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英烈（上）

查全华（柯德远<272忆查全华君>，https://nsfz2.wordpress.com/2010/12/14/272忆查全华君/）

男，生于1945年，卒于1969年12月15日

63年初中毕业时查君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当年招生时称西安护士学校），却因家庭政审未通过。遂弃考高中，转由学校报名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时，查君凭借出众的表现与才华，被连队领导相中，旋破格提拔为连队文书。从当时通信的内容可见，彼时查君也曾立志报效国家。焉知祸从天降，时在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就读的朱XX去信查君，告知他正在争取入团，想把初中时“癸卯宁条约”一事向组织做思想汇报，为此征询查君的意见。不巧，此信被部队查获，直接导致查君提前退伍，且在退役证上注明“不服预备役”。这实际上宣告查君政治生命的结束，查君也意识到自己已沦为一名“内控人员”。退役后查君被安置于南京玄武区修建三队任施工员，后应查君本人要求拜师木工师傅学艺成为一名木工。政治上虽无所求，好学的查君却喜好上哲学，开始研读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闲时偶与为数不多仍有往来志趣相投的中学同窗相聚讨论。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夏秋时节，查君单位的工友王金因历史上担任过伪职，无端被南京外国语学校以官沪宁为首的一伙儿红卫兵殴打致死。义愤填膺的查君为替死者伸冤，发起成立了“王金事件调查团”，并两赴娃娃桥市看守所，提审已被收押的官沪宁。此事件也是南京工人投入“文革运动”的一个导火索。从此，南京工人也与学生一道，全面参与“运动”。不久，身为高干子弟的官沪宁被秘送部队参军。如此结局也让查君冷静了许多：他退出了调查团，辞去工人组织中的职务，不参加当时“派系”间的争斗，游离于“文革运动”之外。他潜心钻研马列包括毛的著作，试图从理论上剖析这场运动，推测其结果。当然，如果说有什么议论的话，也只是两三个好友间的私下讨论而已。

1968年12月8日因柯德远即将插队盱眙农村，李XX也将从南京林业学校分配至东北，为替柯德远和李XX送行，查君、王XX、马XX与我到林业学校李XX处聚会。这天就是“马列主义小组”的成立日，其实大家谈论的内容与往常并无多少不同，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按查君的想法，当时并没有成立一个党的必要。换句话说，即便中国将发生革命，也只是个预测，建党时机并未成熟。所谓“马列主义小组”，充其量为迎接可能发生的革命做些思想准备，称为小组是适宜的。今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后面的行动。查君为组长是当然的而非选出的，王XX的副组长之说只是其个人的言辞，而其他人的分工则不存在。五人中，查君、王XX与柯德远为初中同学，王XX、柯德远我、马XX、李XX都是近邻朋友，王、李二人还是姨表兄弟。如是选举，王XX的票数或许能多于查君。五人林校一别再没有共聚，李赴东北我到苏北，马回下放地六合，只查、王二人在宁。

查君喜欢弄文，以母姓起笔名罗左，意含做一个左派的志向，并写些平时观察与思考的心得。被当局定为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论二次革命》也是这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当时只有王XX与柯德远二人看过。柯德远担心留下此文会遭祸，阅后即烧毁，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政治纲领”。此文仅是查君尝试运用马列的理论，破析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难，将平时大家讨论的东西作一个总结，表达他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一句话对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立场。这样的文章怎能示人？至于“二次革命”的提法，也是查君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依据是，造神运动出现的“早清示晚汇报”、搭“忠字台”、全民大跳“忠字舞”、“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愚民政策，物极必反。最终民众是不会被愚弄的。另外，众多革命功臣被打倒，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停课停产的革命，学生插队农村，民众稍不小心即因言行之失获“现行反革命罪”。凡此种种，导致的结果必是走投无路的民众起来反抗。毛林自毁国家基石，随时可能引发革命，并很有可能爆发于党内当政者内部。这也就是查君预测中国将会发生“二次革命”的依据。这样一篇文章显然不是什么政治纲领，且只有二人传看过，所谓的“讨论通过”完全是莫须有……….。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9月为其平反，下面是《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申（69）军管刑字第334号)全文。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9申(69)军管刑字第334号

査全华。男，一九四五年生。南京市人。原系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三队木工。

王家庆。男，三十三岁，南京市人。原系南京市玻璃厂エ人。

柯德远,男。三十二岁。江苏省六合县人，原系南京市去吁贻县古城公社插队知识青年，現系南京第四机床厂刑満留厂人員。

李家骧。男。 三十ニ岁。南京市人。原在东北大兴安岭奋斗林场 工作，現系南京市红卫林场工人。

马如奎，男，三十三岁，南京市人。原系六合县红星公社跃进大 队社员,现在江苏省第四监狱劳改。

孔庆文。原系六合县团结公社姚许大队社员，現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勞改。

谢宜华，男，三十八岁。南京市人，原系六合县红光公社高庄大队社员。

张长岭。男,三十七岁,河南省遂平县人，原系南京玻璃厂工人，因搞流氓活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被劳教二年。

马如春。男，二十九岁，南京市人。原系南京市去吁贻县古城公社插队知识青年，后迁至灌阴县扬庄公社居住。

汪学才,男。三十四岁，南京市人,原系六合学团结公社先锋大队社员。

熊柏成,男,三十二岁,江苏六合县人。原系六合县红光公社高庄大队社员。

原中国人民解放軍江苏省南京市公捡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9)军管刑字第334号判决书认定上列人员，以査全华为首成立“马列主义小組”反革命组织，并积极策划进行反革命活动。于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反革命罪分別判外,查全华死刑，立即执行；马如奎徒刑十五年；孔庆文徒刑十三年,柯德远徒刑十年；谢宜华，张长岭各判徒刑伍年、交群众监督执行；马如春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王家庆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二年；李家骧、汪學才、熊柏成三人免子刑事处分。

经复查:查全华、王家庆、柯德运、李家骧、马如奎等在一九六八年底前后、同常在一起议论我党历史上和文化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查还寫了“论二次革命”与“贺词”等文章,其议论和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林彪和“四人帮”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有一些错怪领袖的话。他们当时认为“反革命两面派大野心家林彪、全面地篡夺了党权、军权、政权”,“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夭折了”,“中国必须进行二次革命”，“重建马列主义政党”。于是，査全华等五人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并由五人发展至十一人。”小组“成立后，除要求成员学习马列著作和发展人员外，未进行其它活动。

综上所述：査全华等成立“马列主义小组“，其动机是为了反对林彪，“四人帮” 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原判将”马列主义小组“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对査全华等十一人以反革命罪论处，实属错误。为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 • 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9）军管刑字第334号判决书。
  • 宣告査全华无罪，恢复名誉，予以昭雪；宣告马如奎、孔庆文无罪释放；宣告柯德远、谢宜华、张长岭、马如春、李家骧、汪學才、熊柏成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陈寿图

男，又名陈红红，1923年10月出生。1949年8月参加乡减租反霸斗争。1950年当选县人民代表、农会委员，后任过乡民政、税务员、信贷员、乡长、中共五龙乡总支书记、海口区委委员、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城头公社公安特派员。

68年9-11月，数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9月4日的信中说：“敬爱的毛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 我的思想一直不通。” “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我现在提出正确理由为刘少奇辩护。 要求中央和毛主席答复我的意见, 让刘少奇主席担任中央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

11月20日,陈寿图“请”到公社,先让他学习十二中全会精神,要他转变“立场”,并要他把“观点”全部写出来。陈寿图慷慨命笔,写了7000多字的〈我的正确观点〉。在这篇文章中, 陈寿图不仅讴歌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从各个方面一一列举了“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还直接了当地指出林彪“奉承拍马”, “是个野心家”， 陈伯达“不是个能坚持真理的人”。

1970年2月25日, 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在根本没有批捕的情况下, 向已经被拘留长达14个月（本来只能在48个小时内）之久的陈寿图宣布“逮捕”。1970年2月27日，县人民保卫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陈寿图死刑，立即执行。同日下午，他被枪决在三山公社南兜岭上。在刑车上，他顽强昂首，从被勒住的嘴里艰难地发出“我有真理”的声音。埋葬之时，有一百多人向遗体告别。

11月29日，把自己看法归纳成10点，再给党中央写信。69年10月，写下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有真理，必须坚持到底〉、〈有错必改，真理不屈〉、〈我的观点永远不能改变〉等文章。

1969年10月15日的提审笔录中这样记载 :

你进入看守所以后考虑什么? 认识怎样?

我认为, 我有真理。。。我认为刘少奇是正确的。

你原来学习什么材料?

学习党的政策、八大党章、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60条纲要。

你进入看守所后学习什么材料?

这里没有什么材料学习, 报纸看不进去。

你的思想很反动, 你知道吗?

我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论、 观点。

你的思想言论从哪里学来的?

从马列主义。

你现在的思想愿意不愿意改造?

没有什么可改造的, 我是正确的, 属真理, 属马列主义。

办案人员找他个别谈话, 动员他放弃自己的观点. 他反而奉劝办案人员 : “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可以拿到福清县60万人民面前去辩论, 让群众来鉴定, 让时间来公断。”

1979年3月，县人民法院改判宣告无罪。同年4月3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平反昭雪大会。1980年1月追认为烈士。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为他建立烈士墓。同年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作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辑录烈士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生平事迹和文稿，作为建国35周年案例展览宣传。

在被叫到公社个别谈话时, 他更直率地说“都是林彪、 陈伯达、 江青这些人搞鬼, 林彪没有资格当接班人。”

以下是部分手稿，讲话内容。

（68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要纠正。

（69年10月8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大会议，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不正确的，不是团结的大会，是压倒一批老干部的大会，同时，对新制定的党章和一系列政策我也坚决不同意。我们要维护中共八大会议的选举，决议和党章。我讲，聂元梓、江青等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呢？有什么功劳一下子就登台拜帅呢？这真使人想不通。

（68年11月23日，〈我的正确观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接受马列主义来的，但不能说顶峰。

我认为林彪这样搞政变，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给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是个野心家。

贫下中农呼“毛主席万岁”，我在家里也写“毛主席万岁”，我认为这一句话不怎么妥当。因为过去封建年代对皇帝称呼“我主万岁”，现在就不能这样称呼。

（68年11月24日）对早请示晚汇报，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有什么问题应该直接写信向中央领导汇报或请示，不能搞形式主义。

（68年11月25日，〈我对林彪看法〉）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奉承拍马，林彪无理批判大比武问题。我们认为搞大比武完全正确，不是什么没有突出政治。军队本身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打败敌人。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够保证打败敌人。当然突出政治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光念语录就能打败敌人。林彪这样是搞政变, 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给党在政治上、 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

(68年11月) 对中央来说， 不应该让林彪当接班人。

（68年11月25日，〈我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主席已经心变思想变。这次中央整掉许多党的优秀人物，我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完全是错误的。

（69年10月14日）林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军事力量夺取党政领导权，利用中央电台广播和报纸、刊物做为他们攻击别人的宣传工具。。。搞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原则，分裂党中央领导核心。林彪对党中央很多领导无理批判，我坚决反对。。。不能把中央广播电台和报纸刊物作为攻击别人的宣传工具。

（69年10月14日，〈有错必改，真理不屈〉）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个人野心家。我要永远坚持真理，我就是死，最后一句话也是要坚持真理。

（69年10月21日）中共九大是完全错误的，我完全不同意九大选举和一切决议。林彪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林彪夺取党政军三大权，对中央许多领导进行无理批判，我坚决反对这些无理批判。

林彪在中共‘九大’搞宗派，压倒一批老干部，提拔一批不合格的人当中央委员。

对中央来说，不应该让林彪当接班人，由刘少奇当接班人是合情合理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林彪一伙制订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摧毁八大选举和决议，违背了党章规定，压制党员民主权利，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在狱中说：“林彪搞政变，我是反对的，我就是死在监牢，也要坚持我的真理。”

判决书中有：

陈寿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为刘某某喊冤叫屈，当指出他的反动言行时，还极力辩解。在反省检查时，竟敢继续攻击，谩骂无产阶级司令部。入狱后，狂呼反动口号。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男。

1970年2月12日南京开公判大会，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 “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当天夜里，陈卓然、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十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全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会上，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年只有二十岁。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公判大会上，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宣布陈卓然死刑立即执行后，故意拉长声音宣布：“首犯倪××，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念其有重大检举立功表现——稍作停顿——当场释放！”然后一法警手持巨大剪刀，“咔嚓嚓”舞动着走上主席台，将倪XX反绑着的绳索剪断，将其当场放掉。

该案的苏小彬，被判刑后，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文革”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予以平反。

1993年11月南京市20余万老知青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纪念展》。在展厅中，陈卓然烈士的事迹尤其令人瞩目。许多老知青在他的遗像前长久伫立，缅怀不朽的英灵。

男，1961年武大毕业，太原市干部学校工作。

写有手稿:“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魂在社会主义国土上横行，一股反动逆流要把人民革命的洪流覆盖，一伙居心险恶的敌人妄图颠覆我国的红色政权，一幅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图景摆在我们面前。。。一小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伪装革命的面孔，上抗毛主席，下压人民群众，他们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

“。。。早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就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政权是阶级实行民主和专政的权力的伟大学说，提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荒谬论调。”

1967年7月12日，他带着手稿，来到中央文革，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在来访登记表上填写了他要反映的意见要点:

“打倒以林彪为首的最大的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操纵这股逆流的是以林彪为首的最大的一小伙。。。”

接待人和邓思京谈话以后，便在来访登记表上签署了意见:

“现行反革命分子，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处理。”

这份材料没有及时转回山西。而邓思京还在接待站等着答复。其后，身边的财物、材料被窃。于是，他回到太原，重新写了三万多字的材料，再次赴京。这次来到中南海，向警卫人员说:

“我想向毛主席汇报我的看法:我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是别人，而是林彪、陈伯达为首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想借文化革命之机来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他的话刚开了个头，周围的人骚动了，有人嚷着动了手:

“快打。这家伙是现行反革命。他攻击副统帅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呀！”

邓思京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被送进了公安局。审讯时问:“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见解吗?还是受了别人的影响?”

邓答:“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一个正常的中国公民都会有这种看法。”

在每日天天读时，邓拒绝朗读林彪写的<语录>再版前言，于是一直受到毒打。

68年9月12日被押送回太原，逮捕。下面是部分审讯记录。

你还坚持上北京送材料的观点吗?

是的。

听说你昨天没有吃饭，想干什么?

我很难过。想到我写的材料可能一份也没有送到毛主席手里，所以我吃不下，也睡不着。

你准备怎么办呢?

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战斗。我要一直揭发，直到把林彪一伙清除出来。

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呢?

早考虑好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邓思京，自有后来人！我就是牺牲了，还有觉醒的群众。我相信将来会有人替我说话。

在狱中他用鲜血当墨汁，用坑席条当笔写诗:“千年滴泪，方欢笑，忽又黯然失色，蔽日泥尘降华夏，错乱兽蹄车辙。。。”“窃国贼，反水急，红日照，鸡鸣迫，奋飞车林海，缚虎残阳，环宇征途连曙色，天涯会猎呼声急，为横跨绝代共朝阳，捣蛮敌。”一共写了四十多首。

70来4月27日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书写反动诗词，为被打倒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鸣冤叫屈。”

1979年平反。

《山西通志。政法志》：

太原市教干校教员邓思京,1968~1969年,写了3万多字的书面材料,揭露林彪、江青一伙挑动武斗,迫害革命老干部,破坏生产等造成的种种恶果; 三上北京,到中南海反映问题。据此,于1970年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含冤而死。

杜长绪

男，（1934 ?--1970.4.18）　原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干部，父亲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1967年1月15日，看到一张小报上刊有吹捧林彪的文章，表示反对，说林彪不是好人（大意）。当即被群众揪到礼堂，开大会批斗。他坚决不承认错误，遂又被扭送公安部门。在审讯中，他宣称“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中国的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乌云，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夺了权，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专政了”。“有人利用群众对毛主席的威望蒙蔽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旧市委是好的，彭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是受蒙蔽的”。“刘少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列主义者，他一直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曆史将证明刘少奇是对的，不会被人民抛弃的”。“《论修养》不是黑修养，不是毒草，是中国共产党修养，是一篇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书，我不出去则已，出去就一定学好修养”。他还说:“现在的干部全被揪出来了，难道全错了吗?”“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刘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指出“林彪自称是上级，太骄傲了，目前应该把他看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在拘押期间，“造反派组织”曾不止一次派人对他做工作，只要承认错误，即可将他保释。但他始终强持已见到底。

在审讯中，他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宣称:“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公安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有多次反复，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篡夺了领导权，在这里扣着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学生。他们是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抓起来的”，“你们把革命说成反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逻辑。我甘当这个反革命，我感到光荣，我感到高兴”。“你们说我是资产阶级的，正好说明我是无产阶级的，我这个反革命当到底!”“受审判的不是我，而是你们!”“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0年4月18被杀害，终年36岁。

1980年7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杜长绪同志平反昭雪，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认革命烈士。

方运孚

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平时言论：

“你看他手里拿着红书，口里喊着万岁，好像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这是假象，和戈贝尔的宣传差不多。正如市场上的摊贩，大声叫卖，总要把坏货说成好货。”

“林彪、江青野心很大，什么革命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

“你看，多有趣！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朱总司令到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说谎吗？那时他的地位还很低呢。这样宣传是为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你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産，发展经济，有什么错？经济上不去，哪来民富国强？”

“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句句闪金光，说的是真话、老实话，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行爲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久，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他说：林彪“大树特树”是“欺世盗名”；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威望不高，到处讲话，信口雌黄，群众不服。并且预言：“别看他们得势一时，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下面是1969年7月10日群众代表与方运孚的谈话记录。

方: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上层有两种不同主张,我同意刘少奇的看法。

群众代表。刘少奇是什么东西?

方:从报纸上看到是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顶帽子。

群众代表:你现在认为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方 (考慮了好一会オ回答) 我不知道。

群众代表:方送孚,你是不是反革命?

方,我沒有支持过反动力量,現在文化大革命支持刘少奇也不是支持反动力量,是正义的我都支持。

群众代表,你的罪惡是什么性质的?

方: (久久避而不答)。

群众代表:方运孚，揪你揪错没有？

方,被掀斗前看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知道我要受批判。 別人不說的我說了。

群众代表,你是現行反革命,你服不服罪?

 方 (气焰嚣张地回答)... “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非自有公论。”

在"牛棚"里, 他沒有停步,而是继续战斗。 写呀,写呀, 阐述着他的观点。一位和他关押在一起的同志 悄悄劝他：“已经被搞成这个样子 不要再写那些了。 僅防吃更大的亏。”

那个同志进一步地劝他。“不为你自己, 也力孩子們想想 吧。

他毅然回答, “正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オ这样做的。"

他还以对联形式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公检法军管会给方运孚定罪的主要“罪证”,罪名是“以书写反动对联等方式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

70年3月1日，宣判他死刑时，说：

我对于刘少奇的许多主张是赞成的。对《修养》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国家主席，政府职务，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开除不了他的。

68年冬，被揪了出来。69年夏，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认为不构成反革命，不予接受。70年“一打三反”中，问题重新提了出来，70年2月2日市革委会批准逮捕。市革委会承办人员提出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2月24日，改成死刑。同年3月6日被杀。本来犯人有十天上 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

其亲属至今不知烈士的尸身葬于何处。每到清明,祭奠无路。 1980年1月,重庆市法院以错杀案报经省里批准,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方运孚无罪。正要宣布的时候,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 于1月底在重庆视察,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到方运孚一案时,明确指出:这个案件处理得不彻底,不是单纯宣告无罪的问题,应是冤案平反昭雪的问题。 为此,重庆市委常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法院按赵紫阳指示精神对方运孚重新作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1983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方运孚为烈士。

男，山东省莒县刘官庄公社吕庄大队人，中农出身，28岁，高小毕业后于1966年5月应招到临沂矿务局莒县煤矿当合同工。为人忠厚耿直，忠厚，工作一贯积极。文化革命开始后，有人动员他写大字报打倒干部，他不写，说“不符合大方向”。

1968年2月12日去北京，他把亲笔书写的题为“《炮打江青小贱妃，火烧林彪狗奸宁（佞）》”大字报放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下地面上，被当场抓住，押回山东审理。临沂地区公安军管会于1968年5月9日以现行反革命判处付春禄死刑，立即执行，在上报复核期间，于1970年1月12日在狱中死亡。根据中央(1976)23号文件精神，临沂中院报经地委和省院同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官明华

原名官美容，1934年生于广东省始兴县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离家参加土改宣传队。1952年从广州市第三医士学校毕业后，报名参加海南农垦建设。先后在儋县木排农场、白沙的龙江农场从事医务工作。1961年调到牙叉农场医院当医士。

54年,她在傍县木排农场工作的时候,不慎出了两次事故,那也只是批评教育的问题,当时领导上也未追究。可是后来,她拒绝了四十多岁的人事科长的求爱,于是责任事故变成了“出于阶级仇恨”的政治事故,她受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开除。她到海口申诉,没有结果,住在招待所里,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这时候,她遇到了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的年轻材料员覃达昆。覃达昆同情她的遭遇,代她写申诉书,向省卫生厅、中央卫生部申诉,并从经济上支援她。他们产生了爱情,一九五六年夏天结婚了。他们还不知道,卫生部接到她的申诉,派人进行了调查。五六年十月,海 南分局通知她:修正处分决定,另行分配工作。

文化革命中批判“三家村”。官明华已经下放六队当卫生员,却要回到场部參加批判会。一天,批判会正在进行。她头天晚上接生忙了个通宵,实在困得厉害,坐在那里打起瞌睡来。被会议主持人发觉:

“官明华,站起来!” 她本能地站了起来。主持会议的政治干事指著她说:

“批判三家村你打瞌睡!你对这场运动是什么态度?你对三家村是什么感情?”

“我昨晚接生 ” “ 不要狡辩!”于是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官明华。

于是,官明华成了“和‘三家村’穿一条裤子”的“小黑帮”。立即决定:撤销卫生员职务,下放三队监督劳动。官明华有一个儿子覃维理。这时有人揭发她是地主家庭出身, 维的什么理?只能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歪理!这是仇恨共产党...

并且勒令为儿子改名,不准“维理”！

改什么名呢?官明华不服,立意改个响亮的名字。叫志伟吧,孩子要有伟大的志气。不行,“伟”字也是一个招麻烦的字。好,就叫志炜!

覃达昆一九六五年犯过错误。处理的时候,办案人员提出划为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叫做“划而不戴”。未经县委批准,就在农场宣布了。后来县委批下来,认为还是内部矛盾,不应划坏分子,只撤销司机职务,下放生产队劳动。办案人员要求当时担任农场党委副书记的齐××纠正,齐说:“已经宣布了,就这样算了。”

覃达昆用行动改正了错误。在水利工地劳动,每一期《水利简 报》的表扬名单中都有他:回生产队当炊事 员,他又养猪又做饭,很快把职工们已经不 愿去吃饭的食堂搞得饭热菜香,深受职工欢迎。上边发现了,不准他做饭,又干杂工, 最脏最重的活都是他的。一次杀牛时玻璃扎破了脚,化脓溃烂,照样干工。就这样,他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一九六七年,三队大部分职工通过、县生产委员会批准,取消了那顶“拿在群众手里的帽子”,还让他开汽车。 六八年,加工厂三部汽车有两部开出去參加武斗,打那天,他一部车日夜开工,保证了生产和基建需要。

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不揪他揪谁呢?一揪出来就关起来,就打。举打脚踢, 一皮靴踢到肋骨上,当场昏过去。强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行”,齐主任说:“这回不老实,我枪崩了你!”他受不了折磨,口供不断 加码。要他在口供上盖章,他不盖。按他跪 下,一百多斤的水泥柱压在脖子上,压得他 黄豆似的汗珠直流。顶不住,盖了章。于是 宣布：戴上坏分子帽子,每月发二十二元生活费,监督劳动。

官明华带了跌打酒去看他。他说:“我恐怕活不成了。”

官明华说:“你不能死。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孩子们怎么办!你承认的事是真的假的?”“全是假的。”“是假的不用怕,我替你申诉!”

还没有申诉,赵XX已经警告官明华 了“覃达昆的事你不要管,管了对你没好处!”官明华找县里,县里置之不理。

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现在更困难了。孩子们买文具的钱也没有了,官明华只好叫他们去拣破烂换钱,告诉孩子:“旧社会的穷孩子才拣破烂,现在我们这样做是齐XX逼出来的。不过有毛主席的领导,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大的。”(这番话,后来专案组竟逼着孩子们“交代”出来,打上指模,作为官明华的一大罪状!)

1968年6月，当地出现了一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件，官明华被株连诬为“特嫌”，送县保卫组审查。1969年末，她又被扣上“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罪名，列为“严重政治问题”的审查对象，先后被押在团部和师部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元旦刚过,官明华被要求去参加县城举办所谓“知情人学习班”这个名称是内定的,公开叫“斗私批修学习班”。要求她揭发他人。

进学习班,就是不加宣布的拘留。不准外出,不准家属探望,不准互相交谈。到牙叉河边洗头,都有人跟着。问话就是审讯, 用的记录纸都是公安局的“预审笔录”。转弯抹角,最后引到和雷玉婵的关系。

“你和雷玉婵是什么关系?”

“一般同志关系!”

“她把什么东西放在你那里?”

“什么也没有。” 开会批斗,专案人员拍桌子,她也拍桌子,专案人员骂她反动,她回敬一句“法西斯”。叫她写交代揭发材料,她就揭发齐XX违反政策、迫害覃达昆的问题。

“学习班”暗无天日。助产士吴秀贞是潮汕人,说话“林”、“刘”难分,有一次本来是说林彪的好话,专案人员说她“歌颂刘少 奇”,定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逼得她半夜跳井自杀。官明华愤恨极了,骂专案人员是暴徒、国民党!

搞了两个月,搞不到任何材料,不得不结束这个学习班。但是主持人心有不甘,一九 六九年三月五日,为官明华作了一个秘密的“小组鉴定”,塞进档案:

官明华长期以来和特务分子雷玉婵 ......等密切往来,并互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来学习班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抗拒交代和揭发问题。来学习班后表现很坏,公开拍桌子邊骂专案组的同志,说什么专案组同志是“暴徒”、“法西斯”又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秀贞,歌颂刘贼为“刘主席”。 在学习班公开攻击牙叉农场革委会及其领导齐XX同志, 并公开说:“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等于反对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特别是命名儿子为“覃维理”,有意和共产党对抗。 根据官明华一贯来的表现, 是一个长期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女,因此, 建议牙叉农场革委会给官明华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给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这个鉴定,经过组长、班长、县革委会 保卫组三级签名盖章,一致同意。从此,官明华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农场虽然没有给她戴上坏分子帽子,却加紧了她的专案工作。 官明华忍无可忍,回农场后贴了反对齐XX的大字报,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批斗。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师、团两级同时办学习班。开始官明华和覃达昆都到了团部学习班。三天后,官明华被转送师部学习班。这一回,不再追问和雷玉蝉的关系,因为那个“反共救国团”案假得太露骨了。火力集中到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反对牙叉农场革委会主任齐XX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

官明华的观点针锋相对,反对革委会的一个人不等于反对整个革委会。

开始两三个月,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拉锯战,专案组制服不了官明华。

二月間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叫官明华上山参加烧岜劳动。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烧岜感想”。 其中有一句话:

“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

日记是要检查的。专案组发现了这些话,认为有了新的罪证。

“你写金黄色的太阳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到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

“反动!毛主席明明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竟敢用金黄色的太阳来影射毛主席! 还有,挂在防风林上空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挂在防风林上空。”

“反动透顶!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却用快要落山来攻击毛主席!”

“我没有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有出山有落山,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专案组硬是向群众宣布,官明华在日记里写了“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 他们要官明华交代“反动思想”。官明华的回答是：一九七O年二月十九日,官明华交上了《入党申请书》;

敬爱的学习班党支部:

我感到在这一年多来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我能勇敢的站出来, 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排除种种干扰,克服许多困难曲折,完全是党给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我的结果。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既要革命,就 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教导,在多年的斗争实践中,雄辩地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没有毛主席,没有党给我撑腰,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勇往直前的。

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那怕是最微小的成绩,也是完全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跟共产党走。为了表达我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一颗红心,我要向毛主席、共产党提出申请,要求毛主席、共产党,许我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我向党庄严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要我的生命还没有停止的一天,我就要把捍卫毛主席作为我一生最崇高的职责,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就要把他斗倒斗央。我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那里, 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 我要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请求学习班党组织接受我这个最崇高的志愿吧!

申请人官明华

一九七O年二月十九日

这既是官明华的《入党申请书》，也可以看作是她的决心书，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不管怎么说吧,入党申请书是不好作为定罪依据的。至今为止,唯一能够落实的“政治问题”,还是反对农场革委会主任,必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尽量上纲。

四月初,问题终于有了“突破”。

“齐XX已经被兵团任命为八团副团长。兵团是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亲自组建的。你反对齐XX就是反对兵团,反对兵团是什么问题?”

“齐xx不能代表兵团,反对他不等于反对兵团,事情很清楚,就是毛主席委托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可抓住了!专案人员怕她不认账,马上拿一张纸条,叫她把这话写下来。官明华毫不含糊地写道:

一九七0年四月十日,在河边我说:“毛主席委托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

官明华 70.4.10.

这句符合事实的话,在办案者看来是可“定性”的话。后来的死刑判决书中写道: “一九七0年四月拘捕后,仍死不改悔。” 可见四月是个界限,在这之前,虽已关了几个月,却不算“拘捕”。有了这句话,可以“拘捕”一个早已关起来的“犯人”了,虽然不必补办任何法律手续。

专案组已经摸透了官明华的性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了进一步掌握“罪证”, 他们又提出一个问题。且看保存在档案里的这一段记录：

骨干:“刘少奇是不是毛主席委托的?”

官:“怎么不是?就是毛主席委托的。”

骨干:“刘少奇不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混进来的。”

官:“不是混进来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主席委托的。”

这时专案组长赵××批判说:

“文革以来,对刘少奇的声讨大会不只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你也参加过,报纸你也看过,那一个人不是说刘少奇是混进来的?只有你官明华说不是混进来的!我们要和混进来的坏蛋、篡党夺权的坏人和隐藏的 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要和你斗争,怎么能说没有阶级斗争?真是胡说八道,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

官:“我没有攻击毛主席。”

骨干:“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昭雪之后》的作者按: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官:“毛主席讲窃取的就不对,毛主席这句话不是真理。”

骨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官:“毛主席讲了以上这句话,证明不是句句是真理。”

办案者兴奋极了!六月十二日,他们进 一步缩小了包围圈: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

这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官明华看穿了提问者的用意,没有马上回答。当天晚上, 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一 时不能回答。如果我说是我对,林副主席错,岂不是反对林副主席?.......”

反对林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公六条>摆在那里。一九六八年的屠杀记忆犹新,一九七O年的“一打三反”正在进行。专案组用尽心机,无非是要逼她说出这句话。

她看清了,专案组要用林彪这块招牌把她逼入绝境。她不能后退, 只能进击。往日埋藏在心底的火种, 开始燃烧起来,越烧越猛,终于烧成熊熊的仇恨烈火。她在日记里接着写下去:

“他们再问我,我就照实回答,是怎样就是怎样?”

六月十四日,她回答说: “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

火山口打开了,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火山的爆发。且看这几天的日记: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林彪利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接班人这个崇高的称号,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现在我就按他讲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发动全国亿万群众对他进行共讨之, 共诛之。

我为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提出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

一九七0年六月十六日

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 颗定时炸弹,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 野心家和阴谋家。

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要我向林彪投降,简直是白日作梦。你们用武力镇压了我一个晚上,只能损坏我的皮肉,却动摇不了我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要我打倒林彪是正义的,你们把我的头砍下来我也心甘,我也感到死得其所。

一九七○年六月十九日

你们还口口声声称呼他是“林副主席”,把他和毛主席在一个 “无产阶级领袖”的位置上,这 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侮辱!

我提出打倒林彪,这是我最光荣、最伟大的革命行动。可是,你们竟把我这种光荣的革命行动,污蔑为反革命行动,还胡说我“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认为这种谬论,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极大侮辱!

規定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具有反帝反修光荣传统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侮辱, 是极端错误的。

 “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终于给省明华戴上 了,专案组忙于定案处理。在学习班批斗, 拉回连队批斗,每斗必打,有时打得鲜血直流,官明华不低头,不叫痛。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官明华奋笔疾书了三篇文章:《敦促林彪投降书》、《敦促学习班领导与林彪划清界限书》、《告八团革命群众书》。她严正宣告:

“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 “林彪利用‘亲密战友’，‘接班人’这个崇高威信来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革命烈火正在祖国各个角落燃烧着”, “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林彪从党中央滚出去”。

批斗大会上，当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时，她跟着喊。但喊到“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时，她不喊却马上把头低下。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官明华罪证的保存在档案里的一份原始记录。

批判官明华时的记录材料

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宿舍,小组骨干同志对它进行批判时,小组长首先宣布:只准你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提高认识,承认错误, 彻底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可她仍不接受批判,相反,怒气冲冲的叫“我要坚决把林彪拉下马,打倒林彪!”的反动口号,“不论你们如何批判,我也决不会向你们低头认罪,我把林彪拉下马,打倒林彪, 这是我的革命行动,林彪总有一天要垮台的,你们不相信,那就走着看吧!”当时我们又严加制止她的反革命言论,不许她再放毒。我们继续进行对她的顽固思想、反革命行动的批判后,叫她去劳动,她站起身来,哈哈大笑,并说:“头可断, 血可流,你们两人坐在铁凳子上, 我也不会向你们低头,我坚决要把林彪拉下马,打倒林彪!”

(在这次批判中,她喊了三次 反动口号)

在这份原始记录的后面,官明华写道:

记录材料整理是我的言论(原话)

官明华 6.25,

七月,省明华被押送回八团,关在团卫生队(即农场医院)一间临时私设的牢房里。团政委李XX亲 自到三连“组织”群众讨论处理意见。讨论结果:全连一一六人,四十七人主张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六十一人主张判处无期徒刑,八人主张判二十年徒刑。 其他连队也都奉命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七月三日, 八团临时党委在李XX主持下,强奸民意, 作出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处理意见。

十月十九日,林彪、“四人帮”在广州军区的那个追随者（不平按：是否丁盛？）亲自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讨论官明华案件。会议决定:要兵团再组织小会批斗,制服官明华,如能制服,可判死缓,否则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兵团奉命行事,立即派人到八团审讯和批斗官明华,结果正如预料,官明华态度不变。

十一月九日,那个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再次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八月的一天,三连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官明华大会”,叫覃 达昆参加。官明华被带进来了,她昂头挺胸,神态自若。只见大家喊“毛主席万岁”,官明华也举手高呼；当大家喊“林彪身体健康”,官明管不举手。有人抓住她的手臂往上举,她拼命反抗,就是不举。有人按她的头,有人踢她的腿,她倒下去了,又有人用脚踩她...

会后,覃达昆发疯似地跑到团部,找到了同政治处主任。

“首长,你们不要杀官明华,不要杀她。叫她去劳改吧,我愿意陪她去劳改,我可以把孩子送回老家,陪她去劳改、劳改多少年都行......”

“覃达昆,你说这话,证明你和她站在一起,立场反动,屡教不改!”

“那就让我见她一面吧,我能说服她,我能劝她低头认罪.....”

“不行!你可以写信。”

当天晚上, 覃达昆没有吃饭。他呆呆地坐到半夜,终于下决心把十三岁的儿子志炜和十岁的女儿志红叫醒。

“孩子,他们要杀害妈妈,我们写信给妈妈,劝她认罪。”

他含悲忍泪,写了一封信: “明华:你认罪吧,争取回家团聚...” 志炜在信尾加上: “妈妈,你不能死,我们想念你。”

我们可以看到官明华在原信的背面写的回信:

达昆：

毛主席挽救了你,可是林彪反对毛主席,我要打倒林彪,你却站在林思修正主义立场上为林彪辩护, 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是忘本了。没 有毛主席,你能有今天和孩子们幸福生活在一起吗?我告诉你,我决心捍卫毛主席,就是死了,我也死得其所,但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我死了,你要好好教育几个孩子,要象我那样,警死捍卫毛主席。这是我的希望。

当然,这封回信到不了覃达昆手里,而是作为新的“罪证”,放进了档案袋里。下面文字摘自官明华的日记：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碧蓝色的天空,多么晴朗阿! 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在美丽的蓝色上空,我看见了太阳,就想起了敬爱的伟大领袖一毛主席”。

一九七○年九月十八日

我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誓作消灭帝修反的尖刀,坚决把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林彪挖出来,用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向四届人大献礼。

一九七0年十月六日

我感到我没有辜负毛主席,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彪投降。这是我最感到愉快的经得起党对我的考验的革命行动。

一九七○年十月九日

我的成长是党培养的。我所取得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成绩能完全应 该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作一个忠于毛主席, 忠于党的好女儿。

官明华出力干活,当然要吃饱饭。她不承认自己是犯人,要吃够她作为农场职工应有的定量。这就冒犯了那些人。团政委下令:“限制她的食量!”

官明华愤怒了,宣布绝食抗议!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

官明华绝食的消息汇报上去,上头着急了,马上电话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维持官明华的生命。”

他们要官明华活到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因为不能枪决一个死人。他们希望枪决官明华产生最大的政治效果。

官明华一旦下了决心,是不能改变的。 允许吃饱了,不吃。加菜,也不吃。对手们没办法,灌牛奶,她咬紧牙关,撬开牙关灌下去,她张口喷出来!团政委下令:灌鸡汤,用官明华的生活费买来肥鸡,然成浓浓的鸡汤,一口一口往下灌,她还是往外喷。为了灌食,搪瓷碗弄扁了,铜匙羹弄弯了,无济于事。只好几个人把她按住,强行注射葡萄糖。

终于到了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

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已经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什么拖了四个月之久呢? 等待什么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查清,还是一个谜。

八点半,团政委李××带着几个人来到牢房 “验明正身”：“官明华!根据你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决定判处你死刑,你有什么话说?”

官明华：“枪毙就枪毙,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团（今海南农垦牙叉农场）6连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一次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那时候大约还没想到割喉管这种办法,只好用了一个土办法:一 截竹筒塞在嘴里,穿以铁丝,扎在脑后。这也能达到目的,她再不能高呼“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了。两个民兵架着她的胳膊, 她想举手也不可能了。

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她把头高高昂起;一喊林彪 “永远健康”,她就把头深深低下。

宣读判决书。奇怪的是,原来连篇累牍的定罪材料中都说官明华的大罪是反林彪, 而在这份以根本不存在的“兵团军事法院”名义公布的判决书里,忽然不见了反林彪的字样,“罪状”全成了抽象的,唯一具体的一句是“声嘶力竭地为大叛徒刘少奇鸣冤叫屈”。

开完大会，绝食好几天的官明华，被拉到附近一处山坡，就地枪毙了。牺牲时年仅37岁。

官明华被惨杀后,她的丈夫覃达崑成了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放到生产队监督劳动, 毎月只給二十二元生活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在学校读书了。大孩子刚十五岁，就回生产队放牛,二女儿去跟别人学手艺，后来也被赶回来，最小的两个孩子，只好送回原籍农村，寄人篱下。

粉碎“四人帮”后，覃达崑专程上訪,向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白沙具委及政法机关傾訴冤情。一九七八年秋,海南区党委组织力量查清了这一冤案,并报经省委批准,为官明华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海南区党委根据官明华生前坚决与林彪作斗争的事迹，追认她为烈士，并按她生前的愿望，追认她为共产党员。牙叉农场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她的丈夫覃达崑恢复了名營,安排了工作,她的大儿子覃維理当了汽车司机，二女儿当了卫生員。最小的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学校。

1979年1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她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官明华被平反后，当年专案组的人，有的被处分，有的被降级，甚至还有的自杀了。

牙叉农场离休老干部郑务善回忆，前些年，当时执行死刑的原武装连指导员张汉龙，从老家安徽回到农场。郑务善问张汉龙，你因为这事被降级，工资也低了，你去找过没有？张汉龙回答，他去广西找过当时的8团政委李焕升，但李焕升说，“我比你还难受！”张汉龙去年在郁闷中离开人世，而当年专案组组长、原8团保卫干事赵德坤，回到老家没几年就自杀了。

1980年，《花城》杂志社主编、广东著名诗人李士非采写的报告文学〈昭雪之后〉，在《南方日报》率先刊登，引起强烈反响。该文把话题延伸到如何平复“文革”伤口这一严肃话题，还成为“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

《海南省志。审判志》：

官明华,又名官美容,女,原籍广东省始兴县人。家庭出身地主,中专文化,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八团医生。1968年至1970年间,由于受林彪的“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原兵团四师八团领导齐尚华, 对官的丈夫單达昆(原兵团四师八团汽车司机)老账新算,大搞逼供。官明华深为不满,加上又被白沙县保卫组怀疑与雷玉蝉特务案(已查明属假案)有关联,1969年1月被八团领导齐尚华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隔离审查。审查中,有人设下圈套,使她喊出“打倒齐尚华”的口号。齐便利用职权,组织专案组对她审查。因找不到确凿的材料,便采取逼供的手段,把她定为“现行反革命罪”。1971年3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1971) 刑字第 25 号以现行反革命罪, 判处官明华死刑,执行枪决。

当时认定官明华的犯罪事实主要是:

1. 1. 猖狂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党的“九大”光辉文献、为刘少奇翻案;
   2. 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子女灌输反革命思想;
   3. 长期隐瞒反革命亲属罪恶历史,公开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

案经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审理认定的具体事实是:

1. 1. 关于猖狂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党的“九大”光辉文献、为刘少奇翻案问题。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问题,原材料认定:一是官明华说毛主席委托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其理由是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就是毛主席委托的。二是否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是审问人审问她时, 提到毛主席在1966 年说过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时, 官明华说毛主席这句话不对,不是真理。并说这句话给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分子钻了空子,所以林彪在“九大”的报告中就利用 “刘少奇窃取领导权”来攻击刘少奇。三是1970年6月15日分析了林彪的政治报告,说这篇报告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篇毒草。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旦让他接班,中国必将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人民就会遭殃。因此,她要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使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根据群众反映, 在“文化大革命”前,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努力的,在她1969 年至1970 年写的8本手记中,共摘录毛主席语录 180 多段,写 了223 篇日记和学习心得,计有10多万字,其中洋溢着对毛主席、共产党无限热爱的思想感情。因此复查认定官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应予否定;攻击林彪和“九大”文献则属实。
   2. 关于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原材料认定官对其子女说,没有钱就去拾破烂卖钱,以前穷人也是捡破烂, 现在共产党把我们逼得也是这样。又说农场是吃人的地方,农场不如劳改场好等话。据查官的丈夫單达昆 1965年8月27日被白沙县公安局划为“坏分子”,每月只发给生活费 20 元,一直拖至1967年12月才定为七级司机的工资。而官当时每月也只有50多元的工资,一家6口人,又要赡养老人,日子是艰难的。在1968年10月清理阶级队伍时,單达昆又被停发工资。因此, 官在子女面前发泄这些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无限上纲。说她 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应予否定。
   3. 关于长期隐瞒反革命亲属罪恶历史,公开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问题。据查,官早在1952年读书时,已向学校交待其父亲(曾任国民党县长)的罪恶并写信向乡政府揭露父亲的反革命行为。1957年也交待了其兄(曾任人民游击队文化教员,因犯罪被开除党籍、公职,被判劳改)的问题。只是对其母亲和家庭被划为地主不满,因此,认定她隐瞒反革命亲属罪恶历史的问题应予否定。对成分划分的不满和对母亲被划为地主分子的不满乃属于政治问题,不能认作犯罪事实。

据此,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央(1976) 23 号文件和公安部(1977)34号文件中“凡是纯属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案件,一律彻底平反”的要求, 做出判决:官明华因反对林彪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属于冤案,应彻底平反昭雪,并做好善后工作。对于制造此案的主要人员,应追究责任。1979年1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官明华平反昭雪,批准其为革命烈士。

<昭雪之后>的作者说出了事情的另一面。

官明华平反之后,尽管《南方日报》和《海南日报》 都发了消息和通讯,《海南日报》还发了官明华的照片、日记摘抄和她在囚禁中写的入党申请书,牙叉农场却只广播了一次,以后便烟消云散,冷冷清清了。

在一个阴冷的下午,县委农场部的一位干事带我们去见农场党委书记。当那位干事同志找到书记,告诉他我们来了解官明华的材料,书记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又是谈官明华?”

对了,又是谈官明华!我们对书记说, 我们想找原官明华专案组的一位同志谈谈, 希望她不要有什么顾虑,实事求是地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书记冷冷地说:

“找到她,她也不会对你们谈什么。多少人找过她,她都烦了。她甚至想避开这个地方。你们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她能没有顾虑吗?过去说官明华是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现在又说官明华是烈士,追认为党员, 你叫她怎么想?”

她怎么想?有人告诉我们了,“官明华成了烈士,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反革命?!”所有找过她的人,包括区党委、自治州、白沙县委联合调查组的同志和报社的记者,都不能不感到失望。

党委书记又说:

“不光她有想法。我到通什开会见到齐××,谈起官明华案件,他也说:“说不清楚。我相信党,党叫我负什么责任我负什么责任。”

这里说的齐XX,是一九六八年的牙叉农场革委会主任,为官明华的“立案审查”作出过贡献,后来升了官。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找那位专案组成员的打算,提出找场部的一个会计和保卫科长章兴波同志谈一谈。这个会计过去在第三生产队(兵团时期的三连)工作,六八年清时被打得死去活来。官明华曾经下放三队劳动,据说他对官明华有所了解。书记首先把会计请了来。 会计不假思索地说:

“官明华反林彪,有人说她有小道消息, 不然,九·一三前她怎么知道林彪有问题? 也有人说是偶然性。不管怎么样,她反林彪 是反对了。不过,她不光反林彪,还反毛泽东思想。”

“有什么根据?”我们不胜惊讶。 “她的日记里写过“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他十分肯定地说。

“你看过她的日记吗?”

“没有。我听赵××说的。”

原来如此。赵××原来是个农场工人, 以工代干,当了官明华专案组的组长,办完这个大案,得到一个很好的鉴定,被提拔为政治处保卫干事。一九七一年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另一个保卫干事章兴波在他面前说了一句:“官明华如果不枪毙,现在不会死了。”他立即向团政委李XX 告密,李××把章兴波狠狠训斥了一顿。以后他扶摇直上,当了牙叉农场党委副书记。打倒了“四人帮”,他负责农场落实政策的工作。省委批准海南区党委为官明华平反昭雪的决定以后,县委书记周松找他谈话,问他对平反有什么意见,他说:

“从现实来说,应当平反;从阶级分析来说,不应当平反。”

周松严厉地批评了他,然后把他调开。他现在是另一个县一个农场的党委副书记。

郭里里

郭里里反革命案

郭里里,男,汉族,判刑年30岁,住扶风县五泉公社(1982年10月划归杨陵区辖)高家大队管家生产队。

1971年6月12日, 扶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1)第85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郭有期徒刑8年(刑满释放回家后于1975年5月死亡)。

原判认定,郭犯思想反动,于1966年9月至1967年元月,先后书写反革命信件6封,并将3封投寄党中央,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为刘少奇、彭德怀喊冤叫屈,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1979年3月,郭里里之妻李凤兰提出申诉,1979年5月,经扶风县法院复查审理,原写信件不是反革命信件,而是郭里里以纯朴的阶级感情,从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实际出发,借鉴历史典故,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缓和阶级斗争,停止乱扰乱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化大革命”,安定国内社会秩序,增强党内外团结,发展生产的爱国主义之举。故原定性判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现改判如下:

一、撤销扶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扶军管(1971)第85号判决书;

二、宣告郭里里无罪。

附:郭里里原写部分信件

《救国疏》之一

国危矣!昔林则徐见鸦片害国,上表道光皇帝;召公见历王失政,直谅且非。 今国家在危难之际,人民处动乱之中,明哲之官保身而不言,识时务之吏偷生而不语,海內之大,七亿之众,谁肯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民闻之,得天下者非力而不可,子万民者,非德莫从。人非尧舜,谁无过矣,故立政之要,计功忘失,待人之节,隐恶扬善。孟子曰:“有德天下顺之,无道亲戚叛之。”吴起曰:“王若为行不仁,修政不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今文化革命乃历王止谤之法耳,明主独不闻召公之言乎!“防民之口,甚防於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宣之使言。”今长征老臣一言不顺,打入黑帮岂不过乎?昔屈原放而楚丧;子胥诛而吴亡;管仲死而国乱;廉颇亡而赵国灭。 武王伐纣,纣有三仁在朝,犹为旋师;秦入侵魏,魏有三贤一勇,因之休兵。汉有李广,匈奴不敢南下;符坚击晋,晋有谢安、谢玄、桓冲群臣,因之使符坚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由此观之,国家兴亡系于贤人用废。今XXX远与庶士为仇,近与功臣结冤,猜左疑右,自毁长城,非良谋也。武王既克殷,封纣之后於宗。宗世世朝阁不敢有二。晋武既平蜀,封刘以安乐公,终久无害於晋。由此观之,正足以压邪,德足以服远矣。今资产阶级已为残败,如略施小惠,必转而顺服也。兵法云:“敗兵不可穷追。”良将曰:“缓则走不顾,急则还致死。” 今XXX欲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非善策也。且阶级敌人乃家內小贼耳,倾国相斗,乃无能示弱。所谓国家者, 一国即一家也,父子兄弟姐妹终日吵闹,邻人笑焉。美国与我吴越之仇也,且虎视已久,今漂洋过海,侵越架桥,悍然有吞我之心。民闻,秦有十失,“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指过谓之妖言;先王之教,废而不用;忠良切言,皆优於胸;誉谀之声,日满於耳;虚美熏心,灾祸闭塞”。而亡天下, 今已其九焉。彼若乘机而来,必视渔人之利也,伤哉。自古四夷朝华,汉唐称盛, 祖先之荣也。我文明古国若丧於敌手,惹天下之笑,伤志士之心,英雄之泪,何日干,豪杰之气,几时扬。孟子曰:“君之待臣如手足......千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险也。”今天下疑业取生,蠢蠢欲动,学生职工打着革命的旗号,都喊着XXX万岁, 在街头激烈搏斗,乱作一团,黑白难分,真假难别......。目前党中央若不迅速收场,势必酿成黄河决口之灾,地覆天翻之难,悲哉!中华父母之国,父母病重儿女能不急乎?孔子曰:“天子有过焉,如日月之蚀,天下共见之,及其改焉,天下共仰之。”今若改,祖国有救也。为今之治,宜速缓和阶级斗争,停止文化革命,推恩以收近,修仁以服远。复无辜之官,谢有屈之人,屏奉承之说,听逆耳之言。然后伸法令,严刑待奸邪,治恶凶,诚如此,三月可将澄清天下,立见太平。

昔百里奚知卢公不可谏,卒保其身;梅伯不识天意,强忠言而遭惨刑。民死, 国宜矣。

孝道表

民闻之,礼乐禁未然之先,法施既乱之后。今昔之制异而父子之礼同。昔虞舜报怨於恩,事母无违;汉文亲尝汤药,导民以向孝;考叔孝敬感动郑伯;李密事祖晋武称善;管仲三战三走,鲍叔知之,专诸见仗而止,伍员敬之;江革背母逃难, 贼盗悯而不杀;蔡顺采桑养母,马武怜而厚赏;太仓女上书救父,文帝免之;北宫女不嫌养母,王后夸之;元直见假书而伤心即行,玄德动真情而落泪相送。由此观之,凡事以孝出发,帝王弗禁。书曰:孝为百行之源。居家能为孝子,在国必是忠臣,故圣王立政以孝治天下。

今民不知远方,陕西民风恶化,弟欺其兄,子叛其父。少者有所怀,老者无所养。自古只有弟兄东西,未闻父子南北。然而父子分居已成习惯。非民不善,教不彰焉。今四卷页张千万,未闻一片孝言,不知以何为天下之主哉。

明主与之同列并坐,可与提出使增而补之,以教于世。只有以孝悌导引人心, 特别加紧教育青少年一代,使明主有禹王之德,必从善如流。

我母年老且多病,举步艰难,若风前残灯。明主有侧隐之心,请不要杀我。

心知去不归,窃慕后世名。

公元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五日

候衍正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南京銷售分公司,20世纪30年代末参加革命,1968年給中央领导人写信;"年近七十刘少奇,已被x林来袭击,人民日夜想念你。。。朱德德才兼留,周总理顾全大局,邓小平是英雄,刘少奇是好主席,林彪是大毒草,陈（伯达）、張(春桥)、姚(文元)是大坏蛋”,并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措誤做法提出尖銳批評,以“现行反革命”被处死。

（不平注：文中的“x”疑为“毛”）

胡文郁

胡文郁冤案昭雪平反

胡文郁,男,1941年生,高中毕业,陕西省榆林市人。1970年以反革 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胡文郁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童年随父母在西安度过。1962年高考时因其父是右派(已平反),政审不合格落榜。同年迁回榆林居住。几次招工未被录用。但他没有气馁,更是加倍研读马列著作,从1962年至1965年, 选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至4卷,还学习了通史、中共党史、刘少奇 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哲学等著作,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路线斗争。认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路线斗争出现有时 “左”有时右的偏差,犯了严重错误。指出“在1957年以后,工作中的缺点 和错误是中共自遵义会议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对其应作出公开的分析批判、研究讨论才是”。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彭德怀的问题搞错了,应该纠正。”“自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很多人不敢讲实话,党内缺乏民主, 人民缺少民主”,“国家发展人民民主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建议改革国家体制,主席、总理、省长、县长等领导均应由人民选举,而不应由上级机关任命”。“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是中国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人民公社 借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还远没有成熟”,所以“公社它也应根据 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特点多年进行”。认为:“公社的性质,对于1958年至1959年中国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几个月时间就造成紊乱、人心惶惶、平均主义不过光景的情形,伴随之而来的主观、强迫、命令、形式主义、浮夸风盛行、 劳民伤财、胡作非为等,这难道说是推进社会主义吗?”

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文郁被延安南泥湾农建师录用当了工人。 但刚过几个月,榆林社教开始,被揪回榆林,接受审查、批判,受到“大字报”围攻、群众会斗争。他在检查中慷慨陈词:“我是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战,愿牺牲一切。”同年10月,胡文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迁送到榆林县桐条沟乡杨庄村交群众监督,进行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正在劳动改造的胡文郁写下“千万个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共产党的大领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不准刘、邓、陶公开在电台、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是谁人,是哪一级组织的决定?”等等。1967年11月22日,给林彪去信责问,“彭德怀有什么错?强烈要求出版发行《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贺龙问题专案》,让人民公判”。针对林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胡文郁批道:“毛泽东思想就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何理解这‘最高’。‘服从’是有条件的服从!”在林彪讲话下面批道“简直不知世间有羞耻。”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81 页的一段上批写:“驳林彪、陈伯达。”

他针对一些批判会写道:“如此批判符合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吗？真可笑?真可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看到有的材料批判电影演员赵丹、张瑞芳后,深感不安,写信支持他们勇敢战斗。 并公开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叫好，在在给党中央的信中问道“党中央内部路线斗争,一、二线的意见分歧，怎样会由内部矛盾发展到敌我矛盾,变为今日之情，今日之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严重对抗地步。”“共和国主席被说成是反革命、假革命,这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实在令人不解和感到奇怪?这样是否对,是不是尊重人民和法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母,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太少、太少、太少了！

1967年10月,陕北武斗步步升级，胡文郁带着“千万个为什么? ”等材料,赴京上访。返回西安后,“千万为什么？”被人发现，西安市公安局将其拘捕审查:

“交待你的犯罪事实?”

“我没有罪。”他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千万个为什么?”的真实内容和自己的观点,最后说:“我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有何罪?!”每次提审，他都据理抗辩,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0月25日,他在狱中记下：“他们用绳捆、皮带抽、木棒揍、耳光、拳头打。就在挨打时說我高喊毛主席万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念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先后三次用刑,我三次如此。”

1967年12月,胡文郁由西安押回榆林。关押期间,他继续钻研学习, 坚持自已的正确立场。一段时间，他思想上有过反复,在检查中承认“有罪”,不久又后悔不已,在新的检查中表明:“我在刑罚拷打下,抵抗力小,对此,我很悲伤，我思考着答案,我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吗?”他还追求历史上曾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写下“以古代志士为榜样,決不降心易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真理而战,愿牺牲一切”的誓言。

1968年10月,胡文郁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投入劳改场。在劳改期间, 他继续抗争,写下10多篇《报告》《建议》《紧急呼吁》，坚持评说刘少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管教人员训斥他:“继续顽固不化,绝没有好下场。”他笑着说:“我站得稳着呢,不害怕!不信你往后瞧,历史会作证!”由于他 “表现不规”,曾几次被关到禁闭室,遭到人身摧残。1970年,因其在劳改场又多次写“报告”“建议”“紧急呼呼”,为刘少奇鸣冤,为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翻案,被押回榆林重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他坚定地说:“我的观点还是那样!”

胡文郁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正如他在1966年12月17日给其妹妹的信中所说的“我决心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决心要为真理而斗争,正所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焉。学术研究上既然是打着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锦旗,那么只要是对真理、对群众、对民族有益的,就应该坚持去办,而我就誓志于此,何乐而不为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妹胡晓霞对胡文郁的案件提出申诉。1980年,经县、地、省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审核,认为胡文郁先后所投寄的信件、书写的日记、劳动期间写的报告、建议、紧急呼吁以及在借阅书籍上的批语等,其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原审以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等人翻案而定反革命罪直至判决死刑是错误的,再审判决撤销了1968年和1970年的两个判决,宣布胡文郁无罪,并在榆林剧院召开了千人大会,为胡文郁作了平反昭雪。

“湖南四女杰”(百度百科；“四女杰”中的两英烈丁祖晓、李启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2drlm.html；

〈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载《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第四节“四女杰”抵制个人崇拜”: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5326796；

丁抒《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5879；

刘济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 《炎黄春秋 （2009年第7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yhcq/yhcq200907/yhcq20090714-1.html）； 〈壮哉，巾帼英雄〉，载《春风化雨集（下）》138-146；〈湘西“特一号”案始末〉，载《“文革”洗冤录》25-32)

丁祖晓，女（1946--1970），湖南湘西大庸市枫香岗乡人。1965 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香岗公社大溶溪大队。在一年里，她就被评上“先进社员”、“五好”标兵，加入了共青团。群众称赞她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标兵”。

丁祖霞，丁祖晓之姐。

李启顺，女，丁祖晓同学。

李启才，李启顺之妹。

1969年3月17日，丁祖晓用一张会计用的“明细表”写了一封信寄给大庸县革委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开展“三忠于”活动的不同看法，要求在自治州州委的机关报<团结报>上答复。

信寄出后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于是，再发传单。就在她写传单的那个深夜，丁祖霞一觉醒来，看到他所写的内容，吓得心里“砰砰“直跳，提醒说:“死丫头，写这些是要杀头的呀！” 丁祖晓说：“国家民族搞成这个样子了，大家都滑滑溜溜不讲直话，怎么得了呵！”接着以历史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决心。丁祖霞被感动了也提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七张传单，并主动担负起第二天晚上进城散发的任务。信中说：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浪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苦人的一种形式。譬如每天如果喊七亿或十四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不但没听见，而且不会真的活到一万岁。那站在像前向毛主席宣誓的人，不一定都是从内心忠于毛主席的，难免里面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这也并非我的想象，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认为做五个第一，不但是无益的形式，而且是有害的歪曲。这恰如封建社会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第一办事人，当然是我们中的一员。既伟大又平凡。他是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的最大统治者----皇帝可以比拟的吗？”(五个第一:立正敬礼，“万寿无疆”，“敬祝健康”，唱<东方红>，念语录)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做了五个第一再吃，这又好笑又好气。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这样做非但(不是)忠于毛主席，我认为是坏心。”

“还有那些像章、画像、石膏像等，什么地方都有，这未免太庸俗了，把毛主席当成各种装饰品，这不是对毛主席的侮辱吗？”

散发的传单有下面内容：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撒一地。这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在人民群众中是非搞不可、不搞不行的‘法律’，并非民心，民意。”

“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太行时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喊‘万寿无疆’是假，要‘永远健康’是真。”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打倒个人崇拜！打倒奴隶主义-------‘忠’字！”

此事被认为是 “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

1969年7月5日，丁祖晓姐妹俩被捕，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 控制的《红旗》杂志。于1969年7月，姐妹俩被捕。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69年7月13日的审讯笔录：

丁祖晓，你犯没犯罪？

我没有罪。

你是无缘无故被拘留的吗？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办案人员，我是农民，你们抓我，我就来坐班房！

‘特一号案件’就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你有没有顾虑?

我没有顾虑。

七0年五月三日，在最后的审讯中，丁祖晓依然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

七0年五月五日，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问道：“丁祖晓，听清楚没有？”她坚毅地高声回答：“听清了。”然后转身回牢房，拒绝了在回执上签名按手印。

七0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审讯240多次后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行刑前她刚喊出“真理”两字，头就被按进生石灰中，刺刀撬开牙关用棉纱堵嘴，她拒绝下跪，两次被强行按倒。死时24岁。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死时23岁。丁祖霞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时年17岁。

1980年8 月平反。

贾正玉（《青海省志审判志》239；《西宁市志。审判志》198；〈历史宣判他无罪〉，载《划破夜幕的陨星》113-133）

男，1937年1月生，青海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生，青海西宁实验小学教师（一说“西宁市第十四中学教员”）。文革开始，批判会不发言，不写批判文章。

69年11月4日上午，三十多名教师聚在一起，进行“天天读”。散会时，主持人问谁有意见。贾正玉站起来说：“我来念一首诗。”随后念道：

看包裹，热泪涌，

心中呼喊刘主席万岁！

学校对他采取紧急措施, 把他关进在了一间黑暗的空房子里，派人看起來,对他拳打脚踢。賈正玉向大家反复讲述自己的观点：“你们不要打我,以后你們会知道我是对的,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劝你们也早点放弃你们的观点,走我所走的道路。”有人抡起巴掌就打，他説：“这不是一个巴掌能解决的问题,你們打吧,打不死我就干,我相信你們会明白我是没有错的,你們將來也会走我这条路。”有人罵他“混蛋”, 他回答：“混蛋不是我，是林彪。”有人马上又是一拳。他说：“別說是一拳,就是十拳,也休想镇压革命人民心中的革命火炬,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还怕打吗？”有人说：“你到现在还没认识你犯罪的严重性吗？他回答：“认识到了。只不过是杀头！”

第二天，他被捕了,他被粗大的麻繩捆成一团，象扔物件─样扔在摩托车上,关进了西宁市看守所。12月2日，正式逮捕。

审讯记录：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吗？

因为我喊了刘主席万岁。

你现在怕吗?

我不怕。

你的想法給你家屬谈过吗？

沒有,我从来很少給她說什么。

你做的事情你父亲同意吗?

他不认字,我也沒有給他去信,可能他知道后心里全难过。不过我想,就是把我槍決掉也沒有什么,因力我死得有价值,我愿意。

狱中言论：

我的观点以前是这样认识，坐监狱也是这样认识，不能因为坐监狱就把自己的认识改变。

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对批判刘少奇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文攻武卫，对去安源，对批判老干部都想不通，一直埋在心里，我的行动是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才做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人挨斗，挨打，把人打得浑身是伤，让人看不下去，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只有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才那样抓人，打人。还有，那么多干部被打倒，连中央一些领导也被拉去坐“喷气式飞机”，揪头发，戴高帽子，让人看不下去，比过去的法西斯残暴统治和厉害。

林彪提出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是昧着良心说的，搞得别人不敢说话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把刘少奇同志的权篡夺过去了，林彪是靠吹捧毛主席、靠‘四个伟大’，靠‘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自己爬上去，把别人挤掉了，采取了一些手段。

多次当着审讯人员的面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江青！”

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吗?

我反对，我认为不应该搞，是搞错了，如果说是政变，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

你认为你所说的人民会支持你吗?

尽管我没有对人说，但是我相信广大劳动人民在支持我！

学校谁支持你?

没有。

你们同学谁支持你?

没有。

你爱人支持你吗?

没有。

你认为谁支持你?

当革命火焰点燃时，劳动人民会起来支持我的！

你敢把你说的写下来吗？

敢写！但写又有什么用处？要从严就从严吧，我拒绝写，没有什么好写的！

你写不写？

干革命不能怕死！

你希望从宽吗？也希望有出路吗？

不希望。

你上面的话是凭感情说出来的，还是凭理智说出来的？

是凭理智说出来的。

。。。。。

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清醒?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一段最清醒，因为我明白了真理。

再问你一遍，什么时候最清醒?

我不改变说法，仍是现在再清醒。

你有几个孩子？

一个，是个女孩，我很喜欢她，照片寄来后，大家都说长得很好，又白又胖。

难道你不为你的孩子，妻子，父母想一想吗？

为了革命，我不能想那么多！

你所说的革命是什么？

就是上面所谈的。

按公安六条衡量，你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按你们的公安六条，我的行为是反革命，但是我自己不那么认为。

你今天的态度好吗？

好！好在我认清了真理。

党的政策你知道吗？

规定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我认为我不必那样做！

在狱中，咬破手指用血在墙上写了“刘少奇万岁、万岁、万万岁”，“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历史宣判我无罪，有罪的是林彪！”看守给他加上双戒具，钉上几十斤重的脚镣。他几次举起戴着镣铐的手，咬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写下诗篇：“镣铐叮当响，斗志更昂扬。革命者怕什么死亡，甘洒热血于牢房！”

70年2月12日处死，死前嘴塞棉花，绳勒嘴角。死时33岁。80年（？）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西宁市志。审判志》：

西宁市实验学校(今市十四中学)小学部教师贾正玉(时年33 岁,河南省温县人,大学文化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林 彪、江青一伙推行极左路线,妄想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和对“文 化大革命”运动造成“工厂工人不上班”、“学生不好好上学”、“教师不团结”不满。他公开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文化大革命不合情理,不应该搞,搞错了,我不拥护,我反对。”1969年11月 14日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说:“我心中呼喊刘(少奇)主席万岁”、 “林彪是靠吹捧爬上去的,江青是靠几个样板戏上去的”等等。11月 25日,贾正玉被拘留,在审讯中贾正玉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不合情理”,并多次高声呼喊“打到林彪!打倒江青!打倒康生!打倒叶群!” 11月22日,在狱中咬破手指用鲜血在墙上写了“刘少奇万岁,万岁, 万万岁”。1970年2月19日,城中区公安机关军管组以(70) 中公 军刑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贾正玉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月 22日被执行枪决。贾正玉一案经复查,于1979年10月30日宣告无罪。

李富元(〈一生崇真理  骨毁浩气存〉，载《划破夜幕的陨星》169-182）

男，石家庄车辆厂工人。68年给党写<交心书>。其中写道:“党是集体领导，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员，不能搞个人崇拜。我认为现在是搞个人崇拜。”“戴像章，喊万寿无疆，这是搞个人崇拜”，“开会鞠躬行礼，这是迷信”。“主席像可以挂，如在屋内，办公室内，但街上到处挂，我不同意”。“我认为只能相信党中央，不能相信一个人”。

“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应该打倒”。

70年3月4日被关押，把“认罪书”当“宣战书”写。被棒打鞭抽时高喊:“林彪反党，打倒林彪！”“坚决打倒林彪！”“打！打！打倒林彪！”

3月18日正式逮捕。下面是部分审讯记录

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林副统帅恶毒攻击?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我认为就是他反党！

不许你恶毒攻击！

我就是这样的看法！

你坚持反动立场，极为嚣张！

我就是这样的看法嘛！

第二次审讯记录：

李富元，你想好了没有？

我总觉得我的看法对，越分析越觉得有道理，我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你喊反革命口号是原则问题。

我看得很清楚，有事实根据。。。我在小屋里喊的都是事实，我不认为错。

我的问题就这么多，以前都向党组织讲过，现在不想再说了。我就那么多想法，就是这么个看法，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又一次审讯记录：

你的看法，思想，立场永远不会变了？

嗯！我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

现在呢？

我仍然认为是对的！

将来呢？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我看准了，认为我的看法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不变，永远不变，死也不变！

最后一次审讯记录：

李富元，过去你讲的都对不对？

我认为都对！

你害怕不？

说的时候也怕，因为别人都不说，就我一个人这样说，可我是看实际，我有什么就讲什么。我不怕！

你讲的完全是错误的，是反革命的。

不是，我始终认为我讲的是正确的，不然的话我不讲。

你死不回头，只有死路一条！

我没有罪，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70年4月29日遇难，年30岁。80年平反，经河北省革委会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80年1月20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为他平反昭雪。

刘振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一针见血 无私无畏---刘振武》，《文革档案》933页)

男，（1926 -1968)，博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高中文化。 1948年12月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68年7月21 日，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第一号文件）和〈对当切全国各地两派争揣的意见〉（第二号文件）两篇文章。

8 月11 日，刘振武被捕。在审讯中，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处理彭德怀，我认为不妥当。‘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把中国‘秘鲁晓夫'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打倒了，我认为不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妥，不如拿这些钱来搞生产。一系列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因比，写了这么多东西。 ”“我考虑毛主席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中国如果复辟，就是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完成。” “我还准备写三篇文章。一篇是《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中心思想‘八大’路线不应改变,八届中央委员不应该打倒。另一篇写关于工农业生产,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第三篇写对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的看法。可惜这三篇文章来不及写,我就被捕了。”

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 月20 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县公检法军管会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作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诀。

中共博白县委于1983年11 月11 日作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3 月3 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下面是信和两篇文章的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 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到共同的语言。

宣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I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国解放军，伟大的七忆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面临严重困难，为挽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免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 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 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我们所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组成“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地篡夺了她的职权。井且利用八屆中央在人民群公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騎在八屆中央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統推行了一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錢,彻底地摧毀了我党的干部路綫和组织路錢,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休規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 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踏了作为我們的党、國家和軍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設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們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破費國家的无可计数的巨大財富,巧立各种名堂。从社会上搜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蒙蔽和欺騙他们去支持他们自己。凡是上了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派别路线和派别政策的人,就一律被封偿为所谓“造反”派,凡是不支持他們的错误政策的人,都一律被贬为什么“保守”派,甚至是 “反革命”。系統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內战和大分裂。

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槍枝、彈药以及“打倒”、 “推翻”、 “消灭”、 “砸烂公检法”等等完全是对敌才能使用的武器,散发給上了他們的大当,受了他們蒙蔽的人。 这样,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所谓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揮等等,恰恰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个“派”性中央,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們党的团結、军队的团結、干部的团結、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 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裝,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們的敬愛的領袖身边。我們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現在,我們的領袖,都还沒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現在都还沒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 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來未有的大損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 “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止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金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提出这条路线的人,从根本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的灵魂,偷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这条反马列主义的所谓“革命路线”, 传给上了他们的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并且要这个“派”身体力行。而被贬为“保守”派的人,则为了保卫自 己的需要,也从“派”性中央手里,夺过这条所谓“革命路线”,从而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两派的对立。你要吃掉我,我 也要吃掉你,形勢十分尖銳。由此,即产生了遍及整个祖国国土的流血内战,“派”性中央,号召人们忠于这样的“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号召人们忠于流血、忠于死亡、忠于内战。 同忠于祖國和无产阶级的最后分裂,“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 “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 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這个“派”性中央,以宏篇大论,咒罵“修養”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是這个“派”性中央,公开号召砸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政法部门。并且公开说:“公检法一垮台,我就高兴。”,同志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话,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究竟怎公能够說得出口呢?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个特别的性格,这就是昨天还称这个同志是“亲密的战友”,后天则突然宣布这个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昨天亲手提拔起來的干部,今天則突然下令撤职,一腳踢开。对这种神昏顛倒的行为,我們一言以蔽之,日：反复无常，法无定见。

这个“派”性中央,还有一个性格,就是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叫喊“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說“兩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也是他；大喊“支持左派”的是他,下令“不支派”的也是他。对这种特殊性格, 我們]又一言以蔽之, 日：朝令夕改,早话晚忘。

这个“派”性中央,大喊立新功的是他,天天卖旧货的也是他；帶头在党的八屆中央搞分裂的是他,大喊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也是他；从根本上拒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是他，大教别人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他。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行，我们称之日:言行不一,文过饰非。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法无定見的人,本來就是朝令夕改,早话晚忘的人,本來就是言行 不一,文过饰非的人,本來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 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把一切失败归于別人。”的,实行私党、私国政策的最自私、最自利的人, 那么,依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在七亿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呢？怎么能統一七亿人民的意志,并且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已经打击了许许多多的领导 干部,已經把我們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祥子, 并且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保守”派,那么,依靠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能团结干部的絕大多數,井且通过他們去团結全國人民,以建設我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來就是靠卖旧貨、论前功过日子,并且早已被“伟大前功”的沉重包袱,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会有半点力量, 領导七亿中國人民,去开辟新的前途,创造新的业績,建立新的功勋呢?

请问:在一个“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經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幫、黑线；已經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 特务、土匪绿林；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現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受了“派”性中央的圣人论的蒙蔽和欺騙的青年人,出于对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記律的无知,出于对党中央的愛戴和拥护的善良愿望,听說要保卫党中央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这种精神,本來是可嘉的。但是,这种可貴的革命精神,劫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保了从党的八屆中央分裂出來的一个“派”,并且錯誤地保了这个“派”篡党、篡国、篡军的“贼赃”。同志们。应該想一想,难道八屆中央的絕对多數的成員,会起來反对党中央，从而自己反对自己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生活経験的青年人,显然你们已经上了大当啦！

这个“派”性中央,自吹开辟了什么“革命航道”, 号召青年人要跟着游上去。这到底是那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一 条所谓“革命航道”，早己被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一层又一层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黑帮、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走資本主又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叛徒、土匪...等等,严严实实地、密密麻麻地、结结当当地把这条所谓“革 命航道”堵死了。你們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游得过去,爬得过去。跟得上去了。人家在这条“革命航道”上游了几十年。跟了一輩子,到头来还落得是一个“反革命黑幫”、“反革命修正主义” ...,难道你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才迟迟跟上, 会运气好一些，而能够捞半点油水么? 还是鲁迅先生説得对,“问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乌烟瘴气的鳥导师?”魯迅先生反說,“路本來是沒有的,人行多了便成了路”。 上了大当的青年人,还是回过头来吧! 自己走自己的路,可 能会稳当些,安心地多读些书,可能会得益多些。

四、伟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國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因此,我們堅決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立即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八屆中央委員全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能够順利地行使党所付予他的神圣职权。

我們堅決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立即把保卫國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責任坦負起来,并保证每一个國家領导人,能够順利地行使全國人民所賦予他的神圣职权。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於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七、“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 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外的兩件工具,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錯誤理论服务的。因此,參加两个派別组织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上了大当的。所以,各地駐军、人民武裝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必須切实負起自己的責任, 认真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保障一切受蒙蔽、受欺騙而上了大当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教职员工、革命干部(包括領导干部)、革命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切实幫助受蒙蔽、受欺騙的同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鼓励他们反戈一击,起义归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群众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团结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又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措施。因此,絕对不能有任何对受蒙蔽、受欺騙的人, 实行打击报复,妨害害人身安全的錯誤事件发生。各地駐军、 人民武裝部队、公安政法机关,都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 能够順利度过由于“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暫時困难。并率领他们团结一致地、参加到伟大的保党反“派” 的正义斗争的队伍中来。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为什么說,“造反”派的錯誤是严重的呢?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幫助从党的八屆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國”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則一--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國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則；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級的“党委領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決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鋼鉄紀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 一套,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休領导制和集体領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檢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门；帮助“派”性 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揮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井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 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又之实。所有这一切,怎公能算不錯呢?不仅是錯,而且就其性质來說,是十分严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挾持領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天,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是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耕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月品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 、“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 、“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 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性，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内战的根源。 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保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 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敬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 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 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 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我們呼呼伟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必须立即在各军种、 各兵种的班排里,开展对“派”性中央的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路綫、理论和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最有效、 最迅速、 最彻底地肃清“派” 性中央所強加給广大指哉員的蒙蔽和思想毒害。切切实实地,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保卫國家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的責任担负起來，把保卫党中央的全部成員和全部國家領导人員順利行使职权的責任坦負起 来。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个人,有任意推翻党和國家的领导干部的特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 絕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國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 你們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成士,我們是管不着的, 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國人民解放军, 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的周圍。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 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屆中央的周围, 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設社全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事实是存在 的。不过,不是在下面,而恰恰正是存在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内部。这就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同挟持领袖。自 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派”性少数的斗爭；是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同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的斗爭；是无产阶级的“党指揮槍”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槍指揮党”的斗爭,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國、役军、役民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同无产阶级的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忠于革命”的“馴服工具”论的斗爭；是复辟封建主义同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当前我国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实质內容。但是,這場斗爭,正確的东西被压制,而完全錯誤的东西,却又占了上峰。因而,也就形成了极力曲折, 极为复杂的局面。

在這場极为复杂的斗爭中,我們]全堂、全軍、全國人民 都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場。到底是应該支持八屆 中央的正确多數,还是支持“派”性中央的錯誤少數？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谬论?到底是应该支持无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到底是应该支持“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还 是支持封建主义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等等,等 等。所有這一切都要求人們作出丝毫不苟的明确的答案。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遇到的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難,作出自己的贡獻。因此,我們希望一切堅持原理、堅持原則、堅持社全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在保党反“派”的伟大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陆兰秀（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苏州市志·人物卷》；《江苏省志·大事记》；《江苏省志审判志》292；《陆兰秀狱中遗文》；《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

女，1918年2月13日生，1940年入党。194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南京地下妇联，结识了邓颖超。6月，在时事报告会上揭露国民党，被预先埋伏的特务毒打6小时，周恩来、邓颖超曾亲自慰问。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后，陆兰秀和她结婚不久的丈夫朱传钧，利用打入国民党国防部、工 兵署的关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的工作，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 报，为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南京解放后，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分 配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她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以后，便要求为祖国 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先后被分配在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 年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科普图书馆副馆长。由於工作的需要，她在这期间又自学了俄语， 通读了马恩全集和中国的廿四史，成为懂得四国语言，有较深马克思主义和文史知识修养的 专家。1965年调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她很快就被打成“铁杆保皇派”，1968年3月8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

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 思想的几点体会〉的八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 〈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 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长达2.9万字，以后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吊岳飞之死〉、〈战争论〉 、〈含沙射影〉、〈多思〉，〈居中〉，〈人民的要求〉，〈自由〉等多篇论文和杂文，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外交政策进行了批判，还多次致信毛泽东主席。

11月17日，陆兰秀在继续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给丈夫朱传钧写了遗书，决心为人民的利益牺牲生命。

1970年，1月20日，被囚入以手段残酷著称的“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在惨遭折磨中，继续写文章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

3月5日，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并致电毛主席，要求毛向真理投降。宣布自己“已于共产主义运动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3月18日，被正式逮捕，关入苏州司前街监狱，从此即被剥夺了握笔为文的最后一点自由。

1970年7月4日，被杀害于苏州市郊横山山麓。

陆兰秀被杀害以后，遗体被交给苏州医学院去解剖。这位懂得四门外语，一生追求真理的女 英雄，身后遗留下来的只有七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十四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1978年平反昭雪，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由中共苏州市委举行追悼大会，并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

下面是一些文章摘录：

（1969年11月15日，<致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

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 即结束文化大革命，撤销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和办法，取消一切代号和密码，恢复全国人民的 政治身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 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您!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革命从来是有阶段性的。在一个阶段的正确思想，到了别一阶段不一定适用。无数相 对真理的总和，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长河。毛泽东思想体现在各个阶段，都是变化的、发展 的。所以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毛主席都有不同的论述。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专政机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 患病的人和怀疑有病的人，都动辄加以拘留审查，甚至加以判刑或劳改，或戴上帽子加以管 制，无论判得怎么轻，时间怎么短，一经如此处理，这些人就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的子女 家属也会受到牵累。子女从小学读书起，小朋友们就会加以辱骂，使这些儿童从小就感到社 会的冷酷，造成畸形发展。他们长大以后，对社会就会抱有对立情绪。人类的寿命相当长。 对阶级斗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旧的阶级敌人没有死亡，新生的阶级敌人又一代一代滋生， 敌我矛盾的比例不断扩大。如果是这样，人类的仇恨和对抗何时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何时 能够熄灭?共产主义社会又何时能够到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在1939年讲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 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在当时政权还在反动派手中的条件下 讲的。到目前阶段，政权已两度夺在毛主席手中，现在再学这句语录，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如果不讲条件、不讲限制地讲造反有理，中国社会将永远宁日。马克思一直教导人们，无 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现阶段如果还要讲造反，就应该是把人们从旧 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 结底就是一句话：解放全人类。

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情况，总的可以概括为人类社会病。现在情况已诊断清楚了，政法部 门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研究一下治疗的方法?我想，我们的政法部门应该有这样的信 心：除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刑事罪犯分子以外，任何患有社会病的患者，都有办法把他的病治 好，使他恢复健康，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但又因为他们是曾患过病的，所以病愈以后仍要 多加关心和照顾，防止复发，直到他们完全有抵抗力为止。

现在政法部门把一些有不逊言词的匿名信，都作为反革命案件看待。我想，真正怀有敌意的 人不能说没有，但有些匿名信不过是对某些社会现实怀有不满情绪而已。如果查获了这样的 写信人，政法部门不妨对他说：你的信收到了，你不要怕，有些话你说得对，有的不太对， 欢迎你把话说完，说完了再一并向你解释。如果能消除他的顾虑，使他能畅所欲言，把话讲 完，然后再分析他的思想，什么对，什么不对，为什么对与不对，对的都表示接受，并在今 后工作中加以改进，以后如有意见欢迎再提。如果能这样，根据常识判断，以后他就不会再 寄匿名信了。甚至他还会把这位工作人员当作知心人常来交谈。这样处理，比那种不分别具 体情况的追查、判刑，岂不好得多?

有人把我这种想法，叫做“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和稀泥”。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不承认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任凭各种封资修思想泛滥；我们是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治好这些人思想上的创伤，争取他们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使他们也能 心情愉快地为建设新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

也有人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做不到的，阶级敌人总要死几个的，正如医院里总有治不好的病 人一样。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文化大革命发展到 现阶段，矛盾暴露了，难道还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吗?问题弄清楚了，没有发现现行问 题，解放他们就是了。所在地区的群众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感到受到了人的尊 重，他们就放心了，愉快了。有现行问题的人，可以采取办学校之类的办法，象医院里的医 生那样细心耐心地观察病情变化，对症下药，努力把他们的病治好。

阶级敌人究竟是少一点好?还是多一点好?我想是越少越好，最后全部消失。以苏州市为例， 如果54万人口中，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说，小小的苏州市，竟有3700个阶级敌人，岂不使全市人民都寝食不安么!过去有一种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 在着。毛主席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对抗不可能完全消失。我体会，这应该 是客观存在的对抗，不是人为制造的对抗；对抗也只易化解，不易激化。至於共产主义社会，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依然存在，但矛盾的对立应该是相对的，而矛盾的统一则是绝对的了。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

中国社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农民使用的仍旧是古老的甚至还有原始的生产工具。这不 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农业人口比例不减小，工业人口 比例不增加，不改变现代化工业的比例还较小的状态，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 化和化学化，是十分困难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城乡生活水平的 悬殊，也总是难以消失，工农之间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苏联曾提出工业国的标准，是百分之三十的农业，百分之七十的工业。如果我们的工农业达 到了这样的比例，那么，以工业装备农业，使农业很快地工业化，就完全有了可能。农业的 高度工业化，将使农田操作全部使用机械和电力，广大农民也就变成农业工人，工农业之间 和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将被逐步消灭。这当然只是一个发展的远景，而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 的任务，但这毕竟是一个方向。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加强上层建筑的力量，曾经从各工 厂抽调了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大批优秀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就是说，从 事工业生产的人，不是增加了，而是相应地减少了。为了今后加速建设的需要，在目前发动 知识青年四个方面向之中 (注：四个面向指“面向农村、面向基导、面向边远地 区、面向工矿企业”)，是否可以将重点放在面向工矿方面呢?各个非生产单位，是否 可以安排年龄较大的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而把大批青年放到工矿企业中去培养呢?一个工人 最少要培养一两年、两三年，现在把青年人放下去，一两年后或两三年后，扩建或发展工业，就有了后备力量。现在不培养，将来要用时还要临时培养，就要耽误一两年时间，而时间 却是极宝贵的。整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有赶上去而放慢脚步，多耽误一年，就要为后来 的建设多增加一份负担。

改变目前知识青年主要是面对农村当农民的做法，实行知识青年重点面向工矿企业，为中国 工业的发展培养和积蓄强大的后备力量，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前途。时间是不 等人的。抢时间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希望毛主席认真考虑。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问题〉）

为了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我认为在科学探讨上应该不设任何禁区，在文学艺术上应该 允许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存在。如果在同一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应该允许辩论。辩论的过 程，是探索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经过辩论和实践，人们最后总会在真理面前统一认识的。

当然，辩论和真理的探索，只有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能求 得真正的真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不能得到合理的处理，出现 压制民主的现象。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庄子就说过：“侯之门，仁义存”。意思就是：凡是真 理，总是存在於统治者一边。即使有了争论，人们也总是用各种理由，证明上级的意见是正 确的。这是从我自身的经历中，也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所以在双方争论时，我总是劝导群众 不要和领导争论，因为这样的争论是得不到多大效果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这 样的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改变了，人们 的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崭新的局面就会出现。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

因此，在我们的边境国防线上，是否可以加强战备力量，同时力求避免冲突事件的发生?即 使发生了，也力求实事求是谋得合理解决，避免战争状态的发生。这不是以退让谋求和平， 而是力求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谋求和平的建设环境。

外交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和各被压迫国家的关系。凡是抵抗殖民侵略的被压迫国家，当初苏 联总是加以援助的。但苏联的援助，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只有必要的关键时刻才加以一定 的支援，而不是毫无约束和限制的。革命不能输出，建设也主要依靠自己。据我的了解，中 国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十分薄弱，苏联当时帮助中国建设的上百个工业项目，并不是赠送给 中国，而是中国拿出外汇来购买的。斯大林当年处理中苏贸易关系时，没有因为中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而降低价格或无条件赠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 靠恩赐。

我们经常说，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如何解放全人类?在已解放 的中国，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好，就是为世界革命人民积蓄力量，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应该避免经济上的分散主义，对各族压迫民族一般不作经济上的支 援，而是尽量争取各种国际条件，加强本国的建设。我们如果长期内乱不休，长期处於落后 状态，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战争就可能强加到我们头上。这是最危险的。

（69.11.14，〈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关于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

历史的发展证明，压迫者自身，必 定同时也将是被压迫者。毛主席完全有权利在一定阶段解放全国人民，同时解放他自己。因 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毛主席是从来善於打主动仗的，但如他不愿打主动仗，或暂时还不具备 这样的条件，那只有等待全国人民都解放后来解放他。我曾把这一意见多次书面向上汇报， 但终因一则距毛主席太远，二则一手一足之力引不起注意，至今形势没有好转。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加速共产主义幸福社会的早日到来，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众多矛盾和矛盾的众多 方面，都应该互相解放自己的对立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们应有这样的胸怀：解放反对 或敌视过自己，或自己反对或敌视过的人。在全国人民都互相解放之后，毛主席最后也得到 解放了。

但是，从来的统治者都必将在人们思想中撒布仇恨的种子，人为地制造人们的分裂和战争， 或者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以利统治。

（〈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我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 级也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早已失去了统治权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早已失去了 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於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到了 目前这样的阶段，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时至今日，如果还对所谓的八类人、九类人 (注：所谓的八类人数指地主、富农、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加区别地保 持对立情绪，把他们都当作阶级敌人看待，甚至由此而造成其他一些人的困难处境，岂不是 阻碍了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进程么?这八类人或九类人，有的是二十年前、十几年前的剥削阶 级分子；有的据报导说，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被敌人俘去，经组织决定，为保存革命力 量，曾经履行过一般自首手续的人；还有的是在和平环境下，思想发生了各种变化的人。从 实质来看，这些人都已不属於真正的剥削阶级，而只是意识形态中的问题。这些人经过长期 的教育和改造，旧思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清除。对他们采取一些消除对立，增进团结的政 策，不仅有利於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也完全符合无产者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的。毛主 席也曾说过，是多团结一些人好呢?还是少团结一些人好?我看还是多团结一些人好。

如若对人家说，你要与我们交朋友，就一定要干与我们一样的事，说与我们一样的话，否则就是贪图享受，脱离群众，那人家 一定更莫明其妙。如果再进一步，借学习为名，天天组织围攻，弄得人家整日神经紧张，不 胜头痛，如入狂人之境，人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闭眼不看，由你们去吧!这样作法，到底 有什么好处?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现在，世界人民，包括我们的华侨，即使订阅我们的报纸，也完全不 能理解我们的事业。他们会误以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此动机不已，将日益变为落后的农业 国，就像我现在完全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定不赞同， 不支持，而象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世界闻名的青年科学家，就一定不肯回国。这岂不要影 响我们的建设速度么?这实在是当前最最迫切的问题。所以我要求立即解除文化大革命强加 给人民的各种政治束缚，恢复祖国原来的语言和是非标准。这种语言和是非标准，虽然是用 各国的文字写出的，但却是自马恩列斯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所通用的。这个意见，希望得到 毛主席、中共中央和各级革委会的体察和鉴谅。

（69.11.22，〈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 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 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於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 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 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 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 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於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 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 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 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 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 正主义。於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 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

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 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 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 的差别。

如果革命的家长们， 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 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 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 同样的目标，也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 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请求革命的家 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 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附言〉)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 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 者”。

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 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 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 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

（1969年11月26日，〈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

直到现在，才又认识到，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必 须到全国人民都已觉醒，挣脱各种枷锁的束缚，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拿起大民主的 武器，自己解放自己，抵制形形色色的反面教育时才有可能。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人民 一天不觉醒，一天不自求解放并互相解放，文化大革命也一天不会结束，不知会拖延到那一 天，那一月，那一年，甚至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反面教育是不会有终止的一天的。现在全国人民无论那一条战线，那一 个阶层，都卷入到反面教育的旋涡里。反面教育的内容是形形色色的封资修思想，是由小到 大，由浅到深，逐步滋长蔓延的。人民的苦难一天天加深，范围一天天扩大，人民一天不觉 悟，不抵制，反面教育就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象洪水猛兽一样逐步泛滥全国，历史就一天 天开倒车，社会的性质就一天天后退，直到迫使人们实在无法忍受时，才会真正觉醒起来， 自己解放自己。如若到这般地步，尚求苟且偷安，反面教育也就还会永无止境地继续迫害下 去。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各种美妙的词句，制成各种貌似公正的理论来蒙蔽欺 骗人民，使人民永远不明事实真相，受尽压迫剥削的苦难而不自觉，再加上武装镇压，使人 民虽有觉悟而不敢反抗。

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这种性质。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统治者总是要塑造一些神像，利用宗教的天堂来麻痹人民，让人民每天 祈祷上帝赐给自己每日的面包，以证明人民的面包，不是人民自己劳动所得。文化大革命中 的反面教育就给人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神像，让人们每天祈祷神像给人们以理想的幸福 世界，而这世界在反面教育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於是人们在万分的苦难中，不得不把自己的 痛苦和仇恨发泄给这个无辜的神像。请问世界上曾见过那一个历史阶段有过这种事实，人民 挣得的自由和幸福，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神赐给的呢?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利用生产关系中的各种集团阶梯和各种社会问题，在人民中挑拨离间， 分化瓦解，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人民中的长期分裂和莫须有的仇恨，甚至造成经久不 息的械斗，传之后代，难解难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 部斗干部，挑动干部群众互相斗争，利用社会历史所遗留和造成的各种问题，在人们中撒布 互相仇恨、互相敌视的种子，甚至破坏本来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友谊和和睦的家庭关系，并利 用种种马列主义词句以证明这种现象是应该的、正确的。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 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 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把本来心地善良的人们，和各 工厂的优秀工人，驱使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剥夺了他们原来的人的尊严和原来崇高的无产 者称号。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要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用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以利镇 压人民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利用边境问题，制造战争紧张空气，天天开动 宣传机器，要人们准备打仗。

从来的殖民者总是要保留殖民地的落后生产力，阻止社会进步，以便提供廉价劳动力和 廉价的原料，以利本国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用鼓吹建设新农村的口号， 把大批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驱使到农村去，使原来已经比例过大的农业人口更加增大，变中 国为落后的农业国；同时从工厂抽调工人，压缩工业生产，使工厂开工不满额，产量逐渐 降低，造成现在煤电供应不足，北方机关学校缺乏冬季烤火用煤的困难状态。

还有，一定还有我所不了解的情况，如国库收入的下降，文化艺术的封锁，青年教育的紊乱，民主生活的窒息，政治派别的束缚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倒开到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 态。人民难道在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无动于衷，不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吗?

人们如果不觉悟，不奋起抵制，不采取积极行动，这种历史的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 去，而且将无止境地倒退下去，象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难一样。

人们现在不觉悟，第一批到农村去，如果再不觉悟，第二批也将下去，接着还将有第三批， 第四批……直到城市里人实在少得无法再少时，农村里也实在不再欢迎时，又会有其他方面 的问题出现，又会有其他方面的倒退。这种倒退，不但影响我们自己这一代，而且还影响下 一代。用谎言欺骗他们，忍心地摆布他们，使人们的思想感情日益变得冷酷，并迫使人们不 得不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这却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幻想，只会造成更大的 分裂和混乱，使人们倒退到旧社会战祸连绵的苦难深渊中去。

多少人们想站出来反抗这种倒退，但由於种种原因，他们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成功，而一个 一个倒下去了。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功的，而需要全国人民真正觉悟起来，砸烂捆绑在自己身上的锁链，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拿起毛主席给的大民主武器，抵制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命令，解放无论是自己反对或敌视过 的人，或反对或敌视过自己的人。

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上指出的，应该是“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毛主席使用了这种大规模的，个人几乎对之无可奈何的社会大动荡，大倒退，来迫使人们觉醒到要拿起民主的武器，自己做世界的主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人们现在不是这样 地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社会的倒退还将继续下去。这决不以个人善良的意愿为转移。这 里没有什么怜悯、同情、恩赐等等。事实教育人们，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如果人们永远束缚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的思想枷锁下，人们将永远得不到解放。这些诗句，是英雄的战士们表达对毛主席的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准则。毛主席早就批判过这种把诗句当作教条的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毛主席说，有人说，紧跟某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应该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又说，对於不合理的领导应该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在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下，只有真正拿起毛泽东思想武器，毛主席挥手我抵制，迫使反面教育进行不下去时，毛主席才会真正感到满意，才会真正感到曙光即在前头，人民学会使用民主的日子到来了。

如果人民自己不抵制，则只有在这种反面教育的漩涡中越卷越深，还要无止境地倒退下去。 革命从来不是输出的，十六条早就指出过，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只有当反面教育在全国都遭到一致坚决的抵制，完全没有了市场的那一天，文化 大革命才会被迫结束。觉醒的人们要多做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人们来抵制反面教育，迫使 文化大革命早日结束。

全国人民都学会使用大民主的武器，得到了解放，才能派代表和毛主席谈话，或请毛主席派 代表来谈话，研究今后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和建立崭新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只有这 时，毛主席才有可能真正来到人民之中，和人民一起分享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

（1969年12月1日，〈再告人国人民书并请苏革会转全国各级革委会〉）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他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大规模的反面教育，迫 使人们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否则，人们就将沉沦在日益加深、永无 止境的迫害和苦难中。三年只是开始，茫茫黑夜，还看不到尽头。

毛主席从来正面教育干部：要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要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难免有一 天要垮台。人们不理解毛主席要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实行真正的民主制的意思；而以为只要 把工作计划什么的，徵求徵求人们的意见，对人民讲讲就行了。

毛主席从来正面教育人民：要破除迷信，要独立思考，不要怕权威，不要怕大人物，马克思 也是人，不要怕马克思。而人们不理解毛主席要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意思，对毛主席热爱崇拜到“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程度，进而对各级领导干部也都一律服从，从不怀疑，发展到长期不善於使用自己的头脑来考虑问题。

毛主席从来正面教育人民：七亿人民尽舜尧，学生要赛过先生，学生不赛过先生，世界怎么 能进步呢?而人们不理解毛主席培养坚强接班人、师高弟子强的意思；只想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赛过马恩列斯，而不把这个道理应用到自己身上，使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作出学生 赛过先生的成绩，能从各方面接过毛主席的班。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一天不结束，历史一天天在开倒车，正面的政权建设和经 济建设就一天不能开展。

所以我要求全国人民抵制反面教育，互相解放，恢复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公民身份， 撤销各种代号和密码，恢复祖国原来的语言。必须使反面教育完全没有了市场，才能迫使毛 主席不得不结束反面教育，也才能证明人民已提高了鉴别力，完全能识别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伪装的各种封资修思想并加以抵制。

要求各级革委会支持人民的这种革命行动。因为只有全国人民解放了，人民所衷心热爱的毛 主席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要求各级宣传机构停止反面宣传，按照毛主席1967年4月23日给四川的批示，开展正面教育。如果缺乏正面稿件，宁可停止宣传。

要求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战斗员，支持各级革委会和人民的革命行动。人民解放军是人 民的子弟兵，由於他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情况，他们的亲属朋友要多他们的工作，请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

要求党中央的同志们，带头抵制毛主席的一切反面教育和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并协助人民共 同抵制。

反面教育还会源源而来，还会在各条战线以各种伪装出现。要求各条战线的同志擦亮眼睛， 那怕是伪装得再好，毛主席的词句引用得再多，甚至是毛主席有意亲自出面发布的什么最新 指示，也要分析其内容，是不是反面教育，确定应否接受或抵制。

(1969年12月1日, 〈附言〉)

凡是能抵制毛主席的反面教育的同志们，都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有胆量、有气概的好同志。 我拥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苏革会和各级革委会释放他们。毛主席的反面教育，应考虑留 有余地，考虑后果的严重性。公检法应抵抗反面教育，停止召开宣判革命同志的公判会。

(1969年12月4日, 〈致林彪的一封信〉)

也许有人会不承认毛主席进行的是反面教育。但通过这四年发生的种种事实和马列主义的基 本原理相对照，就无须再多加说明了。

人民群众在反面教育的影响下，失去了和世界无产者共同的是非标准和共同语言，人民深受 痛苦。从这里我才觉悟到，人们在反面教育中之所得，远远超过过去十几年正规的学习制度。

按目前形势来看，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颠倒，尚未被重新颠倒过来，许多政治束缚还未解除，一言一行都和原意相反。如若这样做下去，岂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么?因 此，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

目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人民一天不从反面教育中解放出来，毛主席的反面教育也一天不 会结束。由於矛盾纠结到一起，产生了具体困难，需要一个统一的号召，宣布同时解放，而 这统一的号令，现在除你之外，别无更适合的人。因为你现在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七亿 人之上。所以你的矛盾比较起来是最简单的。要求你和周总理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从爱护 毛主席、体惜全国人民出发，共同切断毛主席向全国人民进行反面教育的一切联系，并统一 通知解放全国人民，同时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抵制毛主席的反面教育。

统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求尽量早些。一则因为水深火热，人民要求早日解放；二则 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是从来不停顿的。这是它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它必须不断否 定原有生产力水平才能生存。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争 取早日赶超世界水平。须知，我们在赶，他们也是在发展前进的。路还很远，不能再耽搁了。再优越的社会制度，如果总是停滞不进，也是不可能夺得世界冠军的。

以上意见，是唯一的可行的办法，所以你必得同意。如若你拖延下去，一切严重后果，你是逃避不了的。反面教育继续进行，我们多吃点苦头没有关系，但以你所处的地位，你不能不 考虑，天有不测风云，毛主席已古稀之龄，你能忍心让他抱终天之恨，造成后人为他作历史 结论时的困难么?这是你对他爱护的报答么?甚至可以估计，毛主席本人会批准你再拖延一时，但相信你是会冷静思考我对你的劝告的。而且以后你也要考虑，你自己不得不接这反面教 育的班，反面教员一直当下去，你把中国拖向何处去?你不考虑历史的审判么?纵你不考虑七 亿人民、甚至三十亿人民的命运和子孙万代的基业，你难道不考虑你自己的晚节么?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可以命令你照我们的要求去办。对你来说，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人民也不会不讲理到强迫你办你 办不到的事。希望见信后立即停止一切反面宣传，并即刻发出通知，统一解放全国人民。你 们住在中南海的人，是不会了解全国人民的痛苦的。不要再拖延了!

(1969年12月13日, 〈也论干部插队落户问题〉)

现在，广大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考虑得较多的，不能不局限於本生产队、本大队 或本公社的收益和分配问题。他们的业余时间，也不能不较多地化费在副业生产上。农民的 世界观，总体来说还属於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如果从改造农村、教育农民出发，派一部分干部到农村中去，这当然完全必要；如果 不是出於这样的目的，要求大批干部插队落户当农民，这就要考虑这是否是毛主席反面教育 的内容之一了。

有人认为，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不是埋没干部。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把大批干部从无产 者改造成农民，是历史的倒退。

要求干部全家插队落户，把孩子全部带到农村，只是增加农民数量，没有其他积极意义。以 后一旦工业大发展了，再要抽调这些孩子进厂，他们有的年龄已过，难以胜利技术性的工种 了。做领导的应该考虑国家发展的前途，给孩子们作出适当的安排。

在号召干部插队落户的同时，最近据说还将发动一批青年工人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就好像解 散有组织的工业武装部队，要他们放下武器。

(1969.12.15, 〈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

“决不施仁政”。在社会主义已经二十年，又经过多次运动的今天，这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 声音，而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等用各种代号所发出的分裂革命阵营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声音。

而我们的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最少在解放后，有过十几年二十年的革命经历；一些老干部，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已成为久经锻炼和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世界观基本上都是无 产阶级的。虽然在和平环境中产生了一些麻痹思想，有些还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了一些反面 教育，但一经冲击，经过学习，都即有所认识，因为原来的基础是好的。不能把他们和俘虏 军官等同起来，用对待俘虏军官的办法对待他们。

还有一些剥削阶级分子，事隔已二十年，也可以解放了。

全国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很好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 头脑，而是用本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事物。出於不理解，发表了一些不正 确的言论，只能说他们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这种政治斗争。其中特别 是十万名小学教员，他们更不会有篡夺政权的野心。甚至有些人的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方式 方法不好，效果不好罢了。十几年来的深刻教育，对他们是很好的政治锻炼。解放他们，其 中一部分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工作人员。人总是在各种政治斗争中锻炼成长的。

其他各种反坏分子，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制度一经改变，这些现象可即结束，不必过多 地追究他们的责任。

杀人犯要根据当时情况和死者家属研究处理办法。死者不能复生，多杀一人，也于死者无补，多挽救一人，是无产阶级的责任。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即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 一贯政策，无条件释放还没有被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等，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 工资，如影响本人和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 题欠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分，使够偿还。

(1969年12月16日, 〈对当前宣传工作的一些意见〉)

凡有可能影响人民团结的艺术表演和电影，如表现解放前对敌斗争英雄故事的样板戏，塑造 了座山雕、南霸天等反面人物，影响到一些群众误把干部或其他群众当成这类反面人物加以 斗争，甚至殴打或变相体罚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发动反面教育，这些戏剧是起了一 定作用的；清队工作结束后，这种戏应该停演或少演，以防产生副作用或后遗症。

工厂墙报栏里的文章，总要加进几句“当场斗倒了某某阶级敌人”，或“批判了叛徒、内 奸、工贼”等等，把一部分人排斥在解放团结的范围之外；而且把本来可以办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比学赶帮超的墙报、壁报、黑板报，统称之为大批判专栏。这种名称，是进行反 面教育时使用的；今后开展正面教育，希望停止使用这类名称。

目前的上山下乡的宣传工作，可以继续制造一些舞台效果；但是不会有什么好作用的。知识 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 烈，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凡人们的所作所为，包括人们作出的牺牲，都要考虑是否对人民、 对社会有所贡献。如有贡献，则牺牲是值得的；否则，是毫无价值的，不应提倡的。

最近报刊号召学习金训华的英雄事迹。联系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想同样要考虑到对人民的贡献问题。过去，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英雄人物，以自己的 生命，换得多数同志的生命，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而金训华是高中毕业生，国家培养了十二 年，工厂正需要这样的青年工人，结果被反面教育送到了农村，只劳动了七十七天，就为两 根电杆木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这是不幸事故，应加哀悼。应该对青年加强正确教育，要他们“多思”，学会全面考虑问题。最近报纸上多有把不幸事故当作英雄人物而宣扬的，影响一 些青年轻易作出不必要的牺牲。这是我们这一代对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引以为 教训的。

我提出以上对宣传工作的意见，人们又会认我为叛徒、反革命，加以批斗，甚至镇压。我如 不讲，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所以我还是讲了。深望人们根据切身体会，考虑我的意见。如 我的意见与你们的感受不同，你们可以独立思考，甚至抵制。普罗米修斯把上帝的火偷给人 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而终不悔；我非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些可能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受 到人们的惩罚也是终不后悔的。

(一九六九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多思〉)

现在公开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只有解放前暴力夺取政权阶段的著作。这些著作都说明了毛 主席在夺得政权以前的二十余年长过程中，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具体问题上，是如何根据他 的世界观来作出适当处理，并一步步夺得胜利的。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夺得政权以后，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各种问题的办法也完全不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 夺取政权的手段，特别是关於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处理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过渡问题，是不完全恰当的。而且从来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毛主席总是谆谆 告诫人们，不要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 、观点、方法。

毛主席所说的外行领导内 行的问题，也是政治方向和业务能力的关系问题，脱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外行，无论如何 是领导不好内行的；反之，如果内行不努力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世界 观挂了帅，也可以说，他只是一位专家，不能独立负责改造世界的工作。所以最终还是要求 每一个人都熟悉无产阶级世界观，都熟悉所在岗位的工作，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体，去改造 客观世界。

毛主席时常教导人们不要怕，不要迷信，马克思也不可怕。这就是说，无产者的斗争艺术可 以是千变万化的，不应有任何束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用自己头脑去思索，而不必去 考虑马恩列斯或毛主席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在发展中的。前人所 说的是前人的经验，自己所做的工作是马恩列斯或毛主席没有或很少讲过的工作。

如果中国将来在世界上首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来的其 他共产主义国家，一定都会到中国来学习如何做好共产主义社会的各项工作，以加快共产主 义社会的发展速度。这些问题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讲得比较少或完全没有讲过，人们不可能 都到前辈的书里去找答案，主要靠自己按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思索，去实践，并自己来写文章。

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各位前辈都是我们的先生。而斯大林就说过，学生应赛过先生，学生不赛 过先生，就不是好学生，历史就将永远停留在先生那个时代不再前进了。毛主席把斯大林这 句话交给了人民，并进一步引申说，青出於蓝，必胜于蓝。先生教了学生，学生不超过先生，就是学生不争气。这是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鼓励，一定要牢牢记住。一定要做毛主席的争 气学生，一定要争取超过毛主席。庸俗的谦虚是不必要的，这应该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否则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能来到，世界永远不会进步。

毛主席所说天 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不要怕……等等，就是要求人们对世间一切事物都不要怕，所以也不要怕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很多有胆量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做了破四旧的闯将，什么都不怕，却独怕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认为书上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於是 思想上先做了俘虏，不敢攀登世界革命科学的最高峰。但毛主席的文章，各个时期有不同的 政策，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话不同，那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到底听毛主席的那一句话好呢?

有的同志把文化大革命中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面教育，看作是正面的永恒的， 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则这些同志应该想到，社会政策不改变，很难保证若干年后，自己或自 己的子女，也难免会在某项运动中成为阶级敌人。文化大革命中，这类事例太多了。还有些 同志认为可以用镇压的办法，把他们认为要镇压的敌人，统统镇压下去，并把这种办法叫做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能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装出极左的面貌，毒害革命。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他们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加分析，妥善处置，敌人只会 越镇压越多。中国古人早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种“叫人知道点革命的利害”的思想，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是才子加氓流罢了。这不符合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无产 阶级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

而目前的情况是，无论开会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 然后才在所引用语录范围内发表一点个人意见。有的报刊文章，好像是对毛主席语录进行讲 解，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范围内，造成了全国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思想 的现象。报纸上的报导，无论那一天，那一月都差不多，没有多大区别。人们把这种现象叫 做政治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实质上毛主席所讲过的话，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人们 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任何一天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席的话，变成束 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地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变得寸步难行。我不是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说这种学习方法的本身，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所谓晚节等等，就变成只是叫老实的人们不要乱说乱动的美丽的谎言罢了。 从这一意义来说，十六条规定，要求人们自己解放自己，在几十年内是不可能的，至少不会 比毛主席当年革命所化二十八年时间更(短)些。

过去，在做知识分子工作中，由於工作同志自己也不太明确什么叫政治，不太明确思想工作 怎么抓法，抓什么为主，於是主次不分，忽左忽右，出现毛主席所批评的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的状态，把知识分子弄得晕头转向，动辄得咎，手足无所措，感到这样的思想改造十分困 难。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免苦恼起来，心情灰溜溜，工作也不知怎么做。

单纯要求知识分子下乡劳动，而不把广大工农群众知识化提到首要地位，是本末倒置， 要求历史放慢速度或暂时倒退的办法。

建设共产主义有无数工作要做，这里是无限广阔的新天地，每一步路，都要自己用头脑去思索。要鼓励他们，支持他们的发明创造。 如果只告诉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看到了集体所有制中的落后面，心情就会不 舒畅起来，并对农村工作发生怀疑。而且他们所到之处，总是诉苦会，讲村史家史，不忘阶 级苦，牢记血泪仇，地主如何如何残暴，吊打农民等等。这是对旧社会的又一种暴露，和暴 露旧社会的堕落腐化，荒淫无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这种办法在过去武装夺取政权 阶段，特别在一次重要战役以前，为激发战士的士气和斗志，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夺取战争 的胜利，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对青年进行新的共产主义教育，无 产者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要给他们开拓新的意识境界。要他们往前看，使历史不断向共 产主义远景目标前进。马克思反对把无产阶级的讨饭篮作为旗帜，因为这种做法的背后有封 建烙印。

（1970年1月3日，〈吊岳飞之死〉）

为了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需要对这些非法拘留的人完全剥夺人身自由， 甚至连列宁流放西伯利亚时，旧俄沙皇可以允许他从家中拿书来阅读的权利也予剥夺。

至於混淆视听，错乱神经，损害健康，迫害身心的这些手段，我是亲身感受，才为秦桧设想 的。

所以看来，我们这一代的“执行者”的斗争手段，比秦桧着实高明得多。数百年来，人们对 油炸面条，咒骂之为油炸桧。而中国旧社会的善良老百姓，受尽迫害而举目茫茫，找不到 迫害他们的人，不正是我们现在身受的境遇么?

至於换一种情况，如果愿意服从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山下乡，接受所谓 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则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什么主任、副主任、委员之类都是可以奉赠的， 根本不需要顾什么面子。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在沉默中永生，必在沉默中灭亡。永生原是人们的虚构，而灭亡恐是历史的必然了。

秦桧胜利了，岳飞把世界让给了秦桧；令尹子兰胜利了，屈原把世界让给了子兰；现在有比 秦桧、子兰获得更大胜利者，我终将把世界让给这些胜利者!

九大文件，已学了整整八个月，听说至今还在布置学习，足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 此深奥难学，小百姓水平所限，望尘莫及，这一辈子没有希望，只好做做阿斗算了。

其实，能做做阿斗，得保首领以归，和家人团聚一室，还是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生之大幸，从 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第十九层无底深渊中受煎熬的人看来，已是天堂上的神仙了。我小 时看到过一本插图本佛经，画有十八层地狱的悲惨图状。当时总认为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东西，现在才懂得这是人世间真实的受苦难人们的形像，而地狱中的牛头、马面、无常、夜叉、 小鬼等等，不都是目前生活中的现实描绘么?岳飞、屈原，以及一切历史上用文字记载下来 的苦难，比之文化大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也是我现在比过去变得明白多了的缘故吧!

（1970年1月25日，〈致余文鑫同志〉，余文鑫是“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的工作人员。)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材料，都好像是过去所读社会大学的毕 业论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不会想到总结这些问题。所以我写的材料，是毛主席和许 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同志的帮助，尽管受到水平限制，但相信方向是正确的，是出於对毛主 席、林副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深厚阶级感情。正因为我自觉从来未做过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 人民的事情，所以对於要我低头认罪，思想不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是经得起审查的。我 可以长期等待下去，直到把问题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反面教育本来就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尚未认识的规律。 我所写材料，就是通过辩论，要求毛主席结束反面教育，站过来和学生会师，从而揭开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的一页。我的愿望是强烈的。无论坚持到什么时候，无产者要的是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世界的一角。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谅解。

（1970年1月16日，〈含沙射影〉）

尽人皆知，满清朝廷的文字狱是十分严酷的。人家家里挂了块匾“维民所止”，意思本来很 好，他们硬说把雍正去了头。人家咏紫牡丹，咏风，都说是含沙射影，讽刺朝廷，被下狱问 罪。其实，什么时代出现含沙射影的情况，正说明那时缺乏民主。如果朝廷广开言路，俯察 民情，人家可以直言不讳，不至获罪，又何必含沙呢?因为既要含沙，话总是说不太清楚的，不如正面进谏为好。当然也有原来就觉得用隐诲的办法可以委婉一点，如东方朔那样，就 更出於好意了。

既然含沙，总是有影可射的。如一点影子也没有，是人家出於误会，则半夜敲门不吃惊，根 本不会把人家的话和自己联系起来。即使人家讲得再明白，明着讲给自己听，心中无愧，也 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笑了之可矣。否则一发现人家含沙，就紧张起来，弄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世界上几乎都没有好人，人家日子固然实在不好过，自己也不免神经过於紧张。

所以原来是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人，后来变成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原 只说明了民主制还有缺点罢了。如说人家历史上原就都有严重问题，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种种 事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阶级社会原就是定案以后才搜集罪证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历 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社会主义社会的很多规律，都没有超出前人的经验总结。“欲加之 罪，何患无词”，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含沙射影开始，从此反方向发展的。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 事原就由来已久，由来已久了。如果共产党发展成了各种特权的代名词，则这种情况，还将 继续下去，永无宁日。

文化大革命用反面教育审查全国人民，自是另外一回事。毛主席就说过，要让人家讲话，天 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讲话，难免要垮台。但是让人讲话而不接受，岂非譬如不讲，只免了 个人获罪吧了。

（1970年1月 26日，〈战争论〉）

我们只管骂人家，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须知“漫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这样发展下去，只怕 日子不会太长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

向本国人民封锁事实真相，使人民变成群氓或夜郎，是过去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是最不聪明的办法。先进的国家总是向国外封锁本国真相，而把外国真相告诉本国人民的。斯大林当年就告诉人们俄国如何落后，如果不能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就要挨打，就要被消灭 等等。

为了赶超苏美两国，中国应该争取一切时间来进行建设。时间是不等人的。我想，我们的一 切边防指战员，有责任维持边境的平静和安全。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更应该有远见，有 责任将战争消灭在未爆发以前，或者将战争局限在边境上。如果不争取时间建设，以后真有 一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据目前已知的现代军事技术，那时是不会有什么前方后方之分 的，全国都将卷入战争之中，也许时间比抗日战争还长。一旦敌人打进国内三五年，傀儡政 权还是会出现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要想通过一次革命运动，消灭一切 旧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关键的关键，还是要争取较长的和平建设环境，增强自己的国力，使国家能够立於不败之地。而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使人家感到威胁。如果现在中国要与 美国打起来，那么苏联就会说，你们两国打起来，正好，等你们打得精疲力竭之时，我来收 拾残局。反之，中国要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会一样地高兴。所以，目前无论和谁家打，对 中国都不利。

如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直这么牵扯下去，不仅美国会感到高兴，苏联也会借此机会把世界 都“解放”了去。他们会根据他们的世界大分工计划，以他们为中心，把世界各国都建设成 他们的卫星国，而中国就是他们所设想的专门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农业国。如果我们自 己不争气，就只好这样。这种打着苏记共产主义旗号的世界，比起美国穷凶极恶的掠夺来， 日子并不一定好过多少。

阶级斗争如果不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 去解决，是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的。用阶级斗争尚未结束，要等阶级斗争都结束了再建设，并 一味强调阶级斗争，是取消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借口。

文化大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请解放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迎接新时期的挑战。如 果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是把刘少奇揪了出来，这样的说法是不够份量的。刘少奇 无论工作中有多少差错，毕竟是认识问题；如果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刘少奇在操纵，则刘少奇 早就揪出来了，后来又是谁在操纵呢?“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请毛主席把所谓 的刘少奇、美帝、苏修等等外衣统统脱去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面教 育，妇孺皆知，请不要再伪装下去了。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暴力斗争中，多少父母牺牲了儿女，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丈夫和妻 子献出了亲人。他们的不幸牺牲，应该名载史册，并且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在这次激 烈的夺权斗争和清队运动中，还有多少干部职工，丧失了自由，甚至牺牲了生命。应该解放 他们，并恢复名誉。由於伤亡而造成家属的困难，应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

时至今日，先生的反面教育已全线崩溃，请先生举手投降，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如若继续顽固下去，请先生考虑自己的后果。学生比先生年轻20余岁，这一客观事实先 生无法否认。如还坚持你的既定计划，则学生可以奉陪到底!终究先生是得不到胜利的。请 先生再思三思!

（1970年1月26日，〈居中〉）

如有更聪明的人，有更好的理论，只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自是驳不倒 的，而且会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补充和充实。所以对某种理论或政策，即使是对马恩列斯和毛 主席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是科学上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於反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叫叛逆的。任何理论都可辩驳，不能成立的理论，自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会被淘汰。而科学家们 并不因自己的某种理论未能成立而感到不适；相反，对推翻自己理论的真理总是接受的，好 象是很平常的事。

从这里可以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之一，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共产党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 的也要执行，等等。这是把毛主席、共产党说成是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 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毛主席的书这样读法，只会束缚人们的头脑，不会使思想 活泼起来。不但毛主席的书，就是任何书都不能这样读法。

今后共产党是否还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热爱，还有待今后事实的验证，还在 于能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为人民的解放作出更多的贡献。“解放”，不仅是受压迫 者的呼声，把脚踩在别人身上的压迫者，同样是没有自由的。

以上的那些说法，是故意把位置摆在人民头上，而且坐在人民头上，又故意偏向一面。处事不公，人家提出意见，就是反革命，要判处徒 刑，加以“专政”，就更是典型的反面教育了。

究竟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绝对的，还是人压迫人的制度是绝对的，这是 区别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希望“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局面，不发生在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如若不幸，事与愿违，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局面，也 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民从来是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的，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这一代人受 点苦难，国家命运多倒退若干年，给下一代人多增加一些困难，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到那时，最后吃亏的，还将是损人不利己的庆父。毛主席就曾说过，不接受别人意见的霸王，难免 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如今这种反面教育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除了变换点方法以外，再也端不出什么新式武器了。毛主席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 管他是扫大街的，挑粪的，挖煤的。现在真理在学生手里，请先生站过来，和学生会师。

（1970年1月30日，〈人之初〉）

把具有某种思想意识的人，简单地称之为坏人，加以专政，而不去研究如何改变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产除产生这种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作法。今天对这批人专政，明天必还将对另一批人专政，永无结束的一天。而被专政的这些对象，不过是代社会受过的替罪羊罢了。把这批人弄到台上揪斗示众，弄到大街上游行，公检法布告张贴到大街上， 不过是暴露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这么多的缺点和问题；向人民群众显示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还有这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拳头打在这些人身上，脚踢在这些人身上，对他们本人，都不过是锻炼锻炼，而塌的却是社会主义的台。不知毛主席、党中央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旧社会的影响仍然存在，差别仍然存在，还会出现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对这些人固然需要依法处理。但是，把责任完全归之于这些人，单纯对他们进行关押判刑，而不着力于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毛主席、党中央会认为是正确的作法吗?古代帝王，每逢天灾人祸之际，往往下“罪已诏”，向普天下百姓，作自我检查，承担全部罪责，这还是封 建时代的事理!作为谋求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倒没有这样的气度么?

任何所谓的“坏人”，都是社会内因决定的；改变社会制度，即改变社 会内因，自然会改变这些组成因素的思想意识，使“坏人”变成“好人”。马克思的共产主 义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以新的统治者面貌出现。不单纯采用专政手段，解 决各种社会矛盾，而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最后消灭各种社会的阶梯，同样应该是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论断。

三千年前的庄子曾经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偷钱的要判刑，偷国家职位的封王称侯，而仁义道德都出於王侯之门。把这句话引申一下，凡王侯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都是好人；反之，非王非侯，所作所为，都是错的，都 是坏人。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多是这样写的：问题出在人民之中，都是坏人捣乱，而最后正 确地解决问题的，必是党支部书记或其他党的领导人。以实际生活验证也是如此。凡有党员向上级提意见，最后必然放到党小组会议或扩大会议讨论，表面上看来是很民主的。但讨论 的结果，上级总是对的，而提意见者，必是别有用心。如果在某一问题上，下级和上级发生了矛盾，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就可能在另一些问题上，通过另一些部门，来为难下级，给下级穿小鞋。这种情况，确实见得多了。

(1970年3月3日, 〈请苏革会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

毛主席、党中央：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自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无论是加在刘少奇头 的“资反路线”，或是以毛主席名义推行的“革命路线”，一右一左，都是镇压人民的国 民党路线；两种商标，实质上都是毛主席的反面教育。全国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 堪，祖国濒于民穷财尽、国破家亡的边缘。时间已不允许再多拖延，请毛主席、党中央立即 下令，解放全国人民，包括一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内，同时也解放你们自己，结束文化大 革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若不然，我从本月5日起，向你们进行绝食斗争。长 期的折磨，使我现在身体很不好，留给你们考虑问题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你们如把我 再送进精神病医院，是和你们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样，是自绝后路的做法。用强迫注射 或鼻饲等办法，也只能使我处於半生死状态，挽救不了文化大革命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根 本命运。其他任何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至於通过什么方式方法解放全国人民，请你们斟 酌决定。

(1970年3月6日, 〈再电毛主席〉)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抛弃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其道而行之，并使用了解放军过去的威信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地位，实行严酷的高压政策和欺骗手段，造 成了全国性思想混乱，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无比苦难之中，人民生命和生存失去保障。 试问世界上曾见过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头戴钢盔，手执棍棒，横行全国，一批批地捉 人的?差可比拟的，只有“四ܫ一二”时期的武汉市。以此推论，目前的中国，已不是中共 中央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治下的法西斯专政的社会；而统治中国 的，也不是曾经艰苦奋战二十余年解放全中国的毛主席，而是国民党主席蒋介石。

长期以来，我给毛主席写了二十余份意见书。这些材料，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相信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学生可以超过先生，先生也应该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世 界才能进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是狭隘的农民意识的反映。 反面教育这样发展下去，冤仇世世代代不解，今日扮演镇压人民的国民党英雄们，不久的将来，就要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象过去国民党、三青团的头头们一样，向人民痛哭流涕，低头 认罪了。

由於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新历史阶段的规律，没有全面掌握；对社会主义社会存 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理解有错误；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认识不足，没有完全摆 脱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看不见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是决定中国前途的最重要关键，因而长期 以来，排斥正确意见，坚持反面教育，特别是似是而非的修正主义理论，运用强大的行政力 量和宣传机器强制推行，流毒深远，清除已很困难。再不悬崖勒马，后果的严重性，毛主席 本人心里是明白的。

政治就是政治，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不是向毛主席乞求恩赐，乞求大发慈悲，而只是向 先生说明利害关系。现代人可以闭着眼睛，跟着瞎说，把这一切都算在刘少奇帐上，把这种 封资修的反面教育叫做毛泽东思想，把镇压人民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历史从来是无情的。毛主席前半生长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全部精力，文化大革命中你又争得了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舵手和灯塔的光辉称号和荣誉。只有收起你的反面教育，才能继续保持你的国际 地位和威信，这一意见，我从去年5月起就多次向你提出，而你持有成见，毫不理会，还企 图用你的反面教育，谋取最后的胜利。看来不采取绝对的手段，你是不会回头的。

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 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是扮演了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 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妆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你的真身已被你自 己撕毁掉了，到那时岂非要后悔吗?为了促使你早日回头，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 人民，争取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已经绝食两天，决心为人民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规律，不论你本人愿意与否。

(1970年3月8日, 〈亲痛仇快〉)

工纠队，工宣队，专政机构的解放军，以及类似组织的同志们，都是工人阶级和解放军以及 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由於缺乏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在美丽的马列主义词句的掩蔽 下，参与了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成了国民党的帮凶，起了帝修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苦难深重，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人民拘捕，用肩负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工人阶级出面；对人民判刑，用解放军出面。如何解 释“解放”二字呢?这不是莫大的讽刺么?你们的工纠总部和解放前的特务机关有何两样呢? 你们的牢狱和过去的集中营有何两样呢?被你们遣送到西山去劳改，和帝俄时代流放到西北 利亚又有何两样呢?人民在你们的牢狱中，日夜以泪洗面，你们可知道么?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恰恰不是那些经济领域中的工作人员，而正是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敌人阵营那边去的你们。每一百人中，就有五个敌人，这一数字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来说，都是骇人听闻的，何况这百分之五的数字还会在各个领域流动，而这百分之五又都有各人的亲属朋友，其数字之大，难以想象。如果把这种镇压所谓的阶级敌人的做法称之为是正确的，则现在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始终停留在农民起义的阶段呢?

毛主席今年 已七十七岁高龄，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的规律，一旦你们失去了靠山，你们能保证文化 大革命的反动能不引起政变么?到那时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历史的审判台正在等待着你们，而你们的罪名可以算定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和工贼，你们能避免历史的审判么?

现在阻止你们不得解放的不是我，而是不肯结束反面教育的毛主席。这是当前的主要关键。你们应该去做毛主席的工作，要求毛主席结束文化大革命，下令解放全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则一切矛盾都可解决。我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绝食斗争，迫使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成败在此一举。你们应该帮助我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而不应该再来对我施加压力。因为 长期来我的健康已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被摧残得十分衰弱了，我现在是在用顽强的意志支持 我的斗争。如再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则最后身败名裂的必不是我。

(1970年3月11日, 〈人民的要求〉)

目前，当务之急，我以为应是及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并请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总结报告，介绍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说明文革是用反 面教育，审查干部，教育人民，锻炼选拔能抵制反面教育的各级接班人；在此过程中，有 过一些牺牲，这是运动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央对此表示哀悼。接着，应提出中国今后的建设方向，提出今后的各项施政方针，最后展望中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远景。同时，提出新宪法草案和新组织法草案，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我虽和外界隔绝，但相信这种做法是全国人民的 要求，中国前途的要求，也是人类命运的要求。请毛主席务必接受。今后只要照此方向执行，大局也就会稳定，中国的前途也就有希望了。

从你们送我到集训班后，我更不能吃饭，每餐由一两降为半两。加以沉重的监督劳动，五十天已折磨得骨瘦如柴，胃也出现呆滞现象。现在和你们进行绝食斗争，七日未食，已不能再进普通饮食。你们的办法是错误的，只能使我的健康日益衰败下去，不可救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若你们送我到任何地方，我也决不妥协。事实上，我确非反革命分子或叛徒、特务、精神病患者，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是了解的。所以请你们放我回去调养一个时期，让我有条件在家属照顾下，能按自己的胃纳量和需要，先分次进点流体食物，才能逐步恢复健康。我 的意见出於至诚，仍请你们再考虑。

(1970年3月16日, 〈就陆兰秀代遗书最后致信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

我现在以代遗书方式，为你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简单的历史结论。相信这一结论会得 到全国人民同意和历史的承认的。但如果你现在开始觉悟，接受我的意见，结束文化大革命，释放我出狱，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你确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则我仍可撤回我的代遗书，恢复师生关系。

在此一个月中，你的一切反面教育都应逐步结束，“一打三反”运动只能审查经济领域内的涉案人员，不能再开公判大会；上山下乡运动本届结束后也应停止；目前拘捕在押或变相关押的人员，多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概视为专政对象，能释放的逐步释放，暂不能释放的，也应妥善照顾其生活，严禁体罚或变相体罚，并放宽接见家属的尺度，待以后统一处理。

(1970年3月16日, 〈陆兰秀代遗书〉)

(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 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二)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所决定的，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所谓叛徒、 内奸、工贼刘少奇，实质上是以刘少奇名义伪装的毛泽东，用以逃避历史罪责。我全国人民不知真相，以讹传讹。故我立此存照，传之后世，以告子孙。

(三)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余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 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文章中讲到文化大革命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成绩，都是为开脱毛泽东的责任而为之安排的出路，但毛泽东拒 不接受这一出路，所以文章中所有涉及这方面的论述，一概无效，也不成立。

(〈自由〉)

现今，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里的不自由，并不比旧社会的情况好多少，甚至相反的，有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进行几年来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也答复了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事实胜于雄辩：旧社会不跟蒋介石 走的人多得很，而新社会不跟毛泽东走的人极个别。中央如果出了问题，下面就可能全军覆没。因为人们已经陷於长期的个人迷信而不自觉。

在新社会奴役着人们的，不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旧思想是 不太容易隐蔽、是会被揭露的。使人们受到奴役、而完全不自觉被奴役的，还有被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特别是被人们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这些书，本来都是反映客观真理的经典著作，犹如马恩列斯毛各位革命导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英雄勇无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来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但是，原来有益于启迪人们思考问题的经典著作，一旦被教条化、迷信化为“句句是真理”的“顶峰 ”，就会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一些年轻的战士们，出於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唱出了一首首赞歌，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 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 我前进”，如此等等，实际上都是思想没有解放、没有获得自由的具体表现。以此抒情，原无不可；但作为行动的准则，就等於剥夺人们作为人民的最高权利──自由。

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 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

下面是一些批斗和审讯的记录。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决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以后，苏州 市对敌斗争学习班组织被囚人员讨论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时，大家都不得不表示竭诚拥护， “打倒刘少奇”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当工宣队指定陆兰秀发言时，她力排众议地说：

“我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认识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要去伪存真。刘少的问题，要从现象看本质。正如我们图书馆的沈洪辉，本质是革命干部，现在却变成 了现行反革命。刘少奇同样如此，他本质上是革命领导干部。他在各地的代理人也是如此。 因为毛主席必须以牺牲这些好干部，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广大的干部。”

陆兰秀的这些话，当即遭到与会者的怒斥并对她进行了批斗。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在继续讨论中共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又将火力集中到陆兰秀身上，说她顽固对抗无产阶级司 令部，罪该万死。批斗中有如下的问答：

发问者：十二中全会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陆兰秀却蓄 意对抗。陆兰秀，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陆答：我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

发问者：打倒刘少奇，你不举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陆答：正是。

发问者：十二中全会公报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你知道不知道?

陆答：这是毛主席搞的，要刘少奇当反面教员。

发问者：刘少奇要不要打倒?

陆答：毛主席搞这次运动主要是教育人，并不是要把人打倒。

发问者：陆兰秀疯狂反对党中央，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你的下场是危险的。

陆答：你们喊打倒刘少奇，我与你们立场不同。你们说刘少奇是敌人是你们说的，我认为刘 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发问者：刘少奇革命在那里?

陆答：刘少奇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与图书馆的沈洪辉一样，她不是现行反革命。

发问者：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陆答：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打倒刘少奇这件事，还有待历 史来作结论。

原纪录注明：批斗到这里时，对陆兰秀采取了所谓的“革命行动”，以打击她的“嚣张气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晚上)

工宣队组织被囚人员集体收听中共九大开幕的公报后，又一次对陆兰秀进行批斗。纪录如下 ：

问：大家喊拥护九大胜利召开时，你为什么不举手?刚才的广播是真是假?

答：我不知道。

问：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你还不相信?

答：广播里是这样讲的，我还要看一看。

问：为什么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你也不举手?

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问：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答：你们说他是敌人，我认为刘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什么人?

答：都是好人。

问：是好人为什么要打倒?

答：这是文革的需要，反面教育的需要。

这时，有人掏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责问道：党中央早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 到没有?

答：我不相信。

问：你有什么根据?

答：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市 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

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陆兰秀!”、“陆兰秀罪该万死!”

问：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答：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批斗到这里时，造反派当然又要对她采取拳打脚踢的所谓“革命行动”了。

   一九七Ｏ年三月十三日进行了一次一次精神病鉴定会，下面是记录纪录，参加者除有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的 人员外，还有南京、苏州精神病医院的几位医生。

郭：你坐到这里来，为什么睡在那里?

陆：不方便，因为等会要灌水。

郭：灌什么水?

陆：他们每天给我灌。

郭：你为什么不吃?坐过来，一定坐过来。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陆：工纠队掌握材料的，他们知道。我这个人要关到那里就关到那里。我没有家。

许：你原来住那里?

陆：工纠队到那里去抓的，我就住在那里。我在斗批会上，人家说我是反革命，我怎么能有 家?否则他们不是反革命家属了吗?如果我不是现行反革命，那个人会没有家属呢?

许：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怎样?

陆：还没有结论呢?等我只有最后一口气了，就好下结论了。反正我见上帝的日子不会很长 了。1966年看过一份传单，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最后要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虽然不是 正式文件。

问：你认为应该怎样消灭三大差别?

陆：我都写了。

许：你谈谈嘛!

陆：我写的都是我的遗嘱。我这个人，人家说我是反动透顶的，我是不会改的。到杨家桥( 火葬场)去我也愿意。

许：全国亿万群众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陆：我这个人被关在这里，我不了解。这里关的时间不长，以前反正也是关着，那是变相的。

许：你参加过学习班吗?

陆：我没有参加。他们说我是专政对象，所以我不能参加学习班。关于上山下乡运动，我是 公开写了的，又不是绝密材料，可以斗批我嘛!

许：你讲讲吧!

陆：我都写了，讲了也是如此，不是怕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许：我们是调查你的问题的，现在听听你的意见。

陆：我从去年国庆节起就吃烂饭，后来吃粥，减量。到工纠队来要吃烂饭，他们不同意。我 希望能让我回家。我同你们搞绝食斗争，你们只是给我打针，而且说你不吃是你的问题。如 果打针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那就不用种粮食了。

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而全人类有多种多样的人。有被专政的人，有专人家政的人，有自 杀的、犯错误的、武斗死的，这样下去斗来斗去，要死多少人?永远不会完了。

现在解放二十多年了，无产阶段专政加强了，难道阶级敌人会越来越多吗?

许：现在帝修反建立反华包围圈，国内阶级敌人与之遥相呼应。

陆：我就是，所以专政、管制、坐牢……。对国民党军官还优待俘虏，我们这些人比国民 党军官还可怕。

你们是调查组，是带着某种观点来的，你们当然是无产阶级，我是你们的对立面。

问：什么是反面教育?

陆：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方面。阶级斗争、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一批一批往里面抓，这样阶级 斗争是逐步消灭?还是不断扩大?

许：你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那些是与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说毛主席 给你什么四个职务的?

陆：那是唯心论的东西，我已经推翻了。我要你们看我国庆节以后的东西。国庆节以前有的 是唯心论的东听一句、西听一句，道听途说的。我写的是我的观点。我是不信唯心论的，那 是没有根据的东西，没有追究的意义的 (注：陆兰秀1969年国庆前一度精神失常， 写了一些胡言乱语)。当时我想，支部书记好像说过，我们这些当权派在原单位工作 不舒畅可以调工作。好像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问：沈洪辉有什么能力可以到外交部去?

陆：那是因为她没有地方可安排了。

许：你有能力安排吗?

陆：没有，所以那是唯心论的东西。

许：你以前讲过代号什么的?

陆：我知道，在这里叫切口，就是不直接说，而用另一种话来代替。代号也是这样的意思。

许：你在那个单位工作。

陆：我忘了。我在去年五月份早就提出让我回原单位工作，不让我回去。

许：那你是有单位的了?

陆：有的，苏州市图书馆。

许：那你刚才怎么说忘了?

陆：苏州市图书馆的人是现行反革命，被镇压了，那苏州市图书馆还光彩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一百人中起码有五人是反革命，太可怕了。你们不是说要团结95%的好人 吗?那是毛主席说的。连我这个阶级敌人也觉得可怕。长江大桥要几万人才能建造，而只要 有一个阶级敌人就可以破坏了。

戈：那你看现在有没有阶级敌人?

陆：国外派遣总是有的。

许：你所说的社会病人，现在不是办学习班来解决的吗?

陆：现在关在这里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劳动从早晨七点半到下午五点，中间不许休息。 有人讲一百年以后还要向阶级敌人进攻，我吓了一跳。

许：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

陆：要制造阶级斗争还不容易吗?

许：按你的想法，那刘少奇不应打倒了。

陆：嗯，我的看法，刘少奇的一切问题都是认识问题。如果刘少奇真是个坏蛋，那他一定会 时时处处暴露出来，毛主席就不会让他做国家主席。

戈：刘少奇是叛徒，是不是应该打倒?

陆：那也要看什么情况。叶青至今还在台湾。如果像他一样，投奔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应该 打倒。至於刚长征后，全国相当困难，党组织不得已为保存实力而要一些党员假自首，就不 应打倒。

许：你认为自首是不是错的?

陆：那是错的。但要作具体分析。如安子文那帮人，有的人自首是自觉的，有的是按人家的 意志办的，有的想听听中央的意见，思想情况是不一样的。

许：你是叛徒哲学的东西，刘少奇的东西。

陆：随你们怎么说吧?

许：你最近这几天老不吃饭，这样搞下去有什么好处?

陆：我吃不下去，只好不吃。

许：你应该有什么错误、罪行，就好好交代、改造。

陆：要么到杨家桥(注：即火葬场)去改造。

（刑场笔录）陆在宣判时态度恶劣，拒不低头，反革命气焰嚣张；游行时两眼瞪起，表示其反革命气焰。

下面是陆兰秀两位“狱友”杨玉珍和张惠英的回忆。

陆兰秀是不承认有什么“最高指示”的。她第一天进入牢房，就与被囚在工纠队时一样，拒 不朗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最高指示，声称自己没有毛主席语录。管教员将杨玉珍的 语录本递给她，她又推托说：“我不认识这些字”。在监狱中持这种抗拒的态度，当然就免不了受皮肉之苦了。

陆兰秀踉踉跄跄被推进牢房。杨玉珍很快就认出了这位原苏州图书馆的女馆长，便跑到她身 边悄悄地问：“你怎么也进来了?”

陆兰秀气冲冲地说：“他们抓的!我并没有犯什么罪!”

杨玉珍劝她乖巧一点，省得多受皮肉之苦。陆兰秀轻蔑地一笑说：“打人有什么道理?毛主 席的政策是不许打人的。毛主席也讲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

杨玉珍问陆兰秀到底犯了什么罪，陆兰秀气鼓鼓地说：“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就是反对文化 大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六个彪形大汉揪住我在逮捕证上按手印，我就是不承认自己是 反革命。”

杨玉珍安慰她说：“你是个大学者，他们对你总会宽大处理的。”

陆兰秀叹息说：“我原来被关在工纠队，还有可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到了这里，就属 于敌我矛盾了。他们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在做反革命的事。我早就准备被判 刑，被枪毙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办个离婚手续，害得丈夫孩子都变成反革命家属了。”

开始不敢同陆兰秀接近的张惠英，听了陆兰秀的几次谈话，感到距离逐渐拉近了。一天，陆 兰秀被提出去一整天，回来时脸上出现了新的伤痕，张惠英便主动上前去搀扶她坐下，一边 帮她梳理蓬乱的灰发，一边轻声问道：

“你今天到哪里去啦?”

陆兰秀扁扁嘴巴说：“提出去审问呗!”

“为什么又挨打了呢?”

“还不是我坚持说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打倒刘少奇和许多老革命家是错的!”

张惠英连忙捂住陆兰秀的嘴巴。

陆兰秀撇开张惠英的手掌，惋惜地说：“你不了解情况。以前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毛主席 也投票赞成的。怎么会不当国家主席便没有问题，当了国家主席就变成叛徒、内奸、工贼? ”

张惠英又急忙捂住陆兰秀的嘴，在她耳边悄悄说：“你有话放在肚子里不好吗?何必吃这种 眼前亏?”

陆兰秀沉思了片刻，感慨地说：“我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也是为毛主席着想的。我写了几 十篇文章，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希望他老人家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

张惠英取来毛巾给陆兰秀揩揩面孔说：“国家大事由大人物去管，你何必操这份穷心呢!”

陆兰秀亲切地看了这位年轻女士一眼，耐心解释说：“你知道苏联有个斯大林吗?他功劳也 很大，但是在肃反中犯了大错误。他死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全盘否定他。后来还是毛主席给他 做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斯大林的肃反，还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么严重。”

陆兰秀理理自己的衣襟，喘喘气又说：

“现在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 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

马绵珍（征），(〈贵阳律师周立新:向马绵珍烈士敬花〉: http://llzg1681943.blog.163.com/blog/static/2296541672013111893540318；〈高原第一抗暴斗士---马绵珍〉: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4/luyongxiang/4_1.shtml；《逆暴风而进的小鸟---记马绵征同志》，《山花》1979年09期；〈捍卫真理的坚强战士〉，载《划破夜幕的陨星》190-199；<追求真理的巾帼英雄——纪念马绵征烈士遇难30周年>(《贵阳文史》2000)

马绵征 1940年元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岗县的一个自由职业家庭。其父马谟德曾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半工半读两年,1949年武汉解放初期考入中原大学政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华中运输公司驻天津办事处,任行政组长兼翻译,1950年调湖北省花纱布公司任秘书,1953年调湖北省汉川县第一中学任教师。由于曾在解放前先后任过鄂东印务所校对,黄田中学收发,被认为个人历史复杂,又是旧知识分子,1958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保留公职,监督劳动。

1948年(八岁)母亲病故,暂时寄养在姑母家中,被姑母卖给汉口长堤街张家当童养娘。挨打受骂,半切半饱度日如年,马绵征的童年生活浸满了苦水和泪水。解放后,父亲当了干部,有固定收入, 1949年底被父亲或其所有将她从张家赎了回来,并跟随父亲远走天津,顺利进入天津平民小学,抚平了童养媳的屈辱和留在幼小心灵上的种种创伤。

一九五七年,马绵征到广州体校念书。反右斗争正在开展,校园贴满了大字报。她每天都认真地看大字报。一次,她看到一张大字报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在对一位教师进行人身攻击。她惹怒了,当 场就提起笔来,在那张大字报上批下了八个大字:“人身攻击,不予理睬。”

这一来就惹下大祸了。有的人认为马绵征是在为右派分子辨护,批判马绵征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林荫道的一侧,足足有一百五十张。

对此,马蹄征不理解,也不服气,她完全不能抑制自己,也不考虑会有什么得失, 立即加以回击。她也写大字报,也写了一百五十张。为了湊足这个数目,她一鼓作气熬然了七天七夜,而且到后来不得不把字写得 象碗口一样大。隔著那条林荫道,就贴在那些批判她的大字报的对面。 这一来造成的印象相当糟。加上她从小患肺结核，学校要她退了学。

1958年 10月考入武汉建筑学院中专部城市建设系煤气专业, 半年以后,马绵征考上了武汉建筑学院中专部,分在城建系煤气专业学习。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考取了学校,我怎么也离不开学校了,以学校 为家,年三十都在学校,学校对我是多么的亲切啊!”。

62年，要毕业了,马绵征满腔热忱地写自己的毕业志愿:“对于分配问题,还是一句老话,没有意见。因为我的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的,没有私人考虑的余地。我希望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希望上高山,下大海,深入荒漠、草原,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留下自己的足迹。蔚蓝的海洋,绿色的森林和草原,黄色的沙漠,都深深地吸引著我...假如我有机会在这种环境中为祖国日夜辛勤地劳动,为祖国和人民能有所贡献,我就会享受到莫大的幸福,即使是粗糠杂粮,吞水饮雪,也够滋味的。”“我相信自己在任何地方将永远忠于自己的诺言和敬爱的党!”最后她签上日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毕业时自愿要求组织将她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去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

1962年3月,她不顾家庭的劝阻,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贵州,先后在贵州省建工厅设计院、贵州省阳关砖瓦厂、贵阳玻璃厂、贵阳水泥厂、贵阳市建筑公司等单位工作过。

在工作 中,她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而又充满青春活力,颇受领导的赞赏和群众的好评.在阳关砖瓦厂工作时,工厂是三班制,厂里为了照顾女同志,不安排女同志的夜班,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应该。但马绵征却觉得奇怪,为什么女同志就不上夜班?不,她要上! 领导支持 她的要求。漆黑的夜,马绵征手里捏着半块砖头,高声唱着心爱的《草原之夜》,从乱坟岗穿过,一点不畏缩。由于努力工作,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青年代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她更加积极地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众多的“红卫兵”，革命群众一样，她勇敢地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着全部热情,也带着盲目性。 她积极地参加了大辩论，她没日没夜地书写张贴大字报; 她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而欢呼:

然而浙渐地,她感到迷茫了，她开始问为什么。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九日,马绵征在日记中写道:“昨天以来,在延安安路开始枪炮打仗, 死伤二十余人,情况 一天比一天严重。”她开始沉默了。他在思索。

有一天,马绵征看到一份有关林彪委托江背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传单,感到迷惑不解,她对其爱人说:“江青不是军人,更没有在部队任职,为什么林彪要委托她去主持军中的会议？他们俩是什么关系?”林彪 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是臭名昭著的“政变经”,马绵征看到这个讲话传单后,认为林彪的观点反动透顶,她对爱人说:“林彪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上中外的政变例子?为什么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马锦征耳闻目睹的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使得她在脑子里积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工人不能工?农民不能农?学生不能学?到处一片乱糟糟的,这到底是谁在捣鬼?为什么派系纷争,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这一切都是谁挑起的?

强烈的追求真理之心,使得马绵征无法“守口如瓶”了,她对林彪、江青的不满情绪,随时都有所流露,并把自己的愤懑情怀写入了日记, 1969年夏天,马绵征在新路口工地医务室对本队几个职工说:“中央有矛盾(指林彪、江青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年冬天,马绵征对一女友说:“江青一听到蝶恋花的歌曲就不自在。她的确不能和杨开慧相比。”在观看国庆二十周年的记录影片时,她又对几个女友说:“一看林彪那副奸臣嘴脸我就就恶心。”

她在日记中提出了当时人们深切地感到的一个问题:“目前的种种形势真是令人不愉快,好象心中一个很大的东西堵塞住了,甚至出口气都是困难的。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何日才能解决呢? 主席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了,文化大革命何去何从?”

1970年元月15日,马绵征在日记中写道:“全国的局势弄成这样,总是有鬼在作崇,一定要把这个鬼'挖出来,哪怕你职位多高,只要你反对毛主席,就一定要拉你下台”。

一九七O年元月十七日,她在本单位大字报专栏里贴出了大字报《从元旦社论看贵州形势》，署名“持久战”,。根据她她对《元旦社论》的认识,联系贵州实际,提出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天，她被抓了,接着，十九日正式宣布拘留。接着就在贵阳地区各个厂矿、单位 巡回批斗。她被强迫低着头,胸前挂着黑牌,屈辱 地站在台上,一任他人山口相咬。没完没了的批斗,使马绵征感到愤怒和 痛苦。机会终于来到了,二月十二日,马绵征 接过单位军代表要她写检查的纸和笔。感情 犹如一江春水滚滚奔腾，马绵征在隔离室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5页，二千八百多字的信,并咬破手指,将血印盖在每张信笺上以表决心。她在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虽然我现在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我永远坚信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邪说永远掩盖不了真理。作为普通一兵,我坚信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你老人家的革命路线......。”

 “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一张大字报,他们动用了专政工具,颠倒黑白,逼、供、信,无理把我居留起来,大批、大斗,闹得满城风雨”, “到底是我这一张大字报的罪犯有罪呢,还是他专政机关拘留我有罪?”她将自己比作“一个在暴风中逆流而进的小鸟”。

2月17日,马绵征又在隔离室的墙上写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八个大字。

1970年2月25日,由贵阳市专政机关直接主持,在贵阳糕点厂建筑工地上召开500多人的“群众批斗大会”。气氛显得很不寻常。主持人首先领着大家朗读几段“最高指示”,然后令两名士兵将一个胸前挂有一大块木牌的“现行反革命”押上前台。

众人举目一看,只见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留着短发、目光炯炯的女青年。她,就是马绵征。今天表现得十分平静,神态从容,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她昂首阔步地走到台前,头部轻轻动了一下,似乎在表示她善意地向与会者打一个无语的“招呼”。

马绵征泰然自若和满不在乎的精神状态,使得绝大多数有良心的群众深感钦佩,但却大大地激怒了那位大会主持人。命令士兵强行将马绵征的脑袋按了下去。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先由主持人滔滔不绝地宣布马绵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反革命罪行。”紧接着由“群众”发言“揭发批判”,一些事先安排好的所谓“群众”纷纷站起来向马绵征开火!火药味十分强烈!有的指着她大骂,骂她是地主婆(马绵征根本不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骂她是女特务(马绵征从未加入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 有的骂她臭老保、保皇狗,无数恶毒的语言,无数莫须有的“大帽子”,象一阵强烈的噪音污染着马绵征的听觉神经。侮辱着她的人格尊严,也震荡着她的满腔热血!

“群众”的揭发批判逐步升级的时候,主持示意要大家暂停。命令马绵征作自我交代,认罪服法!只见马绵征略作沉思,轻蔑的一笑,然后鼓足全身力量,发出一声惊天动地,气撼山河的呼喊!打倒林彪!!!打倒江青!!!

这个突如其来的口号,宛如漫漫黑夜的一声惊雷,仿佛带着光焰无比的闪电,使得在场的人们感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灼热与光明!

全场都被吓呆了!瞬时之间,场内一片沉默,鸦雀无声。

主持人慌了手脚,采取断然措施,宣布立即逮捕马绵征。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将马绵征按倒在地,拳脚脚交加,打得她遍体鳞伤。电话立刻接通，专政部门的汽车立刻驰到现场。

为了获取马绵征“罪该万死”的证据，专政机关的人员向到会的人员逐个索取旁证。肉体上的折磨,丝毫也没有动摇马绵征坚强的意志,她在冷水的浇淋下醒了过来，她忍着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流泪,不示弱,并连续不断的高喊:打倒林彪,绞死江青! 直到嘴里被强行塞上东西为止。一声气贯长空的口号,在当时成了爆炸新闻轰动整个贵阳山城!轰动贵州全省!

“不用调查了。”调查人员合上笔记本：“这一回，我自己也听到。”

她被捕了。

据法院《一九七O军刑字033号》案卷记载，那天，马绵征把“反动口号”喊了“八句”，也就是四次。

在狱中,马绵征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她肯定自己并未触犯国法,她喊出“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是出于正义!是爱国行为。请看下面的几段审讯记录。

1970年2月28日,马绵征被正式提审,录制口供,给判决书罗列“罪证”。

问:“口号”内容是什么?(审判者在明知故向)

答:打倒林彪、打倒江青......我连续喊了四、五声。如果你们还没听清楚,我现在加大音量再喊,直至你们满意为止.........

审判者连连摆手制止她再往下说。

问:军管会宣布逮捕你时喊了几声?

答:喊了两声。

问：这是什么口号?

答：这是革命口号。

问:你代表什么阶级说话?

答:我代表无产阶级,也代表公理和正义。。。

问:你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

答:因为他反对毛主席,他是大阴谋家。

问:你又为什么要喊反对江青同志的口号?

答:因为她反对毛主席,她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要坚决打倒她?

问:你是否要用反对林副主席和反对江青同志来达到你的反革命目的。

答:那是你们的看法。

马绵征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她用审判者的口气去驳斥提审她的人。

1970年3月2日上午的审讯中的一段对话:

问:你现在谈谈被捕后,在政策感召下的思想转变和认识过程。

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过错,所以我没有转变可谈,也就不存在“过程”了。

问:你的态度还没有端正?

答:除非见到上帝,我端正不了这个态度。

问:这么说,你是下决心要去见上帝!

答:见不见上帝,权在你们手里,看着办吧。(爆发出一阵豪爽的大笑)

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你懂不懂?

答:坦白是做人的准则,我倒要问问你们, 你们坦白了吗?至于抗拒嘛,凡属于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人和事我都一定要抗拒,为了维护人间公理,我就是要走“从严”道路......

马绵征在历次“提审”中的回答,都从容不迫,充满浩然正气,掷地有声!

同房犯人要念语录，她不让念再版前言，说:“没有意思，一句话结束，这叫口是心非！”

在牢房召开的批判会上，她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容许任何人污蔑。现在形势很好，但是毛主席身边确实有两颗定时炸弹，一颗是林彪，一颗是江青。”做记录的犯人说：“你这样不行，我不敢记录。” 马绵珍说：“你怕啥，不敢记我来记！”说罢，夺过笔，在记录纸上写道“打倒江青！”“打倒林彪！”“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堂堂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天,上面来了几个“大人物”,要看看牢房里那个特殊的“女犯人”,他们走进牢房,神气十足的问道:“哪个是马绵征"?马绵征拖着沉重的脚錄,艰难地站了起来,双目怒视,举起戴手铐的双手,高声呼喊:“打倒林彪打倒江青”!顿时,几个“大人物”面面相觀,牢门“喀”的一声关上了。 马绵征“案件”十分棘手,弄得当时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焦头烂额,惶惶不安。那位省革委核心领导组中的核心人物,咬牙切齿地作出具体表态:“抓时喊反动口号,在监狱里又继续喊反动口号,杀了!”这就样,1970年4月23日由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决定,以军管会(70)军刑字第33号判决,判处马绵征死刑。

到3月26日,马绵征这个无辜的刚烈女性,已经在牢房里被折磨了一个多月,这天下午,她怒不可遏,面对铁窗高声呼喊:“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打倒一个小小的林彪,打倒一个小小的江青,有什么了不起!要打倒他们的人多着哩。我就是要打倒他们,一直打到底！要打倒他们的人多得很，有那样了不起！”这洪亮的声音冲破高墙,划破长空,响彻云宵!

马绵征身陷图之后,为抗议惨绝人賽的法西斯暴行,她进行了绝食斗争。一连五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六天,依旧不进饮食,“上面”慌了手脚,立即给监狱下了一道手令:“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马绵征不死,保证执刑时拉一个活的出去”监狱为了执行“上面”的“圣旨”,挖空心思,使出了各种花样。开初,用胃管插入马绵征的鼻孔灌盐水洗胃,用这种方法,可使人又饥又渴。但是马绵征面对暴行却能强忍饥渴,继续强地坚持不进食物。监狱采取强行灌牛奶、注射葡萄糖等野蛮手段勉强延续着马绵征的生命,马绵征拼命反抗,他们毫无办法。

最后干脆把她的四肢用粗铁丝固定在一张特制的“床”上,每天抬出牢房去灌牛奶、打葡萄糖针,每灌一次牛奶,马绵征脸色发紫,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当胃管拔出鼻孔时,上面沾满了鲜血,慘不忍睹!遭受百般摧残,马绵征矢志不渝,她用惊人的毅力,始终坚持绝食斗争到底。

看到这种维持生命的方法实在是太痛苦,同监的女犯悄悄地劝马绵征自己吃算了。

“这是原则问题,”马绵征摇头,费力地回答:“我不吃是我的问题,他们灌是他们的问题,吃与不吃各负其责。他们灌和我本人吃是两码事。

马绵征烈士的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一直是被铐在担架上,象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

1970年5月10日,从0时开始,春雷广场(后改称人民广场)即进入戒备森严的临战状态,一切来往行人均不准通过,市区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全改由部队的士兵执勤站岗警戒。

监狱高墙外面的紧张空气,似乎也触动了马绵征那极为敏锐的心灵,凌晨5时左右,马征从牢房内外那进进出出的舞步和喧闹声中、觉察到了一种非同小可的反常现象,她预感到要对自己下毒手了!

马绵征叫醒了同牢房的一名女犯,请她帮忙脱下了血迹斑斑的内衣,换上一身洁净的行装,坦然地准备“上路”了!刚刚梳洗完毕,牢门喀的一声打开,马绵征被几个彪形大汉抬出牢房,取下了她沉重的脚镣,用粗棉绳把她五花大绑地捆了个严严实实,背上插了一块一米多高的巨型“斩条”。马绵征承受着如此残忍的人间酷刑,仿佛并未感到肉体上的巨烈疼痛,依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她竭尽全力最后一次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江青!!!”“毛主席万.......”“岁”字还没出口,嘴就被强行堵上。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心声的权利。

在押往公判大会之前,有关人员按例对她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她只听清了几个主要情节一马绵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

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公审大会。上午9点半钟,广场上宣判完毕,一辆插有“指挥车”标记的军用吉普开出广场,在邮电大楼前转弯朝北而行,充当监斩的先行指挥,紧接着是由大约六十辆军用摩托组成的弹压车队,分为左右两行,等距离地缓慢行驶,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装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男女播音员交替着高声播放判决书。霎时之间,整个贵阳弥漫着震耳欲聋的强烈声浪......

刑车车队的车轮,拖着闪亮的刺刀,拖着阴森的杀气,碾过十里长街,碾过百万市民同情的视线,给贵阳这座古老而又文明的城市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迹!给将来的贵阳历史志涂上了一笔污浊而无法抹去的印记!

宣判会结束后，马绵珍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在批斗会上，任凭“暴政”如何强悍都不能使她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为了不让她在临死之前说话，“暴政”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咙，街头上的人们只看到她昂扬着的头颅上圆睁着的眼睛。

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到了刑场上，“暴政”无论如何也不能令她低头接受死刑。为了强迫马绵珍跪下，两个气壮如牛的军人连打带踢，好不容易将她按倒在地。不料他们刚一松劲，马绵珍又顽强地站立起来，并奋力挺去胸膛，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两个军人无奈之下，只得又将她打倒在地，但是，他们却无法将马绵珍的头按下去，直到行刑官吹响哨子时，马绵珍的头依然是昂着的。行刑的刽子手被马绵珍的英勇气概吓蒙了，慌乱中他一连开了五枪才把马绵珍击倒。紧接着，监斩官又对着马绵珍的后胸补了两枪。死时30岁。有人将马绵珍誉为“高原第一抗暴女英雄”。

就在杀害马绵征的当天,发生了一起公安人员深切同情马绵征的感人的事情,5月10日上午,马绵征的爱人和本单位的职工一道来到春雷广场参加宣判会。大会一开始,当他听到“把马绵征等罪犯押上来”的话以后,心如火焚,便立即 挤出人群,离开广场,呆呆地站在市南门路口。突然,一 开摩托车的民警在他面前急刹车。说道:“快上车!”他便马上坐上了车。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驶。在离刑场不远的地方,车子停下来了。那位民警用手指着前面一个小山坡对马绵征的爱人说:“你在那个山坡上就可以看得清楚你的爱人。”说罢,急忙地开着摩托车走了。马绵征被杀害后,她爱人立即撥了一块石头放在妻子的坑旁。后来,他就是凭着当时做的记号,才找到了马绵征的遗骨进行火化。他感激地说: “要不是那位民警的帮助,现在我怎么能找到绵征的遗骨!”

马绵征惨遭杀害之后,在贵阳百万市民中 出现了一股无言的公愤暗流。一天,军管会发现 街上贴的处决罪犯布告当中,马绵征的名字被抠掉了,开初,以为是马绵征的家属所为,于是立即传讯审查了她的爱人,并令其隔离反省,要他“从实招来”。就在马绵征的爱人留在军管会“交代问题”的一两天内,差不多所有布告上马绵征的名字都被掉,并在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一张奇特的大字报,内容是简单写些马绵征宣判的过程,却用三分之二的版面附上一条醒目的标语“忍看中华民族沦为夷狄!相率劳苦大众洗刷河山!”众怒难犯的炽热情绪,是贵阳人给马绵征献上的珍贵祭品。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8年8月正式成立马绵征案件复查小组,中共贵阳市委对复查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全方位核实查证之后,于1978年10月19日作出为马绵征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根据市委决定精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3月22日在马绵征生前所在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改判决定。根据马绵征生前的表现和要求,中共贵阳市委于同年3月10日作出决定,追认马绵征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贵阳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并报请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追认马绵征同志为革命烈士。

马绵征一共写了二十八本日记，现在保存在案件里的只有最后一本，另外还有半篇自传,几行书信。《自传》中说：

我的经历比得上一个数十岁的人的经历,我还曾经三番五次地死去而复生,害过的病也不计其数,也差点葬身于饥寒交迫之中！

亲爱的党,您把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用清泉养活了我这个幼小的生命!”

过去的痛苦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自由!

日记中有：

我今生是没有什么个人理想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能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讲几句公道话。”（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

即使我这样,谁也不会说我是革命者,我也捞不到半根稻草,但我觉 得这样做精神上是要痛快一点。

我得到一个结论,终有一 天我是要被污（诬)陷死。”

下面是马绵征写的几首诗：

碧山腾腾化怒潮, 虎胆英雄壮气豪, 安得倚天抽宝剑。 迷雾丛中斩魔妖。

何须良史判贤愚, 大义那容紫夺失。 单刀直入龙禅境, 一叶扁舟浪里行。

要杀便杀, 要剐便剐, 狂飙为我从天落, 我自逍遥好快活!

《贵州省志。审判志》：

1979年10月,省高院对贵阳市中级法院报请复查的马绵征案进行复查。1970年5月10日,贵阳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70)军刑字第33号判决,认定:马绵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思想反动,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阶级仇恨,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1968年3月写了一封内容十分反动的所谓抗议信寄给《文汇报》报社,破坏国家团结;1970年1月观看国庆20周年电影时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70年1月15日,书写反动日记,攻击诬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1970年2月25日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连续8次疯狂呼喊极其恶毒的反革命口号,明目张胆的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逮捕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呼喊和书写反革命口号,竟以绝食的反革命手段向无产阶级示威。因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马绵征死刑,立即执行。经复查查明,马绵征 1970年1 月15日所写的日记和1970年1月观看国庆20周年电影时的言论,完全是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日记的内容没有攻击诬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原判决认定马绵征“书写反动日记”、“攻击诬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事实。马绵征于1970年3月25日,在斗争她的大会上连续8次呼喊“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逮捕后继续呼喊和书写这些口号是事实,但这些口号不仅没有构成犯罪,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原判认定“坚持反动立场”,“连续8次呼喊极其恶毒的反革命口号,明目张胆的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级司令部”是错误的,应予否定。马绵征 1968年3月给《文汇报》写的信,内容有不适当之处,但属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原判以“写了一封十分反动的信”,作为认定马绵征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之一,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予纠正。复查认为,马绵征在“文化大革 命”中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是无罪的,对其宣告无罪,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因此而受株连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亲属恢复政治名誉。

毛应星(甘肃省志；百度百科，《静宁县志》第六编 人 物-第一章 传略; 〈文革典型案案〉；http://jiuliyougancheng.blogchina.com/1114276.html; 《甘肃日报》1980年12月3日;

〈第四十二章幸存者中的烈士〉: http://read.qidian.com/BookReader/7223,160472.aspx;

怀念烈士毛应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17oal.html;

〈疾风知劲草〉，载《春风化雨集（下）》197-206；《毛应星值得母校纪念》；《毛应星烈士言论摘录》，《甘肃日报》1980年12月3日；<写信写出的“死刑犯”>，载《“文革”洗冤录》43-52)

 女，（1925-1970.4）福建闽候人。

祖籍井岗山下,生于闽江之滨。父亲是一个小官吏，母亲则暴戾得出乎寻常，幼时常被打得浑身青紫。十多岁上离家出走,进一个工厂去做工。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女地下工作者接受了进步思想。经常写作进步作品，那时,她和成群青年,臂挽着臂,迎着反动派的高压水龙、催泪瓦斯和血腥屠刀,在街头上发出反饥饿、反压迫的呐喊。

解放了，得以进入大学，她本来的理想是作一个文学家,但她想到贫穷的中国,更需要搞农业的人才,便毅然弃文从农。她的母校——西南 学院,先在云南昆明,后迁到四川重庆。学业结束后,只身来到了 祖国的大西北。在宁夏银川连湖农场作了几个月“菜农”后,在兰州农校当了教员。

向党递交了一份3万5千的入党申请书。

1957年，因为在红与专问题上，毛应星说出了自己正确的看法，立刻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惘然了,一再申辩，但无情的棍棒,一下重于一下地抢到她的头上,最后,她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2年因“改造认真”回到了兰州农校。1962年与李如璋结婚。李如璋在鸣放中没有发言，后来竟以不发言是对党不满而划成了右派。

不久,夫妻双双被下放到六盘山下的静宁县农牧站。

文化大革命中，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是根据自己的交待,还是解 放后现行反命活动被揪出来的呢?”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而不应该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庞的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

于是，她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政治上 遭到严酷的迫害。她家被抄，几本笔记、一册邮集、十来张照片,都成了“罪证”。特别是由她长兄出国时留下的几百张邮票和照片,成了把她说成 “国际间谍”的“铁证”。

毛应星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 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 作为“罪证”的照片,就是那次旅行中的留影。

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 音,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有些上面有外国名人的头像,有些 上面有一些政界人物头像,有革命的,也有反动的,有列宁、斯大林 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小妹代为保管。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年后, 这些东西竟会成为送他小妹上断头台的一部分罪证材料。

1968年夏天，有一伙人闯进良种繁殖场，将毛应星反剪双手揪到静宁县农牧站，进行残酷批斗。批斗的罪名，说她是“妄图变天的反革命分子”，还说她是“国际间谍”。有的领导人“出于对阶 故人的强烈仇恨”,文攻不解其恨,便用武斗,向已经40多岁的 人,拳脚齐上。

但是,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打而不倒。向后一用蓬乱的头发, 据理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世界观应该改 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这样斗争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痛心，我痛心的是。。。导演这样的活剧，只是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大家头脑里就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于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

——斗争中,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她为之捍卫的革命真理, 一定会胜利。她在拳脚和诬骂声中,坚定地说:

——东风将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斗争会后，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静宁县农牧站几乎每天都在饱尝时代的“文明”。

白天挨斗，晚上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奋笔疾书，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她两次带着自己的“正确想法”，去北京上访，两次被抓回。第一次上访被抓回后，再次连夜出走，徒步行至六盘山麓的隆德时，又被抓回，这是68年7月6日。

斗爭的艰苦早在她的預 料之中,她曾在给她亲属的信中这样说:“我就是要牺牲自己,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所以不 管我這个人多么吃亏，把自己的一切都輸光,我仍然 坚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确的总会 起作用的,客观規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69年1月23 日,靜宁具保卫部根据靜宁具农技站上报的材料。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毛应星。

一天，在静宁县革委会门前的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批斗。毛应星的脖子里挂着一个很大的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几双有力的手,有的拧着已几乎无缚鸡之力的那两只胳膊,有的撕着那蒿草一般的乱发。人们 喊着、打着，走过长长的街巷。然后又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扔进了幽暗的铁窗之内。

毛应星久久喘不过气来，在她挣扎能坐起之后,掏出纸笔,愤怒地写道:

——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文明的阶级斗争!

——这样就把人治了?这样就使人屈服了?

1969年7月1日毛应星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被押 送到甘肅省第四監獄——平凉监狱服刑。

铁窗并不能磨灭她的意志。她忍受着非人的生活。不屈地斗争着,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被拉到犯人中同批斗,被镣铐加身单独監禁，被罰站在严寒的窗外，手脚冰得失去了知觉，她从不呻吟一声。她在自己装订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小本子上一刻不停地写着、写着、写完一冊又一 册。在监狱里，她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 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留下了30余万字的文字材料。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辩信，从铁窗递出。在监狱里，她被拉到犯人中间批斗，单独关押，双手戴上了铁铐。尽管她双手加铐，冬天冰冷刺骨，依然从早到晚俯身在土 炕边上，在自订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各种本子上，写，不休止地写!

在监狱里，毛应星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断地写，写！她为自己的正义斗争抗辩，她畅述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形势的分析，她痛击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迷信，她倾诉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如焚忧心。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消息传递到毛应星所在的监狱，她忧心如焚，用带着铁铐的手，急忙写了一封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志的“急电”，交给管教人员，电文写道：“毛主席：我意：接班人应是周恩来。”她嘱咐管教人员将电文发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转交毛主席。她在递交电文时还说：“怎么选了一个奸臣!”当然，电文只能成为她的新的罪证。

多少次,把 她镣铐加身单独监禁,她连眉都不皱一下;罚她站在严寒的窗外挨 冻,她的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从不呻吟一声。在被解除那样的处 罚之后,她拒绝进号子,愿意继续挨冻,以示她至死不屈、大义凛然 的铮铮性格。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屈服的表示。 有这样一页审讯笔录:

你这几年都搞过那些反革命活动?

我昨能搞反革命活动呢?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

攻击过毛泽东思想吗?

我只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心里是确实热爱毛主席的。

毛应星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了毛应星的案子，一个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

70年4月9日，以“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踏地，不堪改造”的罪证，判处死刑。死刑判决后的对话：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对判决有什么意见？

该死，没有什么意见。

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

4月14日，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上午9时,有人和她在牢房里又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 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

为爱人奔走申诉的李如璋，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12年徒刑押往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

1980年11月29日平反。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她为中共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

1980年12月3日《甘肃日报》从一版转二版转四版用了两个多版面进行报道，为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根据。《甘肃日报》并发表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

下面是她狱中笔记上的一些文字。

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现在有许多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 这些群众没有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也没打过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我最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基础,又是怎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没有屈服于枪林弹雨,却被这样的斗争压服。

林彪的〈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万岁〉或‘九大’报告，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

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賊，康生、陈伯达等 是资产阶级政客。

顶峰论是采取资産阶级哗衆取宠、奴顔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 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只能赞颂丰功伟绩，不能谈群众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明明是藉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现在就是一些捧场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其实是不学无术的老学究。。。对个人极尽迎捧谄媚之能事，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在“无限忠于”和“保卫”的口号下，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替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质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如果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能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感到苦闷。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如薄一波等人）是根据自己的交代，还是解放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揪出来呢？我以为揪人的人，思想更符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

鲁迅就说，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会被一群人捧场歪曲得不象样子，充分说明了在旧社会时代一些政治夸张的后果。事实证明，不管历史的领袖人物怎样变换，这些捧场的传统却没有改变。

要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而不应该是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应用毛主席语录。

只能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能谈群众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明明是借毛主席的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我认为相对真理就是要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具体的条件改变了，就并不一定都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相对真理。

大家头脑里就只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好来成了天真 烂漫的青年,因为斗争人也不费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倒好象把阶级斗争当成吓人的工具，杀猴，惩一儆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吗?

不考虑社会经济各部门的互相联系,不去耐心地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组织群众的力量,而是采取暴力形式,结果生产进到了破坏。

制进白色恐怖,压制民主,阴一套阳一套会说话的人，就能得到信任,反之也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五七年以来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整风运动中不是针对官革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作风,而相反整了提意见的人,因而更助长了上述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扩大打击面,形成压制民主、法西斯统治,促使矛盾的激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許多珍貴的代表我囯民族风格的历史遺产,誰若否认这一点,就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谴罚。

让那些不合理的反革命案或刑事案犯提出上诉。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培养公安干部的细致的作风,而不是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态度对待人民,特别是现在没有律师这号人,我认为有这号人就有另一面可以促进法律的发展。

自发势力(指农村家庭副业)是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 如果没有自发势力,集体事业是靠不住的。

如来让我再填一次,我还是填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即使不做个坚强的战士,至少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园丁。

(大学毕业时致党组织的信)

我从来没有很用心地思考,现实的阶级斗争使我想了很多问题,使我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迷信什么, 所以比较客观。

我这几年就凭一颗人头和一支笔头,走到那里,意见提到那里,最尖锐最深刻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定的事物接触我的头脑,就象开关一样把我思维认识活动历程的路灯全部亮了起来,这样就使我很快地明了各个事物內部的有机联系。

的确我非常对不起我的爱人李如璋,我給他造成了很大 的不幸,我还是无动于衷。

自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把我从良种场揪到革委会门前批斗后，辱骂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在看守所多次受刑,好象就试一试你敢不敢反抗斗争,这也不可能使我屈服。

这样对待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我痛心的是至今还导演这样的话剧,这只說明弄权者的愚蠢！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存在的时间1968年-1970年。宁夏红卫兵三司银川二中分部应看作是共大的组织前身，68年底上山下乡后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自然解散，随后其主要成员串联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具体成立时间我不清楚。前后两组织成员全部是大学、中学的学生，中学生占多数，68年所有人年龄16-24岁，均为在校学生。吴述章是主要发起和领导者。70年案发时其中有的人在插队，有的留城或返城分配了工作。吴述章在宁夏西吉县插队。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吴述章在宁夏西吉县插队

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这个组织成立后，他们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积极从事于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形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探讨，同时紧密地结合现代实践的社会斗争和改造。”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

秉承着这样一个目的，自修大学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油印的刊物《学刊》上刊登出一些理论研究的文章，在组织成立的前后两年内，《学刊》上先后刊登了他们二十多篇文章和笔记，他们带着现实斗争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阅读马列原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有些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鲁志立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写道：

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再比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中提到：

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

二十世纪初，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说：“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吴述森多次说到“林彪没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谈政变历史，纯粹是封建社会那一套。”“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70年3月12日，吴述樟第一个被捕，其后，其他成员陆续被捕。6月11日22岁的女共青团员熊曼宜从隔离室逃出自杀。

审判员：你们“共大”是什么组织？

吴述森：研究、学习马列的学习组织。

审判员：你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吴述森：为了探索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为了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我们不是反革命。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陈通明在狱中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及其它书籍，写了四十万字笔记。同时一次又一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家人劝告他：“你的减刑和释放是有希望的。”他写信说：“我要的是集体的无罪，真理的无罪！请不要为我个人的早释奔忙。”还在信中说：多去看看吴述樟的小弟弟；多照顾熊曼宜的母亲，妹妹；设法弄些马列的书给张维智。

1978年8月5日，宁夏党委和革委会在银川市召开大会，为“共大”冤案平反，为死难者昭雪。

1978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对这个案件专门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

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些年青人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狂热，有些人甚至是造反派，但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走出了迷惘，也走出了盲从的误区，他们走向觉悟和理智，他们不但为年青人，也为现在的全体国人树立了一个独立思考、挑战权威的榜样。

《宁夏审判志》:

2、因组织学术团体、学习探讨理论问题,利用书信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交流心得体会,痛砭时弊,表露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从而被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无限上纲,以“反革命集团”或“恶毒攻 击”的罪名处以重刑。吴述森、吴述璋(二人系同胞兄弟)、鲁志立等13名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为交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而于1969年11月在银川市成 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简称“共大”)。由于其成员不在同一地区和单位,以 “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他们自筹经费刻印了两期《学刊》,共刊登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在这些文章中,曾对“活学活用”、反动的血统论、打砸抢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而原判认定该组织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8月21日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判处吴述森、吴述璋、鲁志立死刑;陈通明无期徒刑;徐兆平有期徒刑十五年;张维智有期徒刑八年;张绍臣有期 徒刑三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对杨非免予刑事处分;对“共大”的其他成员杨树立、李坚、赵群、孙阴轩、熊曼宜(已自杀)不以反革命论处。1976年3月,原中共中央 主席华国锋看到此案的申诉信,即批示公安部派员到宁夏进行了解。经初步调查, 认为此案定性不确,建议复查。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此案久拖未改。1977年8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领导的批示,由国务院知青办、公安部、北京市知青办、 自治区银川市公安、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联合复查组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经复 「查后认为,吴述森等13人组织“共大”及其所写的文章是有觉悟和进步的表现, 「应受到支持和保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78年4月14日撤销原判,对吴述森、吴述璋、鲁志立、熊曼宜平反昭雪;对陈通明、徐兆平无罪释放;对张维智、张绍臣、 杨非宣告无罪;对杨树立、李坚、赵群、孙阴轩恢复名誉。

石仁祥

男，（1942～1970），安徽省和县濮集乡王塘行政村人。1959 年从安徽省和县师范学校毕业，曾担任小学教师、区宣传干事、文教委员。1964年12月，22岁的石仁祥参军，任新兵班长、工程兵实验员。（一说，1965年参军。）斯时，他仅仅是一名刚入伍的解放军新兵。因有着较好的文字功底，两年后，他被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在部队里，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经常和战友们谈论国家大事，编排墙报和文艺节目。1968 年4 月退伍回和县水利局工作。

1966年5月18日，林彪做了 “政变讲话”。正在西藏高原上守卫边疆的石仁祥，也在学习这些讲话。他极不赞成这些讲话。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讲话举了一些中外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 提出“毛主席身边有虎狼”，“有人想趁机捣鬼，搞乱全国，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向部队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忧虑。得到的答案是：“不要胡思乱想！”“不准胡说八道！”（也有一种说法，石仁祥所在部队的高层领导是反林彪的，那位领导在危难时，将反林彪的一些材料转交给部队的文书石仁祥保管——马维国注）。1967年元旦，他题诗一首来表达自己坚持真理的决心： 生为革命献终身，何惧银露拂两鬓。 踏遍战斗青春路，扫除一切害人虫！

1967年下半年，全国到处是武斗的枪炮声。石仁祥想上北京反映情况，他一再请假都得不到批准。他满怀悲愤地在日记上写道：“浮云一时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968年4月，石仁祥退伍，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的跋涉，他终于到了北京，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室。但是由于没有证件，他被赶出了接待室大门，后来又在北京多个部门辗转，花光了退伍费，卖掉手表。后来只好登上了驶往故乡的列车。回到地方，他被分配到和县水利局工作。实际上是在农村的金河口水利工地上劳动。

回老家后，一连写了两天三夜，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他在信的末尾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革命战士石仁祥”。他特别选择毛泽东诞辰的这天，将这篇声讨林彪的檄文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县县委书记马健、巢湖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熊玉坤、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及武汉、济南等军区负责人。

后来的摘选了信中的部分内容。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口是心非地妄图逐步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坚决打倒林彪！”“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并指出林彪5.18讲话是反革命白皮书”，他揭露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绑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长，打击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

据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寄出的信件，只有江腾蛟将石仁祥的信件转给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吴法宪，吴法宪在信件上批示：“死硬的反革命，严惩”！

他也同时写下准备随时献身的誓言：

“我个人的生死可以不考虑，整个的、长远的原则决不放弃。”“在虎狼面前决不示弱。成功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打倒林彪的战斗，我始终如一，坚决战斗到底!”

　　1969年1月8日，金河口水利工地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安徽省人保组及和县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员。工作人员声称请他去县城召开退伍军人会议，石仁祥刚到县城即被人保组逮捕。

在狱中，他用手指和筷子蘸着水，在墙上、地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在他的审讯记录上写道：

问：林彪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你为什么要恶毒地攻击呢

答：那要通过实践才能证实，林彪是真革命的还是什么。有些人开始不是革命的吗?后来不是变了吗?

问：你是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你继续放毒!

答：我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是出于忠于毛主席，这是我的看法。

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需要我认罪。

问：你想到了后果没有?

答：我个人后果都没有考虑过，只不过把客观问题揭露出来了。

问：你所作所为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的?

答：反对林某是客观存在的，我所反映的是事实。

问：你写的东西，攻击林副主席，你认为是不是反动的。

答：我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反动的，是进步的。

问：按照你现在的认识。你有没有罪？

答：我过去没有罪，现在思想水平有所提高，更没有罪。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石仁祥在对非法审讯的多次答辩中，一再告诉审讯者：“如果林彪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石仁祥当然也要拥护，而且会把祝他健康的口号喊得比你们还要响。但是，同志们：你们上当受骗了。”“你认为我写的〈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是反动的，我认为我写的这封向党中央的汇报信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为了揭示问题，探索真理。”

1969年11月26日，审讯人员要他写“交待”。他奋笔疾书：“林彪长期效劳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戴着共产党人‘乌纱’摇晃着脑袋，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形左实……”写到这里，审讯人员说他“继续放毒”，责令停写。

因在狱中遭受折磨，他的手脚因长期戴镣铐而浮肿青紫了，不能动笔，请人代写上诉状。石仁祥口述，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代笔人写了八张纸，洋洋洒洒几千字言辞犀利，连当时的办案人员看了上诉状亦心存佩服。

石仁祥还留下20多万字的评论、杂文、日记等手稿，其中有〈打狗篇〉、〈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等。他写道：

“林彪是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反革命分子林彪罪证俱在，我可以和他面战。”“他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 “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窃取红色招牌，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出林彪5.18讲话“举了一些历史上中外政变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随意解释，里面。。。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饰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 “你能回忆古装戏上面李林甫等历史奸臣的化装，就照照自己！”“全国人民恨你象海洋一样深啊！你罪大恶极，而且怙恶不悛！”

1970年4月，他在狱中给姐姐石仁英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我因为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揭露了林彪的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事实，遭到非法拘留……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活着的、战斗着的人；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离开了人间了。你们不要难过，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受歧视也是暂时的，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6月29日，死刑判决书送达石仁祥手中。7月12日，死刑执行日。安徽省和县公共体育场乌云密布，体育场背面的山头上架着两挺机关枪。为了防止石仁祥在公判大会上发表言论，他们还将石仁祥的喉管割断。临刑前，他在监狱用笔写下这样闪闪发光的语言：“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决不屈节。”他还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

1970年6月29日的刑事判决书中写道：

被告石仁祥，于1968年10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报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等单位，恶毒攻击、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特别嚣张地撕毁林副统帅的画像，在林副统帅画像上打×，勾划林副统帅的名字，书写大量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而且在我审讯人员面前公开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被告石仁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特依法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当年的办案人员讲述，省委常委在表决石仁祥一案时，仅有一位常委投了反对票，认为这是政治问题，不宜处死，建议判处死缓。这就是屡屡坚持真理、直言不讳的杨效春。

“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年，《安徽日报》和安徽省团省委极力为石仁祥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在石仁祥的亲属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不得不同意组织复查组，对冤案进行复查。经过几个月的复查，尽管澄清了基本事实，但“四人帮”的代理人在省委常委会上仍坚持这样的论调：“他反对林彪，不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当时林彪问题未出来，他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说：“我们维持原处理不变”。更有人抛出这样的活语：石仁祥“是以反林彪为主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出于“个人恩怨，政治押宝”等等，叫嚣“不予平反”。

石仁祥的冤案激怒了全省广大人民群众。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群众挺身而出，走访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在合肥街头上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布案件的真相，宣扬了石仁祥同志的英雄事迹，揭露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亲自批准杀害石仁祥、拒不为烈士平反的罪行，并在会议上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才被迫重新复查这一冤案，于同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但他们仍然掩盖事实真相，给石仁祥留了“尾巴”，不予彻底平反。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宣读省委42号文件，即“关于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凡受石仁祥案件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979 年7 月12 日，中共和县县委和县革委会在西梁山山顶，为石仁祥兴建了烈士墓，并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日报》以〈灿烂的红花〉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他反对林彪的事迹。

《安徽省志公安志》有一节“石仁祥冤案平反昭雪纪实”：

石仁祥,男,1942年生,安徽和县卜集人。1959年参加工作,1965年应征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1968年4月退伍回县水利局工作。

1968年 12月26日,石仁祥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回报》》为题,写了一份传单式材料,刻印7份,公开署名,分别寄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等6 份,自留1份。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两人到安徽,就此信向省革委会和省人保组负责人传达了吴法宪(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对此案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7日,省人保组派人随南京军区保卫部人 员前往和县办理此案。8日下午,传讯石仁祥,并当场宣布将其拘留。

1970年3月18日,和县革委会讨论决定,将石仁祥逮捕,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报巢湖地区革委会审批。3月24日,和县人保组专报《关于请对现行反革命犯石仁祥依法 批捕,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上报巢湖地区人保组。4月1日,地区人保组派人提审石仁祥。13日,地区革委会讨论石案,同意县人保组的意见,并报省革委会复核。25日, 省人保组派人提审石仁祥。5月13日,省人保组对石案提出处理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6月20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常委会同意省人保组的意见。6月23日,省人保组向巢湖地区人保组批复了石案的处理意见。29日,和县人保组向石仁祥宣读了死刑判决书,石提出上诉。30日,地区人保组驳回上诉。7月4日,省人保组向和县人保组下达对石仁祥执行枪决的命令。12日,和县召开大会,将石仁祥杀害。

“9•13 事件”发生后,对石仁祥案件不断有人提出要求复议。1972年6月24日,省人保组党的核心小组重新讨论了石案,会后草拟了《关于复查石仁祥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认为“作案”动机“主要是从个人恩怨(对调西北工作和后来的复员不满)、 政治押宝、极左思潮出发而反对林彪的”今后“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要办,不过可以不杀,现在是内部接受教训”石“搞的二十八条多处散发,当时是构成犯罪的行为,现在讲也是犯罪”,最后仍戴上“以反林彪为主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不予平反。

1972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讨论石案。1974年1月29日,省人保组把省委 复议决定通知和县人保组:“本案维持原来处理决定不变”。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合肥、巢湖、蚌埠等地广大群众又重提石案,强烈要求为石仁祥平反昭雪。合肥市四牌楼、长江路等街道遍布呼吁为石案平反的大标语。4月,省人保组成立石案复查小组。6月28日,根据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反林彪战士石仁祥案件复查组”。有关石仁祥案件的全部案卷、 材料移交给石仁祥案件复查组。各单位揭发有关石案和收集有关石仁祥生平书籍、学习笔 记等材料,直接送复查组。要求复查组“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中央的 一系列指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立党为公,坚持原则,尽快完成复查任务”。

12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为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说:复查结果证明“石仁祥同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关心国家大事,由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当他觉察到林彪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后,即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机关写信进行揭露和批判”。在 “反林彪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尽管石仁祥“在思想认识上有些缺点错误,但 他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是一位坚强的反林彪战士”,“对石仁祥案件的处理,虽属正常办案,但判处死刑是错误的,责任在当时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常委”。“9·13” 事件以后,“省委常委在复议石仁祥案件时,没有给石仁祥同志平反,更是错误的”。

省委决定:(1)对石仁祥予以平反,撤销原判,在政治上恢复名誉。(2)石仁祥的亲属在石仁祥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后,在政治上受到牵连,经济上受到损失。在给石仁祥平反的同时,也为他们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3)在处理石仁祥案件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责任由省委负责,对参与办理这一案件的人,要正确对待,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一律不追究责任。

1978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重新作出决定: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 雪。省委常委决定:(1)在合肥地区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倒林彪、 “四人帮”强加给石仁祥的一切诬陷之词,恢复名誉。(2)根据石仁祥生前要求入党的愿望 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事迹,决定追认石仁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3)凡因石仁祥案件受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是年11月24日,省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

舒赛

又名王藕，女，曾用名祝成龙，湖北江陵人，1917年9月15日生。抗日战争期间，她多次出生入死，功绩卓著。1941年5月，她执行侦察任务被敌寇逮捕，押解路上曾拉住鬼子跳河自尽。面对敌人审问，她坦承自己名字叫“抗日”。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再次自杀，远近闻名，连日本鬼子都对她产生某种敬重，后经陈少敏指示，被地下组织营救出狱。

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

1952年春，中南局民委开展“三反”运动，从广东回到机关任支部书记。民委主要负责人污蔑她有政治历史问题：如参加过女特务组织、有托派嫌疑、不和其父划清界限、在江陵当公安局长期间制造了冤案等，且不容许她申辩就撤去她支部书记职务，还将舒赛作为“三反”运动打击重点，把许多诬陷材料塞进她的档案，秘密送往中组部。

    从此，她开始了锲而不舍地申诉，揭批党内不正之风。 申诉反反复复，1958年初，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1960年3月，被开除公职，带上“坏分子”帽子，送劳改农场劳教。1962年9月舒赛被释放回家。从此失去工作，45岁的她只能靠变卖物品和亲友接济为生。

1966年8月，她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

“林彪沿用一套阴险的谄媚伎俩，拼命制造个人迷信，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妄图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打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对于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她说：“这是非常有害的断章取义。”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她说：“这是国民党的一套，一朝天子一朝臣。”

8月中旬，舒赛针对林彪的部分言行，复写了一份小字报，标题《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点滴浅见》。文中质问道：

“林彪部长在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上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据闻还说过‘把毛主席的书当着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多年来所习惯的、合乎中国文字、语法规律的‘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代之以违反中国文字、语法规律的‘毛主席的书’？按我国语法，‘的’字表示从属关系，通常说‘某某的书’，是指该书属于某某，如‘张三的书’、‘李四的书’。显然，‘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便是农村的文盲妇女，不会说‘毛主席著作’时，也会说‘毛主席写的书’，绝不会说成‘毛主席的书’。如果说林彪部长是为了通俗化，我以为大可不必。因为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在大学主席著作，何难理解‘著作’二字？革命的文化任务，应该是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字、语法知识和修养，而不是背道而驰。 其二、我不能理解为何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说成‘最高指示’？‘指示’二字的通常用法是有局限性的，中央许多历史性的文件都是决定，而非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怎能以‘指示’概括?虽冠以‘最高’形容词，难道还有‘次高指示’？那么，马列主义又算何级指示？是“最最高指示”吗？共产党人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用词科学、严谨，岂可信手拈来？ 其三、关于林彪部长所提的‘四个第一’。其中讲到‘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时说：‘书本要读，但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部队有什么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现成书本上没有的，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且不说林彪部长的造词怪异，诸如‘书本思想’、‘活的思想’之类。他号召大家读‘毛主席的书’，此处所说的‘书本思想’，显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语。而活的思想的‘活’字，又分明隐喻书本是‘死’的，使人想起‘尽信书不如无书’一语。所以，要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只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而非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吗？ 其四、关于四个‘念念不忘’，即林彪部长所提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广播、报纸和大街上都可以听到和看到这条标语口号。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事业，作为革命的政治口号与号召，更应如此。其内容是能够实行，其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如我党曾经提出的‘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我们都做到了。试想这四个‘念念不忘’能够做到吗？人之一时、一刻、一日、一年该有多少思维和念头，怎么可以要求做到‘念念不忘’呢？何况还是四个‘念念不忘’。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重心长，实事求是，多么好呀。林彪部长为何又要标新立异提出‘念念不忘’呢？即使部长口中‘念念有词’，我看你也难以做到。这个口号看起来顶‘左’，实际上华而不实。 其五、我读了林彪部长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全文虽然大部分照搬了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原文，但仍流露出林彪部长那不可一世的军事第一、军功自居的思想，实际是林彪第一的思想。岂不闻当年‘四野’就有‘林总司令威名天下传’的歌声？我不想过多的谈论此文，只想提出林彪部长在这篇严肃的论文中，竟然十分不协调地耍起嘴皮子来，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还有什么‘深深的’、‘足足的’等。似这类如哄儿童似地大量迭词的使用，不知别人看后作何感想，我以为是一种奚落、刻薄的油腔滑调。 其六、林彪部长批准编印《毛主席语录》，编得好不好，事先经过党中央审核没有，我不想多说。现引用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教导：‘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很大。’而林彪部长为什么单单要提倡这种专挑个别词句、断章取义地编印语录的做法，并亲自题词，让大家人手一本呢？我看与其说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如说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为林彪部长个人‘镀金’。 其七、林彪号召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从以上所举言论中，不难看出，林彪本人为了标新立异、突出个人，真是在用‘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除了使人感到阴阳怪气、本末倒置、文风混乱外，还让我们嗅到了一点哗众取宠和别有用心的气味。”

小字报的最后，舒赛写道：

这份材料拟呈毛主席审阅再转林彪，也准备直接落在林彪手上而遭遇不测。设若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我王藕何惜头颅，但我是被害。我坚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同于苏联，是会坚决要中国赫鲁晓夫的脑袋的，那时候，将是惩罚罪犯。

材料还未送出，已感到自己对林彪的批判“不够深刻，未触及要害”，也过于“温良恭俭让”了。随后，她写了一篇题为《认清金海州反革命大字报的嘴脸，誓死揪出其后台》的小字报。其中“后台”暗指林彪，首次隐喻其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9月初，舒赛又以《打倒高举红旗倒红旗的真正的黑帮头子林彪，夺回被其窃、所熏染了的宣传工作阵地，并彻底肃清其罪恶影响》为题，点名批判林彪。文中写道：

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黑话分子林彪，是个阴险恶毒的政治阴谋家，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一贯依仗军功，用尽贼心地高举红旗，高举毛泽东思想，一面骗取信任，一面利用党对他的信任和给予他的职位，招降纳叛，树立私人势力，在关键时刻进行重大的政治破坏。

反革命林彪，完全接过了赫鲁晓夫当年对待斯大林的一套阴狡的献媚衣钵，拼命制造所谓个人迷信，实为打倒个人张本。他极力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语言上的混乱，不过为了制造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骨干，进一步则要打倒毛主席，打倒毛泽东思想，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资产阶级复辟美梦。

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和揭发反革命林彪，不得迷信其军功、地位，不得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而不敢直言，有所犹豫。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林彪的军功没有什么了不起，党内像林彪那样的将军，大有人在。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的革命胜利事业来说，岂非沧海之一粟？

要识别林彪并不难，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的言论，便可发现其口中所宣传、所称颂的毛泽东思想，句句都是冷箭和投枪。应该正确理解林彪黑话中众所周知的一语：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其实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你看，林彪差不多每句话都做到了‘口里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笑里藏刀’，他在用字、用词上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我热切地盼望红卫兵小将要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炮打司令部，揪出黑帮头子林彪及其帮凶！” 10月6日，舒赛将写好的小字报材料送到中组部，请求上转。接待人员对她说：“安子文都揪出来了，你还来组织部干什么？现在是各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你自己对革命负责吧!”

10月27日，她写出六张同样内容大字报，题为《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张贴到王府井大街一带。由于她的大字报不醒目，很快就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了。

此后，舒赛为如何写好这份大字报费尽心思，既要使它在大字报的海洋中耀眼醒目，又要让读者能够看完而不被红卫兵撕掉。这次，她决定在大字报上不直接点名，却能让读者看出是针对林彪。她不用白纸黑字的写法，而是用金粉书写在大红纸上。她称之为“红报”。题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署名王咏。在大字报的原文中，王藕开始是直接提的林彪，但一想如果这样做，说不定一贴出就会被撕掉，又将凡是有“林彪”的地方全改为“小老虎”。可这样人们看了又难明白指的是谁，王藕又提笔将“虎”字改得很特别，最后一笔上挑很高，使人一看就知道大字报矛头指向的是林彪。

小小纸老虎玩火，竟胆敢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狂肆地在政治上玩弄文字、怪话、蜜剑、糖弹，玩弄自冠他戴、资冠无戴的政治阴谋，来招降纳叛、残害忠良、在全国制造混乱，妄图从乱中篡党篡军、夺权变天……

1966年12月2日到3日上午，49岁的舒赛骑着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带着18份大字报，先后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单菜市场、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宿舍、石景山钢铁厂、颐和园门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门口、西直门里、国务院接待室、东四人民市场门口、北京火车站和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等十八处重要地点张贴。她估计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张贴可能会被狂热的学生发现，身遭不测，事先就在家中留下遗嘱：“12月2日我去北大、清华贴红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处。”

不到24小时，军管会就查明是王藕所写，并认定她后面一定有“黑手”，立即派人对她跟踪了四天四夜，一无所获，结果发现她除了给住在院内的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烧炉送水，骑一辆破凤凰牌自行车去看大字报外，回到家里或者伏案疾书，或者听广播，很少有人与她来往，也没有其他可疑之举。三天后，军管会下令将王藕拘捕。

1966年12月7日傍晚，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人向她出示了拘捕证。王藕轻蔑地笑了一下，提笔在拘捕证上写道：“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要搞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 她被带走时，高呼：“打倒林彪! ”随即被带上了警车，后被投入了监狱。

她公开说“林彪是奸臣”，敢当众高呼“打倒林彪”，是犯了死罪的人，终日戴着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由于态度恶劣，绝对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反革命气焰嚣张”，舒赛在里面经常遭到辱骂、体罚。舒赛入狱不久，结核病就复发，监狱当局不但不给治疗，还继续给她戴着脚镣手铐。连一般男犯生病后都很少这么对待。天长日久，那沉甸甸的大脚镣被她枯瘦的脚腕磨得油光铮亮。她蔑视地对看守人员说：你们怎么给我砸上脚镣，就得怎么给我卸下来。

1969年10月，王藕被押解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1年5月，王藕因患肺结核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年仅54岁。

 坐牢后期，神志清醒，拒绝治疗，拒绝吃饭，拒绝用药.1971年5月24日凌晨，舒赛坐牢4年6个月之后，停止了呼吸，享年54岁。

在一份〈罪犯遗物清点记录〉上登记着舒赛的全部家当：《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语录》一本、褥子一条、凉鞋一双、布鞋三双、各种破布一堆、衣服包一个、肥皂三条、手纸五卷、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现金1.48元。

经生前战友陈瑞光等帮助及家人的长期申诉，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及中组部的直接过问下，1987年舒赛终于被彻底平反，这已是她去世后的16年。

1987年2月2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舒赛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如死者生前所料，其遗骨荡然无存。骨灰盒中只有一缕她自己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她遭受了“令人发指”的对待。八宝山里，人头如蚁，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是“衣冠塚”，也许，就她一个？1988年湖北应城的鄂中烈士陵园给舒赛竖立了有头像和墓志铭的石碑。

 下面是部分预审记录。

1966年12月8日自0时开始至5时20分结束（入狱当夜）， 北京市公安局

问：讲你文化大革命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答：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开展，我发现很多打人现象，我很担心.另外我看到很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国务院接待室的院里，说《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毒草。我认为《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这些文章是很好的。我还看到给陈毅写的大字报，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给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老首长写的大字报，还有打倒罗瑞卿的大字报，就是没有林彪的大字报。我就用金粉给林彪写了个红报（注3）。

问：你的红报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答：我从9月份开始写。

问；都贴到哪儿了？

答：贴王府井百货大楼南面一张，是12月2日。我11月底就写好了。

问：你按顺序讲。

问：接着贴市委一张。第三张贴在府右街，又贴西单菜市场一张，中组部门口一张。我出了复兴门，在国务院宿舍门口贴一张，又到石景山钢铁厂贴两张。从石景山到颐和园门口贴一张，然后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门口贴两张，再到西直门里贴一张，从西直门到府右街国务院接待室门上贴一张，从这里就回家了。12月3日我又到东四人民市场门口贴了两张，还贴北京火车站一张，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一张，大楼往东南的拐弯处一张。家里留了一张作纪念。

问：你一共贴了多少？

答：十八张。

问：你怎么带出去的？用什么贴的？

答：我卷好装在兜里挂在自行车把上，左边车把上布兜里装着一个盛浆糊的钢精锅。

问：十九张的内容一样吗？

答：全一样。

问：你讲你红报的内容针对的什么？

答：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我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

问：你写的"残害忠贞"是怎么回事？

答：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说，这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保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那一套。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了，我想不通。

问：还有什么？

答: 还有陆定一、周扬，现在把他们都打倒了。林彪讲大民主，我没点名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把我关进牢。

问："残害忠贞"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

答：我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学生的头脑简单，林彪大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就大反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和华北局，还要"一反到底"。我认为我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问：你还有什么想法？

答：我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有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人批判。

问：你对林副统帅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答: 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

1966年12月8日自15时55分开始至17时40分结束 问：你还是把该讲的问题讲一下。 答：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合常规，缺乏重点。林彪讲"读毛主席（写）的书"，这句活不符合一般的中国文法。还有什么“活的思想”，人的思想本来就是活的。我试着复写了两份批判材料。 问：你写林彪是"黑帮头子"，是什么时候写的？ 答：可能是第一份上，是7月份开始写的，写到9月中旬就写红报了。 问：你写的材料发出没有？ 答：我认为批判得不深不透。文化大革命号召大民主，为什么我写了几张红报，就把我抓到这里来？ 问：大民主是有个限度的，你超过了大民主的限度。 答：我复写的东西还没拿出来，红报上也没点林彪的名。大街上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完全是攻击，为什么我就得坐牢？ 问：你不要在这些方面纠缠，我问你的问题引不起你说这些话。 答：我认为即使我给林彪贴大字报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找我谈话。 1966年12月8日自21时15分开始至23时30分结束

问：你对"四个念念不忘"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党历来所提的口号都做得到，如“打倒国民党”，我们办到了。抗美援朝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也办到了。林彪提的“四个念念不忘”不合实际。每个人都有思想杂念和个人的生活问题，因而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念念不忘。这个口号看起来顶“左”，实际上华而不实。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语重心长，这样的提法才正确。

问：你对林彪的话还有什么看法？

答：林彪提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有不同意见。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应当作为指导思想，不能作为工作方法。

问：还有什么？

答：林彪讲“最高指示”，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看起来林彪是抬高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上是贬低。

问：这些问题你到现在还没好好交待，你现在只有好好交待你的罪行。别的出路没有。

答：我没有罪。

问：你的态度很不老实，今天先讲到这里，有些问题你还要讲清楚。

答：林彪是反革命我都说了，还有什么比这严重的。 1966年12月10日自8时40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你讲讲过去对林彪同志都采用过什么方法攻击的？

答：文革开始后，我看林彪要搞资产阶级篡权，还有人服从他，跟着他跑。我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卫毛主席。

问：毛主席是支持林彪的，林彪同志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你的矛头指向谁很清楚。

答：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毛主席在身边，这我知道。我认为毛主席受了林彪的蒙蔽。我贴林彪的大字报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我在国务院大墙上看见清华大学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字报写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我到清华去贴大字报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我贴出去红报很可能会引起辩论和武斗，可能回不来。我在2号给亲属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果我死了，叫他把我的尸体和我母亲的坟埋在一起。死不了，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也清楚。我写成红报，这样可以使看的人多，可林彪分子撕的也快。我贴林彪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问：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答：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

答：你这样讲是你在犯罪，只有美蒋反动派才会专我的政。

问：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

答：中国共产党对我决不会这样，只有个别混进党内的内奸分子才会对我这样。

问：你不要胡言乱语！

答：我还要讲几个问题，枪毙我可以，送我劳动教养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我不去，去了我也不干。这是我对处理我的意见。

问：你讲这个干什么，你应当先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你过去都干过什么？

答：除了捍卫党和毛主席的事以外，别的没干过。

问：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你先交待清楚。

答:“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任何对我的诬蔑，我都不怕。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是在继续向党进攻，诬蔑党。

答：你这是对我诬蔑，你不配作共产党。

问：我们要告诉你，在人民政府的法庭上，你可以交代你的反动思想，但是不准你公开地攻击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如果你不听政府的劝告，你要自食其果的！

答：我坚持党的立场。

问：你的气焰太嚣张了，你要自量些。你要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你，到处找你，把你搞到这里来是便宜了你。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动立场了。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林彪的错误言论，我的看法全讲了。我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问：你这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反对党和政府。

答：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你在这里只有老实认罪！

答：你的立场很明显，如果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问：你不要这样嚣张，人民政府有他的法律，你这样闹，我们不怕。

答：不怕？！我给林彪贴了几张红报，为什么那么快就撕掉？为什么把我弄来坐牢？为什么给刘主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就没有人管？

问：你应该改变你的立场。

答：只有林彪才应该改变立场！

问：不准你这样诬蔑林彪同志。你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你给哪儿写过信？

答：这个你问不着，我没有回答的必要。你让我叛党不行。

问：你早就叛党了，中国共产党早就开除了你！

答：党在某个时候做出错误决定是有的。我有我的理想，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问；你这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没有权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答：真正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你不敢惹，还当帮凶。

问：这些我们都给你记下来。

答：记下来我不怕，连林彪是反革命我都敢说，还怕什么。

问：你为什么贴大字报不敢用王藕这个名字？

答：我改名“王詠”是到派出所登记了的。言字旁表示我要用语言揭露林彪，永是永保江山万代红。今天我反对林彪个人吃亏，是不让党吃亏。林彪对毛主席的著作背得很熟，实际上他是反毛主席的。

问：看来你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了！

答：“见上帝”这个词对我不适用。只有跟着林彪跑的人，才是渺小的人。

问：你交待你文革以来都往哪儿送过东西？

答：这个你没权利问。

问：我们当然有权利问。

答：林彪要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他违背人民利益，将来要死的，人民会起来消灭他。我为了捍卫毛主席，可以早死一步。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王藕1966年12月10日上午 拒绝按指纹"

1966年12月10日自15时2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你对林彪同志不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在东北，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受尊敬的。我感到林彪比较突出个人的威信，不够谦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够。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四野"的入城式，是关系到世界的大事。骑兵比步兵快，这连小孩都知道。结果入城时骑兵走在步兵的前面，整个队伍稀稀拉拉。这件事林彪有责任。在中南，林彪包庇重用变节分子，"三反"中使一些党员受到打击。

问："三反"中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答: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受到XXX的打击。五三年我到北京之后，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反映来反映去，我坐到牢里来了（见注2）。我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忠心耿耿地工作的。现在我是没有党籍的党员，我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问：你不要诬蔑共产党，你这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

答：你这是林彪分子的立场。

问：我们就是林彪同志的立场，林彪同志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毛主席的立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的副统帅，不准你诬蔑林副统帅！

答：你让我说完，嗓门儿高没用。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来说明我批判林彪有哪些不对？我再三说过，只要你们有道理，我会虚心听取，可你们偏偏回避。

1966年12月14日自8时2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六二年你从劳动教养所出来以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答：这没有问的必要。

问：完全有问的必要。

答：你们是林彪分子，我没有和你"贫嘴"的必要。因你说我贫嘴，我也回敬你。林彪分子都是靠耍贫嘴的。

问：你攻击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些问题怎么不交待？

答：我对林彪是揭发批判，不是攻击诬蔑。

问：林彪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副统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答：这是一时的。刘少奇也是毛主席培养的，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问：你的态度不要这样嚣张！

答：谈不到嚣张，你让不让人说话？

问：我们已经警告你了，不准你公开诬蔑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

答：那是你们的副统帅。

问：你这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行为！

答：你没有理由驳倒我，你有理由谈你的理由。我在8号就表示只要你们的理论对，我就听，你为何回避？

问：你不要太猖狂了，你这样只能证明你反动透顶。别的不准你胡讲，你交待你为什么攻击诬蔑林彪同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已经讲过了，没再讲的必要。

问：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答：你不理解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的高尚，我可能被你们杀害，因为你们当权。我死了，如果你们还有点人性的话，想到我，你会感到心中有根刺的。

问：你这样耍流氓，对抗政府的审讯，你会越搞越狼狈的。

答：只有你们林彪分子才狼狈为奸。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话，回头是岸！

问：我们要看你嚣张的什么地步，要看你花岗岩脑袋带到哪里去。

答：早死晚死都一样，一个死得高尚，一个死得渺小。活也是那样。李大钊死得多高尚。

问：李大钊是为革命而死，死的高尚。你是反革命，让你交待问题，你不要胡扯。

答：抓我来就是反革命行为，还交待什么。

问：你这是公开漫骂诽谤人民政府。

答：我希望你们还是听听我的话，资产阶级阴谋分子搞复辟成功了，你们也没有好下场。我死了是被害，是处在孤立的地位被林彪分子杀害。你们死了要落个臭名，要受到惩罚！

问：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你打算怎么办，回去考虑去！ 1966年12月26日 自15时45分开始至17时30分结束 问：你往大街上贴大字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贴《毛主席著作节录》是8、9月开始的。10月26或27号开始贴了6张大字报。

问：这6张什么内容？

答：和12月2、3号贴出的红报内容差不多，不如这次写得好。

问：这6张你都贴什么地方了？

答：这没有说的必要，早被人撕光了。

问：你讲讲怕什么？

答：我连你们是林彪分子都敢说，我怕什么。如果你们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写的是真理。我给邻居写的信，你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话，应该让我写完。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注6）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也难不倒我，我也决不为这些小事屈服。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产党的政策，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问：具体问题你不交待，就不用在这里胡闹了。你不交待，政府按材料证据处理你。你回去好好考虑去！

答： "我已交出3个别针，我决不会背叛党，决不会背叛中国共产党。

以上记录我已看过，内容相符。 王藕1966年12月26日 拒绝按指纹"

1967年5月30日自15时45分开始至 时分 结束

问：你的"金字报"都往哪儿送了？

答：你们都知道，还走这个形式干什么。就是你们不知道，我也不会讲的。这种方式不讲，就是全部被反党分子篡党篡权，对我进行任何拷打，我也不会讲的。文化大革命《通令》是今年元月7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布，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抓起来。而我在去年12月7日就被你们抓起来了。我是在林彪讲大民主时才写的金字报，为什么逮捕我？你们这才是打林彪的嘴巴。

问：你不要胡扯，交待你的问题，不允许你继续放毒。

答：你们关押了我半年，想想我第一次怎么对你说的。你们这种形式是反动的，让我交待是不可能的。

问：那就是个早晚的问题。

答：你们要我的命可以，让我交待是不可能的。现在你们想到没有，毛主席处在什么情况？现在掌握实权的是林彪。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反对林彪才是保卫毛主席。你们还把报纸没公布的安子文也揪了出来。

问：安子文是个叛徒！

答：你们有什么事实，给我摆出来？否则也和给我扣"反革命"帽子一样，给安子文扣上"叛徒"帽子。

问：你在这里公开反对毛主席！

答：你们说我反对林彪可以，说我反对毛主席是诬蔑。不要用毛主席做你们的护身符，这挽救不了你们。 1967年12月5日自16时1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最近你思想上考虑通了吗？

答：依然如故。

问：你还是不认罪？

答：我是不可能认罪的。

问：你不认罪，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答：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注8），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泥坑越陷越深。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怕！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这么嚣张，我们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你们这里就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就是现行反革命！

答：这是你说的，事实将会证明。

问：看来你是想当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答：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问：你这样胡闹下去不会有好下场！

答：你们这样做太过份了，即使你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对我这样也过份了！你今天找我要谈什么？

问：看你有没有转变？

答：我是不会变的，因为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我忠于马列主义。

问：（以下空白）

宋建富、王开国、左实（《云南省志审判志》，《云南审判志》）

宋建富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此案由昆明市公检法军管会作了一审，主犯宋建富已于1968年3月被处以死刑；从犯王开国（宜良县人）判处有其徒刑20年；从犯左实（石屏县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2人分别在省一监、二监服刑。这个集团案的成员认为：1958年、1959年大跃进搞得不好，人民吃不饱饭，后来有了“60条”，有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政策，人民生活才好起来，但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整走资派又乱起来了。因此，他们说，彭德怀不该打倒。“文化大革命”不该搞，刘少奇不该打倒。于是他们以中国共产党新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真理执行者）的名誉，书写和散发了“告全党全国人民书”等传单。此案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结果，作了平反纠正，宣告本案3名当事人无罪。

汤玲瑛

汤玲瑛(1934～1970)，女，高中文化，醴陵县神福港泉塘人。1934年农历十月初十，汤玲瑛（又名汤慈中）出生在醴陵县神福港泉塘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解放后，她以满腔热情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并参加妇女工作，担任乡妇女委员。 1950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乡团支部书记。 1951年5月，被选送入湘潭建设学院学习。结业后，分配在醴陵县大障区农行营业所工作，担任大障区机关团支部委员和营业所团小组长。营业所7个工作人员全是青年，她像一个可亲的姐姐，将营业所的工作、学习组织得有声有色，她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后来，她又相继调入马峦段耐火砖厂、醴陵红旗陶器厂工作。她为人热情，别人工作中有困难，她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忙；她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干部自传中，她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定做好工作，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争取入党！

1970年3月5日被处死。1968年6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7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邓（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把7张大字报一字儿排开，贴在了厂部职工食堂门口。

很快，汤玲瑛家来了第一批抄家的造反派。造反派翻箱倒柜，把汤玲瑛珍藏了13年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抄了出来，造反派恶狠狠地吼她：“收藏刘少奇的‘黑《修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汤玲瑛发疯似地冲过去，从造反派手里抢夺她珍爱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快，书被撕成了两半，又被撕成了碎片。汤玲瑛哭了。

1968年6月7日，汤玲瑛被抓到醴陵县关押、审讯，接受更为残酷的折磨。她早有思想准备，她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自贴出大字报后，她从没想到过“好”字。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和自己生活的大女儿幸明。那天下午，被批斗得精疲力尽的她回到家中，等女儿去买晚饭。天快黑了，女儿还没回来，她强撑着去找女儿，从学校找到车间，找遍了要找的地方，就是找不到，她急了。幸好有个孩子告诉她，才在厂后面一座废弃的窑口上找到靠着窑壁枕着书包睡着了的女儿。她轻轻地唤着“幸儿、幸儿，”紧挨着女儿坐下，把女儿搂在怀里。女儿满脸泪痕，呜咽着告诉妈妈：“有些同学打我，要砸烂小反革命的狗头！我好怕。”她轻轻抚摸着女儿的伤痕，告诉她不要还手，他们不懂事。回家后，她拿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轻轻擦去“汤玲瑛”的名字，送给女儿。女儿不解：“妈妈你擦掉名字做什么？”她惨然说：“这是我的名字，会连累你的。”她嘱咐幸明：“如果妈妈不在厂里了，你就到爸爸那里去。”说完这些，看着女儿揩不尽满脸的泪水，妈妈的心在沽沽流血。

1968年8月，汤玲瑛白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汤玲瑛平静地说：“幸儿，我可能要被抓走，要坐很久的班房。”幸明哇地哭了：“妈妈，我会没书读了。”“你自学吧。”早饭后，县人保组逮捕了汤玲瑛。她被拷上手铐，押往洣江茶场劳改农场。

在狱中，管教人员强迫她认罪，她反驳说：“我所写的、所说的全是事实，又有什么罪可认。”管教人员见她拒不认罪，将她单独关进小号子囚禁。在小号子里她用让她写交待的纸和笔写下了满满16页的“反击和控诉”材料。在小号子里关了40天后，汤玲瑛回到了监房。第二天搞劳动，在工地上，一个吊眼皮女犯人（小组长）拿着个符号让她戴。符号上写着：湖南省洣江劳动改造管教队——罪犯汤玲瑛。汤玲瑛瞪眼说：“不戴！”“吊眼皮”威胁她：“你不戴就是抗拒改造，就要砸烂你的狗头！”汤玲瑛朗声笑道：“你砸吧！我怕死就不会到这里来！”“吊眼皮”和一投毒犯强行按着汤玲瑛跪在碎石上，狠狠地毒打她，直打得她鲜血淋漓。打完后，强行扳开汤玲瑛的手，将符号塞在她手上。汤玲瑛气愤地在符号背面写上：我没有犯法，我不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写完后，把符号丢得远远的。

1968年10月25日，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汤玲瑛有期徒刑20年。汤玲瑛在〈申诉书〉中揭露“中央文革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妖言惑众，蒙蔽群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狱中，汤玲瑛拒绝做“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她对管理干部说，“我为什么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难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林彪一个？”

1968 年10 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汤玲瑛顿时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大骂：“可耻！可耻！”使得台上的管教干部没法继续作报告。

1969年1月27日，监狱组织犯人学习，并给犯人们发纸要他们写保证，但没给汤玲瑛发。汤玲瑛提出要，经管教干部同意才给她发了一张纸。她借了笔，趴在枕头上就写：一、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顽强的斗争，做到毫不动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二、坚决保卫刘少奇！保卫党中央！三、坚决……

在劳改农场，她写下了7万余字的反击材料，用大量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歌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批判“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左”倾思潮。 由于她始终坚持正确意见，被劳改单位视为死不悔改的顽固 分子，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提请改判死刑。

1970年3月5日上午，在地区开过宣判汤玲瑛死刑大会后押回醴陵。下午在万人大会上再次进行宣判。宣判后汤玲瑛于离洣江茶场劳改农场不远处的小山坡上英勇就义。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汤玲瑛冤案得到昭雪。省高院在平反书中认为：汤玲瑛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 一伙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路线，义正词严控诉他们一伙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提出：“谁打倒刘、邓、陶，我就坚决打倒谁！”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为此，对汤玲瑛同志的两次判决都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对汤玲瑛同志宣告无罪，彻底 平反昭雪。1980年5月，中共醴陵县委、醴陵县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她洗雪沉冤。1982年，民政部批准汤玲瑛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骨终于从荒草萋萋的荒土冢中清理出来，重新入殓，举行隆重的仪式，祭奠这位张志新式的“文革”英烈。祭后，由醴陵县人民政府及汤玲瑛的亲人护送，将烈士的忠骨 安葬于湘潭县花石公社（今花石镇）宣丰桥油榨冲一座小山上。陪伴汤玲瑛英灵的是满山的青松翠竹。

《醴陵法院志》：

附录:汤玲英冤案始末

汤玲英,女,神福港乡人。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县人民银行大障 营业所、县红旗陶器厂任出纳员、保管员、会计员,工作踏实负责,秉性倔强。“文化大革命”中,汤玲英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标志 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逆流,于1968年6年3日,在红旗陶器厂內贴出大字报,用大量事实说明建国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同志的丰功伟绩。她说:“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 谁!”为此受到造反派围攻,并被停职审查。汤在批斗会上和书面“反 省”中又说:“我认为刘、邓、陶不是叛徒,他们一直没有做与人民为敌的事情,我坚决跟刘少奇走。”“江青要打倒刘、邓、陶,她就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等等。8月26日,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认定汤玲英犯有侮辱领 袖,攻击中央文革,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刘、邓、陶歌功颂德等罪 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押赴茶陵江茶场改造。投 入劳改后,汤拒绝挂罪犯符号,不承认自己有罪,始终坚持刘少奇是无产 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创建人之一的观点。1969年6月27日,她在“改造计划”中写道:“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向资产阶级斗争,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因此她的“反革命”案不断升级。1970年3月4日,茶陵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将汤玲英判处死刑,3月5日冤死于茶陵,时年36岁。

十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共體陵县委于1980 年5月,组织专门班子,复查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冤杀的汤玲英案。6月 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汤玲英冤案报导,7月,湖南《湘江文艺》 以“瓷城血痕”为题发表了报告文学,叙述这一冤案始未。1981年, 中共體陵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都向上级写出了书面报告和意 见,1982年2月,省人民政府 308号复文批示:“汤玲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顾个人安危, 复查案件纠正错案 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献出生命,事迹 突出,经省人民政府研究,民政部批准,追认汤玲英同志为革命烈士。其家属按规定享受烈属待遇。”此后,汤的遗属得到妥善安排和抚恤。

王丙西

王丙西(秉玺)，男，处决时53岁，渭南县凭信公社人，共产党员。解放前曾加入三青团、国民党。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华阴县历任区长、公社社长、县财政局长等职。1956年因隐瞒历史问题，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6年8月，因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开除党籍、撤销局长、工资降两级的处分。1968年11月19 日，因书写反标被华阴县公安机关军管组逮捕。

原判认定王丙西受处分后，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革命信件和反动标语共3起，诬蔑毛主席和林彪，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赞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经陕西省革委会于1970年2月25日批准，判处王丙西死刑，立即执行。

经复查，王丙西书写匿名信件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文字狱，毛要人死残绝”(指的是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等大作家专政，以后坐监狱的人还要多哩，子子孙孙作家多的太一一本人口供)，“法西斯主义杀害功臣”(口供说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十大元帅，一半都没有了，现在定罪，以后要杀)，“毛主席的政策是拉一派，打击一派，拉拢林彪，打击刘少奇、邓小平。人家刘少奇、邓小平连(和)你都是一前一后参加革命的，现在会上讲个话就成了修正主义了，像这样人都不敢说话了。真正革命造反派就要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的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对人民有好处。”可见，该王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诬陷而不满。骂林彪是“长舌头”，提出“打倒林彪”。还认为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劳民伤财，食堂化人都不爱，工农业比价不合理……等等。另外，因为对中央路线斗争内幕不了解，在匿名信中也有“打倒毛主席”的言词，错误地认为毛主席重用林彪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以及国民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难等，都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并报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30日批准，撤销原判，宣告王丙西无罪。

王笃良

男，（1944。1─1971.8.6），生前是兰州部队某部通讯战士、共青团员。

1967年9月24日，在一个部队领导机关驻地写了四幅大标语:人民必胜，林彪必败！署名“西北启蒙队”。

ー九六八年春，王笃良年満二十四岁。年近七十的父母，急切地盼着抱孙子，商定三月给笃良迎亲，老人们乐嗬嗬地忙着做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儿子却给未婚凄写来了一封信，说：“对今天的社会风尚，我想你也能看清一些”。他说“我的去向已定”，他要以行动来实践自己在入党申请书中的誓言：“宁为共产主义真理活三十秒，也不愿屈贪生一千年”。他给自己的亲成、朋友、同学、同乡写了十多封信，披肝沥胆，捍卫真理。在信中，他大声疾呼：

刘、邓、彭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把他们一批批打倒,这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

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走资派！”

林彪心里有鬼！

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康生、姚文元、黄永胜都是……骗子、反革命

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

刘少奇、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都是革命者,都是公字号的人... 刘少奇不应该再批判。

(林彪)抓政治抓来抓去,抓成了个(人)崇拜, 个人迷信。

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压制不同意 见, 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

林彪这个狡滑(滑)可笑的狐狸,他时时教育别人什么什么的,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 他向来不提把所有的毛泽东著作叫所有的工农兵学通,他只提倡学老三篇,试问辛勤的工农兵,你动过脑筋(想 过这个问题)吗?......

我要求人民限制或取缔林彪把军队用于压服一切人的一切权利!

康生、姚文元等都是国民党的走狗,是骗子,是反革命,在兴风作浪,盜用中国共产党人这光明旗帜,欺骗中国工农。

从哪些方面看政权巩固?政权的基础是人民,一个要看人心所向,一个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文化革命使生产受到影响,许多工厂工人不上班,交通阻塞, 中央颁布了许多规定也不起作用,形势很乱,可见人心 向背。

听广播,看报纸,说西安形势大好、上海大联 合形势不错,那都是骗人民的!

(文化革命)发展下去,只能处于六一年的轨道,慎(甚)至不如六一 年,只能走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没有好结果。

68年3月10日10时40分被捕。他的亲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王笃良在三月十日被逮捕入狱。家人在盼着他，一听见敲门声，就颤巍巍地去迎接儿子的老人，接到的却是一封令人心碎的来信，信上说：“不要难受，爹娘…今天我不但不应当珍惜我刚夸（跨）进二十五岁以后的生命，望父母也不要怜惜。哪个父母不心疼他的儿子，心疼的办法就是让他不畏坷坎，男往直前！”下面是一次审讯记录：

你犯了什么罪?

我没罪!我是革命的,是保卫祖国的。

没罪?没罪你为哈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大好形势?好在哪里? 武斗成风,流血死人。人民和人民打得头破血流!农民把生 产都停下来了,人民没吃的,形势大好,好什么!?

你老实交待,你对刘少奇是怎样看的?

刘少奇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毛主席一块革命,有贡献。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老反革命”了?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的头号走资派,你难到不明白吗?

不明白!对他们的反动实质,我认识不到!

刘少奇搞的那些有哈好处嘛!

发展生产,搞好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途径。刘少奇同志提倡发展生产有哈问题!现在抓住这个批判,抓住那个批判,正确的就不要批判嘛!

你坚持反动立场!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认为, 刘、邓是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从3月14日到5月15日,仅仅两个月,王笃良就被提审了14次。每次审讯,他总是这样滔滔不绝,以正压邪,锐不可挡,管教人员后来告诉人们:“王笃良讲得头头是道,我们辩不过他。”

1968年6月30日,预审结束，王笃良以“反对文化大革命,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开除军籍,投入监牢。

1968年10月刘少奇同志被打成了 “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听到这消息, 王驾良按捺不住內心的怒火,气得拍桌大骂:“把刘少奇同志打下去,这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吗?!这到底谁专谁的政!”监狱里组织犯人学习公报,他把公报坐在屁股底下, 硬是不学。管教人员恼火地责问:“王笃良,你为啥不学公报?”

“我对它不感兴趣!”说完,他气呼呼地把公报揉成一团,摔在脚下。

在写的“交代”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请看:

11月7日,夜:刘、邓、彭真下台冤枉,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些好事。...... 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应当拥护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谁压制真理,我就向谁进攻。”

11月8日,夜: 开除刘少奇出党,说 什么叛国、叛党、內奸,请向全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人民,拿出确凿的事实,以理服人!

11月9日,中午:“我十分赞成刘少奇主席的短而精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部发展了的、合情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请各位革命的读者和每个共产党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或全部巨著,...作 一全面的检验,你们会立即一目了然。 ”“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问题的会议,荒唐绝伦,可笑至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决不允许任意摆布。中国共产党开除自己的领袖......(太) 拙劣了。”

12月5日:“(林彪、姚文元)也确实太自私了,私得那么卑鄙,私得那么毒辣,有这么一天,我真想亲自问问这一小撮混蛋,你们欲(于)心何忍!你们能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吗?你们为什么不惜一切地骗人、拉拢搞你们自己的小团体呢? 你们那些猪脑瓜,究竟想的是些哈!”

林彪、姚文元、康生完蛋之日，就是我们开始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之时！

监狱里逼他写“劳改鉴定”，他写道：“通过改造”，我思想变得更坚固了，毅力意志更充实更坚硬了…我应鉴（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锻炼提高我为人类的崇高事业一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

他不顾一切地写、写、写!写一篇,往管教人员手上交一篇。仅仅11月至12月,就先后写出了《思想活动小结》、 《我的认识》、《我的想法》、《黑牢诗》、《责令》、 《控诉》、《可笑的“拔河赛”》等十多篇文章和诗词,约五万多字。他还在一些文章中，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以及团结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同监的一个“政治犯”劝他:“你心里恨恨就行了,不要写在纸上交上去,免得吃亏。”王笃良坚定地回答:“不能哪!人民有难,我不能缩着头只顾自己。死,我是根本不怕的!”回到号子里,他写下了《牢狱 之诗》这首悲壮的诗篇:

我,决不向那残害人民的反动派乞求什么!

更谈不上向那群——残忍的野兽低头。。。

我向这群恶魔低了头，

就有罪于伟大的工农兵和世界人民！

第一批材料送去没多久,管教人员就劈头盖脑地给他扣上了一大堆“帽子”,什么“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等等。他被关进禁闭室隔离“严管”,戴上了手铐和10斤重的铁镣,连拉屎、拉尿、外出看病都不准取掉。更可恶的是,监狱里还故意把两个货真价实的罪犯派来监视他。他们挖空心思地刁难、污蔑王驾良, 不给他水喝,冬天不给他拿鞋,任意克扣食物,稍不遂意, 就去殴打......妄图要他屈服、低头。

但是,王笃良不是面纸糊的。他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我要顶住他们对我的‘罪名'。被服厂他们开着,什么帽子随他们的便!”“为了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者的利益,我不能,我决不能怕那沉重的铁铮拖断我的手脚和那半饥半饱的非人冻饿生活来缠绕我的一生。”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王良仍然坚持说刘少奇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痛骂林彪、姚文元是“爬(扒)手”、“奸贼”、“野心家”、“猪形文人”,从不向他们的“全面专政”低头。

监狱里每天组织犯人“请罪”,王驾良总是挺胸站在那里,不低头,不“禱告”。管教人员发现后,大声训斥:“王笃良,你为哈不请罪?” 王笃良理直气壮地答道:“谁有罪谁请去!我坚持的是真理,我没罪!”

看守人员给他纸、笔,“勒令”他写反省书,他把纸撕成碎片,拋到空中,然后,指着正哇哇响的广播说:“叫你们的广播、报纸反省去,我没有什么反省的。”

看守人员逼他写《劳改鉴定材料》,他在纸上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通过‘改造‘,我思想变得更坚固了,毅力意志更充实更坚硬了,没有多大的损失或减弱。相应的,那我残酷无情的风暴,把我洗刷得更加清醒,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和同犯并肩战斗,怎样生活劳动,怎样战胜那些天然和人为的灾情一--台风暴雨!我明白了!除此而外,我应鉴(坚)定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锻炼提高我为人类的崇高事业一—共产主义的精神,提高象上升攀登宇宙技术顶峰的技巧和毅力!” 在这“严管”日子里,他还弓着背、拖着脚镣,用那只戴着小手铐、曾被打伤过的右手,继续不停地写,不到20天,又愤然写出了《“请罪”材料》、《检讨“错误”思想书》、《原始氏族社会分裂原因》、《我一--你们的学生》等十多篇文章、诗词,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再一次热情讴歌了刘少奇的 丰功伟绩,愤怒批判了林彪、姚文元诬陷刘少奇同志的罪恶行径。

镣铐、冻饿、肉体摧残没有征服王笃良!看守人员一看不成,又使出了另外一手。一次,趁王笃良没注意,缴去了他的纸和笔,并当场宣布:“你写的东西太反动,从今天起,不准再写!”

笔,在他手里就是一杆“枪”啊!在这斗争的决战阶段,系统地揭露林彪、姚文元之流妖行華迹一--要笔!全面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一--要笔!愤怒地抨击法西斯的审讯方式一--要笔!失去了自由的战士,怎么能离开笔呢?

王笃良愤怒极了,冲着那些人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笔被你们收去了,但我还有嘴。我要大叫,我要大喊,我要把你们搞的一切拿到马克思面前去检验!”

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里,他没能写一个字,但他利用审讯、读报、 论、训话、听报告等机会,去回击他所听到的、看到的一切谬论。

一天,牢房里送进了一张《人民日报》,他看到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刘少奇同志推广过的“三自一包”,说它怎么怎么的不好。王笃良拿着报 纸,气愤地说:“这帮骗子!什么‘三自一包‘不好,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好!”

后来,他在各种场合翻来复去地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好,为了生产向前发展,是暂时的手段,这是正确的!”

“你死不悔改!”管教人员喊道。

“我这是实事求是!” 王笃良义正辞严。

“你这样下去没好处!”

王笃良镇静地说:“要枪毙就枪毙,我不要你们的好处!”

1970年11月25日, 兰州部队和甘肃的首脑亲自主持会议,认定“王系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决定判处死刑。后来因故暂停执行。1971年7月23日,就在林彪即将摔死在温都尔汗前夕, 王笃良一案又被提上了日程。兰州部队和甘肃的首脑又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处理王笃良案件,最后以“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狱中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死不悔改”,“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为罪名,亲自拍板:“杀!”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向王笃良宣读了。他对狱中人员说:“死,我是根本不害怕的,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死是不害怕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我自己,我活着是正确的,死了更是正确的!"

1971年8月6日上午九时,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零七天,就是林彪葬身异国沙丘之日。可是, 王笃良却被惨杀了! 人们看见王笃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衣，被五花大绑从禁闭室昂首走向刑车。在登车之前，他将脚上的双囚鞋甩到了七、八米高的空中，吼道：“我没罪，我不穿‘犯人鞋’！”

1980年4月7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决定: 宣布王驾良无罪,实属冤杀。兰州军区党委正式作出决定: 彻底为王驾良同志平反昭雪。并根据王笃良同志的生前愿望和表现,追认为革命烈士和中共正式党员。号召所属部队向王笃良同志学习。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同志说:“他的事迹很感动人。”军区第一政委肖华同志说:“现在看王的言论完 全是正确的,我们有些干部不如他。”肖华同志还说:“这个战士有马列主义,很不错,是我们西北的张志新。”

王怀静

《河北省志。审判志》提到了王怀敬案，全文如下：

此案发生在1970年。

王怀敬,男,汉族,时年26岁,初中文化,共青团员,河北省玉田县王生甫村人。 1965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968年3月退役回原籍。

1970年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以(70) 公侦反 65 号函将王怀敬写给党中央的信转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函称:署名“王怀敬”的“反革命分子......反动透顶, 疯狂至极,责令“列为大案,尽速侦破严处”。河北省公法军管会于1970年2月11日 以冀公军侦字(70) 第90号函告唐山地区公法军管会,该会于同月16日夜电告玉田县公法军管会侦破。玉田县公法军管会于1970年2月23日拘留了王怀敬。玉田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于1970年2月25日审理后判处王怀敬死刑,立即执行。同日,玉田县 革命委员会同意判处王怀敬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3月3日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研究认为:“该犯思想极为反动,于1970年1月,向党中央投寄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实属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当王犯之反革命罪行被揭露后 仍负隅顽抗,坚持反革命立场,拒不认罪,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我们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送省审批。1970年3月8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以(70)刑复字第133号批 复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意判处现行反革命犯王杯敬死刑,立即执行。希执行后函告。” 1970年3月20日玉田县公法军管会制作了判处王杯敬死刑的法律文书。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70) 军刑字第13号

现行反革命犯王怀敬,男,现年26岁,玉田县陈家甫公社王生甫大队人。

王犯自幼即养成一种专横习气。成年后,思想极端反动,1965年曾因多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受过批判教育,该犯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69年7月以来,除在群众中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外,还明目张胆地三次向党中央投寄长达数万言的反革命信件。咬牙切齿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该犯被拘捕后,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负隅顽抗,狂妄至极,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经报请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依法判处王犯死刑 立即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 河北省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章)

1970 年3月 20 日

1970年3月23日上午,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将王怀敬提出监狱,验明正身, 随即赴公判会场,进行宣判,当日11时将王押赴刑场(海子村后),执行了枪决。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后,群众反映王怀敬被判处死刑 是因为给党中央写信批判林彪,此案应当复查纠正。1973年8月唐山地委责成唐山地区公法机关进行了全面复查。经查;王怀敬 1970年1月2日的信是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 要内容是:反对林彪提倡的“一帮一,一对红”,信中写道:“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要害,不是两个相对,而是两个绝对的产物”,“以我们实际体会,我反对林彪的一对红,拥护毛主席的开展谈心活动”。批判林彪提出的“三十个字学习方针”。信中写道: “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本身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企图叫人们走马观花看, 他反对人们详细地串通学习...他们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纯粹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 唯心论者,完全违反了毛主席所倡导的马列主义革命学风”中还说:“目前,林彪修正主义出现不是个小问题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世界革命运动前途的问题了,不能等闲视之,在政治、思想、理论上肃清林彪流毒之必要,已经是时候了。”原信的后半部分,比较紊乱,用拆字批判的,涉及内容主要是“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种打法”等。但矛头都是批判林彪的。

复查后,中共玉田县委、唐山地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和河北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及中共河北省委一致的意见是,原定王怀敬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判,属于错定错判,应对此案彻底平反,宣告王怀敬无罪,恢复其政治名誉。

1975年11月16日,玉田县革命委员会以玉革(1975) 58 号作出《关于王怀敬案件平反的决定》,与此同时,玉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告王怀敬无罪的刑事裁定,并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 军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

以上是《河北省志》的文字。下面是老鬼的文字，读者可以对照起来看。

王怀静1944年5月生于河北玉田县王生铺村，贫农出身，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曾任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1965年21岁时入伍，在四平空军某部通信连服役。平日喜好读书，钻研理论，星期天也不休息，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他好钻牛角尖，通过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对林彪的一些言论产生怀疑。某次班里组织学习讨论时，他公开批驳了林彪的一些提法，轰动全连。

团政委问王怀静是否有精神病？

该连指导员说；平时表现还正常，就是审查以来，总**，夜间常常惊叫。

政委考虑片刻，在一份报告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旁画了个问号，批示：建议住院观察。他知道如果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弄不好要杀掉。

1968年2月王怀静被送到四平精神病医院。他一再声称自己没有病，并数次逃跑，都被抓回，关在单间，强制服药。弟弟到医院探望时，他让弟弟帮他告状，说这是政治迫害。弟弟到部队询问，有关领导告诉弟弟说：送到医院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否则后果极其严重。

这年7月部队决定让他退伍。

回到家后，王怀静被选为大队的学习辅导员。他不串门，有空儿就看书，走火入魔。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书，王怀静就让父亲帮他找。父亲在铁道兵先后给罗华生副司令、黎化南后勤部长当炊事员。为儿子，常向首长要一些旧的理论书。因此王怀静得以读了很多马列原著，如《资本论》、《列宁选集》，《马恩选集》等等。

他学习到痴迷的程度，废寝忘食，常要被母亲再三劝说，才随便吃几口饭。

每天农民上工前都要拿着红宝书搞请示祝愿。谁缺席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一天到晚都要唱《东方红》……王怀静对这些做法相当反感。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林彪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要干什么？毛主席明明说不能大树特树，现在为什么越演越烈？

他按耐不住，亲自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询问：对林彪的一些言论和提法，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对方答复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写成文字材料寄来。

王怀静回到家后马上奋笔疾书，开始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他对林彪某些提法的不同意见。如顶峰论、大树特树、不理解也要执行等等。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通过的新党章里明文规定：林彪同志是本人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在党章里确定接班人，这恐怕也破了迪斯尼世界纪录。当村里组织人游行，敲锣打鼓庆祝九大时，王怀静却躲在自己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写他的《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文。之后他用真名真姓把信寄给了毛主席……

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完全明白。为了不连累家里，他正式向母亲提出分家单过。不管母亲同不同意，他开始自己起伙，搬到一间小屋住。他有个对象，是个小学教员，两人感情不错。但为了他的政治观点，决然与女友分手。从骨子里说，他没有看重爱情，连父母都没看重，他唯一看重的就是他的政治观点。

家里人都劝他，不要这样，咱们一个庄稼人，要过日子，要娶媳妇，老老实实干活儿，挣口饭吃。别想那些国家大事，那不是咱普通农民该想的。

他却说：你们不了解我，我跟你们说不清楚，跟县里也说不清，我要到北京找毛主席说。

1970年2月14日，正月初九。他告诉父母要去北京找毛主席谈自己的看法，之后一个人去了北京。过了不几天，玉田县公检法就下来人抓他，却扑了个空。

2月23日清晨，在北京马圈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王怀静买好车票，正准备回家时，被蹲坑的两名警察逮捕，戴上铐子押回。

提审员严厉质问：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为什么反对他？

他从容回答：毛主席是被林彪蒙蔽的。什么大树特树，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什么绝对权威，都不符合本人思想。

你写黑信，攻击林副主席，认不认罪？

我特地去中央问过，可以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

    ……

在县看守所里，他的双脚给砸上了18斤脚镣。那年冬天特别冷，他被剃成秃头。死囚牢房没生火，窗户上没有玻璃，连个地铺都没有。他就坐在冰冷的地上。脚镣很快就把他脚脖子磨破，血肉模糊。

人们知道他必死无疑，成为犯人中的犯人。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施暴。每天早上放茅时，都有两个犯人拽着他的耳朵，揪着他绕着圈子跑。沉重的脚镣，磕绊着他，不住地摔着跟头。脚腕被铁镣磨出了白骨。跑不动了就打。其他犯人把他当成取乐解闷的玩物，既宣泄了情绪，又向当局暗送了秋波。

有人实在有些恻隐，悄悄告诉他，可以把床单撕下两条，裹裹伤口。他却摇摇头说：不，我要让人们看看，他们怎么不把人当人。

从玉田押回村里批斗肃毒时，他的嘴里被带上嚼子（戳着一木头棍），不让说话。

妈妈听说后，赶忙给他烙了张饼，让妹妹给送去。公安人员发现，一把给抢走，扔进茅房。

为体现群众专政，尊重人民意见，县革委会将这个案子拿到村里，让广大贫下中农集体讨论，如何处理。讨论会气氛沉重，没人发言。经工作组的同志反复鼓动，有个中年人说：判他个四五年行了，年轻人，不懂事。

工作组的同志瞪大眼：什么四五年？王怀静罪大恶极，四五年就打发了？

当局其实早已经决定杀王怀静的头，却非让从老百姓嘴里首先提出来。

不表态处以极刑，说明你觉悟低，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缺少感情。县里来了很多干部，一家一家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人们认识到镇压王怀静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县革委会主任张长瑞亲自到王怀静家，提醒老人家要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划清界限。张主任问：“王怀静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全村贫下中农一致要求严惩。你们的意见呢？”

弟弟说：“我哥哥有精神病，被部队送进过精神病医院。”

张主任反驳道：“什么精神病，他写的信，有系统，有逻辑，根本不可能是疯子。他为什么不反毛主席，就反林彪，把界限分得那么清楚？可见他头脑全明白。”

两位老人只好说，“让政府决定吧！”

张主任把一份强烈要求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的签名信拿出来：“你们看，这是王生铺全体贫下中农的意见，你们也表表态吧。”

这份签名信上，按满了全村人的手印。父母两人恐惧地望着那密密麻麻的红手印，也无奈地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

老百姓都说王怀静给枪崩的特别急。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毛泽东批示：要杀一小批。各地纷纷地杀，王怀静成了玉田县一打三反的典型。

2月23日被捕。3月8日河北省革委会批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月28日王怀静在玉田县被枪决。从捕到最后执行也就33天。

王怀静没有吓瘫，是自己从车上跳下来的。他被五花大绑，嘴巴上着嚼子，背上插着牌子。到死也不认错，挺胸昂头，自己一步一步走到指定地点。

玉田县革委会张主任亲临现场指挥，当行刑人员把王怀静枪杀了之后，为表示自己对本人的刻骨仇恨，张主任要过手枪，亲自朝王怀静身上又打了两枪。

处决之后，王怀静的几个堂兄赶到县城西的大沙坑中，看见王怀静的脚镣子已摘掉，人还五花大绑，脚腕上的白骨清晰可见。他们把绳子解了，匆匆就地掩埋。不久随着人们到此处拉沙子，车进车出，王怀静的尸骨荡然无存，再也不知下落。

儿子一被捕，父亲就被铁道兵给开除公职。弟弟王怀山已办好入师范的手续，也给除名。他们成了反革命家属，逢年过节，要被训话，全村没人敢来家串门。

林彪死后，县里还下来人到他家，警告他们不许闹翻案。林彪当时代表党中央，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又过了两年，听说有反对林彪的人给落实了政策，弟弟才开始到有关部门上访。1975年唐山地区中级法院终于给王怀静改判，认为此案错定误判，撤销原死刑判决。通知铁道兵给父亲补发了工资，给弟弟安排到玉田县第二化肥厂当临时工。但对王怀静依然没有一句表扬和肯定的话。

从此，弟弟又一趟一趟地找。北京的国务院接待站、军委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石家庄的省委接待站、省委信访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却全无结果。最后弟弟又托一个玉田老乡，省委宣传部的牛处长将上告信交给刘子厚本人，依旧渺无回音。

刘子厚对冤杀的人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他有工夫看河北梆子，没工夫管这些事。其实河北很多冤杀的犯人，都是他批准执行的。一直拖到刘子厚调走，金明成为河北省委书记。弟弟又给金明写信，金明才批给唐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在林彪死后的第9年，河北省玉田县复员军人王怀静终于获得彻底平反！被授予烈士称号，优秀共青团员，家属得到了1，000元抚恤金。

原县革委会张主任因为朝烈士身上开了两枪，也作了检查，并给撤职。

逢年过节王怀静的父母总要想起这个儿子。他们内心特别痛苦的是，自己也曾在请求枪毙儿子的签名信上按过血红的手印。这孩子当兵后省吃俭用，靠一个月6块钱津贴，加上复员费，总共攒了800块钱，回来后一分不少地交给了父母，可父母却签名同意枪毙他！可怜这孩子一辈子从没吃过什么好的，穿过什么好的，身后连个坟头都没有。用农村人的话说这是横死呀！人间没有什么比给五花大绑，后背插个牌子，给枪崩了更惨的了！

两位老人晚年一直到死都郁郁寡欢。

王怀静是玉田县的一个炸雷，一道闪电，曾让全县人瞠目结舌，但瞬间即逝。20多年前《唐山劳动日报》、《冀东文艺》曾登过他的事迹，也早已被人遗忘，为岁月所掩埋。当地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王怀静是谁。玉田县烈士陵园1986年建成后，陈列室里一度放过王怀静的相片，后来不知何故撤走。

不平按：老鬼所说：“不久随着人们到此处拉沙子，车进车出，王怀静的尸骨荡然无存”，网文〈为作家老鬼打一个历史补丁>说，其实是被拉去作解剖了。“王怀静的头不见了，被子弹炸去了大半，只剩下耳朵以下的一个空壳。当时行刑用的是所谓‘炸子儿’，与‘穿子儿’的穿透相比，‘炸子儿’就是能把人的脑壳掀掉的子弹。”

又按：《唐山劳动日报》、《冀东文艺》曾登过王怀静的事迹，但笔者没有找到。以后找到的话，如有新的材料，再行补上。

余渭国(《当代中国的宁夏》；《当代宁夏史通鉴》；《银川市志》；《宁夏审判志》）

男，1936年生，原籍上海市人，1952年入团，1959年由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1970年3月30日 写出了〈砂不见木〉的讨林檄文，其中有：

我看到了一个大的不得了，了不得的庞然大物，我能怀疑他吗？尽管他有点秃。。。并洋洋得意地宣称他在大树底下乘凉呢！他‘战功赫赫’，‘举世公认的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这一点已载入‘党章’。记得日本报刊评论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星火燎原》上有很多高级将领大谈他那套几面几线的战术是如何的‘灵验’。这么一个大人物我再去碰他一下，不是有明文规定是现行反革命吗？可是形势却逼着我上梁山。。。我深信判决的决不止我一个，而是一大片，也有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历史上形成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却被他搞了个突然袭击，被贬成‘饭桶’不算，还有‘野心’）。。。且看日本帝国主义的爱憎：‘朱毛两命亡’，而林彪却是‘天才’的‘常胜将军’，见鬼去吧，‘常胜’将军，你这‘常胜’骗不了人，打倒林彪。

为此，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依照‘公安六条'，于70年4月1日将他逮捕。

在审讯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我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说的话，哪能完全是对的？。。。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毛主席的思想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有的还要发展，通过实践检验。」「林彪的突出政治也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毛主席的思想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有的还要发展，通过实践检验。」

关押期间，有人劝他：“只要认个错，还有悔改的机会。”他却坚定地说：“我不想让他们从宽处理，就是他们打死我，枪毙我，我也不会改变观点，我不过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历史将证明我无罪。”70年4月1日被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79年6月5日撤消原判，宣告无罪，彻底平反。6月7日，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宁夏审判志》:

原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于1970年3月30日写的“砂不见木”一文 中,反对把林彪吹捧为“天才的军事家”、“常胜将军”、“举世公认的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反对林彪贬低、迫害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公开提出“打倒林彪”。余渭国因此于1970年4月27日被逮捕。在审讯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说: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人说的话,哪能完全是对的,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他(林彪)的突出政治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这不是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是强加在人民头上。”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4月29 日将余渭国判处死刑。1979年6月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对余渭国宣告无罪。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79年根据余渭国生前 的意愿作出决定,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1980年5月20日作出决定,授予朱守忠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分别发出文件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余渭国、 朱守忠学习。国家民政部于1986年6月21日批准追认朱守忠为革命烈士,其事迹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张开元 (〈年青一代的骄傲：记反林彪的英雄，共青团员张开元〉，载《党和人民的好儿女》，20-28)

男，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兵。1950年6月-1969年6月9日。

67年说：“毛主席的话一句就顶一句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的理论，不能分开来。”“林彪提出要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穿了就是林彪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

1969年九大前夕，他写道：“说什么‘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这不是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吗？这不是他为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吗？这不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吗？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干部或是党中央副主席，只要他有错误，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而且有权毫不犹豫地予以尖锐的批判，揭发。”

1969年4月11日到6月，给毛泽东写了四封信。揭露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靠打红旗反红旗，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坏东西”，指出林彪“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葬送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写道“林彪成不了什么气候，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轧碎。”信的末尾写上：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战士张开元，还请毛主席看后转给林彪看。

在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后，就向别人公开了自己反林彪的观点。在一次交谈中，他说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林彪有实权。他担心林彪会伤害毛主席，准备写第二封信寄给毛主席。那人吓坏了，立即向上作了汇报。上面使花招把他的第二封信骗到手，作为罪证，并限制了他的自由，但他不屈服，继续写，并要求公开辩论。

1969年4月22日被关进看守所。看守所中，继续写第四封信，信中说：“主席您说我有何罪？罪在哪里？我是您的一个哨兵，为了保卫您的革命路线，保卫您的光辉思想，进行了大胆的果断的揭发，揭发埋藏在您身边的定时炸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家伙。。。揭发了他，触及了他的本质。他恼火生气，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把我逮捕。”又成了“反革命”证据。

看守所中，用从床板上抠下来的木板在墙上刻写“打到林彪！”“誓死保卫毛主席！”

5月6日审讯：

张开元，为什么逮捕你？

我不知道，说我攻击林彪。

你非常嚣张，在墙上刻，在纸上写，这是罪上加罪。

逮捕我，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想走哪条路？

我想跟毛主席走！

在以后几次审讯中，审讯人员向他宣传林彪“南昌起义”“带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他说：“那是骗人！”审讯者宣传林彪“紧跟”毛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他说：“是阴谋家，两面派。”审讯者要他“悬崖勒马”，别当“顽固派”，他说“不能回头，一定坚持到底。” 审讯人员对张开元拳打脚踢，他的嘴被打肿了，眼被打肿了，血顺着嘴角流下来，浑身是伤。审讯人员还向他喊叫：

你为什么要抗拒？

因为还没有胜利！

你怎么胜利？

我要在反对林彪和他们一伙的斗争中胜利！

七亿人民拥护我这样做。我代表人民。

看守所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林彪！”为了制止他呼喊,看守們用毛巾、沙布堵嘴,向口腔內塞臭袜子,用床单把嘴勒上。嘴可以封,但封不住他的斗爭意志。他繼续在墙上刻写"打倒 林彪”的标语。换一间牢房,他就刻一间牢房。残酷的迫 害,一次比一次加重。先是正面上手铐,后来反背双手上手铐,再加上腳镣,最后将手铐和腳镣连扣在一起。手腕、腳腕 溃烂了。站不能站,坐不能坐，他忍痛背着手，用手铐在水泥墙上刻下“打倒林彪！”“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张开元以微弱坚定的声音呼喊了 “打倒林彪!”以后,头上立刻被罩上棉裤,上麻绳,几 个人轮流殴打。

张开元写道:“过去革命先辈为 了中国革命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今天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坐一会生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丢弃真理!” “坐得(牢)时间越长,被反对者失败的越惨,历史就是这 样,是十分无情的。”“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此呆七年、八年。......希望你们把我心爱的《毛泽东选集》 四卷拿来。......我要学习!我要运用,我要为毛主席奋勇斗争!”“请你们打开我的箱子,五十元钱拿出来后,买信纸 三元,剩的捎来,交十元钱团费。......”

在一个阴森的日子里,在民航沈阳管理局直全体人员大会上, 张开元被宣布为“自杀”了!然而,在尸体剖检记录上记载着:头部大量內出血,鼻梁下塌,颅骨骨折,下嘴唇留下深深的齿痕;双肩下直至腿部,到处是皮下出血后的紫褐色斑痕。这个身高一米八十的健壮青年战士,死时体重只有五十三公斤。年仅十九岁。连一把骨灰也没给留下......

73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批示和上级党委的督促下，民航沈阳管理局为他平反，并追认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78年，迫害他的主谋和凶犯才受到制裁。

张声应

湖南辰溪县人，思蒙中心小学校长。70年6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他把他要说的话全部从报纸上剪下来，然后粘贴在十行纸上，并且用左手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在信中对毛主席有意见，攻击林彪和江青，攻击“文革”，说“文革”是牵起羊牯子打架，并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封信被公安部定为“6·8”一号案件。一个星期后在湘西剿匪胜利公园的操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他的罪状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张声应是在米家滩去他老家的路边上被枪决。据说宣布他死刑时，用钢钎往他喉咙里捅进好几大坨棉花，不让他发出声音，因怕他当场喊反动口号。1986年平反，并付给其家属3000元冤狱费，安排他一个儿子到供销社工作，算是顶他的职。

朱守忠，

男，（1920－1970）江苏金山（今上海市）人。

194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解放前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上海市教协”。1947年至解放初在上海复旦中学任教。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教育局视导员、上海市第一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

1958年4月，上海市虹口区委以朱守忠“在反右斗争中退却，隐瞒家庭出身情况”为由，把他定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撤销了行政职务。当时，正值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成立，随上海文教部门调出的504名教职工组成的“支宁大队”来到了宁夏，先后在中卫中学、中卫一中担任数学教师。

1961年，宁夏进行“双反”运动，被送到西大滩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之后，被剥夺了当教师上讲台的权利，发配到学校值班室当门卫。

1965年初，“面上社教”开始后，被开除公职。下半年送进了自治区贺兰文教农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群众组织扣上“地主分子”、“坏分子”两顶帽子，于下半年被红卫兵强行迁赶到盐池县大水坑一个山区小村庄劳动改造。

1967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因发现朱守中的所谓“地主分子”和“坏分子” 的帽子在档案中无据可查,又把他从农村叫回文教农场。

1968年初，朱守中为了澄清和纠正自己的错案,回到了上海。如今, 展现在他面前的上海已面目全非：大字报、传单漫天遍地,头 戴藤条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威风凛凛,横冲直撞,工厂停产,商 店关门。抄家、挂牌、游街、隔离、逮捕......千万人被关进了“牛棚”, 无数家庭惨遭迫害。

朱守中的家庭早在政治运动中解了体。妻子被作为“分子”家属赶到乡下;两个妹妹挂黑牌子游了街;医学院毕业的儿子无处分配。他家住了30年的房子,被勒令交了出去,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 不到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晚上,妻子向他诉说着家庭这几年的苦难和变化。朱守中默默擦去妻子脸上的泪水,安慰她:“往事没有什么好提的。我还活着, 就是幸运。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搞清自己的问题。”他取出带回的申诉材料,向妻子打听过去那些老领导,老同事的下落。妻子告诉他, 所有这些人,不是被隔离专政,就是靠边挨斗,不会有人出来作证 了,朱中沉默半响,自言自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把申诉 材料一撕两半,从此,再不报个人冤屈。

他的视线,成了自己和家庭,开始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每天天不亮,他跑去看大字报,并搜集了大量的小报、传单，悉心研 究。深夜里,还不停地翻阅报章杂志。“守中,你要干什么?”妻子干涉了。他却反问道:“上海是全国工业中心,过去日夜三班开工犹嫌 不及。现在武斗停产,只得动用库存物资。一旦库存告急,日用品 再一闹荒,人民如何生活?这种隐患,中央可曾想过?”妻子惊恐地劝说:“你不要杞人忧天好不好?!”朱守中回答:“杞人忧天总比没人忧天好!”

7月，朱守中当着同屋人的面,开始把他深思熟虑过的 观点,毫无保留地亮了出来。他说：“革命的目的,就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我对刘少奇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这次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党内少数野心家为了篡党篡政篡军,不惜杀戮功臣, 竟将刘少奇一批元老、忠臣,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化大革命”中，他严厉痛斥：“林彪偷天之功，据为己有，决无好下场!”“什么江青，蓝苹，蹩脚的三等明星，算是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原来是<王老五>的配角，今天一跃而为中央头目，甚至妄图以‘慈禧’自居，有谁服气？我就不服这一套！”“ 叶群在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是干啥的，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挤不进中央。象这种做法，岂不成了‘夫妻党’？”

 “张春桥以前也是沒啥名气的小角色。在上海人心目中,威信不高,都說‘矮个儿里挑长个’,没好貨! ” “姚文元以前是个无名小卒。这次文化大革命投上了机。接连写了《评海瑞罢官》和《評陶鑄两本书》等文章,一下子钻进了党 中央,爬上了天安门,飞到了地拉那。真是后来居上,出足风头！”“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泌家’,看來也快不行時 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 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

“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

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輒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像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还不是想贪天之功？集其功于一人。真太不明智了。

他公开宣称:“我这个人,一向很顽固,别的事可以迁就,就是不拿原则做交易。要怕斗,我就不叫朱守中了。”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党的决心,他索性在自己名字最后一个“中”字下面加上一个“心”字,在以后的材料落款上都写着“朱守忠”3个大字。

1968年12月15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农场召开批斗大会，批判朱守忠。

朱守忠面对众人,没有丝毫的慌乱和舒适。他平静地说:“好吧,党的政党是用白从宽,抗正从此绝不抗拒,我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当众亮出来。”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认为把刘少奇说成大叛徒、大内奸,证据不足。特别是报纸上公布的关于建党方面的材料,黑话不黑,都是对的。两报一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是站不住脚 的。我希望有机会公开辩论”。一席话,使人们大吃一惊。被批斗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我对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一直是不同意 的。很多事不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先经过 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现在摘引的刘少奇的话,是断章取义.........”

会场上,有人跳起来质问:“你交代,什么地方断章取义了?”答 道:“比如说,少奇同志从来没有提过‘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刘少 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别人上的纲。”

当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被驳倒后,于是提问者以武力来说话了。 几个人一涌而上,将朱守忠打翻在地,然后把他提起来,架上土飞机。“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朱守忠气喘吁吁地抬起头,嘴角流着鲜血,斩钉截铁地回答:“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党 員！”一个人拿出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念了关于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一段,而后,又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是什么人?”回答:“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字字铿锵有力。 又是一场毒打。跟着有人大喊:“叫他把这话写出来!”朱守忠从容地抹去脸上的血污,擦净双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刘少奇是党员”6个大字,充分表现了革命战士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为了不再给朱守忠“放毒”的机会,不再召开批斗会了,把他隔离起来。但朱守忠却利用这段时间,写了几万字的“检查交代材料”。在一份题为“思想演变”的上百页材料里,他全面地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辩护和歌颂,对林彪、“四人帮”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回顾了党走过的道路,充分肯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同时,对其中的缺点,错误作 了分析、检验,并剖心直谏,诚恳地提出了很多建议,充分表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

从此,朱守忠被禁止写任何东西,连“交代材料”也不准写了, 被赶到集体睡的大铺上去,严密进行监督,任何人不许跟他说话。 在人们眼里,朱守忠变得更不正常了。他常在中午休息时,长久地凝望着蓝天远去的大雁或者凝视着渠里的流水;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地呻吟,有时翻身起来,在地上踱步,口里喃喃自语; 早上,他光着上身围着灯柱跑步......

农场的好心的领导们为朱守忠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动,带他 去医院检查,以便为他试行开脱,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朱守忠不接受怜悯,他在大夫面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病,是他们硬要我来的。”他甚至和医生滔滔不绝地谈话,证实自己神经完全正常。结果,医生在检查单上如实地写上了:“不作精神病处理。”

69年4月2日，九大公报发表。16日，有人报告，他又在写字。三个人奔去，夺下了他正在写的纸。上面写着:“<十三>，我对六九年四月二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有看法的，理由是----。。。3.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因为这意味着将错就错，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这是钻死胡同，有进无出，长久不了。4.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桶。”

69年4月19日被捕。朱守忠身陷囹国,失去自由和人身安全,并没有使他放弃真 理。审讯的时候,他明确宣称:“谁攻击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就挺身出来反击!”

早上，别人进行“早请示”，他端坐坑头，若无其事。别人责问他，他说：“我一向坚持天天不读，因为仪式繁琐做法过火。象教堂里诵念圣经。。。所以始终反对，坚决抵制。”并说：“‘语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专门规定为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必读物。这在林彪的‘再版前言’里说得清楚明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特别象我这号重刑犯，根本没有资格读。我也就不读！

8月5日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有：“。。。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攻击‘九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死心塌地。。。判处无期徒刑。”但他仍然坚持真理，大声高喊：“我认为我说的都是真理!”

宣判之后,朱守忠被押往监狱服刑。搬进牢房的当天,他就表白:“过去我有个口头禅,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现在要改成‘失去 自由得自由,囹圄之中学技术,这儿就算是我的家了。” 他既不悲愁怨艾，也不谨小慎微。他大声宣布自己的“罪状”，象在旅馆一样说笑谈天。森严的“监规”对他好像没有约束力，最令人忌讳的政治禁语他脱口而出。。。在世界上自由最少的地方，他的表现却比自由人更自由。

随后，提出要写交待材料。几万字的交待材料中表达了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军事，外交，经济，哲学，文化，教育以及民族，司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我看 ‘九大' 发表的公报,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里面,只有三十二个老的,中央政治局原來有陈毅、陈云等,这次沒有了。核心人物就是中央文革的一批人。” “林彪在所谓‘九大’政治报告中竟无视自己所欠下的累累新老血债，无视自己的末日已计日可待，闭着眼睛胡说一通，硬把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惨败说成是胜利。借以粉饰太平，欺骗百姓。。。”“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大杀大砍的大洗礼,文艺方面只剩下了鋼琴伴唱《紅灯记》、芭蕾舞く白毛女〉、く红色娘子軍〉等几出所谓 “革命样板戏"。唱来唱去就是这几句,演來演去就是这几出。可是偏有人以为是工农兵欢迎的顶呱呱的好戏。事实上,工衣兵不愿看。 当面不敢说,背后摇头。这都要由江青负责!”“有人把文化革命以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看成是‘旧’的,說成是‘错’的。 我认为,该坚持的还要坚持。”“在看守所期间,又听到刘少奇 及其夫人身陷囹圄的不幸消息,更是憤痛交集。沒有想到作为堂堂一国之主。作为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竟如此受屈辱,每想到这里,内心就感到难过到极点,胜同身受。”

他被带上沉重的铁镣，关到禁闭室。

1969年11月24日，朱守忠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判处死刑。70年1月26日朱守忠拖着脚镣，被带到审讯室，核实他的罪状，他一一确认，并加以补充。下面是最后的部分审讯记录：

你到这里破坏了哪些？

在同犯中放毒，写了一些反动材料。。。

你今后怎么办？继续写下去吗？

还写。这不矛盾。别人写材料是为了立功，我是继续放毒。

你今后还继续放毒吗？

这我保证不了。我想说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理。

犯人批判过你吗？

批判过。干部也经常在教育而且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不，我就不叫“朱守忠”了！我就是这样，不说反而感到难受，还生怕说少了。只差枪毙算完，不然还要说！

你这样，就判你死刑。

死罪就死罪，我无所顾忌。在我说来，没什么，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你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了。死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不到黄河心不死’嘛！

以上事实有出入吗？

没有，只能说少了！

这时,审判员心情颇为复杂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朱守忠, 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朱守忠低下了头, 默默思考了一会儿,随后坚定地摇了摇头,抬起明亮的眼睛,坦然他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这是朱守忠留在审讯记录上的最后一句话。

在狱中，以掌击节，带镣起舞，引吭高歌，呤诗五首。下录两首：

（一）

宁夏宁夏好地方，

遍山遍地尽金黄。

百姓好客良心善，

宾至如归接待忙。

银川监狱更理想，

铁窗生活赛天堂。

官司一直吃到底，

判刑再重不冤枉。

（二）

以牢为家高枕卧，

美曲新歌由我谱；

杀头枪毙算个啥？

视死如归不在乎。

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时年50岁。

1980年5月平反，被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

朱守忠冤案平反后，自治区党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于1980年5月2日发出了《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上海市委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修造了墓碑，原中共中卫县委召开了缅怀朱守忠同志座谈会。

《宁夏审判志》:

原中卫县中学教员朱守忠,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反右斗争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79年8月3日上海虹口区党委已撤销原处决定)。朱守忠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公开痛斥: “林彪想偷天之功,据为己有,决无好下场!”“叶群若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挤不进中央。”并在批判自己的大会上说:“我认为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证不足”,“刘少奇是好党员”,公开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迫害遭诬陷抱打不平,反对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为此,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于1969年8月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朱守忠无期徒刑。朱在服刑中宁死不屈,在材料里写道:“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竟然无视自己所欠下的累累的新老血债, 无视自己的末日已计日可待,...硬把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惨败说成是胜利,诬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江青算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甚至妄想以慈禧自居”,“姚文元以前也是个无名小卒......真是蜀中无大将, 猴子成了王”。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抗改罪判处朱守忠死刑。1979年11月14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判处朱守忠无期徒刑的判决,并指定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 年11月20日撤销原判,宣告朱守忠无罪。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79年根据余洲国生前 的意愿作出决定,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1980年5月20日作出决定,授予朱守忠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分别发出文件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余渭国、 朱守忠学习。国家民政部于1986年6月21日批准追认朱守忠为革命烈士,其事迹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