鄙伎俩暗算他俩；至于其他七位中共常委，更是被明枪暗箭射得体无完肤！而暗算中共政府九常委的领导们，也被其他人暗算；归根结底一句话：你上去了，我心里不平衡，那么我的嫉妒就要爆发，我明着打不过你，我就暗中给你波污水！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社会，变态心理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大脑中！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他所谓有文化的开明的中国人，未必没有想当中国总统的愿望，但一是怕死，二是怕被人耻笑；所以这些中国人不敢表达这种良好的愿望。设想一下，连表达想当中国总统的愿望都不敢，你凭什么能当中国的总统？！要是你真当了中国的总统，那我才是心里不平衡呢–连你这样不敢当总统的都当了中国的总统，到哪儿说理去？！

但是这些所谓有文化的开明的中国人，虽然自己不敢表达出想当总统的愿望，却不允许别的人表达，因为他们嫉妒“东海一枭”的勇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想的是：只有我才配当中国的总统，其他的中国人都不配？！于是，“东海一枭”网友必然被人波污水。因为嘲笑“东海一枭”网友的中国人，其嘲笑、漫骂“东海一枭”的潜台词是：你也配？！那么谁配呢？当然是我了！

说实话，本人虽然没想当中国的总统，但是本人却想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可是为什么我不公开发表言论表明自己的施政纲领呢？因为我这人太懒，我根本不愿意为当国家主席去努力拼搏，更不想为当中国的国家主席掉脑袋–我认为那不值！我希望的是天上掉下一顶乌纱帽，上面写着：国家主席！哈哈~~所以，虽然我知道本人这辈子因为太懒，也因为明白政治是肮脏的而不屑，但仍然存在想当国家主席的愿望，我并不羞于表达这个愿望，也不羞于告诉大家我太懒！但看到那么多所谓有文化的开明的中国人的嘴脸，心里很是恶心，真的很是害羞–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变态的社会中，扭曲的不仅是有钱人和有权人，还有那此所谓的有文化的开明的“政治精英”！！！在国内外声斯力竭的喊了一生的政治口号，却连自己想当中国的总统的愿望都不敢表达，那么你在那儿谈什么政治？请问你行么？！

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得罪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毕竟人是要脸面的，尤其是虚伪的中国人，心里想的总是不敢表达，嘴上说的却都是狗屁漂亮话！一较起真来，便躲躲藏藏、闪烁其词，一点也没有诚实、诚信可言！有人会反驳我了：“你以当个中国人为羞，为什么不离开中国当个外国人？”我想说的是：“如果我能出国，就是给个国家主席我也不留下！我根本不愿意呆在中国这个社会！”要是哪位好心的大哥能帮我出国，我会给他供个神位，一辈子感激他！因为我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了，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不良现象，眼不见心不烦，我总可以一走了之吧？！人类有迁徙的权利吧？！难道我的爱国就体现在我的受罪上么？！

我知道我对“东海一枭”网友的支持，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但我认为“东海一枭”网友比我强的方面，就是有勇气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也佩服他至今对中国畸形的社会不死心！我对“东海一枭”网友想说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吾身”！如果你能为中国的社会尽最大的贡献，你的一生就没有白活；人生就是几十年，如白驹过涧般转瞬即逝，好好珍惜吧……

2003年10月18日

《议报》第116期

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

——答王希哲先生

　　王希哲先生在《为什么中华民国是新中国——王希哲答辛明先生》一文（见《大参考》2003年8月20日）的结尾，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理直气壮地告诉辛明，“至于辛明先生问：“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称为民族英雄’么？希哲回答：当然！”虽然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但是辛明还是想与王希哲先生进行一番深入讨论。虽然辛明“缺乏历史知识”（王希哲先生指责辛明语），辛明还是想根据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告诉王希哲先生，“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而且，辛明不愿意以势压人，而是要说出自己的道理。

　　王希哲先生没有告诉辛明和广大读者，他为什么认为斯大林“当然”是民族英雄，想必是因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以，在此短文中，辛明将集中讨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加速了苏联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是延缓了苏联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罪人？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偌大一个苏联变成了他个人独霸的天下。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也无法逃脱他的魔掌，被他的契卡特工在墨西哥用斧子砍死。在1936年的“肃反运动”中，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好几十名元帅和高级将领，连年仅43岁、前程无量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都不能幸免。斯大林的疯狂清洗几乎彻底搞垮了苏联红军。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写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军惨败的日子里，伏罗希洛夫元帅曾与斯大林发生激烈争吵。伏罗希洛夫元帅厉声指责斯大林：“是你整垮了苏联红军。”

　　斯大林以大清洗大大削弱了苏共政权和苏联红军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还对独裁者希特勒情有独衷。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当时，希特勒已经进军鲁尔地区、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占东普鲁士、拿下默默尔地区。他的侵略野心已经大白于天下。斯大林和希特勒签定这一条约无异于给希特勒解除了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德国即在9月1日从西部大举进攻波兰，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兰军队被德军打得溃不成军之际，斯大林趁火打劫，由东部进军波兰，积极参与了与希特勒的分赃活动。在不到四个星期的时间里（9月1日至9月27日），苏德两国就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希特勒贸然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日仅隔8天，这绝对不是巧合。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就无法抹杀斯大林在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贡献”。

　　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护身符，斯大林认为他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完全忽视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据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在1941年6月，作为副国防人民委员，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报告：德军入侵在即，苏联必须做好防卫准备。斯大林皆一笑置之，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在离间苏德关系。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准备就绪的德军以162个师、3400辆坦克、7000门大炮、300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苏联领土。斯大林获报以后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仍然把它当成帝国主义离间苏德关系的阴谋诡计。因而，在德军越境进攻几十分钟以后，才有苏军将领自发地率领部下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这时，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已经使用“闪电战术”攻陷了许多苏军的纵深阵地。

　　斯大林对苏军高级将领的杀戮、与希特勒的狼狈为奸、以及他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无尽幻想，导致了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如果苏联没有辽阔的国土和严酷的冬季；如果只有陆军下士军衔的希特勒在充当德军最高统帅的过程中没有屡犯战略错误，那么，无论斯大林枪毙多少个败下阵来的司令和政委；无论苏联全国军民如何浴血奋战，苏联能否取得那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仍将值得怀疑。

　　然而，经过全国军民的拼死抵抗，苏联毕竟赢得了胜利。如果因此就把斯大林捧为民族英雄，那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斯大林的罪恶统治使苏联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的死亡人数高达两千万，占世界死亡人数的一半），增加了战争的困难程度，延缓了最后胜利的到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罪恶统治，苏联人民付出的代价将小得多，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将快得多。因此，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不单是民族罪人，由于他提前了战争的爆发，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增长了战争的进程，他对全世界人民也犯了罪，也是全世界的罪人。

　　王希哲先生说：“辛明为`民族英雄’赋予了他很多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色彩。”辛明不敢苟同。辛明说的是：“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辛明连民族英雄代表人民都不曾说过，更不要说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了。但是王先生却无的放矢搬出来“`民族英雄’不是三代表。”乱扣帽子、随意上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这种手段应当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山者之一的王希哲先生所不齿的。因此，辛明怀疑王先生没有搞清楚“三个代表”指的是什么。辛明之所以有这种怀疑，是因为王先生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也不甚了了。王先生想当然地说：“……共产党领导。这是不可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但是，这是共产党心里想的，（赵紫阳比较直率，他说过，“其它几项都可以少提，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他们口里说的要比王先生想象的狡猾。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官方版本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直就列为第三项，从来就不是“第一原则”。

　　王先生说：“辛明先生把中华民国＝国民党”。但是辛明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把”过。辛明在文章中说“目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可以算得上”新中国就是明证。“把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们一口一个“党国”，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等同起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了它的狡诈。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党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从来没有承认过。它诡诈地狡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王先生说：“在经过必须的一段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后……”辛明认为“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说法”。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把美国建成了“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的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经过必须的一段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辛明最后有一个问题向王希哲先生请教。如果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伊拉克人民打败了美国领导的倒萨联军，保住了他的独裁政权，王先生您是不是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也是民族英雄？如果您这么认为，请说明理由，不要以“当然”答复之。

《黄花岗》总7期

附录:

王希哲: 为什么中华民国是新中国—-王希哲答辛明先生

　　辛明先生，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思考和计划写一篇关于“国民党专制”和“共产党专制”的文章。前段读了先生的文章《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考虑了一下，因为要回答先生的内容与我计划中的文章内容颇重合，故先简答先生如下：

　　一、新中国？还是旧中国？还是貌新实旧的中国？不是看这个“中国”在她从旧社会脱胎后的漫长发展中曾发生过，存在过怎样的可以争辩的各种问题，而是看这个“国”的立国根本理论和基础。中华民国，从她立国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数千年家天下的皇权后，就把她的立国根本理论和基础建立在天下为公，主权在民（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形态之下；无论宋教仁约法，曹锟宪法，孙科宪草，直到政治协商会议（包括中共）提出，国大通过，延续至今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主权在民（全体国民）的立国的法律基础和原则，从来没有动摇过！因此，对千年专制的旧中国，她是新中国。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立国根本理论和基础，一开始就建立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即为了建设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必须建立在阶级压迫，阶级消灭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国家的主权不能是全民的，只能是“革命阶级”的和领导“革命阶级”的共产党的，实质是这个党的政治局寡头甚至是党主席一个人的。这就在立国根本理论和基础上，貌新实旧地复活了专制社会的全部特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是旧中国。

　　二、辛明先生把中华民国＝国民党（“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这就错了。不错，中国国民党的前身革命的同盟会为中华民国的诞生作出过巨大牺牲；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奠基人；中国国民党也漫长地领导了中华民国，甚至在她以党治国的训政期间，确曾把中华民国视为“党国”。但是如上所述，中华民国的天下为公，主权在全民（当然也就不在任何一个党）的立国根本理论和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因此在根本的法律意识形态上，中华民国从来不等同于国民党，也不能等同于国民党。事实上，当孙中山根据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时，他是诚心诚意希望袁氏能够领导好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他决没有一丝想到过中华民国＝国民党（虽然那时还没有正式的国民党）。从此，国民党在野了十八年。又过了六七十年，辛明先生说得好：“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个新中国的话，笔者认为目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可以算得上。”但是，辛明先生难道真不了解，这个被辛明先生“算得上”新中国的“目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她依据的宪法，她的法统不仍然是1911年（或1929年）的那个中华民国吗？

　　辛明先生说：“现在的国民党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们接受了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进步观念，已经脱胎换骨了。”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说法。无论要经过多少历史曲折和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在经过必须的一段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后，必须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多党政治、民主选举），这是天崩地裂不可疑义的国民党“总理遗教”。它体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中。民进党能在21世纪到来的第一年，在毫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法体制的情况下，顺利实现政党轮替，难道不正好证明了中华民国从来不等于国民党；难道不正好证明了当年国民党领导制定的宪法（客观说有孙科开明派的功劳也有共产党的功劳），在它的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国民党在实行宪政后的可能的选举中下台的合法性了吗？

　　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宪法”。它开宗明义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共产党领导。这是不可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它从没有“还政于民”一说。民就是它，它就是民。谁挑战它谁就不是民，谁就是“反动阶级”，“反动势力”或“颠覆势力”。中国的反对派反对党哪怕经过百年奋斗，能够在不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宪法体制下，实现政党轮替吗？作梦！

　　三、辛灏年教授的《谁是新中国》，不是要人们回到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去。这个历史时期。1947年已经结束。我认为它结束的太早，为共产党所趁。这个可以讨论。辛教授要翻的案，不过是共产党几十年来把它的以左的形态专制复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中华民国面前称之为“新中国”欺骗、毒害青年这个事实。翻了这个案，弄清了大是大非，伸张了历史正义，这就彻底剥去了共产党为自己统治辩护的一切历史合法性，有利于鼓励青年门起来继承民主先辈理想，为真正建设起新中国奋斗。

　　四、“民族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辛明先生似乎没有搞清楚。“民族英雄”不是三代表。辛明为“民族英雄”赋予了他很多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色彩。这里不辩论了。至于辛明先生问：“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称为民族英雄”么？希哲回答：当然！ (2003年8月20日)

《大参考》2003年8月20日

向辛灏年先生致敬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大义凛然的气慨。辛先生本来是一名卓有成就的专业作家，先后发表过《足球场上》、《痴汉》、《都市的女儿》、《少夫人达琳》、《华人圈》等长篇小说，《青春兮，归来》、《台湾女人》、《大宾馆之夜》等中、短篇小说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作家之一，拥有全国青年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资深会员、省青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等众多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但1989年“6·4”之后，他置个人安危和荣禄于度外，7次领头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并愤而辞去所有职务和荣誉头衔。由于不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钳制下创作，他毅然放弃了自己驾轻就熟的文学创作，转而从事现代史的研究。辛先生的勇气和志气令人感佩。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国内红色恐怖的环境下写作和基本完成了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的初稿，以浩然正气揭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苏联的附庸，之后又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搞武装割据。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扩充实力，从而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武力打败了国民党合法政府，实现了专制政权的复辟。在写作过程中，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觉察和加害，他每写好一页就连忙锁进抽屉，连老婆都不让看。每写好一节或一章，即烧毁或撕毁，有时一连烧、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几乎达到了可以全文背诵的程度。为了把书稿带出国外，辛先生又把书稿写在几本厚书的天头、地脚、中缝和页边当作眉批脚注、甚至用作礼品的包装纸，以防被海关查获。辛先生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辛先生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辛也是一般人无法支付的。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后，辛先生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伏案笔耕，历时十余载（从国内秘密写作算起）终于完成了《谁是新中国》这一宏伟巨制，为中国和中华民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个人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辛先生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说：他受到的压力比在国内还大。他说：共产党狠我，国民党嫌我，民进党厌我，有些民运人士看不惯我。我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但是，辛先生并没有被压倒，他还在勤奋的研究着、耕耘着。在《谁是新中国》中、英文版皆成书出版的同时，辛先生还写出大量作品发表在《黄花岗》、《民主论坛》等刊物，并提出了具有高度理论概括性的“新十六字纲领”：驱除马列，还我民国；实现民权，爱我中华。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不辞劳苦的作风。为了宣扬和普及《谁是新中国》和“新十六字纲领”，辛先生把这两大巨制变成了有条有理、自成体系的讲演稿，并不计报酬，四处奔波，在美、加各地作了上百场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演讲。在北美，乃至全球的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政治振荡。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辛先生把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谁是新中国》放在网上，任人自由下载。他义务承担《黄花岗》杂志主编，不仅没有分文薪金，而且把自己的稿子发在该刊上（辛先生的主要作品都刊于该刊），也不收分文稿费。许多爱国侨胞看到辛先生生活太清贫，主动捐款给他改善生活，他都婉言谢绝。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他又动员他们捐给《黄花岗》杂志。和辛先生相比，国内外许多唯利是图、贪污受贿之辈理当无地自容！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谦虚谨慎的态度。我不同意他把国民党党国称为新中国、把蒋介石尊为民族英雄，认为这是他陷入四面楚歌的主要原因，因而写出《辛灏年先生为何陷入四面楚歌——粗评醒世之作〈谁是新中国〉》。在该稿摘要刊登在《民主论坛》之际，笔者把全文发给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辛先生还没有看到我的全文和发表稿，就立即回信（电子邮件）表示，“你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作为学术界的名人，如此虚怀若谷的人又有几个？

我敬佩辛灏年先生，敬佩他矢志追求真理的决心。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哪怕与他本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只要言之有理，他也照发不误。笔者与王希哲先生就斯大林是不是民族英雄发生争论，写出《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答王希哲先生》一文。考虑到王希哲先生在中国当代民运的地位和声望，我自知此文很难发表，但是我又不愿意不让王先生看到此文。于是，在没有王先生的地址的情况下，我只好以电子邮件发给辛先生，请他转给王先生。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辛先生的答复，辛先生在回件中说：“……我會將你的稿子傳送給王希哲先生……另外，你的稿子是有相當可取之處的，有些看法也很好，所以，只要你願意，我認為黃花崗雜誌可以發表。何況有些事情，也是愈辯愈明……在觀點和看法上有所不同，事屬正常。如果一個人永遠祇要別人聽他的，那就糟糕了……”短短几行字，令我感慨万千。辛先生别无所求，其矢志所追求者，唯真理耳！

行文至此，我由衷希望，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阵营里，多一些辛先生这样的人。若有众多如此学有所成、德高望重的人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何愁共产党党党国不倒！

《民主论坛》2004年2月6日

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

——历史和现状

天安门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永恒的见证，是爱祖国、争民主的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在这里，先后发生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次重大事件。它们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前两次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次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后两次发生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发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迅速蔓延到全国，都起到了唤醒民众巨大的历史作用。

回观五次天安门事件，由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不断觉醒，事件的规模越来越大。1919年5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前开会的只有五千多名学生。1926年3月18日，有两万多学生、工人、市民聚集在天安门进行示威。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2月16日，有三万多学生、市民召开大会、进行示威游行。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参加。最伟大的是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它波及到130多个城市、直接参加人数在三千万人以上。

五次天安门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统治当局的镇压。北洋军阀政府在1919年5月4日至6月3日拘押了两千多人，后于6月7日全部释放。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的军警枪杀了47人，重伤了155人。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出动军警用警棍殴打学生、用高压水龙驱散人群、并逮捕一些学生。1976年的4月5日凌晨，毛泽东却从外地调来军队、并动员十几万首都工人民兵，用木棍、铁棒、枪托为武器，血洗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邓小平居然动用几十万野战军，用机枪和坦克血洗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屠杀了的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市民。事后，又逮捕了无数爱国民众。在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六·四”囚犯身陷狱中。

五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朝代”。相比之下，居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最“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最残忍，而且还越来越残忍——邓小平比毛泽东残忍，江泽民比邓小平残忍（镇压法轮功）。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处在比当年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更加虚弱、因而也更加疯狂的阶段。为了保住它的政权，它不惜使用当年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甚至毛泽东和“四人帮”（合起来是“五人帮”）都不敢使用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现在，中共党国政权危机四伏，江泽民身陷四面楚歌（见柮著《身陷四面楚歌、江泽民难得善终》，《议报》第139期），胡温新政了无新意，赵紫阳身体欠佳，“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赵紫阳在这一敏感时期不幸逝世，很可能爆发第六次天安门事件。为了对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做好思想准备，我们不妨把它与（同在共产党统治下发生的）第四次天安门事件和第五次天安门事件作简单的比较。

一、不利方面

1．它们都是以悼念深得人心的已故前中共高级领导人为导火线而引发的。但是赵紫阳与周恩来和胡耀邦却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三人都在中共的逆淘汰中倍受打压，但是周恩来和胡耀邦至死都在台上占据高位，分别是国务院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而赵紫阳已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五年，被软禁家里。对周恩来和胡耀邦的悼念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受和容忍的，它没有理由把悼念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因而也就为悼念活动迅速发展、并转为政治诉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赵紫阳是已经被中共否定的人物，中共可以蛮不讲理地从第一天起就镇压对赵紫阳的悼念，从而使以此为导火线来展开宏大的政治运动变得困难重重。

2．“六·四”屠杀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仍在台上，“六·四”镇压时期的第三代领导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会吸取八九民运由小到大、由学生到全民、由北京到全国的教训，不惜使用最残酷、最野蛮、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把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六·四”以后，中共对应付突发事件进行了大量研究，作了大量准备，并成立了训练有素、人数众多的防暴警察和民兵防暴队。如果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人民面对的将不再是1989年那个由于自我感觉良好而对突发事件准备不足的政府，而是要面对一支时刻整装待发的暴力武装。

二、有利方面

1．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能力越来越弱。面对蒋彦永、丁石孙、吕加平、陈希同等人的挑战，江泽民居然无能为力。这说明，尽管身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自己都认识到，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力量。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发表《讨伐中宣部》的战斗憿文，获得广大网友的一致欢呼。由于中宣部是党的部门，而不是政府部门，所以中国共产党至今也不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绳之以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垄断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中共警察、检察院和法院只敢偷偷摸摸地逮捕和审理政治异议人士和网络作家，并且不许家属把他们鸡鸣狗盗的阴暗行径向国内外媒体传播。这说明，中共司法机关本身对党国的司法正义性也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尽管中共现政权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在本质上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虚弱。

2．人民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力量越来越强。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许多网络作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民间维权元年。天安门母亲们的斗争越来越英勇，把有关“六·四”屠杀的证词提交到了联合国人权大会。国际上众多学者和知名人士再次提名天安门母亲做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发轮功顶住了五年的镇压，在国内没有倒下去，在国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互联网进入了八千万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国内勇敢的网络作家们在不断地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呐喊，国外的真实信息迅速即时地传入了千家万户……今天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比1989年又提高了一大步，对民主和人权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更为强烈的渴望。中国人民的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

3．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共党国专制政权镇压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第五次天安门事件）的中坚力量。但是，即便在当时，军中也有许多高级将领反对镇压。蒋彦永要求为八九民运正名的信进一步告诉我们，连陈云、杨尚昆都对镇压持有异议。十五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很大变化。每一支部队都想洗刷自己在“六·四”屠杀中的罪行。不愿意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当党卫军的中青年军官越来越多。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就不是人民子弟兵，但是它的士兵却的确是由人民的子弟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父兄的欺压不可能不在他们心中引起反感。在反感超过阈值以后，就必然会引起反抗，促使他们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届时，将不再是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一人称病拒不率兵进京屠杀学生和市民了，无数的成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将拒不服从命令、甚至掉转枪口对准专制者。

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中共专制政权施加的压力；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在中共后院引起的熊熊大火；台湾人民的台独倾向叫中共焦头烂额……我们可以期盼，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之日，很可能就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中国专制政权已经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如若不信，我们且拭目以待！

《议报》第142期

附录:

杜义龙：“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
——评辛明先生《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

辛明先生在第142期《议报》他的《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指天安门——杜义龙注），先后发生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次重大事件。它们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前两次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次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后两次发生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发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迅速蔓延到全国，都起到了唤醒民众巨大的历史作用。”

这五次事件的结局如何，自然不需要多说，其悲惨历史我想肯定不会有人再愿意去重复经历一次。我也不想否定辛明先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之日，很可能就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的美好愿望。只是我想，这些主要以学生为主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斗争方式，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联系，我们很难进行界定，也无法去推测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更何况由学生去承担如此艰巨的社会变革的重任，一则他们无此铁肩，即使有，是否会成为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担忧；二则以学生运动或这种想通过一场运动就改变国家制度的想法，是否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变革，或是仅仅属于美好纯真的愿望，实在令人难以决断。

我不愿意“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还出于这样的事实：类似的事件都是发生在极端专制的政府统治和政治动荡、变革时期，而其结果均以残酷的镇压告终，并以大批的死伤和统治者变本加厉的报复、加强专制统治手段为代价，这些事件在具有一定的唤醒民众的作用的同时，也对民众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实际上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利于中国民主的进程，同样很难进行总结，因为历史不允许假设，可是我们如果假设没有“六·四”这次事件，中国目前的民主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呢？就一定会更加糟糕吗？延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应该很有趣的。

我还认为，一次学生运动不能够深层次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通过强烈的集中的运动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许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然而这种推翻旧秩序的行动往往建立在整个社会无准备的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长期的动乱和各种势力的争权夺利。而原有的旧势力因为其盘根错节的力量并未彻底崩溃，往往会改头换面来争夺人民民主运动的果实，而新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不堪一击。民国初年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是明证。

当然，更主要的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间乌托邦的建立。当民主在一个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力量之时，运动注定只有两种结束的方式：壮烈一点的是被残酷镇压，温柔一点的是被彻底利用。

我更不愿意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或是其他民众的宝贵而神圣的鲜血再一次地浪费在坦克的履带之下和枪林弹雨之中，所以，辛明先生热情而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我还是希望能够被及早劝止。（2004/4/26）

《议报》第143期

请勿劝止“第六次天安门事件”

——答杜义龙先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

杜义龙先生在《“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议报》143期）一文中批评了笔者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笔者虚心接受。笔者承认拙著《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议报》142期）一文结尾过于仓促，问题没有谈透，表达也欠精确。在杜先生之前就已经有朋友批评笔者“太乐观了”。但是，由此笔者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的结论。

笔者同意，“一次学生运动不能够深层次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所以笔者才在拙著中谈到了“由小到大、由学生到全民、由北京到全国”的问题。学生是社会各阶层中目光最敏锐、思想最活跃、斗争最勇敢、行动最果断、顾虑最少、负担最轻的群体。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最先挺身而出的永远是学生。如果连学生站起来都“可以止矣”，那么你还指望什么人站起来呢？难道中国人就活该祖祖辈辈当奴隶吗？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天安门事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唯有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暂时还没有得到正名。但是，它迟早是会被正名的。这种信心，笔者想，每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人都应该有。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只看到“六·四”屠杀对民主的摧残，）我们就应该承认，最后的胜利也将属于八九民运。当然，我们不可以只长远的、历史的、广义的看问题。目前的、现实的、狭义的胜利对于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仿佛更为重要。对此，笔者要说，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只要能够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在适当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下，学生运动是完全可以获得目前的、现实的、狭义的胜利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

为了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5月4日下午，五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会后游行示威途中，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详。北洋军阀政府当日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但是，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北京学生在次日开始总罢课，并且通电全国，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地学生的纷纷响应。北洋军阀政府穷凶极恶，于6月2日又大肆搜捕学生，在两天之内拘压了两千多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6月3日，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罢工，全国二十多省的大、中城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浪潮。北洋军阀政府抵挡不住，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详的职务。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达到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预定目标，取得了全面胜利。杜先生说：（学生运动的）“结果均以残酷的镇压告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学生运动都不免会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这并不等于说学生运动都遭受了最后的失败。古今中外的学生运动以全面胜利或局部胜利而告终的不乏其例。

杜先生说：“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间乌托邦的建立。”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期盼通过一个“突发事件”就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大厦。笔者对突发事件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突发事件’，但是不可以对`突发事件’寄予过高的期望。”（见拙著《科技进步增强了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能力》，《议报》第100期）但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民主自己就能造福于人类，降临到人间，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哪怕“民主的力量”已经“逐渐壮大”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还是需要人民通过与统治者的斗争才能争得民主。李慎之先生说，中国的民主已经“熟烂”。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他说的“熟烂”也就是熟透了，也即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程度。但是，民主毕竟还是没有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还缺少“最后的斗争”。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老百姓不能无限期地等待某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把民主和自由恩赐给他们。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到明天”去进行“最后的斗争”。苏联共产帝国垮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成统治者的转化。民主运动是促使戈尔巴乔夫诞生的催生婆。在戈尔巴乔夫诞生以后，民主自由也不是自动降临的，仍然需要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才能最终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独裁政权。

而且，正确地合理地充分利用“突发事件”是可以产生良好结果的。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之际，罗马尼亚似乎还坚如磐石。1989年11月20日至24日，罗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开，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为罗共总书记。他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受到与会代表30多次热烈鼓掌和放声欢呼，似乎罗马尼亚永远是他牢不可破的铁打江山。但是，二十多天以后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反政府示威，保安警察开枪镇压。示威蔓延到其它城市，齐奥塞斯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2月21日，保安警察开枪弹压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群众示威。某些部队哗变。12月22日，救国委员会宣布推翻政府，接管权力。哗变部队和政府军发生枪战。齐奥塞斯库逃亡并于途中被捕，12月25日（圣诞节！）以种族灭绝罪被处决。从11月24日他受到30多次热烈鼓掌和放声欢呼至12月25日他以种族灭绝罪被处决，为期正好一个月！

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就这样被推翻了！事前谁能想到？正如杜先生所说，“整个社会无准备”。救国委员会首先宣布祸国殃民四十余年的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几个小时以后又宣布，根据结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共产党享有合法地位。此事虽“小”，但当时罗马尼亚的政治形势的混乱却可见一斑。在随后几年中，政府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前共产党员（因为在共产党长期一党专制下，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存在）。1991年12月8日通过新宪法，确定多党政治。1996年11月3日和17日的大选中，前共产党人全部落选。但是，2000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的选举中，他们所得的选票又有所回升。然而，无论前共产党人在台上、在台下、或者选票有所回升，罗马尼亚的民主制度却已经不可逆转。许多原国有企业在1996年就实现了私有化。

杜先生断言：“通过强烈的集中的运动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许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然而这种推翻旧秩序的行动往往建立在整个社会无准备的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长期的动乱和各种势力的争权夺利”。这只是一种武断和臆测。罗马尼亚的实践表明，腐朽没落、病入膏肓的专制政权就像一幢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大厦，任何轻微的震动都可能使它轰然倒塌（参见张林：《一个醉鬼吓跑一万个共产党员》，《新世纪》2004年1月8日）。倒塌之后的重建工作可能反复多变，杜先生所说的混乱状况可能发生，却并不一定必然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一定长期。

至于对学生运动“是否会成为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担忧”，则不仅仅是庸人自扰，而且是对和平理性的学生运动的不负责地责难。学生运动在不断地进步。现代民主运动的经验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逐步深入地融入了广大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包括学生）的头脑中。除了少数极端份子，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把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正确手段了。如果说85年前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五·四”运动），确实使用过暴力（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详），那么15年前的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从4月15日发起至6月3日夜中共武力镇压期间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却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尊敬和赞扬。把它与塔利班扯到一起，不能不让人对杜先生的丰富想象力感到惊愕！

当然，以上历史例证所谈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和罗马尼亚。目前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所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它比北洋军阀政府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更加顽固、更加虚伪、更加疯狂、更加残暴。面对这个口头上大公无私、骨子里立党为私、完全无视民意、一味崇尚武力的政府，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极为艰巨而漫长的，谁也无法预言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多少牺牲。笔者和杜先生一样，“不愿意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或是其他民众的宝贵而神圣的鲜血再一次地浪费在坦克的履带之下和枪林弹雨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怀疑“以学生为主的运动……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联系”，就质问“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利于中国民主的进程”，就提出“《“第六次天安门事件”可以止矣》”，这则是笔者绝对不敢苟同的。它使笔者联想起戴晴女士的《天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

如果中国人民不愿意永远做奴隶，就必须有第六次天安门事件（不管是不是以学生为主，也不管是不是正好发生在天安门）。如果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暂时）失败，就需要再来第七次天安门事件……对人民（包括学生）奋起反抗专制暴政的斗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劝止。真正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所应尽的义务应当是研究如何才能更加和平、理性、非暴力地与共产党极权政权的残酷镇压和野蛮迫害作斗争，以零伤亡为目标，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小，让成绩达到最大最大。在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中，刘晓波、高新、周舵和侯德建四君子与戒严部队指挥部谈判，促成天安门广场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撤离，拯救了数千条宝贵的生命，为保存民主运动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时，中共独裁政权将更为虚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更加动摇（甚至可能哗变）。汲取了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经验和教训的群众领袖，没有理由不比当年的四君子做得更好。任何坚信民主事业在不断进步的人，对此都不应该有所怀疑。

最后，笔者由衷欢迎杜先生的批评，并对杜先生表示敬意。事实上，对在国内为民主自由而写作的人，笔者都深怀敬意。笔者在国内生活了四十七年，由于勇气不足、认识不深，从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任何有违党意的文章。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民主呐喊和无畏精神擦亮了笔者的眼睛、鼓足了笔者的勇气。笔者认识到：要民主自由就非反党不可！要爱国爱民就非反党不可！笔者毫不迟疑地自我放逐到加拿大，以真名和笔名畅所欲言地写作。笔者衷心感谢第五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给笔者以民主的教育和启迪。笔者听不得别人说“天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不管他是不是戴晴。同时，在与国内作者辩论的时候，笔者也难免心怀愧疚，因为笔者是坐在万里之遥的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的宁静书斋中平安无事地高谈阔论，而国内作者却是站在专制独裁的中共党国的阴冷大地上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进行着勇敢的斗争。

《议报》第148期

请关注自由撰稿人李扬先生的命运

在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治安大队工作的李扬先生是近年来活跃于网坛的自由撰稿人。2001年，他曾撰写八万字的“上书”揭露贪污腐败，从而遭到打击报复，变成了分局的自行车看守人。如此“低贱”的工作并没有迫使他就范，反而使他加强了反抗的力度。从2002年起，李扬先生开始在《议报》、《民主论坛》、《新世纪》、《看中国》、《大纪元》等网站、网刊发表文章，逐步成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自由撰稿人。在《民主论坛》的作者介绍栏和许多文章的末尾，他都不无幽默地注明：“现就职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看管自行车。”如此具体地说明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也许是要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表示抗议吧！

虽然歧视、打击、迫害不断，李扬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有囹圄之灾。在一篇发表于《议报》的文章中，他曾经自嘲：“我没有关系。我宣扬的是欧洲体制，而不是美国体制。”（大意）但是，中共党国的专制政权是所有民主政治体制的敌人，不管是欧洲体制、还是美国体制。8月16日上午，李扬先生照常在其工作单位看自行车，突然被六个自称国家安全局的人带走，从此就失去了音讯。（他的文章还不时见于某些网站、网刊，那是以前的投稿。）

在两个多月以后的今天才传出消息，他在那天被不由分说地送进了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五科——精神病科。医院诊断李扬先生患有“偏执症”，并说“偏执症”很难治好，也许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还可能要永远住在医院里。李扬先生从未有过精神病史，国家安全局的人未经诊断就将他送入精神科“治疗”，这显然是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的政治迫害。作为“精神病人”，只要他有反抗行为，医院就可以使用电击、捆绑、惩罚性针剂等方式对他进行“治疗”。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是比劳教或判刑更为残忍的惩罚。劳教或判刑起码还有确定的期限，患有“偏执症”的“精神病人”却可以永远关在精神病院里！

笔者不认识李扬先生，和他的全部接触就是在《议报》打过一个回合的笔仗。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同样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的笔者就开始注意李扬先生的作品。虽然我不同意他某些文章的写法和某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但是我真诚地把他看作我神交已久的老友。现在，中共党国政府正在对他下毒手，作为他的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我认为我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向所有热爱民主自由、关心祖国前途的朋友郑重地发出呼吁：请关注自由撰稿人李扬先生的命运！

《议报》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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