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
$19.95
作者: 任不寐
页数：332
开本：6″X9″
论述国人国民性的作品，可谓车载斗量、数不胜数，细看之下，则又是大同小异，所见略同。但是，您是否想过：国人国民性的根在哪里？是什么造就了国人如此的国民性？大陆学者任不寐先生历时十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状况，从统计学 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的自然灾害远高于西欧。正是这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上外族的入侵和战乱，所谓“天灾人祸”，造就了国人的生存恐惧，从而形成了国人所特有的文化特性，即作者所称的灾民文化、灾民理性。全书资料丰富，立论严谨，见解新颖，确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国民性的一部力作。
刘晓波
王丹
张伟国
从”灾民文化”看过年
——推介任不寐的《灾变论》
张伟国 （美国）
任不寐的专著《灾变论》，最早我是两年前在”思想的境界”网站上看到的，当时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幸喜。前些日子，收集和整理网络著作，又向作者索要了《灾变论》的书稿，并得知已经有出版社正在出版这本专著，我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也一定能尽情的享受那种人生难得几回有的”顿悟”。
任不寐先生是近年来声誉日隆的中国大陆民间学者，《灾变论》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学术专著。作者历时十年，为中国文化史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文化的生成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在书中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提出中国的自然灾害远远高于西欧，这一生存境遇的不同，产生了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并以此对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众多现象作了几乎是”全新”的解释。
作者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灾民文化，即”灾民理性”，而灾民理性的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来自中国人对灾变的经验和记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把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些悲剧性事件看做是灾民恐惧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内在延续。也许，古今中国人把社会进步地希望寄托在改朝换代、或者自然规律在当权者身上发挥作用上，正是这种灾民文化的体现。
春节前夕，有热心读者找出《灾变论》中的有关过年的论述，冠以”过年是典型的灾民文化”题目贴到网上，任不寐在阐述了”神定宇宙观”与”人定秩序观（以人生观代替宇宙观）”的区别后，指出：”过年”是典型的灾民文化，是灾民对灾变的精神胜利；爆竹文化除了表达了灾民对”年”这只怪兽的恐惧、通过”制造混乱”超越混乱之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信仰使人类摆脱一切短暂者，而灾民理性就存在于周而复始的短暂之中。…………
值此新春佳节，捧读《灾变论》，通过我们已经或正在经历的”过新年”形式，更进一步的领悟中国的灾民文化，你就不难理解作者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正是因为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造成的。中国政治的落后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对启蒙精神的无知，而是来自灾民理性对启蒙精神的机会主义态度。是呀，邓小平”白猫黑猫”论在中国大陆的风行、江泽民对宗教自由和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不就是现成的佐证吗！
值得一提的是，《灾变论》几乎对西方汉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反驳，并试图表明，西方汉学的主要问题是，那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部是循环论证。特别是对那几个语出惊人的著名中国问题权威，《灾变论》就像是一面让他们露出原形的照妖镜，有心的读者如果稍加留意，便不难看出这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招摇过市的那些招数：令人大有将心中块垒一吐为快的感觉。难怪出版者把此书评价为”迄今为止，它是第一部从常识层面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专著，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让人有如此的恍然大悟之感。”
胡平
十年一剑——推荐任不寐《灾变论》
胡平
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于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捧着《灾变论》这本三十余万言书，格外感到厚重与珍贵。
不久前，网上出现一位署名“刘垒”者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做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广有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著。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频繁。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么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所谓灾民文化或曰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于“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的起点重新设定在信仰之维上。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决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的因素，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的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
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中，皈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灾变论》是这样一本书，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有疑义，你也可以从这本书获取很多有益的启示。在任不寐这部书里，有很多过人的洞见和精彩的论述。作者的观察细致，阅读广泛，思考深入，联想丰富，有对历史的特殊感悟，有对生命的深刻体认，再加上冷峻锐利的文笔，这本《灾变论》实在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要在一篇短短的书评中对《灾变论》作出全面的评介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只谈几个小问题。
在谈到中国的地理环境时，任不寐提及北方草原民族反复入侵的因素。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明的一个朝代，是最有希望演变出良好秩序的朝代；可惜灭于北方草原民族之手。宋朝是仅有的不是亡于宫廷内斗、权臣夺位或民间反叛的大王朝。我们很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屏障，从而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挥师南下，中国很可能发展成另一番景象。
《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相当尖锐。譬如谈到中国灾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写道：“‘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然而，‘应该杀人’却是中国‘政治’的本质。”读者不妨想想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想张春桥的话“怎样巩固政权？杀人”，想想“六四”“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直到“六四”过后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对为“六四”平反，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没有了杀人的威慑效应，中国就会大乱。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维持中国的稳定就必须杀人。这就是说，“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指出：“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如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譬如今天部分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与崇拜。说穿了，他们就是佩服毛泽东的“厉害”。他们张贴或摆放毛象，那和西方人张贴或摆放基督象显然是出于十分不同的心理。
在论及灾民文化的暴力性时，作者还联系到武侠小说，作者把武侠小说干脆称作武打小说以突出其暴力性。作者发现：“‘武打小说’显然是汉语文学。为什么汉语世界有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呢？首先，为了生存‘打人’成为事实，其次，文学为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审美描述。此外，‘武打小说’也是私刑的文学抒情，是公刑的文学移情，是力量崇拜的文学模式。”作者指出，武打小说“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武打小说’是典型的灾民文学，其基本思想也是陈旧的，它的基本道德观是善恶二元论，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它基本的方法论是‘打’，‘打’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武打小说中，好人能胜坏人，不是因为好人更有道理或更得人心，而是因为好人更有武艺。
读任不寐这段分析与批评，我突然想到，英国很流行侦探推理小说。无独有偶，在日本，推理小说也很流行。两个都是岛国，一个在欧亚大陆之西，一个在欧亚大陆之东，都是在本洲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某种关联呢？从中国人爱读武侠小说和日本人(以及英国人)爱读推理小说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某种民族的或文化的差异呢？《灾变论》中就有一节专讲“岛国文化与帝国文化”。
任不寐对有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很是精辟。例如作者对政治冷漠的批评。政治冷漠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有人说这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国人已经走出过去的空头政治，走出极权主义的泛政治化。还有人说这表明国人对现状心满意足，所以不再关心政治。有人甚至把现今国人的政治冷漠解释成“自由主义”的胜利，说什么“国人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等等。任不寐指出：“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和权力、强制、权威等概念同一的概念，而是指关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自由行动。”作者揭示道：“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它不是面对‘伪政治’的一种清高，而是面对‘政治’的受害者的一种自私，面对‘伪政治’导致的灭绝性危机的一种自杀式愚蠢。”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还很多，我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但是《灾变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哪怕是深刻的)批评，《灾变论》还试图对中国文化给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至于说作者取得了多大成功，那需要认真的读者作出自己的评论。我写这篇短文，主要还是为了向读者推荐《灾变论》。
何清涟
| “活着”：灾民社会的人生理想 |
| －－读任不寐《灾民理性》的随想 |
| 何清涟 |
| 任不寐的《灾民理性》一书，辗转多年后还是只能在国外出版，只能说是泱泱大国那种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因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评；因为现实太丑恶，因而缺乏勇气面对惨酷的现实，只愿意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前几天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自由派”在中国之所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厌弃，是因为“自由派”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由是观之，任不寐这本详细描述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的书，在中国注定要遭受到批评和不理解，而且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于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者”。 |
| 在学术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马克思对这两组关系的论证，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毫不客气的质疑。任不寐论证这两组关系，注定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毫无疑问应该受到尊重。 |
| 作为一位读者，我认为《灾民理性》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谈这一点，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但就是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 |
|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节中对中国国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
| 这其实已经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记得在国内时，好几个位居主管意识形态位置的官员对我讲过这类话：“我们虽然不允许发表你的文章，对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那只是职业要求；其实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还是很喜欢读你的文章与书的。喜欢读你的书的也不止我们，不少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这样认为”。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但不知怎地，我不象一些朋友们那样，认为这是自己作品得人心的表现。因为这些话恰好让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们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都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确，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非常投入，才能为自己的升迁、奖金垫上几块石头。他们对我的著作的“认同”，一点儿不会让他们在“处理”我时变得手软或“人道”一些。 |
| 在论述了穷人与难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 |
| “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
|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
| 这段得罪全体中国“爱国主义者”的话，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学者都不愿意将其形诸文字，充当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嘘声的“出头椽子”。其实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之艰难，我一直认为中国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建立在“人口－资源”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不是别人在我们土地上折腾，而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 |
|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们只有9.63亿人口，人均耕地尚有1.51亩；而这23年过去，人口增至13亿（不包括许多因超生而没有户口的漏统人口），当年的农村家庭规模基本上都扩大了一倍，人均土地下降到不足1亩。如果考虑到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对生态环境的掠夺性使用，那么就会知道今后如何为天文数字般、且未受过多少教育及技能训练的人口造饭碗，简直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媒体惊呼的“就业的寒冬”其实还刚开始。 |
| 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只要将下列几篇文章联在一起读，就会明白任不寐所“宣布”的事实－－即“穷人与难民”是中国人的主体，在中国还远未成为过去，而是全体中国人今后很长时期内要面对的事实。这几篇文章的题目是： |
| “山西繁峙：矿难过后的震荡”，（《南风窗》2002年8月上），这篇报道谈的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的事实“吃子孙饭，断后代粮”：人们为了致富，不惜一切地开发矿产，从而将富饶的土地变成了板结沙化，不再能耕植的死亡之地。可惜的是，这一代人还只安享了几年的“致富日子”，就断了自己的粮。读到这篇文章，我就想起了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市：1979年我离开它时，小河清水悠悠，丘陵葱葱郁郁，有“八大风景”之称的古迹保存完好。而现在每座山包都黄土裸露，邵水河已经干涸，河床成了市民弃置垃圾之地，曾经宽宽的资水河也变得很窄很窄，里面流淌着污浊的水，那些古迹不是因拆迁而消毁，就是因缺乏保护而陷于绝境。家乡附近的邵东县，曾经发生过因挖矿而地面大面积崩塌事件，死了不少人……如果不是“灾民理性”支配人们的行动，我想我的家乡不会变成这般模样。我一直想写一篇“一座消失了的古城”，来悼念邵阳（旧称宝庆府）这座生我养我的千年古城，但因禁不住心里那份疼痛，至今没有动笔。中国的环保运动至今只在大城市有少数拥护者，中小城市的目标还是“先发展（吃饭），后环保”。至于政府对“环保”的态度则不应“听其言”，而需要“观其行”，即考察其实践才知道其真实做法：“三峡工程”引起的环保问题并未解决，只是被当作“有关社会安定”的问题不许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要启动耗时50年的“南水北调”工程－－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50年以后，今天的决策者早已“墓木已拱”，参与者们已经通过这一不断生产贿赂的巨大公共工程，为自己及其后代挣了足够的钱，“豪华地”定居海外乐土，还有谁再对这工程的恶果负责？这一工程与其说是中国人出于无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还不如是中国精英们有预谋地对中国自然生态资源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劫掠。 |
| “念书赔本？－－来自湖北京山县的乡村调查” ，（《南风窗》2002年9月下）。这篇社会调查谈的是农村人为了让自己子女脱离农门，即脱离苦难而全家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的困窘。但无情的事实却是种十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因为高校学费在这10年间涨了100倍。支撑着这些农民们供子女上学的意愿是让子女有出息，最低限度是能在城里找一份白领工作。 然而支撑中国人竭尽全家财力供子女上学的这一精神动力，却在这几年受到强烈冲击：2003年大陆的就业情势非常严峻，全国高校将有212万毕业生涌出寻找就业机会，尽管中国经济今年仍持续成长7.8%，但新就业机会的增长近几年却一直低于1％。但2002年、甚至是2001年的大学毕业生却还有很多都没有及时就业，这样恶性积压毕业生的结果，将使大陆大专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就业机会一直相对较多的珠江三角洲，也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生毕业第一年，广东安排就业的毕业生将达17.7万人，其中，省内院校11.7万人，省外院校6万人，相对于今年，增幅达30％以上，而广州2003年企业用工需求仅有1.6万。（《广州日报》2002年10月23日）如果“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大量存在，将会阻断社会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渠道，最后使这些含辛茹苦送子女上大学的家庭在绝望之余放弃送子女上学 |
| 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卖的？正如任不寐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我曾用过“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但看到《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所登载的“被鸡头改变的村庄”一文，看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主动将女儿们送上做娼妓那条生存之路；看到由于女儿们从事的“行业”确实使农民们暂时性地解决了“谋生问题”，因而对拐卖他们女儿的“鸡头”们不再愤恨而是感谢之时，我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
| 国内既然难以生存，那就“适彼乐土”，到海外去吧，中国人爱出国定居，这是所有外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中国人的上层以及有点“办法”的中产阶层，这些年都已经将子女送出国外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留在国外的可靠途径。但这条途径最近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2日刊出该报记者陈铁源专题策划文章，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中发现，他们当中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该记者特别强调，“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笔者还想指出一点，近两年，中国华人学者被控偷盗技术机密的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有那么几起发生；去年底还有一位贵为大学研究所所长者竟然非法私收访问学者房租6万多美金隐瞒不报，被控以一级盗窃罪收监。我认为这些犯罪行为可说是“灾民理性”驱使的结果。只是国内媒体因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理所当然不予报道－－如果考虑到“海归派”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一现实，可以预见，通过留学定居海外这条“逃生之路”将会越来越狭窄。 |
| 条条路不通的时候，政府与国民共同表现了作者所批评的“灾民理性”，两者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在他们的政治逻辑观照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不应该暴露祖国的问题的。与这个思路相伴随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中国人就将梦想寄之于毛泽东。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仅“新左派”怀念毛泽东，工人怀念毛泽东，连“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视一番，以示不忘“无产阶级革命”之本。不少外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万分不解，他们问我：“如果中国人认为毛泽东的统治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改革？如果改革这条路走对了，为什么上层与下层都要怀念毛泽东？”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最大问题是没有忏悔精神，至今为止，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轻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还因为毛泽东本人至今还被中国共产党高高供奉在神坛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误，毛本人的一切错误都由“四人帮”承担，“左”成了共产党清洗自己的污水桶。工人们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保护缺乏竟争能力的社会底层的“铁饭碗”制度；政治高层怀念毛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严密控制社会（包括思想控制）的铁腕专制统治，以及领袖在国民心目中无上的威权地位。各唱各的调，供奉的偶像看起来是一个人，但在不同阶层的人士眼中，这个偶像代表的政治内涵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
| 中国人为什么连反思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任不寐在“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一节中，有很独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过中国人形成不忏悔的文化源自何时，因为孔子曾说过“知耻者是为勇”，“吾日三省其身”，但我对共产党文化缺乏忏悔意识却非常了解，这种文化其实影响到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整整几代人。中国政治运动次数之多，堪称世界之冠。我们听到的只是每次运动中政治地位较高的受害者各种形式的控诉，但却鲜有人忏悔自己亲手制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历数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诿于时代环境所造成。老一代共产党人，至今只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对自己参与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许是在中国“忏悔”太难，所以“忏悔者”往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于自述心曲目的而写的“多余的话”，反思他亲身经历的“革命”，因此共产党至今不肯为他在社会主义礼拜堂里安放“神位牌”；而方志敏写了一篇以中国共产党为读者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却永远成为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献身楷模。 |
| 鲁迅当年写过“阿Q正传”，认为中国的病根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因为传统道德残留之原因，尽管崇拜强权，但还没有完全将善与恶可耻地一视同仁。80年代中国人也曾反思过国民精神，但浅尝辄止，以后又是“中国人如何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国粹自傲占了宣传主流。在目前，由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民间与之相呼应的“民族主义”成了主流思潮时－－政府甚至要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的功过是非重新撰写－－任不寐的《灾民理性》只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如果还有这么一个“思想界”存在的话）的遗憾。 |
| 鉴于这本《灾民理性》与当代中国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议那些不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去找三部影片来看看，一部是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变迁的“日瓦戈医生”；一部名为“Sunshine”，以一位匈牙利犹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20世纪踣跌起伏的经历，反映了匈牙利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命运；还有一部则是张艺谋导演，反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命运变迁的影片“活着”。这三个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共产主义革命。但因为三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以及国民素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表现不同。俄罗斯与匈牙利的社会上层虽然同样被历史风暴绞得血肉横飞，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场革命，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中国国民面对自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却是那两个民族所没有的。看了这几部片子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也许就是国民素质的不同，决定了那两个民族能够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走出来，而中国却还只能继续怀念毛泽东。 |
| 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忏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任不寐的《灾民理性》虽然读起来让中国人不会那么愉快，但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我们苦难的根源。 |
| 2003年1月3日～5日写于美国New Jersey，其时正值大雪纷扬。 |
mnb
任不寐：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
作者：mnb
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摆脱经济依附关系，走出食饵囚笼，发出自己独立的良知呼唤。互联网则给人们学习、交流、表达提供了自由快捷的平台。中国漫长的沉重结疴和乌烟瘴气，在这千年之初注定要由新的思想者们去奋力剔除。借助信仰和理性的力量实现我们灾难深重民族的现代化的转型。种种迹象表明，上帝还没有对这块土地发出绝望的信号。
民间思想家－－任不寐，以其悲天悯人的基督情怀、睿智深刻的洞识，绰然浮出思想界的水面。他的《灾变论》－－另一个中国，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提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假、丑、恶的深层内在原因。批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厌恶我们这个民族，去离弃它，而是为了更好地爱它，用任不寐的话说是旨在完成由灾民理性向忏悔理性的话语转换。仅此道德勇气和思想的原创性，我认为已让某些缺乏信仰的所谓学问中人望其项背了。一部《灾变论》，体大精深，小小读后感不能置喙于万一，无非希望读者能直奔《灾变论》原著，去体味作者深刻的运思，享受思维的乐趣。开卷有益，正如摩罗所说，你将感到一股思想的震撼力量。坚信《灾变论》的巨大学术成就不久定会达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确立其巍峨的思想理论丰碑。《灾变论》的产生是个奇迹，是个迷，我感兴趣产生《灾变论》的迷底，－－－作者的民间姿态和信仰力量。
民间知识分子是个迫不得已的概念，指称不食官俸的体制外学人，官方、民间了体现二元对立的封闭社会特征，未来社会必须打破这种对立，我更愿意把任不寐称为我们的平民知识分子。官方体制内的学术成果只要看看一些教条的人文教课书，就可以知道意识形态管辖下的学术状况，当令一流的勇于说真话的学者，则不是排斥于体制边缘就是颤沛于国外。翻开中国历史，状元们道德文章传诸后世的几乎没有，而李贽、顾炎武等优秀思想家永远是体制外人物，专制政治下的思想闪光只能以流亡的形式出现，正如尼采所言，让哲学在野地中生长吧。现代开放社会（波普）则倡导自由的学术探讨，并无俸命的学术表演和研究禁区。时间跨越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文化的普遍交往和自由创造正不可竭制成为时代的主流，－－－任不寐的产生无疑让人看到了希望。关于文明、文化的繁荣有赖于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发挥创造，这在西方已是常识，从洛克的自由信仰到哈耶克自发秩序，从波普的开放社会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无不是这一常识基础上的深入发展。可惜它们到中国来的太迟，朱学勤曾要寻找民间失落的思想者，钱理群也有类似的呼吁，多少反映了少数学院精英的远见绰识，思想启蒙不光是少数知识分子象牙之塔内的事，它需要更广大的民众土壤。毕竟,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才是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化的标志。
任不寐来了！带着上帝的拣选，带着中国平民的苦难,和无数个不眠思考的夜晚。信仰象一团火，首先燃烧自己才能燃烧别人。
前些时候，我和我的朋友读书思考，皆不约而同有感于中国的积贫积弱，国民遇钝未开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缺乏理性和精神信仰，然而我们思考不全面不系统。平民嘛（贫民），正如汪丁丁所说，忙碌的世俗生活，把我们的思考击成一块块碎片。唯因我们一颗求真的心，倒也鄙帚自珍。然而自从一睹任不寐的《灾变论》，我们都眼前一亮，不得不发出“崔浩诗词在上头“的感叹了。任不寐多好，他把我们想说说不透的，想讲讲不清的，已代我们全面深刻地论述出来了。我们不由得把任不寐奉为我们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赞美之辞表达了人们的欣喜与敬畏，我们都是上帝的信徒，不会搞偶像崇拜。但是称任不寐是中国的哈维尔、马丁路德、或伏尔泰，决不是肉麻的吹捧。思想的力量不容忽视，哪个叫路易十六的（此君实际不错）就在巴士底狱里发现，真正送他到这来的是卢梭、伏尔泰的蓍作。中国多的是考据家、意识形态专家－－－就是没有思想家。看看希腊的辉煌，德国的骄傲，缺乏思想的民族能说是倨傲于世界民族之林？头脑里没有自己东西的人能成为现代公民？我怀疑。好象是亚里斯多德说过，思想虽看不见摸不着，却象种子的“目的因“，贫乏的生长出枯草，丰富生长出参天大树异彩奇葩。自由思想对我们民族重要性，我常想，如果文革时候很多中国人能读到哈耶克，断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历史悲剧。的确如任不寐说，我们是灾民，愚弄和欺骗又使我们更加灾难深重，我们已经不起折腾。今天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思想，需要真正的信仰，一如婴儿呼唤乳汁、生命渴望阳光。
如此说来，任不寐的成功诚乎不易，任不寐的思想学术价值空前绝后。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代表传统文化极灿烂而烂熟，鲁讯、顾准是在黎明前黑暗中徘徊，任不寐，则是新世纪中国窥见上帝之光的第一人（刘小枫、何光沪等）。谁说平民中产生不了巨人？在任不寐面前，让唯权利是瞻的文化奴隶郭沫若之流们见鬼去吧。犬儒主义者所谓学院意识形态的专家们，不要吝啬你们苍白的理论吧，你们有勇气屈尊和我们的任先生对话吗？任不寐的具体学术思想，在下不想在此展开概述，值得一提的是任不寐将标志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却不代表理论的终极。他的关于灾民理性、诗性智慧、巨型专制主义等高度学术攘括力的概念，对中国现实苦难和“反政治的政治“确实入木三分，撕开千年伪文明的画皮，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书中个别论点的粗疏仍至偏颇，已是白玉微瑕了。参照他的《商人流亡记》，没有那一段虽生尤死的痛苦经历，一路要饭的流浪生活。任不寐不会成为今天的任不寐。感谢上帝及时敲开了他的门，使我们不致于失去一们优秀的精神导师。信仰的力量，正如黑格尔说，一旦射入人的头脑，射入德国这块园地，便光芒四射，迅速燃烧起来－－。同样愚昧和贫困的中国需要理性与信仰的恩泽，“光芒四身射、燃烧起来“。可喜的是，今天的有识之士们，都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基督信仰、灵魂改造。因为中国的历史只有放到世界范围内，才能把握；中国蒙昧文明，只有在上帝信仰的背景下，才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和转换的可能。
《圣经》福音书里记载基督的为人类赎罪而无罪蒙难，《哥林多后书》的保罗患难。清楚不过地显现了上帝若要拣选人，必使他蒙受苦难，“受苦一向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安排的必经之路“（诗44：22言），然后在我主之圣灵之光的开启和引领下：软弱的必战胜强大的、属灵的必战胜属血气的。任不寐的人生经历，由“天之骄子“毅然决然选择一条与世俗迥异的道路，“使平坦的道路变得异常艰难起来“（陀斯陀耶夫斯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人性因之而彰显神性的光辉。读到他曾衣衬褴褛地躺在公园的长椅上思考那一幕－－－《商人流亡记》，试想一个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又怎能堪如此的苦难。我想起斯宾若莎、想起陀斯陀耶夫斯基、也想起我的一们极富才华的朋友－－－他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优厚的工作，踏上一条几乎赤贫的在家读书做学问之路。一切一切表明，基督信仰的人厌恶在虚伪和谎言中生活，渴盼真理和光明；他们不光要吃饱，还需要生命灵粮。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将有福了，我们的独立不依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条件，我们的自觉蒙难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属灵和理性的力量最终必战胜世俗的貌似强大和无知的顽固不化。
所谓泱泱千年中华帝国，今天来看，的确是一直由魔鬼撒旦控制的国度，否则在这里为什么总是好人不长寿，坏人得寿终。为什么颜回三十而夭？和坤福禄永年？为什么官僚们都是人渣？优秀的人在低层挣脱？－－－经上说，上帝制造法老本是试验人的信心。主阿！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信心得坚固。救我们脱离凶恶，战胜邪恶。
我坚信中国民主自由之路必将由信仰而启动。鄙弃心中的魔鬼并世俗的权柄，在信仰和理性的带领下，跟着任不寐，中国人才会真正走出这魔鬼的埃及，迎来上帝的福祉。
任不寐学富五车，然而他只是揭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也读了一点书，也发现一些身边常识性的问题：1、中国最大的不公就是分配严重不公，越苦越没钱，虽然我工作很轻松。2、中国最大的不重视就是不重视文课，不信纸瞧瞧政治局清一色的理工科出身。3、统治者最怕的就是思想，哪怕你一贫如洗；统治者最喜欢的是听话的小贪污犯，因为统治者本身就是蛮不讲理的大贪污犯。4、中国最大的悲哀是广大民众的不觉醒，而这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央电视台每天释放的毒素，把老百姓当成弱智的傻瓜。5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是一党专政，－－－－。
转自 网易文化自助餐 鲁迅论坛 发布时间 2002/12/25 11:16:32 by _mnb
张远山
张远山：任不寐《灾变论》
（学术随笔）
任不寐先生极少在纸媒上发表作品，但在网上思想界声名卓著。《灾变论》通过对天灾人祸的详尽爬梳，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受灾变左右的历史，主宰中国历史并导致其周期性休克的，是一拨又一拨周期性出现的“灾民”。这一视角非常富于启发，庶几摸到了中国历史的死穴。然而任不寐先生在令人敬佩地长期致力于对巫术化的神秘政治进行祛魅的同时，又令人费解地致力于在中国这块充满迷信的无神论土地上播撒天启神学的种子。如果说这是为了以天启神学之毒攻神秘政治之毒，那么不仅主观路径过于迂曲，而且客观效果必定南辕北辙，更何况任不寐乃至所有的“文化基督徒”一定不会承认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策略”。
我不相信民主、自由等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文价值必须与仅仅自我标榜为普适（其实是主观上妄想“普世”推广）的“天启神学”（在中国则转化为所谓“汉语神学”）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民主、自由确为中国文化的对症良药，但无须用“神学”做药引；须知所有的药引都具有巫术性，对药引本身就必须“祛魅”。任何神学都必然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助长迷信的毒焰，同时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助长巫术性的神秘政治。
余杰
推倒“吃人”的宴席
——评任不寐《灾变论》
余杰
不久前，中国某“行为艺术家”在英国一家电视台公开表演吃死婴的“行为艺术”，引发各界人士的讨论和批评。其实，“吃人肉”和“吃粪便”早已是中国前卫艺术圈内公开的成名捷径。2000年，一个名叫彭禹的女性“艺术家”创作了一件名叫《人油：幸存者的方式》的“作品”：将一具死婴的尸体用火烤出油脂来，再通过塑料管将油脂输入另一具死婴的嘴里。按照这位“充满悲悯之心”的“艺术家”的阐释，这件作品表达的是“对人类自相残杀的批判”。而另一名因吃人而闻名的“艺术家”朱昱则理直气壮地宣称：“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人为什么不可以食人？有哪一个民族的宗教在教义中规定了不可以食人？又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有不可食人的条文？只有道德，而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无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所谓人性需要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他进而认为：“从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只要是非犯罪手段的食人行为是完全不受人类社会中宗教、法律的约束的；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志并拿我自己的食人行为来对抗关于不可食人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时候了。”就是这样一些披着“艺术家”面具的魔鬼，居然在中国的艺术圈内颇有市场。当“吃人”成为某些人显示其“先锋”姿态的手段时，这些人已经将自己开除出了“人类”的行列。这些让人恐怖的“艺术”的出现，显示出今天的中国已不存在任何“底线伦理”和“道德律令”。在这种令人忧虑的背景下，任不寐的《灾变论》显然是能让整个民族“猛回头”的“警世钟”。鲁迅说过：“中国的文明不过是阔人安排享用的人肉的宴席”，直到今天，这出“人肉宴席”依然还在有声有色地上演着。任不寐之所以写作《灾变论》，目的就是推倒这桌以“吃人”为乐、以“吃人”为荣的人肉宴席。在我看来，这部不是为评定职称而写作的、迄今为止无法在大陆公开出版的著作，是一本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更读到了作者的良知和勇气——这正是某些以玩弄学术为“志业”的教授和博导们所稀缺的质素。
“吃人”是“灾民”天经地义的伦理
在《灾变论》中，任不寐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对于这个“中国”，我们既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又陌生得不能再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这种心安理得的、天经地义的罪恶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二十岁的北师大女生刘荻，在网络上发表了几篇讥讽时政的文章而被秘密逮捕，至今不知被关押在何处；同样年轻的“新青年学会”的杨子立、张宏海诸君，已被非法关押两年多，亲人们也难以见上一面。说“陌生”，是因为一套忘却和掩盖的机制在满负荷地工作着——即便是刚刚过去的“六四”大屠杀，在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那里，已经成了“无法理解”或者“不相信”的“谣言”。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指出，“另一个中国”才是真实的中国。它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现实。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看中国，决定了观察者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任不寐自绝于“史官传统”和“诗骚传统”，从一个更加“形而下”的“生存”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思路：“在中国，自然灾害问题异常严重，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频繁发作，在此基础上，人性之恶在生存层面上被充分动员起来并获得坚固的韧性。同时，生存危机锁定了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由此，他推论说：自然在灾害对中国文化的生成具有结构性的意义。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灾民文化，即“灾民理性”。而灾民理性的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我非常赞同任不寐的学术勇气。说出这样的真相，要面对成千上万“爱国贼”的攻击。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都谆谆教导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破除神话比制造神话艰难。任不寐不仅指出“他们”是“灾民”，而且指出“我们”乃至“我自己”就是“灾民”。他首先开始忏悔，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会忏悔的。他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中国并不是在“治”与“乱”之间摆动，而是在“灾难中国”与“动乱中国”之间摇晃。既然我们都是“灾民”，那么“吃人”就不再是“问题”和“障碍”。既然“吃人”是为了“活着”或者“更好地活着”，那么“吃人”就是我们毫不犹豫的选择。我发现，最近二十多年以来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其核心主题即是：为“活着”寻找一个又一个的“说法”，这些“说法”中自然包括了“吃人”。例如，在余华受到普遍赞扬的小说《活着》中，“活着”成为人生中当仁不让的“最高理想”。作家本人认同而不是批判这种人生观，这是从鲁迅的立场上大踏步的倒退。
“吃人”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灾变论》中，任不寐把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些悲剧性事件看作是灾民恐惧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延续。这一观点极具创造性和前瞻性，用它来分析“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六四”这些当代中国最血腥、最残暴的事件，我们将获得许多崭新的启示。以“六四”惨案为例，邓小平选择对学生开枪，其实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恐惧。没有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权力也就意味着失去生命。虽然邓小平等人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而他们手上却掌握着“百万雄兵”，但他们还是恐惧。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使他们孤注一掷地走向“杀人”和“吃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官方最高的意识形态。而所谓的“稳定”，其实是统治者个人的稳定，即“人肉宴席”的“如期举行”和“依次入座”。一切干扰“人肉宴席”的行动、言语和思想都是“必须禁止”的、“有害”的、“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在“灾民”的伦理和逻辑中，“天下”不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天下”是靠“打”下来的。只有“打天下”的人才配得上“坐江山”。在“六四”镇压前夕，中共八大元老多次在邓小平家中开碰头会，其中王震在的发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种“杀人有理”的思维。这位大刀将军叫嚣说：“这些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他什么时候跳出来什么时候就该抓，不能手太软了。光靠他们这几个人，要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我们的政府，真是痴心妄想！这些学生娃娃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子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天天在枪林弹雨中生活，哪有一天安稳日子。他们倒好，放着天平日子不过，反而要去挨饿，没有一点良心。”“对于这些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讲清道理要清场，听的进去要清，听不进去也要清。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就无法执行了。”（参阅《中国“六四”真相》）在他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与“天下”的“所有权”相比是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从秦始皇到雍正，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王震，这种思维方法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今年年初，我在接受英国BBC电台采访的时候，曾经就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与多位听众进行辩论。在我看来，《英雄》显然是一部张扬“灾民伦理”的“样板戏”；然而，大部分的观众并不觉得秦始皇的杀戮有什么不妥，因为秦始皇发动战争的目标是为了“统一”。也就是说，在“统一”的旗号下，“杀人”和“吃人”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却很少有人作出进一步的追问：难道“统一”就能让我们避免“被吃掉”的命运吗？
为“吃人”保驾护航的军事专制主义
任不寐对灾民社会的“政府体制”的定义是“军事专制主义”，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本质”的最为准确的定义。任不寐指出：“军事专制主义通过力量、阴谋取得政治权力，并通过力量审美和阴谋审美以及凸现感恩来维持统治。力量崇拜、阴谋崇拜和恩人崇拜是军事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述，至少部分地回答了真正热爱中国的人们的两个疑问——其一是：中国的“法家主义”或“郡县制度”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二是：中国为何未能完成“现代化”的转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热点。任不寐认为，“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有限现代化’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上，而是出在‘有限’上。”而这种“有限现代化”的“有限”，恰恰在军事领域得以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军事的现代化，而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根本原因。最近，我读到近代史学者姜鸣的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该书在回顾了近代中国海军的悲剧性命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对于“船坚炮利”式的西化，早在1874年，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姜鸣认为：“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姜鸣的这一反思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仅仅局限于海军史的框架内讨论问题。如果放宽视界，把军事放置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来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不会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反倒可能成为某种“尾大不掉”的“反作用力”。在整个二十世纪，无论满清王朝还是北洋政权，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维持着巨额的军费开支，有时军费甚至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然而，中国的国防力量从来就没能抵御外辱，仅仅在对内镇压时是“十分有效”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军人”只会创造“屠戮妇婴的伟绩”。“杀学生”是士兵们的“狂欢”，“打台湾”是军官们的“心愿”——此时，“现代化”的军队成了“反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如果用“灾变论”来解释，这就不再是一个悖论：军队就是一个最为顽固的“灾民社会”。今天，虽然军方对政局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军警宪特”的超级体系依然是“巨无霸”。1989年以来，中国强力部门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武警作为一支介于正规军与警察之间的特殊力量，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如今，统治者已经不需要像1989年那样动用正规军，只是动用武警就足以镇压各种民间的反抗。因此，任不寐所概括的“军事专制主义”的症候，依然准确而有效。
为“吃人”涂脂抹粉的士大夫阶层“人肉宴席”的维持，当然离不开士大夫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任不寐将儒学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赈灾义演”，并得出“秀才也是灾民”的结论。乍一看，有人会觉得作者过于刻薄，但如果经过心平气和的思考，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作者说的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秦始皇”是“灾民”，“洪秀全”是“灾民”，“毛主席”也是灾民，他们三人在精神气质上息息相通。我认为，《灾变论》中最具有震撼力的两章，是“雅典与天朝”和“耶路撒冷与神州”。前者通过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比，得出“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理性的文明”的结论；后者通过对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比，得出“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信仰的文明”的结论。一种既没有理性也没有信仰的文明，自然也就“无法无天”、“人人相食”了。可以说，这部分论述是对二十年前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的回应与伸展。也正是在这里，任不寐对儒家文化给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和恰如其分的定义：儒家文化一直是“灾民理性”的补充或“跟班”，是法家政治的文学抒情，是“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孙中山）而打出的伪善的旗帜，其道德信条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实际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任不寐是所谓“传统文化”的最彻底的、也最全面的否定者和批判者。尽管有人企图用“后现代”的眼光来关照今日的中国，但我却发现，在“灾民文化”、“灾民人格”和“灾民生活方式”三个方面，中国依然处于“前现代”的境况中。今日中国的“士风”非常类似于明代。学者赵园发现，明代士大夫的身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戾气”，明代是一个君王喜欢打士大夫屁股的时代，而士大夫也喜欢被君王打屁股。大臣赵用贤将自己在廷杖被打烂脱落的一块臀肉风干为“肉腊”，让子孙后代作为“传家宝”保存（费振钟《堕落时代》）。而今天的“士大夫”们则更加狡猾，他们不仅能避免肉体的痛苦，而且还能占据更高的“道义精神”的制高点。他们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为恐怖分子叫好，说这是“穷人的胜利”；他们把嗜好暴力的格瓦纳塑造成宣扬爱的耶稣，说要“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时而拿出“新儒家”的面具，时而打出“东方主义”的招牌。从鼓吹“东风压倒西风”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到宣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以德治国的典范、根本不需要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学博士”潘维；从歌颂“江泽民时代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天平盛世”的“政协委员”何新，到宣扬“法律资源本土化、乡规民约比现代法律更好”的“北大法学院一级教授”朱苏力；从自称“无限热爱大救星毛主席”的“清华副教授”旷新年，到论证“‘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耶鲁学者”崔之元……如果用“灾变论”的烛光轻轻地照一照，这些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之士，无论老的老、少的少，本质上都是既缺乏理性又缺乏信仰的灾民。 与那些沉溺于“批判的痛快”中的思想者不同，任不寐在《灾变论》中还试图为我们寻找一条终极的救赎之路，这就是“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朋霍费尔）。他认为，要彻底地告别“灾民理性”，就要彻底地告别“有限改进”，在接受上帝的恩典的同时，勇敢地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任不寐的“神学自由主义”路向，与刘小枫之“拯救”和远志明之“神州”一起，融汇成一首美妙的“神曲”——尽管今天“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但福音终将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领悟。那一天，我们将不再是“灾民”、“暴民”和“顺民”，我们将是有尊严的“公民”，是沐浴在爱中的上帝的“子民”。
2003年3月6日
