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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5月12日，一位青年人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贴出一张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认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并质疑196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 大字报的作者写下了真名实姓和地址。大字报早晨6点之前贴出，到下午两三点钟被撕去，在党内极左势力掌握的上海，没有激起多少思想或政治的波澜。 |
| 2003年，当年大字报的作者已经移民美国，他有感于文革思潮研究的状况，化名“不平”，在美国编辑出版了题为《挑战毛泽东》 的文集。文集的序言《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讲述了这篇大字报问世的往事。文集不仅再次发表那张曾经张贴过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而且收录了他在1967至1972年撰写的不为人知的12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珍贵文字资料。 |
| 这本文集的著者“不平”，显然是化名。对此，“不平”在他的出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诚恳的表白：“作者不希望读者过多地猜想：本书作者的真人是谁，不过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个青年曾经有过的思想、愿望、意志、勇气和胆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与其说这本书，这些文章是属于作者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
| 有鉴于此，本书只能暂且称这位在文革中写下自己思考成果的青年为“不平”。 |
| （一）“不平”其人其事 |
| 1966年，“不平”是上海市一所中学的66届高中学生、工人子弟，但是父亲历史上的某个问题，使他没有能加入共青团。文革开始，他对运动也很关心，曾到北京串连，但是看到一些非人道的作法，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疑惑和某些否定的想法。1967年4-5月间，他一度回校参加教学改革的活动。1968年，他中学毕业，到上海崇明农场做农工。 |
| 在学校和农场，他阅读了一些书籍，包括青年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1957年“鸣放”时期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右派言论）、鲁迅全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除此之外，很少阅读西方的著作。“不平”后来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不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土生土长”的。 |
| 在阅读的同时，“不平”把自己的一些随想写下来。对于这些显然不合官方主流口径的文章，他只能自己保留下来，希望将来有机会面世。1969年“不平”将自己的53篇文章汇集起来，命名为《肥田集》，表面意思为文章供批判所用，实际是自我保护的障眼法。“不平”回忆说：这些文章的主要话题有三个：反对个人崇拜、论革命、谈阶级性，“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
|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不平”再次整理《肥田集》，从旧稿中筛选出若干篇，补充了林彪事件之后写的文章，共12篇文章，准备陆续发表出去。“不平”回忆说：这时他的思想更清晰了：中国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争取言论自由，要为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争取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 |
| “不平”决定把《肥田集》里的第一篇，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一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张贴出去。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不测，他把多篇文稿托付最可信赖的两位朋友保存，自己只留下准备张贴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底稿。1972年5月24日，“不平”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抄写成大字报，共22张纸，张贴到上海市人民广场，同时邮寄一份给上海《文汇报》以供保存。 |
| 这篇大字报贴出以后，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亦未遭到官方的严厉惩罚。事发以后，农场召开批判会对“不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此外没有多做追究。“不平”事后听说，上海市委为此事做了指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不平”的印象是：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当时的群众，对这篇大字报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青年，在当时的环境下思想上有点不通，有点钻牛角尖，仅此而已。甚至30年后，还有朋友不解地问作者：真想不通，你当时为什么写了这一篇大字报；你这个人真是一个谜。 |
| 一切如同“不平”回忆时所说：“大字报贴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只大雁飞来了，又飞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音响。”究其原因，大概是大字报的政治敏感性不高。大字报探讨“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这样一个哲学理论命题，未涉及林彪倒台以后人们关注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也没有涉及百姓的现实利益，难以引起一般民众的反响。大字报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但那是6年以前的社论，政治敏感性已不再强烈。加之大字报言词谨慎、隐讳，更是遮掩了挑战者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说，当时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将自己包裹得“像个核桃”，难怪别人不知所指。作者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要说出自己观点的愿望同样强烈，以致此举像是在主旋律整齐划一的齐唱中，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却戴上了口罩，以致人们听不明白他到底唱的是什么，只知道他没有顺从指挥的意图。这是那个思想恐怖时代的奇特现象。 |
| 30年后，12篇旧文由作者以“不平”的笔名辑集出版，拨开了那个“核桃”的坚硬外壳，披露出思想专制统治下，一个青年思想活动的个案资料。从文字上看，文集所呈献的几篇文章是可信的，并且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
| “不平”的文章，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泛阶级性”的批评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不平”关于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论述，是现有资料中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始文本，可以说标志着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在这一代青年中的萌生。至少就笔者所见是这样。 |
| （二）挑战个人崇拜 |
| 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都出现过的历史现象。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根深蒂固，到文革期间达到狂热的程度。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以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著称的林彪与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发生冲突。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严厉批判陈伯达以及林彪集团的几位将军。会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削弱林彪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个人崇拜应当“降温了”，同时又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 |
| 1971年11月15日，“不平”就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写了《论个人崇拜》 一文，毫不含糊地反对个人崇拜，不仅一般地批评个人崇拜，而且驳斥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反映了林彪事件之后青年突破思想藩篱的时代特征。 |
| “不平”坚决地反对个人崇拜，要求停止个人崇拜，而不仅仅是毛泽东所说的“降温”。“不平”指出了人们思想的变化：“个人崇拜持续多年”，但是没有人承认，现在毛泽东提出了，引起了人们正视：“原来我们在搞个人崇拜。正如一池子的水开始闻到了自己的臭味。”“承认了中国有个人崇拜之后怎样办呢？”毛泽东的说法是：“应当降温了”，而“不平”断然答道：“不，我看是应当停止了”。“降温，就是说，还要继续搞下去”，对于个人崇拜，“承认了就要改正，改正就要痛痛快快地改正。不要吞吞吐吐，搞改良主义。” |
“不平”驳斥了毛泽东所谓美国人也有“个人崇拜”，并以此为中国的个人崇拜辩护的说法，正确地指出：中国、苏联的个人崇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个人的崇拜有根本的不同。
“不平”辩驳道：在美国，确实总有一部分人崇拜某个人（例如总统、州长），但也允许其他人不崇拜，“允许别人喊打倒总统打倒州长的口号”。在那里，“谁会开动宣传机器，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呢？谁会宣布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呢？谁会把批评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剥夺自由，送进监狱甚至送上绞刑台呢？” |
| “不平”揭示了个人崇拜的丑恶表现：“什么是个人崇拜，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宣扬成绩，掩饰缺点，把功劳归于自己，把缺点推给别人，扩大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神化，变成救世主。这也就是斯诺所说的个人崇拜吧。如今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已不仅仅是这一形式。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相信某人的话，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接受某人的思想，用反毛、反革命、阶级敌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用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相威胁，以专政包括监狱、死刑作为后备军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这就是斯诺不知道的个人崇拜了。” |
| “不平”质问：“为什么有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就因为他呼毛口号最响，旗子挥得最起劲就成为革命的，而不愿意做伪君子又不愿意随大流的人就要成为反革命？”“为什么搞个人崇拜的人有权将不搞个人崇拜的人打成反革命？” |
| “不平”的批评，针对着官方及其追随者的言论，尤其针对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因为官方的言论是以毛泽东为标准的。 |
| “不平”坚决地宣布：“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个人崇拜。”“人和人之间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别人，也用不着别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争论、辩论、讨论，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帝与人或神与人的关系。 ” |
| “不平”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崇拜真理。崇拜个人就是崇拜某一个人，然而人总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即使是无产阶级权威，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连错误的东西也崇拜起来，怎么行呢？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只要这种言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是真理，我们就崇拜。我们的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我们要进行分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不平”给毛泽东的回答。 |
| （三）挑战泛阶级论 |
| 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在全党全国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校政治课和报刊都在向青年灌输“用阶级观点分析所想、所为、所见、所闻”的思维方法，青年一代深受其影响。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泛化于一切问题，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压倒和替代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可以称作“泛阶级论”，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
| “不平”撰写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自由的阶级性》两篇文章，对当时官方主流的泛阶级论提出了挑战。《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一文题头引用的马克思语录和一则谚语，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真理越辩越明――谚语”。文章说道：“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管这人是什么阶级，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文章认为：“只存在着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客观的真理，从来不存在着依赖于人的，随着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观的真理。” |
| 文章赞同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不同意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所说的真理的阶级性的观点。真理是不是有阶级性？这本来是学术争鸣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学术的，而是政治性的问题。《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宣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这是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批判《二月提纲》中关于真理面前平等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社论不是讲哲学，而是在政治上剥夺“二月提纲”的话语权。即使从文革前教科书上的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难以服人的。但是文革当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就成了政治性很强的官方正统观点。 |
| “不平”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质疑真理阶级性的问题，更在于否定当时盛行的泛阶级论。作者后来又写了《论自由的阶级性》，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
| （四）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 |
| 《论自由的阶级性》一文，挑战当时关于自由的阶级性的权威论述，实际是挑战毛泽东的观点。 “不平”认为，官方关于自由的阶级性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写道：官方的“大人”说，世界上决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然而，马克思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著书立说，发表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著作，从事推翻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旧中国，鲁迅和他所率领的一支文艺队伍，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出版著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共产党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出版报纸，发表演说，到中国来访问。美国也经常有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肯尼迪、打倒尼克松的口号。因此，“我们不必说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自由。我们应当说的是怎样的一种程度。” |
“不平”指出：所谓“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的说法，是压制反对意见、压制批评、压制自由的托词。实际上，就是把不同意见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不平”嘲讽道：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人民的自由就是“紧跟大人规规矩矩革命的自由”，“不服从大人的指挥，乱说乱动的就是反革命”，“说我们党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的是革命人民，说我们党有错误有缺点的就是反革命”，“这就是大人们所谓的自由”。
“不平”反对为压制自由权利制造种种借口，并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我所要的自由，不过是舆论不一律的自由，不过是唱对台戏的自由，不过是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针对当权势力，他说：“倘若说，有了我这样的自由，就没有了你们的舆论一律的自由，就没有了你们的唱独角戏的自由，这是一定的。除此之外，你们并不会失去什么自由。你们仍然有不受剥削的自由。你们仍然有言论自由，你们仍然有吃饭、睡觉、写文章、大批判的自由，你们所丧失的，只是假面具不被戳穿，伪装不被剥去的自由。这同‘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有什么搭界呢？”联想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关于自由和民主阶级性的论述，这些尖锐话语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
| “不平”读到马克思早期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深受鼓舞，摘录了马克思文章中揭露和抨击书报检查法、批判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论述，并加以讽刺性的批语，编辑了《马克思论出版自由》，以此表达对言论和出版不自由的愤怒，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向往。 |
| “不平”的思想探讨的特点，在于非阶级论、追求自由的理念。与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批判派、以阶级分析的武器抨击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新阶级”派相对，“不平”突破深深影响那一代青年人的阶级论，看穿思想领域的泛阶级论是扼制思想自由的绳索，进而以超阶级的视角，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些探讨带着刚刚摆脱思想枷锁的幼稚，论述往往粗糙，嘲讽的笔调也多有运用不够成熟之处，尽管如此，却是可以看作自由派思潮再度萌发的早期代表。关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呼吁，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清晰地出现在以后的青年思潮当中。 |
| 自由派思想是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出现的，与政策批判派，社会和制度批判派有区别的重要思想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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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时政和政策批判派相区别是社会和制度批判派。四川老知青、内蒙知青通讯事件的当事人，主要批判领导干部特权，力图寻找其制度的根源，进而挑战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这一流派指出，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反对特权和社会平等的问题，而这个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制度而不是路线。 |
| 化名“不平”的上海知青则从马克思早期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述，发掘了超阶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思想，萌生了自由主义的思想。 |
| 上山下乡时期的上述思想是对红卫兵时期思潮的扬弃，其中有思想上的批判继承，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和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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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类型，林彪倒台以后，把批判林彪当成批判现实政策和制度的突破口。由对林彪的批判引发对广泛的政策和制度的批判。相比较而言，对林彪本人的谴责反而退居次要，甚至只是为了取得合法性。广州“李一哲”的批判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中，一些人着重批判对思想的钳制。他们不仅批评林彪鼓吹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且反对强求全国人民思想一致、扼杀不同思想的争鸣，从而不同程度地要求思想的自由权利。这样的要求实际上超越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控制的通常体制。化名“不平”的上海知青的批判属于这类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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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期间青年思潮中的类似思潮倾向可以追溯到1972年上海“不平”所写的呼吁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文章。他们都拒绝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都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命题。“不平”的论述还从马克思的早期论述中吸取营养，胡平则从西方思想寻找资源。从“不平”的呼吁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到胡平的《言者无罪》构成了一条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思想链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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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由主义的思想要点 |
| 自由主义的思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都相当弱小。就笔者所见的文本和回忆，上海青年“不平”1970年代初关于言论自由的思考和成都青年胡平1975年的文章《言者无罪》是目前所知仅有的具有明确自由主义倾向的两个文献，并且未见后者的文本，仅限于回忆。“不平”和胡平的文章都强调自由特别是言论和出版自由，针对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遍存在的因言致罪的现象。这两篇文章强调的是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不是社会批评派所关注的社会平等、反对特权等问题，这两篇文章还明确或者实际上否定阶级斗争，不同于社会批判派在剖析特权问题时，不同程度表现出的社会分层或阶级分析的思维逻辑。“不平”论述自由观念援引马克思青年时代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胡平则已经直接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论著的影响，尽管尚不系统。毛泽东本人有不少关于民主的论述，但是对自由主义一般地说是排斥的，因而青年中自由主义思想只能独立于毛泽东的思想，直接或者隐晦地挑战毛泽东的观点。他们只可能从宪法中寻找合法性，而宪法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更多地限于象征意义。就目前公布的资料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自由主义的论述没有涉及财产私有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排斥，青年主要在民主的诉求中表达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愿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十分接近，都涉及制度变革，可以归类于制度批判思潮。自由主义是与社会批判派存在差别，又相互交织的另一个制度批判流派，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主义思潮的微弱，本文仅在考察社会和制度批判时，兼顾自由主义。 |
| 此外，这一时期追随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的青年思想，虽然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具有普遍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一是缺少独立性格和人格魅力；二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逐渐呈现颓势，感召力每况愈下，真诚的信奉者日见流失。到了1975-1976年，官方宣传越来越显得色厉内荏、虚张声势，连不少官办写作组、党员干部、学校教师都不相信两报一刊的文章。坚持文化大革命理念的青年，哪怕只是部分坚持，例如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歌颂新生事物等，都在党内外人心所向的大潮面前感到的无力和无奈，真正成了“反潮流”的可悲角色。相反，政策批判思想和制度批判思想依托日益高涨的党内外不满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在青年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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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中的自由主义思潮间接或者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海知青“不平”对言论自由的论述援引马克思早期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而马克思这个思想是继承西方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思想。可以说，是间接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胡平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很清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的影响。尽管他所看到的只是不系统的只言片语，但是饱受思想专制之苦的青年从这些零星的资料之中得到了感悟。那种在漫长的暗夜中苦苦寻觅，突然被星星之火点燃，引发思想烈焰的经历，常常是没有经历过思想禁锢时代的人难于想象的。青年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却又是扎扎实实生长于中国的现实之中，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带有清晰的中国特色。 |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对外开放、西学再度东渐的社会环境下，有了长足发展，不论是在民主墙，还是在1980年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期间高等院校的竞选中，都可以听到呼唤自由的声音，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